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英语语言帝国主义 |
| 范文 | 孟祥春 [摘要]以诸多西方学者鼎力推崇的文化帝国主义为理论支撑的英语强势蔓延，目前虽呈锐不可当之势，但语言竞争法则仍类似干生态学上的优胜劣汰。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必将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社会特征。非英语国家理性思考的结论应该是兼收并蓄、厚积薄发，避免消极无谓的抵制而伺机弘扬本土文化。 [关键词]英语语言；文化；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3—0164—04 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与政治的综合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潮与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行为。 ——汤林森(英)《文化帝国主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一、英语强势蔓延的冲击 2002年UNESCO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指出，联合国登记的6000多种语言中至少有3000多种面临消失的危险。英国《卫报》2002年公布曼彻斯特大学一个科学小组的研究报告称：90％的人类语言将于2050年从地球上消失。与此相对的是英语却已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前，以英语为母语的大约有3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ESL)和以英语为外国语(EPL)的人正在急剧增长，分别在3亿和1亿左右。世界语言种类随英语蔓延而递减的现象表明，英语全球化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意味着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形成，全球化进程助长了强势语言覆盖下的文化不平等现象。 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有三种方式：一是在理论层次上推行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二是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文化媒体(如电视、广播、互联网、刊物等)传播它们的文化；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使人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西方化。正如西方学者伯努瓦(Benoit)指出：“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即资木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汉斯·摩根索(Morgenthau)也指出，随英语而来的意识形态必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扩散，“征服和控制更多人的头脑”，进一步巩固欧美国家的文化霸权。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美国语言学家萨莫瓦(Sarllovar)声言：“能被认可驾驭整个国家的共享的文化模式必然是被局限在每个国家的主导文化范围之内。”戴维·格雷多(Graddo)在《英语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glish)一书中也宣称：“为什么要担心英语的未来呢?……在世界上，商业和贸易看上去正在日益成为文化和政治的驱动器，英语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和贸易的主要语言了吗?就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节目而言，英语拥有的文化资源不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了吗?爱德华·赫尔曼(Hermann)在《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里一针见血地评述：“……主要的入侵是模式的灌输，其次重要的是商业网的发展、巩固和集中以及和全球体系的日益融合，再加上这些进程逐渐对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它们把有关国家带人了主要大国的利益轨道。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形式，它已取代了旧的、粗野的和过时的殖民方式。” 在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方面，最突出的莫如“好莱坞(Hollywood)效应”和“硅谷(Silieon Valley)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把这些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批判研究 “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这个术语首先是由丹麦社会语言学家R·菲利普森(Phillipson)提出的。他打破了英语教学与社会隔离的状况，从多学科角度对英语的普及和英语教学进行审视，从而达到一种深层的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认为科技、媒体、教育、语言帝国主义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支，因语言是用来调解与表达其所有分支的媒介，它的霸权渗透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方方面面。现行的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应指由于英语与其它语言在构建与文化等方面不平等现象的确立与不断重构而促成并维护的英语的支配地位。其中的“构建”泛指那些物质的特性，如：研究机构，财政配比等，而“文化”则指那些非物质的或观念化的特性，如：态度，教学原则等”。英语语言教学的合法化使语言与教育帝国主义元素结合起来，贯穿了建构与文化，目的在于用英文散布职业理念，即：使在各个层面上的职业具备在英语国家认为是正当合法的举止、技能与知识特征。 文化帝国主义是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理论根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始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ort School)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激进批判开始时的20世纪60年代，在70～80年代得到发展，以萨伊德的《东方学》最为突出，90年代达到高潮：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1991)、萨伊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不断问世，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与认识日益深入。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传播学研究专家，赫伯特，席勒(Schiller)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度被使用和诠释。席勒开篇就表示他的研究是架构于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生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并不在对讯息诠释的同质化，也不在一般性的文化消费面向，而是集中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型态的跨国支配。 萨伊德(Said)的《东方学》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被认为是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萨伊德认为，西方人制造出的东方学是被当作一种西方认识东方的框架与视角。它以西方对东方的支配、霸权为基础让西方处在有利地位而替东方讲话的东方学，这种东方学本身是西方创造的一个理论与实践体系。萨伊德在分析了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概念后，认为西方人对西方的文化生活的理解，霸权这一概念必不可少，“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 汤林森(Tomlinson)在其代表作《文化帝国主义》中认为，从理解的范围与谈论的方式而言，有四种途径可以分析与考察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模糊、散漫的慨念：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话语。应当指出的是，汤林森虽然借用 了福柯(Foucault)的“话语分析”理论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力求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外表，但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正是汤林森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对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分析中流露出来的也是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的辩护。这些都说明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绝非要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而是以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福山(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制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而新的敌手原教旨主义与民族主义由于自身的缺陷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因此，历史已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福山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有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形态的看法，对黑格尔来说，社会发展的终点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来说，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已先后战胜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在目前遂就普遍存在于全球不同的地区与文化之中，成为唯一的政治憧憬对象。“历史终结论"Or论的哲学前提，即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解释并不十分准确，而其观点中又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 亨廷顿(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坚信文明的差异性存在及各种文明之间竞争与争夺的不可避免陸，恰与福山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相反。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分为八种：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亨廷顿对正在走向衰落的西方文明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他对处于上升势头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这两种文明的结盟和延缓西方文明的没落，他的策略就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保卫和维护西方文明。当我们再度审视亨廷顿将东欧与拉美西方文明、加强俄国与日本的联盟来对抗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策划时，我们不难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暗含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 三、生态学视角的审视 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Schleicher)认为“语言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跟生物进化过程是一样的，“达尔文研究动物和植物的方法基本适合语言历史的研究。”语言同世界上一切生物形式一样，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运动变化受语言内部生态结构和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个语言特征竞争与选择的重组机制。语言接触使语言特征得以竞争、选择、传递，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适应是物种变化的结果。语言接触和相互适应是进化的核心，个体习语间的接触是进化的基本因素，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是进化的接触场所。语言进化体现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正是不同生态因素作用的结果。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并不是人类交际已不依赖语言，而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日益被少数语言所替代。 反对英语传播的著名学者菲尔·缪尔(Muhl)认为：“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二者都是有功能作用的”。语言多样是人类在发现世界、适应世界、发明生存技巧的过程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基本条件，反映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复杂环境状况的适应性，不同的语言不同程度诠释了生物的多样性。生态多样性造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技艺、宗教、风俗、医术、传说等等，都深深地蕴藏在他们的母语里。因而语言多样性意味着文化多样性，与非人类世界的自然多样性紧密相关。人类会全力以赴拯救他们的语言，但是如果它们逝去或被吞并、融合，我们大可不必捶胸顿足，伤心欲绝，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比起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肆虐与摧残，语言领域的生态法则并不是那么残酷。 四、理性的思考：消极抵制抑或 积极纳阔?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颁布语言政策来介入，纷纷扛起反英语大旗。法国1970年成立“术语协会”，1974年“纯正法语保护法”通过，该法律规定：凡使用不合法的英式风格的表达将处以罚款，1984年“法语语言决定委员会”成立……法国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九位，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波兰2000年出台相关法规：所有产品的销售和广告只能使用波兰语。欧盟自1980年以来作出强硬规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和宣传欧共体的语言，不论这些语言多么弱小。1987年实施的“伊拉斯莫斯(Erasmus)学生流动计划”以及后来的“苏格拉底(Socrates)计划”目的是让欧共体及以外的在读大学生可以到自己国家的另外一所大学用另外一种语言学习……在如洪水猛兽般的英语浪潮的冲击下，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趋势已锐不可挡，这些微弱的反抗不堪一击。 其实真正的输家应该是只会说英语的人们。由于英语的全球化，越来越少的核心英语国家的学生愿意学其它语言，未来某个时期，也许汉语或其他语言也会成为强势语言，只会说英语的人们未来丢失的不仅是文化和智力，还有政治和经济。2001年12月版《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英语的胜利”(The Triumph of English)的文章。该文作者同时也指出：英语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其它语言的生存。也把英语本族语者挡在了其它民族灿烂多彩的文学、历史与思想的大门之外。所以，英语的所谓“胜利”是令人怀疑的“胜利”。 五、结语 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必将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或国家在某一阶段的社会特征。纵向看，社会总是充满活力，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国家影响力的下降，他们的强势也随即萎缩，甚至绝迹。目前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提高汉语的地位，打破英、汉对话中不平等的局面提供了契机。横向看，我们距离全球同质语言和同质文化的状态还很远，文化的独立性对抵御外语侵蚀还能起到屏蔽作用。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还是那些全球范围内把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本质特征。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目前虽势不可挡，但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 其他(非英语)语种在未来的国际生活中仍可能有一席之地甚至有所发展。鼓励学习和使用英语，同放任其文化意识泛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并不代表要丧失民族文化，不等于各国容许外来语言文化替代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应该对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有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味排斥外来文化，易滋长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并导致民族本土文化的停滞与退化，以不卑不亢的精神审视目前的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才是远瞩的态度。 责任编辑李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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