《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

范文

李林荣

〔摘要〕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广泛热议的“新世纪文学”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史断代范畴，还是一个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的视域概念，都存在以主观的定义、命名争议来代替和淹没客观据实的分析和概括的偏颇。这使得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体制形态、传播媒介和社会文化格局等方面经历急遽而深刻的系统结构性嬗变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遮蔽、忽视和低估，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文学市场的完善成熟、网络文学空间的高速拓展和文学人口的世代层累这三重条件，所带动产生的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生态要素和发展动向。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文学市场；互联网络；世代层累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064-07

一

2005年以来，自《文艺争鸣》等专业媒体上开始，“新世纪文学”作为命名中国当代文学史最晚近的一个阶段，与观察、分析、整合近年中国文学总体态势的一个新角度、新视域的学理性概念，被郑重提出，并逐渐得到较广泛的认同和运用。围绕这一新出的文学史阶段命名和文学评论、研究观念，所展开的专门探讨，也日渐多起来。但迄今为止，这类讨论的聚焦之处，仍多停留在招兵买马、划土辟疆和厘清血脉、认祖归宗这两点上。前一点意在归拢作家作品、排摆群英谱，从外延层面建构和壮大“新世纪文学”的格局、声色；后一点则着力于内涵层面的深化和丰富，借用早有定论和共识的针对新时期文学或1980及1990年代文学的理论概括，来或正或反地充实和支撑“新世纪文学”的筋脉骨肉。这些，当然都是允许的，并且也都不为多余。

不过，正像“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转型期文学”和“1990年代文学”这一系列中国当代文学史既存的断代概念一样，“新世纪文学”无论是纵贯在文学史实历时性演变的链条上，还是横陈在文学观念形态共时性组合的沙盘上，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最终都得归结于它所面对和涵括的具体客观事实，而非某种主观人为的理念或认识。比起零敲碎打、剔拔取舍、刻意剪裁和加工事实的概念建构和术语拼装来，更值得重视和正视的是：从足可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其他断代范畴平等对观的高度上推展视野，在“新世纪文学”这一术语和概念所依托的这个2000年以降至今的中国社会文化场景里，究竟能否真的显现出覆盖文学全局、触及文学深层、改变文学环境、扭转文学大势，并且决定文学前途、制约文学可能、支配文学本质的某种断裂性、跃迁性和宏观性的新的时代转型迹象？

如果这种迹象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表现得尚不够明朗，那么甭管我们的理论推演和概念包装多么玄妙、多么入时，“新世纪文学”也终将在观念世界里流于空洞。反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切实摸清这种转型迹象的概貌和细节，然后再以此为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按照情况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理论构思或某种外设需要，赋予“新世纪文学”以相应的形神特质。

二

循此向度，详审跨入新世纪八年来的社会文化现实，一个多面呈现、相互关联、牵涉深广的文学本体形态及其外部境遇的断代性变局，确实清晰可见。只是其具体情状，与当前我们某些热衷给“新世纪文学”这一话题持续加热的同仁所勾勒的图像，并不尽相似。

举其中最重要者，可分列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文化市场的成熟所导致的文学创作/生产和文学传播/消费的双轨化取向及双重空间布局，二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媒体的快速崛起和深入普及所导致的文学生活的科层化和群落化特征的空前加剧，三是文学创作或生产队列的世代化递进的频率加快所导致的文坛风尚和审美趣味的多元层累、共生聚合的杂化态势愈益突出。

所有这三方面的变化，都是适值新世纪的帷幕开启之际，才大规模、大幅度地展示出来的。尽管文学、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中国，属于典型的“1990年代现象”，但直到1990年代末期，这个市场总体的形象和价值指向，仍然遭受主流文学界的强烈质疑。1990年代初期偶然仰助于市场力量而赢得高度社会关注的“秋雨散文”和“王朔连续剧”，始终没有成为1990年代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圈正眼相看的艺术精品，它们取得的市场热效应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背叛纯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罪状”。1990年代末期主动接受市场策划和品牌营销的“美女作家”、“小女人散文”一类的作家作品，则在刚上市之后不久，即如泡沫迎风，倏忽消散在冷热交加的“严重关切”和不置一词的极度漠视之中。总之，与市场沾边，同市场合谋，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语境中，既代表了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时尚，也意味着形而上的纯文学观念世界里的某种“失贞”甚至“堕落”。

完全相反的情况，出现在新世纪初年，特别是越过2003年上半年生死劫一般的“非典”肆虐期以后，中国文学界在整体精神气象上与社会大众文化心理潮流的趋同、合流趋势，似乎变得格外突出起来。在以往商海奔涌的市场化环境中坚守了十余年的重量级的严肃文学作家，不分辈分和立场，相继自觉转入面向文学市场、亲近和依靠文学市场的新工作状态。另一方面，文学、文化市场也在相关机构、体制的改革、重组过程中趋于成熟、自足，过于生猛、粗鲁的一刀切、一竿子戳，直扑钱袋和直击眼球的初级阶段的市场策划和营销动作，逐渐被更加优雅、温婉，更有风度、深度和气度的专业化、特殊化和个性化、人文化的细分市场的精致打造和身段柔软的营销运筹所取代。

潮流所之，风气生变，一时间，文坛新时尚顿起：凡有写得较为用心或自己寄望较大的新作问世，新老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自然而然似的，免不了要亲身参与一波为新作开拓市场的社会活动。如果有例外，那多半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日益娴熟、自如的出镜亮相和自卖自夸的言行做派之外，全无任何责人罪己的怨怒愧怼，显然这一套程序已被公认为后创作阶段的一个必要环节：概念包装和市场推介与创作行为本身不但应该连贯为一体，而且应该被当作决定创作得失成败的第一道关卡，因而它跟创作本身一样，需要作家亲自出马。

三

随这种改变而至，覆盖文坛全局的一种双轨走向急遽凸显。一边是更多地倾力于专业化和艺术性追求的自我挑战的原创性创作，以及不求量多只求质优的曲高不怕和寡的作品传播期待；另一边则吃重于市场化和商业性效应，以取悦、迎合受众和争取多多益善的销量规模、铺天盖地的消费面积为最大追求。这两条轨道上的价值依归，毫无疑问，存在着明显差异和根本冲突，但与新世纪之前流行在中国文坛的那种清教徒式的文学观不同的是，置身于文学与非文学的传统场域正经历纵深嬗变的新世纪社会条件下，文学创作/生产和文学传播/消费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艺术性和商业性这双重路轨之间的差别和冲突，在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越来越多人的感受中，已经不再是水火不相容式的矛盾对立，而是转化成了与车之二辙、鸟之两翼、舟之双楫类同的那种相依而相疏的平行、互异关系。

对于活跃在这样一个新的文学环境中的作家而言，他的现实存在不能不依靠这看似悖反的双轨，这不是一个可以听凭个人意志进行选择或发生改变的主观意境，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时代际遇。至于在某一具体的创作行为或写作成果中，一个作家心愿上和实质上究竟表现怎样的偏向，究竟在市场化和专业化、商品性和艺术性的两轨间有怎样的中心倾斜，关键的评价尺度应树立在他这些偏差和倾斜实际的指向和落点上，而不是游离于外。否则，一种批评即便表达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言之凿凿，所指摘之处也确属纰漏、差失，所做的判断和结论也足够冠冕堂皇，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终究仍是偏失于“知人论世”的合理视角之外而无法站稳脚跟。换句话说，一个价值双轨化的文学时代，不仅会放逐清教徒式的作家，而且也会杜绝清教徒式的批评家。

在这个时代，相对纯净的艺术空间，和相对独立的纯文学专业圈，依然存续但这里已变成开放、流动和暂居的空间，封闭专属的、可以垄断独占和专属常驻的私宅密室已从这里废除，进入这一领地成为一种具体情境下个别选择的自由，久栖于此不再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福利、特权或践行思想信仰的固定模式。人们有权利在这个时代期望甚至要求艺术和专业意义上的文学领地免于荒芜、收获累累，但没有理由把这种正当的期望和要求变异为枷锁和鞭绳，用以苛责某一具体的作家作品，特别是当一个作家在一个作品中明显进行着远离艺术和专业的商业性和市场化的运思、操作之时。

这当然不是要求读者或批评家放弃自己评断作品的权利，而是要求行使批评权的人们充分顾及到文学生态的深刻变化，在面对作家作品的双轨走向和双重情状的同时，也尊重和接受与此相应的双重的文学价值归属及其评判体系的客观并存。市场化和商品性的写作，连接着与一般社会生产活动关联更为紧密的价值约束机制，其形诸实践层面，主要体现为就作家作品的社会传播面及消费市场规模所做的数量指标信息的搜集、统计，而在理论层面，评判这种性质的写作的基本尺度和基本方法，则主要出自大众传播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学术范畴。

与局限于理论演绎的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是，针对市场化的商业性写作的这一实一虚两个层面的评判机制，通常以两相结合而非各行其是的整体形式发挥作用。尽管时至当前，这套机制仍受制于种种因素，特别是以传统的专业化、艺术性理念相标榜的主流文学的猛烈挤压，而极大地滞后于与其匹配的写作生产的实践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它该永远缺席、永远薄弱，或者它的用武之地和分内职责，要永远由专业化和艺术性的理论机制来侵占、庖代。同时，与它的滞后相连带的理念发育不全、实践效力不彰、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暧昧不清、思想的视野和架构上民族化和本土化程度不足等暂时的缺陷，也不应该成为禁阻或取消它的理由。

四

新世纪文学表里俱变的第二个方面，触发于互联网在中国的社会化普及。这一点，在时间的刻度上，更具有极其鲜明的新世纪标志意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调查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用户，即“网民”的数量，在国际上的互联网元年1994年之后三年，即1997年，仅有62万[1](1)人的规模；两年后的1999年，猛升为890万[2](1)；跨世纪的2000年，这一数据更有大涨，跃至2,250万[3](2)。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则一路急速飙增。到2002年底，全国网民总数达5,910万并首次跃居全球第二。[4](38)2007年6月的统计表明，全国已有1.62亿网民。[5](9)2008年1月发布的全国网民总人数统计值已达2.1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网民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已近五成。[6](10、12-13)

在这一过程中，与写作直接相关的网络论坛（BBS），尤其是博客（blog），则又以格外突出的规模增速显示了特殊的发展优势。与整个互联网在中国的规模化建设同步兴起的中文网络论坛，发展到2007年，在国内网站上的总量已累积有130万个，规模位列世界各国各语种网络论坛之冠。[7]而博客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则还晚在2002年。从2002年这一“中国博客元年”的7月，首家中文博客专业网站“博客中国”（Blog China）建立，和该网创办人方兴东、王俊秀译出中文词“博客”，至2005年9月新浪网推出Blog Beta2.0技术，向社会各界名流人士展开“博客”超限战，实现了个人博客的大规模推广，继而引发其他门户网的大力跟进，前后时间跨距只有短短三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中国博客年度情况的调查报告，截止2006年6月，全国活跃博客读者的人数已超过5,470万，全国注册博客空间总量为3,374万个。[8](9、8)到2007年11月，后一数据已翻了一番还多，上升为7282万。[9](10)按博客作者（blogger）在全体网民中所居的比例26.1%推算，博客作者的总人数已逾4,698万。其中，以每月平均有至少一次更新为准，活跃、有效的博客空间所占比重是36%，它们的作者，也即“活跃博客作者”，人数规模也超过了1,691万，在全体网民人口中占到近10%的比例。[9](9-10)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庞大规模的博客空间里收纳的内容，同样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博客年度情况调查报告，2006和2007连续两年基于抽样分析所得的统计信息，都表明了博客内容上明显偏重文学的相似结果。在2006年问卷中所设针对博客内容的多选项中，获选率位居前两位的，分别是84.9% 的“个人日志类”和23.9%的“文学、影视和艺术类”这两个文学色彩鲜明的项目；[8](21-22、32)到了2007年同样是对博客内容的多选项调查中，从上年原设的“个人日志类”和“文学、影视和艺术类”这两个选项进一步细化而来的“心灵独白和心情记录”、“个人生活记叙”、“书评、影评和音乐鉴赏”以及“小说、散文、杂文”这几个与文学关系密切的选项，仍分别以47%、41%、12%、11%的获选比率，而在全部15个选项中占据了第一、二、六、七位的权重。从博客读者（blog reader）的角度进行的统计调查也表明，上述几类文学色彩浓重的内容选项，在博客读者的浏览动机和内容取向上，同样积聚了接近或超过50%的单项权重最高的比率。[9]18-19、31-32)

上述情形证实，以2000年为临界点，中国网民的数量规模存在急骤膨增的“井喷”式扩张，而在中国网民的线上生活中，作为文学性写作和文学性作品阅读的亲身参与者，又占到了极显著的比重。不仅如此，调查统计数据历年累积的趋势还显示，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这八年，中国网民人口已步入快速增长期；另方面，这种快速增长正在表现向青年以外的年龄段两极化扩展的趋向。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18岁以下和30岁以上的网民增速就已呈现出相对突出之势。而在这种动态的发展趋势中，整个网民人口在总量上又仍保持18－24岁网民占3成多的青年优势格局，这使得整个互联网空间的青年文化特色得以持续巩固。在互联网空间中更富文学意味和文学倾向的博客世界，连年的抽样调查还说明高中至本科学历区间的博客作者比例最高，达82－85%之多。事实上，这一文化层次，正是中国当代文学人口分布最密集的社会区位。这一社会区位上的人口大量介入网络，并开始养成从事网上写作或网上阅读的习惯，并不能仅仅被理解和认定为与原有的基于纸媒和书面写作的文学格局无关，或单纯是在文学的大餐和正席之外附设侧座、添加副食、点缀花边的亚文学或准文学行为。

五

当为数如此众多的文学人口，开始形成多则每天四小时以上、少则两小时左右，以三成六的机率进行每月至少一次的网文写作和上传，而在这些网文中，又有至少一半的比例是文学类作品这样的新生活习惯时，[9](14、9-10、18)谁也不能保证，这部分文学人口还会像互联网普及之前的年代，也即2000年以前那样，继续以主要当看客的姿态和身份，去关注或参与传统的纸媒和书面文学生活。来自文学类报刊、书籍的出版行销市场的信息，确实也已证明，新世纪开元这些年，文学类纸质出版物的行情总体上是持续低迷的，以致主要依托这类数据反馈做判断的某些调研机构，得出了国人年平均读书量连年下滑的悲观结论。不少专业的文学报刊和出版社，应于这种形势，都纷纷改弦更张，谋求从自己固有的文学风味和文学路线中突围。

很显然，互联网支撑起来的新媒体空间不止是对文学载体或文学传播形式的一种量变性质的增益，更触动和改组了文学传统的社会存在属性，使文学发生了实质性的全方位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在陈旧的观念视域中，受到了轻视和低估。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是，用“网络文学”这一表面上看似光鲜簇新、实际上却充斥着“平面媒体中心主义”和“纸质文学崇拜”情结的文学概念的子集和分支称谓，来涵盖和曲解这种源于网络媒介而绝不止于网络或媒介的文学全局变化。在“网络文学”这一观念镜像中，互联网充其量仅仅是在文学古老庄园的高大篱墙之外引发了一点小动静，这点动静的影响力根本无法波及文学本体的园田，网络最多也就是一片可以时不时地接纳几颗从文学豆荚里不慎崩落、飞扬在外的瘪籽或枯粒的荒野僻壤，即使这里长出的苗多，开出了繁花，结出了硕果，也终归只能算是延伸在主根之外的一段旁系侧枝，收获再丰也只配做主产大田边缘的一个陪衬而已。以如此颠倒因果、扭曲事实，只看局部不顾整体、及表而不及里的思维逻辑，着实很难真正切中网络化生存时代文学形神两面的脉动。

好在现实变局中产生的压力和动力，不因人们认识上的隔膜、迷误而有丝毫的消减。身处文学传播链一线的文学报刊和书籍出版业者，迫于外变而积极自我更新，显示出了逐渐明朗的文学全系统转型的宏观局势。一些文学刊物摆脱1990年代曾经试验过的媚俗近商的取向，回归雅文学道路，并且更趋极端，把紧贴专业性更强、情趣面更窄的所谓文学人口高端或低端的小众群落，作为自己新的风格定位，进而在文学市场上捕获和归集冷中求热的“长尾”效应。更多的文学刊物则选择规避与草根大众唱主角的网络文学划清界限、两相对峙的风险，转而以弹性十足的绵软身段，俯身或探身趋近网络，努力与新媒体文学挽手共进，互通有无，或分享双赢。在这些文学刊物的传播形式上，已经实现纸媒与网媒平行的双平台、双介质化。在其刊载作品的倾向或导向上，则日益显出以网络世界的风尚为主轴的特色。另有一部分文学刊物，似乎对以上两种应变选择都持既戒慎、又两可的模糊姿态，又像是受制于某些具体的客观阻碍，欲应对困境，却又难以彻底挣脱老套，故而首鼠两端，摇摇摆摆，半推半就，且迎且拒，暂时还表现得较为暧昧。

虽然并未一变而趋就于新的一统，但不难看出，这是一阵因互联网急速普泛于全社会而造成的空前深切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巨大冲击波，它贯通了文学机体的表里，渗透到了文学体制的全局，它正在变乱我们原有的一系列关于文学的传统和前景的经验型知识。这样的变乱，本身就足以构成文学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的断代。迄今为止，与这一变乱紧相关联的事实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以匿名草根为主体和以实名作家为主体的大众化与小众化、狂欢和独语、网际与纸媒、即时互动与单向发散这双重文学空间景观形态的鲜明分野。伴随文学空间上的这一分野，维系于文学生活的不同习惯模式的两大文学人口群落，也出现了相对固化的区隔。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时期以来，不少观察家和言论家有意无意地漠视或混淆了前一个文学空间和前一类文学人口群落的整体稳定性和个体流动性。他们总自觉不自觉地把网络文学人口规模之巨和主体品格之强搁置一边，去竭力放大和强化个别自网上向线下发展的先“写手”而后“作家”、先“草根”而后“名人”的时尚红人的样板意义，甚至还蓄意加工、炮制某些未必如实的“草根”变身为“明星”的网络传奇故事。殊不知，事实和情理都一直在反复印证，这类个案和传奇，永远只是个案和传奇，出走了或流失了一个安妮宝贝的网络文学空间没有缺角，少了一个痞子蔡的网络文学人口群落也依然完整。这其实正与线下的纸介质文学空间和文学人口中不会轻易发生因一些个案改变而致全局翻盘的情况一样。

六

当我们对来自文学市场和网络新传媒这两个方面的剧变及其连锁效应有了相对恰切的估量之后，以文学创作者队伍为中心的世代化递增、更替，显现和作用于新世纪文学总体格局的重要性，也就容易得到充分合理的评价和解释。世代化现象原本属于文学史上的常态，包括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流变过程在内的全部文学史，在理论上都可以描述成以作家梯队为中心的文学人口代代相继、相替的过程。这个表面上仅基于人的生理年龄和社会成长背景因素的客观化指标——世代，实际上也集中凝聚了人的精神生活、心理机制和价值观念等极具内在深度的特征。因而每逢社会和文坛的整体环境经历深入嬗变之际，及时、活跃的世代化谱系的展开、挪移，往往直接体现着社会与文坛思想解放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反言之，一个世代更替迟滞、缓慢的文坛或社会，通常在思想上也会带有更强的保守、僵化倾向。

衡量社会与文坛世代化进程的快慢疾徐，没有绝对的准尺。因为显而易见，这是个易感于和易限于时代具体气候的多样性变数的相对动量。在不同的时代气候下，决定或支配社会世代化进程的向度和速率的力量，完全可能迥然有异。但尽管如此，至少在崇尚创造力和情感、思想的冲击力的文化、文学领域，一般情况下，世代化进程越是指向低龄、越是敏锐快捷、越是连贯顺畅，其效应就越是积极，价值也就越是偏于正面。

对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情境中的几代作家，多有切身领会。尤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两个十年的后半段，一批当时迫近而立之年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刻意制造过“事端”，或温或火，或暗或明地展示过在老辈人看来纯属“急不可耐”的抢占文坛前沿主席台的大动作。然而，在登临21世纪的新舞台之前，演这些老节目的角色尽管也净是些新人，但演出的效果和反响，都最终陷落于老派人物的操控，而流于惨淡。即如前者中的显例，“寻根文学”一族，不出三四年就彻底被漶漫无边的半学术半政治的理论潮所湮没、冲散，以自我的迷失和倦怠而告结。后者中堪称世纪末公案的“断裂”行为和“悼词”事件，则因动作过火，在面世之初就被舆论迅速消解为纯粹的眼球经济符号，未及产生超个人的社会文化的代际效应。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与2000年以前中国文学的单轨体制相关。所谓单轨体制，也就是前文述及的以专业化和艺术性为观念基础的那条价值路线所构织成的文学体制，它表面上看似包罗万象、阵势恢弘，实质上却独尊一元化的文学价值，其制度形态就是成就于中国当代文学开端点上的文联－作协组织。依照这种背景，单轨化的世代递变，只能是取线性更替的单一模式，而新起一代的入席资格和进阶时间，也自然而然得由老一代中的权威人物来认定、授权和许可，此外没有他途可选。

一切都在世纪之交的两三年内被刷新、被突破。一个成熟、完备于一系列品牌营销运作的有健全的环节链条和显效的社会回馈的文学市场，另配一个无远弗届、纵深拓展的网络虚拟形态的文学空间，两厢发力，通过推动以“八〇后”低龄作家和网海漂流写手为主的文学生力军的快速而广泛的社会化和明星化，成功地营造了纸介质文苑和文联－作协体制之外的文学第二度疆域和新一维的文学价值系统。待到2007年，自这片疆域和这一维价值系统中胜出的作家群开始获得原先一家独大的文学体制招安式的收纳时，文学市场的数据经济和互联网天地里的人气指数，事实上早已肯定了这些人的写作，并且以这种数量标尺将他们划归进了在包括网上和线下、市场和前市场双重文学世界里声望压倒多数当代传统型知名作家的超级作家行列。

而这种级别的声望，以及与之相联的高热聚焦式的创作传播效应，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的空间和体制中作家普遍认同和普遍追求的。这意味着在渐现统合之势的文学价值目标之下，已经有了两条真正相对独立、互不节制的文学实践通道。旧的一条通道整体上的吸引力和内部的肌理、质地并未大变，新的通道却已开辟为畅行无阻的坦途。旧的一边照旧发挥作用，新的一边在闯荡者的踢踏冲撞中，也水到渠成地创制、积淀出了自己新的游戏规则和行为范式。

七

除去养成或助长文学新进力量的作用外，市场加网络的新体制也向后、向下兼容，变残酷的线性列队和逐辈淘汰的世代化进程的旧形式，为鼎新而不革故的温和而多元的共时型和层累型布局，使不同世代的文学人口群落得以分层、分区位地并存于同一文坛。这与抽象的道德取向或高调的伦理良知无关，完全是文化市场空间的细分和文化受众的窄带谱系化，以及网络新媒体自身“聚众”和“分众”双重目标交替凸显的发展机制和相应的频道化、部落化、圈层化等共时缩聚差异性的技术优势，所要求和所提供的一种实际的文化生态格局。既然在文学以外的更广阔的话语及讯息空间里，连极端到开历史和文明倒车的主张，都可以借这种市场与网络结盟的新的文化格局，公然流布和悍然彰显于全球范围，那么由于观念和形式的不入时，而循旧有惯例不得不从世代化的线性梯队上退出的老作家或未必“老”的过气作家，直接借互联网或通过受网络文化、网络模式牵制而更富于杂化状态也更具包容度的某些纸媒，来延长自己的文学生涯，甚至重聚人气，再造某种传播学意义上的轰动奇迹，也就不值得向谁称谢或引得别人惊艳。

换个角度，当然也可以说一个新旧并存的文学格局，在排除了严峻的代际淘汰机制的同时，也放宽了文学生活，特别是文学创作的入行或进门尺度，这或许也就造成了文学创作的精致性和挑战性的结构性衰减，降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价值起评标准和文学审美情趣底线。但即使如此，这仍然属于一种主要由外在境遇决定的客观情状，它不因任何人的好恶而存废。更何况，纵然在多元杂陈、层叠累积的文学新格局中，定于一尊的绝对权威式的价值评判体系并未彻底绝迹，它只是收缩了自己垂直掌控的区域范畴，但并没有丧失与社会和国家资源相结合，间接影响乃至暗中支配其余文学领地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主流与支流，大堂与偏门，中心与边陲，强势与弱势，基调与伴音，正面与侧翼，本体与次生，所有这些形式或性质层面的带有等级意义的差异，在中国文坛还将长期存在。在市场与网络向它们自身所处的“飞地”之外施加影响、释放能量的同一时刻，反方向的影响和能量也在从未间断地持续甚至加强。总起来的态势，或者应当说是市场与网络既作为新变的策源地，又作为非市场非网络的社会文化的旧有基础不断同化、不断编组、不断渗透和不断蚕食的对象，而存在和演变着。静与动，变与不变，两方面正处于胶着、纠结日趋紧密、深切的动态历程之中。

若使历史的转向可以任人选择，大多数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来龙去脉及其中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的人，想必都愿意选择一个文学的自主性更强而外部环境因素更少更弱更单纯的时代场景，来映衬中国当代文学正在书写和即将展开的一页。但这终究只能是一种盼望。八年的蹚涉，八年的奔趋，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否决了这种过于轻浅、明媚的盼望。过往那个文学被严重地他律的时代确已远去，换了他律的主体，换了他律的具体内涵和具体方式，一个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穿透力更强的文学仍被他律的新时代已然降临。假如把以文学传播为中心的文学市场的成长、完善，以文学载体介质为中心的互联网络文学形态及其空间的膨胀，以文学创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人口的世代化层累，这三方面的转型状态，视作新世纪文学大厦的三重门，那么这三重门的成型，皆非出自人们有意识的设计和打造，尤其不是出自我们原有的那个文学体制和既存的那片文坛中的人的构建。铸就这三重闸门的，是导致整个社会和时代急遽转型的那种超越个人主观想像的众多客观化因素的巨大合力。

这种巨大合力或许只是凑巧，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最初的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摆布出了新的文学态势，造就出了左右这一态势的复杂而崭新的社会文化关系。然而，这点小节目置于新世纪新百年宽阔辽远的文学舞台上，实在算不得什么，也实在不应该算作什么。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史册之内和之外，也不必仅仅因此便增设一个以区区“十年”、“八年”来当得起十个“十年”、“八年”之名的未来时态的特异阶段。也许我们应该更谦虚一些、更务实一些，坦然承认我们站进了新世纪的界内，并且向前走了几步，但这顶多只能算是迈过了几道登堂入室之前的门槛，感受到了迎面袭来的几阵微风。一切正在变化，一切还将变化。现在，“新世纪”和“新世纪文学”，对我们来说，都还远不是一个可以凝固定义的名词，而更像是一个朝着名词的方向正在发育、正在生长和正在自我丰富的动词。这时候，我们最需要的还是切近的察看、聆听和体知，以及介入局内、深耕细作的耐心行动，而非提前跃上自造的历史审判台，过于仓促地结算和裁断我们已有和将有的一切。

〔参考文献〕

［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10)（PDF版）［R/0Ｌ］．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线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