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诗薮》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
| 范文 | 王明辉 [摘要]文章通过对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的再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诗薮》内外编、三编、四编分别有不同的刊本；《诗薮》内编当完成于1587年，《诗薮》外编主体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诗薮》杂编不迟于1590年完成，《诗薮》续编完成于1590年以后；《诗薮》开始创作时间当在1584年左右。 [关键词]胡应麟；《诗薮》；创作次序；创作时间 [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3-0096-05 《诗薮》是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论诗专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诗薮》创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对此发表文章，对问题的解决大有助益，笔者拟就此中几个问题再作探讨，以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 现存《诗薮》全本共四编二十卷，将近二十万字。如此大容量的学术著作，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完成，《诗薮》理应经过一个较长的创作过程，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详见后文)。但四编的创作次序究竟如何?目前尚无人提及。笔者认为，在内、外、杂、续四编中，首先完成的是内编，其后是外编，再次很可能是杂编，最后是续编。 从基本逻辑来判断，《诗薮》最开始写作的是内编，其后是外编，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但续编和杂编孰先孰后则值得辨析。经过相关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杂编很可能完成于续编之前，理由有二： 1、目前存世的《诗薮》版本及相关著录中，有几种不足二十卷的十八卷刻本，如：首都图书馆藏江湛然刻本，八册十六卷，内编六卷，外编四卷(周汉、六朝、唐上、唐下)，杂编六卷；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八册十六卷，内编六卷，外编四卷(周汉、六朝、唐上、唐下)，杂编遗逸上中两卷，续编两卷；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七著录：《诗薮》十八卷，明胡震亨撰(误，当为胡应麟)，内编六卷，分古、今体各三卷，外编六卷，自周至元以时代编次，杂编六卷，分遗逸、闺余各三卷。卷首有吴郡张借堂藏书记朱文方印；国家图书馆藏广雅书局刊本，四册十六卷，内编六卷，外编四卷(周汉、六朝、唐上、唐下)，杂编六卷。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录有“《诗薮》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胡应麟撰，……是书凡内编六卷，分古今体各三卷，外编六卷，自周至元，以时代为次，杂编六卷，分遗逸闰余各三卷，皆其评诗之语。”此本不知具体刊刻年代，亦未见后人书目中提及。综上可见，虽然现存的《诗薮》版本中缺漏一编或几卷的现象较多，但这些版本的一个共同点是没有缺整个杂编六卷的，而缺整个续编二卷的却有数种。因而，笔者认为，在《诗薮》四编二十卷刻本之前，可能存在一个三编十八卷的《诗薮》刻本，其中包括内编六卷、外编六卷、杂编六卷。 2、在胡应麟本人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到“《诗薮》三编”。其一是诗题《过王思延斋头，读所撰新草并钞本夷坚支志十卷，主人索七言一律及诗薮三编为报，即以见归，走笔赋此》，该题目与诗作中均没有涉及《诗薮》具体内容，无法从中判断具体是哪三编，暂且不论。其二是在《与吴明卿》一书中，胡氏云： 《诗薮》三编近颇行世，辱长公骤许，以为千虑之得，汪司马公亦以公心独见滥推总之。私衷谬臆，廿载以还，逢人嗫嚅不轻吐者。比岁沈疴枕席，窃恐溘先朝露，不得已出之，中间数则僭及明公，聊用附诸隋和之末，然非缘是以求知下执事也。 在《诗薮》中，涉及吴国伦的条目共有十二处，其中内编3处，外编1处，杂编无，续编8处。如果信中《诗薮》三编中是指内编、外编、续编的话，那么就提到吴国伦12处之多，不应说“数则僭及明公”。而若三编中不含续编，而是指内、外、杂三编，那么其中共四处提到吴国伦，与“数则”正合。由此当可判断“《诗薮》三编”指的是内编、外编和续编。既然当时在世上流行的《诗薮》包括杂编而不包括续编，那么杂编应该在续编之前完成。 二、关于《诗薮》随作随刻的辨析 谢莺兴先生在《胡应麟<诗薮>版本述略》中最早提出《诗薮》随作随刻的观点，但没有仔细论证。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既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记载中提到的《诗薮》编数卷数常有不同，那么《诗薮》在创作行世过程中采取随作随刻的形式大有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支持的理由： 首先，胡应麟的其他著作采用随作随刻的方式。如诗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别集存目六：“《少室山房续稿》十五卷，是编凡《两都集》一卷，《兰阴集》一卷，《华阳集》十卷，《养疴集》二卷，《青霞稿》一卷，盖《类稿》未出以前随作随刊之本也。”《弁州四部稿·续稿》卷十二：“曩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可见，其诗集是随作随刻的。而《少室山房笔丛》中的若干种笔记也是随作随刻的，如《华阳博议》作于嘉靖四十四年，《三坟补逸》作于万历十二年，《四部正伪》作于万历十四年，但万历十四年自著《石羊生小传》时诸书均已刊成。此外，还有其他杂著如《弁州律选》、《皇明律范》、《隆万新闻》、《隆万杂闻》、《唐诗名氏补忘》等，都是随作随刻的。因而，《诗薮》也完全有可能随作随刻。其次、虽然胡应麟一直没有做官，但家境较殷实。胡氏酷嗜藏书，二酉山房藏书四万多卷，势必耗资甚巨。但胡氏依然生活无忧，且在激溪之南有别业，其中颇多景致③。可见，胡应麟的财力可以支持他随作随刻。 不过经过认真考察，笔者认为《诗薮》的随作随刻可能不是写成一编刊刻一编，很可能是从内外编都完成后开始刊刻，后又增补刊刻了三编本、四编本。 在相关记载中，关于《诗薮》的编数、卷数是变化的。《与王元美先生》载：“《诗薮》六卷附上”嘲；《石羊生传》：“《诗薮》内编外编十二卷”；《与吴明卿》载：“《诗薮》三编近颇行世”；《杂启长公小牍九道》之二载：“惟近所著《诗薮》内外四编，颇窃自信”等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部录有“《诗薮》十二卷，明胡震亨撰(误，当为胡应麟)”。由上可见，在不同时期《诗薮》曾以不同面貌赠送友人王世贞，到三编时已经行世。那么，应该存在这样几种可能，第一、《诗薮》是随作随刻的，每作一编，即刊刻出来，因而可以将刊本送给朋友指正，进而行世。第二、《诗薮》不是随作随刻的，无论是送给王世贞的，还是三编行世的，都是抄本。第三、《诗薮》前期是以抄本形式出现的，而后期的《诗薮》(如内外编、三编、四编)则是刻本。仅就此证据本身而言，三种可能都存在，笔者认为第三种的可能性更大。第一，现存材料有明确提到刊刻《诗薮》内外编的记录，而没有关于刊刻内编六卷的记录；第二，六卷的《诗薮》是专门送给王世贞的，而没有送给其他人(包括汪道昆)的记载。很有可能是胡应麟为了得到 王世贞的肯定，专门将一份抄本送给他请教；第三，由于胡应麟《诗薮》的创作思路是先以体分，再以代分，因而，单纯的《诗薮》内编六卷不应视为完稿而付刻；第四，如果《诗薮》内编、内外编、三编等不同形态都是抄本的话，尤其从现在的记载来看，后两种的数量当不止一份，这种巨大的工作量如何完成，由谁完成，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三、《诗薮》完成时间的辨析 由于《诗薮》非一时完成，那么其中具体编目的完成时间也需分别辨析。 1、《诗薮》内编6卷最迟完成于1587年。 胡应麟《与王元美先生》云： “触暑，娄江明公不以袱槭见拒，祗园、澹圃，载辰周旋，宿生尘垢，顿欲消尽。奉别后，兼程还越。六月之杪，始抵故山，息翼榆枋，寻盟泉石，弄雏二亲之侧，颇用自娱……诗薮六卷附上，记室蠡测管窥，略尽于此，计不足当一噱，惟慧眼谛观，概加涂抹，俾无诮于大方。” 该书是胡应麟在娄江与王世贞相聚后回兰溪所作。胡应麟在1586年得二子，由弄雏可知，本次会面必然发生在1586年以后，又，1588年夏，王世懋卒，胡应麟因病不能赴吊，故此次会面不应在1588年，只可能是1587或1589年。吴晗先生在《胡应麟年谱》㈣中以为是1589年，误。胡应麟《九流绪论引》云：“己丑北还，卧疴委顿，呻吟药物，岁月若驰，慨斯绪未能卒就，辄捃拾其中诸家见解所遗百数十则，捐诸剞氏，备一家言，凡前人业有定论者不复赘人。清和既望识。”己丑，万历十七年(1589年)。清和，代指农历四月，依文意，既云“北还”，可见四月时他仍在家中养病，不应在夏日再出行拜访王世贞。另外，信中的澹圃当指王世懋的澹园，而王世懋1588年卒，胡应麟不应该在其身故后再去澹园游玩，故而此书当作于1587年下半年。 由于该书中只提到《诗薮》六卷，并没有确定是内编，那么亦有可能是指其他两编，不过笔者认为这六卷是指内编的可能性非常大。首先，从目前的材料看，此前除王思延条外没有出现过其他与《诗薮》相关的记载，而王思延条中关于《诗薮》三编的记载与其他记载颇多柢牾之处(下文将详细考辨)，故暂不作为依据。胡应麟与王世贞在万历五年(1577年)即开始通信，如果胡应麟《诗薮》已经有部分成稿，应该在信件中有所体现，而既然这是首次在与王世贞的信件中提到《诗薮》，那么很可能这是最先完成的《诗薮》内编六卷。其次，从逻辑上看，如果是指其他两编，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王世贞已经看到过《诗薮》内编六卷，那这六卷就应该标明是外编或者杂编以示区别。既然没有标明，那么理应是指内编。 2、《诗薮》外编主体部分可能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 王世贞《石羊生传》是在胡应麟自叙的《石羊生小传》基础上完成的，《小传》作于1586年，其中著述部分后来经过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少室山房类稿》中的《小传》，一定不是1586年的原貌。现存王世贞作的《石羊生传》有两种，一种是《少室山房类稿》收录的《石羊生传》，一种是《弁州四部续稿》中收录的《胡元瑞传》，从两者记录胡应麟著述的情况看，《石羊生传》在前，《胡元瑞传》在后，明显经过后来的增补。虽然，《石羊生小传》、《石羊生传》、《胡元瑞传》都是我们考察胡应麟著述的重要依据，但从时间次序上看，现存《少室山房类稿》收录的《石羊生传》中对胡氏著述的记载是三个版本中最早的，因而对《诗薮》的考察首先应考虑这一版本。《石羊生传》著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该年秋，胡应麟在北上就试，在瓜步重病濒危，请王世贞作传，是为《石羊生传》，其中记载胡氏著作云：“《诗薮》内编外编十二卷”，那么，《诗薮》内编、外编应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这其中尚存在另一种可能，如果在《诗薮》的记录上王世贞是照抄1586年版的《石羊生小传》，那么《诗薮》内编外编十二卷就可能完成于1586年。但这种可能不大，首先，既然我们确定《石羊生小传》后来经过增补，那么其关于《诗薮》的记载也无法作为判断《诗薮》撰年的确凿证据。其次、上条已证《诗薮》内编应完成于1587年。再次，1586年胡应麟下第南返，与汪道昆一同过弁中拜访王世贞。如果当时已经完成了《诗薮》内编外编十二卷，则应在当时就展示给朋友，但目前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当时王世贞、汪道昆及其他友人见到过或提到过这本书，而在1588年以后的材料中，却屡屡见到与《诗薮》相关的记载。 此外，《与王长公第三书》载：“《诗薮》小复益之，外编卷帙，略与内等”，该书作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可见在1589年时《诗薮》外编经过增补。根据对“卷帙”的不同理解，将出现两种可能。《汉语大词典》对“卷帙”的解释有两个义项，一为书籍，二为篇章。但篇章既可单指形式，又可涵盖内容。如果我们将“卷帙”单纯理解为“卷数”的话，那么后来与内编相等，此前的外编可能不到六卷，则《诗薮》外编的完成时间可能会推后到1589年。如果我们将“卷帙”理解为“篇幅、内容”的话，那么不涉及“卷数”问题，则《诗薮》外编主体部分的完成时间仍当在1588年，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3、《诗薮》杂编不晚于1590年完成，续编当完成于1590年后。 很多证据证明，在1588年时，胡应麟及友人认为《诗薮》已经成书。但当时成书的《诗薮》到底是何面目?是四编二十卷，还是三编十八卷，亦或两编十二卷?笔者认为，在1588年成书并两次寄给王世贞的《诗薮》应该是内外两编。内编分体论诗，外编分代论诗，体制上已经比较完整，可以视作完稿，亦开始求序并付梓。从《与王长公第三书》中的记载也可见当时付梓的应是内外编。一种比较大的可能是，当时胡应麟《诗薮》内外编已经完成，一边刊刻，一边向王世贞求序，同时他在继续撰写《诗薮》杂续两编。《杂启长公小牍九通之二》云：“惟近所著《诗薮》内外四编，颇窃自信，管中之豹，盖生平精力，毕殚此矣……数朝计已卒业……”，可见，当时四编的《诗薮》尚未完稿。又，汪道昆《诗薮序》云：“奄及五载，胥会严陵，明瑞出《诗薮》三编凡若干卷”，是序作于1590年，则可证至少1590年时，《诗薮》已经完成了三编。据上文考证，杂编完成于续编之前，则可知此时杂编定已完成。续编当完成于1590年后，具体时间待考。 三、《诗薮》开始写作于1584年左右 关于《诗薮》开始创作的时间，笔者曾提出1584年说，后陈卫星君撰文反对，并提出1577年说，证据有二： 其一、《与王长公第一书》云：“尝试论之古今制作，同委异流，体既旁分，帜亦各树。故或娴于辞令而声音之妙未谙，或邃彼风谣而著述之功罕奏，或兼资谟雅而学问之阈罔窥，或综洽简编而占缀之能弥劣，历参载籍，专门匠哲，代不乏贤，惟是总挈之才胡寥寥希觏也。明兴，庆阳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踪三古之 上，经秦纬汉，出宋入唐，直谓不赏之鸿勋，无前之杰思……”陈君认为《诗薮》内篇的体例正是分古体和近体来论述的，且思想与此也有相通之处。 其二、《与王长公第二书》云：“应麟自髫髫从事词场，迄今荏苒十载矣。私窃以为三代而降，立言之徒一盛于东周，载盛于西汉，三盛于李唐，而总之莫盛于今代，”陈君认为这种从史的角度论诗与《诗薮》的思想正合，《诗薮》外编即是按照周汉、六朝、唐、宋、元的顺序来安排的。该书中又有“追惟舞象之岁，拈弄笔墨，锐意成一家言，自树不朽，而钝质孱躯，用力愈深，望道愈渺，仅骚人轨域，恍忽有窥”等语。陈君认为这段话虽有过谦之词，但是明确表示从小就有“成一家言”的志向，且已有所行动，也有所得。 笔者认为，以这两条材料作为当时胡应麟已经开始创作《诗薮》的证据说服力不强，其一，不能由于其书信中有分体的观念就得出《诗薮》内编分古近体与此相关的结论，论诗分体在明代实在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凭。同样，从史的角度论诗也是历代诗论家都谙熟的手段，何以胡应麟当时信中出现了类似观点就得出其正在创作《诗薮》的结论呢?至于从小就有“成一家言”的志向，诚然不谬，但与当时创作《诗薮》似乎无关，如果要以此追索的话，根据“舞象之岁，拈弄笔墨，锐意成一家言”，那胡应麟当在十五岁(1565年)时就已经开始创作《诗薮》了。 陈卫星君反对1584年说，认为：“将所谓‘缀葺芜词，羽翼《卮言》简单理解为撰写《诗薮》，恐只是一己之臆断，并无确切依据。”这一说法笔者无法认同。在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中，没有一处明确谈到撰写《诗薮》的时间，那么我们的判断自然要根据一些相关资料来推测。而对于胡应麟而言，其羽翼《卮言》的著作非《诗薮》莫属。这一点除了是胡氏自己一贯的想法外，其他论家亦有类似看法。如汪道昆《诗薮序》：“明瑞出《诗薮》三编凡若干卷，盖将轶《谈艺》，衍《卮言》”、王世贞《答胡元瑞第二十札》：“而今得遂以《卮语》为《诗薮》前驱，岂非至幸极快”等。倘此样的判断属于臆断，则其他诸如“成一家言”等语则相去更远。因此，笔者仍认为，胡应麟《报长公》中“婆娑一氏之言，仰答非常之遇，且以三余隙日，缀葺芜词，羽翼卮言，俟诸身后”等语是判断《诗薮》开始创作时间的直接证据，由该书作于1584年，则胡应麟很可能在1584年前后开始创作《诗薮》。 陈卫星君观点的主要证据其实在于《少室山房类稿》卷五十八载一首七律，题目是“过王思延斋头，读所撰新草并钞本《夷坚支志》十卷，主人索七言一律及《诗薮》三编为报，即以见归，走笔赋此。”又，《少室山房类稿》卷一百零四《读夷坚志》云：“洪景卢《夷坚志》，四百二十卷，卷以甲乙丙丁为次。……癸未人都，忽王参戎思延语及，云余某岁憩一民家，睹敝簏中是书钞本存焉，前后漶灭，亟取补缀装潢之，今尚完帙也。余剧喜趣假录之，王日无庸，子但再以笔丛饷我可矣。”两则材料联系起来，可知此事发生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因而得出1583年时《诗薮》内外三编已经完成的结论，那么《诗薮》撰年自然应该向前推。但陈君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却有意在文章略去了王思延要求“再以《笔丛》饷我”的记载。现对照两则材料，我们无法判断当时王思延索求的到底是《诗薮》还是《笔丛》，亦或是两者皆有。我们不能直接怀疑这条材料，但可以从其他证据判断1583年说的可信性。第一、由上文可知，胡应麟在1587年才将《诗薮》内编六卷寄与王世贞，与1583年完成《诗薮》三编相矛盾。第二、汪道昆《少室山房四稿序》云：“癸未之秋，余遇元瑞东省，方舟而人娄江，《少室山房初稿》成，长公序矣，中道并出《续稿》，属余序之。两家之言，不约而合，诸贤豪日摄元瑞，胡然傀得两家。后七年胥命严濑，乃更出别稿，是为《诗薮》内外编”，可见，在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秋天南还时，胡应麟向朋友展示的作品是《少室山房初稿》及《续稿》，并向王世贞和汪道昆求序。如果当时已经完成了《诗薮》内外三编，那么为什么不同时拿出来送给这两位文坛耆宿并求序呢?第三，胡应麟《杂启长公小牍九通之二》云：“惟近所著《诗薮》内外四编，颇窃自信，管中之豹，盖生平精力，毕殚此矣。”这封信较短，很难判断写作时间，但后限当在1590年冬王世贞去世前，前限则当在1587年寄示《诗薮》六卷给王世贞之后。由“近所著诗薮内外四编”可知，《诗薮》的主要创作期当在近几年。如果1583年就完成《诗薮》三编，那么此处绝不能用“近”来表述。综上，笔者认为，王思延条关于《诗薮》三编的记载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以上结论多由旁证推论而来，但求抛砖引玉，俟诸大家指正。 (责任编辑：马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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