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形成的内部因素（一）：群体个性与大学文化》-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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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形成的内部因素（一）：群体个性与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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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活动类型的角度简要分析了大学主要群体的特征，以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的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阐述了校长群体、管理群体、学术群体和学生群体对大学文化形成的影响路径和机理，比较了学术群体与管理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为理解这一时期新建院校大学文化形成中的群体因素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大学文化；内部因素；群体个性；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6-0033-26

现代大学既是一个学者社团、“象牙之塔”、“學者共同交流学习场所”，又是一个小社会、“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克拉克·克尔语）。可以说，作为一个以专家、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性组合体，大学既把专家与非专家，教授、学生与行政管理人员等联系在一起，又将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不同专家联系在一起。从活动类型的角度来看，大学这个组合体在宏观上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群体，即校长群体、管理群体、学术群体和学生群体。然而，由于大学组织内各个群体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心理、行为习惯上的差异，必然在融合与冲突中对大学文化产生独特影响。

一、大学群体概述

校长（党委书记）群体是领导大学发展的灵魂人物。校长（党委书记）的人格魅力、价值观念、治校理念、领导风格甚至个人情趣都会对大学文化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初，以蔡元培和梅贻琦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而有个性的校长构建了中国大学文化的高峰，如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等。其中，备受尊崇的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长出北大（1916年12月-1927年7月），几乎成为一个‘神话”[1]（10）。改革开放以来，刘道玉之于武汉大学、匡亚明之于南京大学、朱九思之于华中工学院等，构建起新时期大学文化的亮丽风景线。

学术人员是大学办学的主体，是知识产品的主要创造者。学术人员的群体特征是他们更倾向于陶醉在自我世界中，比较崇尚活动自由、管理松散，希望相对自主地确定学术发展目标甚至安排个人生活，学术自由观是他们的主要价值取向。当然，尽管在宏观的价值取向上学术群体存在一致性，但是不同学科的学术人员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同符号系统间的差异及其沟通障碍”，即使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部，不同专业的学术人员之间也存在着不理解甚至相互轻视的现象。因此，学术群体一方面将学术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融入到大学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不同学科、专业群体的五彩缤纷的文化景观。

管理人员是大学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管理人员的群体特征是他们更倾向于建立相对统一的组织目标，严格的等级，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责任机制，并最大程度地实现预期目标，效率观是他们的主要价值取向。大学管理活动主要分为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对于学术权力，伯顿·克拉克在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组织学术权力的10种类型：个人（教授）统治；集团（教授）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权力；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学术寡头权力[2]（120）。其中，政治权力通常是指带有政治倾向的国家、党派以及各种团体对高校的介入和影响。

学生群体是大学组织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男女生比例、学生来源的区域分布以及专业特点等，都在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学生文化。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同整个社群一致的少，而同亚群体一致的多。”伯顿·克拉克与马丁·特罗就美国大学生的态度，从两个纬度（即他们是否富有理想，是否认同他们的学校）划分出四种价值取向的类型：“学术取向”（都认同），“不循规蹈矩取向”（只认同理想），“学院取向”（只认同学校），“职业取向”（都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学生亚文化群体的四种类型：“社团型”（文化体育爱好者、男女生联谊会），“职业型”（努力为工作和谋职做准备），“学术型”（刻苦钻研、埋头图书馆、计划攻读研究生），“其它型”或“不落俗套者”（政治活动家、或放荡不羁者等）[3]（27）[4]。各个不同的亚文化群体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学生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更为大学文化赋予了最为活跃和灵动的色彩。此外，每个时代的学生都有明显的代际特征，都有这个时代赋予青年的独特文化。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

主要群体考察

（一）师生员工规模

从1952年底到1966年，钢院的教职员工从129人发展到2202人，增长约17倍；教师从80人发展到878人，增长近11倍；行政人员从47人增加到428人，增长约9倍。其中，教授从21人减少到20人，副教授从5人增长到36人，讲师从3人增长到193人，助教从27人增长到590人。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5][6]（193-202）。表中的师生比是指专任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职生比是指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例，师政比是指教师与行政人员的比例。

从学校招生规模来看，发生过两次大幅度下降，一是1957年，二是1961-1963年，招生规模缩减了近乎一半。从教师规模来看，发生过两次大幅度增长，一是1956-1957年，二是 1959-1960年。其中，1960年教师规模达到1030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大四学生未毕业而提前转为教师），之后有所减少。行政人员发生过两次大幅度增长，一是1958年，二是1960年。工勤人员发生过两次大幅度增长，一是1957-1958年，二是1960-1961年。据时任人事科长的曲祥生老师回忆，教职员工的增长有两个高峰，一是1956年、1957年，当时首批、第二批毕业生留校，补充了一大批教师；二是1958年、1959年、1960年，当时掀起“教育革命”高潮、“以钢为纲”，国家大力发展钢铁，学校扩展规模，致使1960年教职工数量比1956年翻了一番还多。关于学生招生规模的两次减少，一是因为1957年贯彻中央“勤俭办学”和“精简节约”的方针，使得招生大幅度减少；二是因为学校贯彻《高教六十条》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部分师资力量较弱或办学条件较差的专业停止招生。

（二）师生员工基本情况

（1）校长群体

钢院（1952-1966）行政的主要负责人：副院长魏景昌（任期：1952-12～1956-06），院长高芸生（任期：1956-06～1966-07）。钢院党委的主要负责人：1952年12月，学校组建党支部委员会，当时还隶属于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支部书记魏景昌（任期：1952-12 ～ 1953-10）；1953年7月，学校成立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林楠（任期：1953-10 ～ 1954-11）、杜若牧（任期：1954-11 ～ 1956-04）；1956年3月，学校成立党委会，党委书记高芸生（任期：1956-09～1966-07）。

考察學校1952至1966年期间的主要领导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2-1956年，这一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是魏景昌副院长；二是1956-1966年，这一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是高芸生院长。此外，1952-1966年先后担任学校领导职务的还有张文奇、林楠、杜若牧、刘少华、李文、马纪民，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考察这一时期的8位学校领导，全部为中共党员，除张文奇副院长外，参加革命或入党的时间都在1932-1938年间。其中，4人来钢院前担任钢铁企业的领导职务，2人来自政府部门，2人来自高校；读过大学的3人，大学毕业（含以上）2人。魏景昌副院长和高芸生院长来钢院工作之前，均担任大型钢铁公司的领导职务。

（2）教师群体

关于学校早期教师的主要来源，一是来自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六所大学；二是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毕业生分配来校任教，如清华1952届毕业生孙一康、李敉功、解基培、马光、马英芳等；三是留学归国人员，如柯俊、肖纪美、张兴钤、王润等；四是从兄弟高校或其他单位调入，如刘宝智、陈先霖等；五是早期毕业生留校任教，如李静波、陈国良等。截止1966年，钢院共有教师878人，约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40%。其中，1952-1966年，学校共有一级教授1名，二级教授4名，三级教授22名。这27位教授分别是：

一级教授：魏寿昆

二级教授：张文奇、陈大受、杨尚灼、柯俊

三级教授：石心圃、卢焕云、朱觉、刘刚、刘之祥、刘宝智、刘叔仪、刘景芳、华凤诹、任殿元、肖纪美、林宗彩、张兴钤、赵松鹤、赵锡霖、顾静徽（女）、徐宝升、钱振彭、章守华、童光煦、谢家兰、谢树英

除了三级以上教授外，学校还拥有一批学术造诣颇深的教师。如胡庶华、方正知、傅君诏、陈兆东、马如璋、徐祖耀、褚一飞、乔丕成等，他们共同代表了当时钢院的师资水平。其中，27位三级以上教授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从年龄来说，最年长的是生于1893年的石心圃教授，最年轻的是生于1921年的张兴钤教授。从籍贯来说，江苏、河南各5人，南方略多。从党派来说，无党派和民主党派居多，共产党员少。从本科毕业院校来说，北洋大学最多，共8人；其次是武汉大学，共3人。

（3）干部群体

关于学校早期行政干部的主要来源，据曲祥生老师回忆，一是来自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如李铁夫、李大诒、张昶栋等，大约有三十多人；二是来自东北重工业部干部学校，如杜若牧、胡颖、张奇、郭文之、朱明德、杨虎生等，大约有三十多人；三是来自长春工业学校、吉林工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专科学校，如崔鲁斌等，大约十多人；四是来自总参三部、华北空军等部队转业的干部，如韩文植等四十多人，以及抗美援朝复员军人9人，如曲祥生等；五是从冶金部干部学校（地处北京朝阳区管庄）合并而来的，如吴平、赵文志、吕济恒等，大约四十多人；六是毕业生留校工作，如杨静云、蒋恒等，数量较大；此外还有从冶金工业部教育司调来的符荣等人。截止1966年，钢院共有行政干部428人，约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19.4%。其中，1952-1966年，学校党政部门和各系党组织负责人如表4、5所示。

这一时期的学校干部群体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党员多，担任党政中层职务和系总支书记超过两年的干部中，除了教务长魏寿昆外，其余全部都是中共党员。二是老革命、老干部多，有部队工作经历的多，中层干部入党时间大多在1945年前后，有的则更早，譬如人事处长鲁村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延安保育院班长、副县长、鞍钢机修厂党委书记等职务。三是读过大学的少，担任党政中层职务和系总支书记超过两年的干部中，除教务长魏寿昆、副教务长傅君诏两人，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后走上领导岗位的部分本校毕业生外，都没有读过大学。

（4）学生群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院学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男生比例高，首届毕业生中女生只有1人。二是农村学生比例高。曲祥生老师说：“学生来自农村和劳动群众家庭的多，肯吃苦、很用功、很朴实。”三是学生们普遍热爱专业，许多优秀学生纷纷投奔钢院。这一时期，报考钢院的学生们普遍怀着钢铁强国的梦想。“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以徐匡迪、李依依、殷瑞钰、周国治、王一德为代表的一大批学生，他们的考试分数在当时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但是他们的第一志愿都是钢铁学院。这是为什么呢？在采访中，许多校友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因为当时中国急需要钢铁，我们怀着钢铁报国的理想来到了钢铁学院。据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采矿专业57届校友樊源兴回忆，当年的班主任极力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机电专业，但考虑到当时能源对国家的重要性，他毅然选择了最艰苦的地下开采专业。

三、各个群体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高芸生院长的办学思想

如前所述，钢院（1952-1966）的主要负责人有两位，一是魏景昌副院长（1952-1956），二是高芸生院长兼党委书记（1956-1966）。然而，两位院领导的教育思想差异很大：魏院长强调理论，强调教学秩序，“打铃上课”；高院长强调实践，注重“现场教学”。陶少杰教授回忆说：“魏院长认为大学要有学习环境，要书声朗朗，要关起门来好好读书。高院长强调学生不仅要动笔、动脑，更要动手，认为要联系实际，从实际取得真知，用真知指导实际，因此必须下厂。1956年以前，教学计划、教学方法按照苏联那一套，增加党的思想教育工作，高院长来了以后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魏景昌副院长作为学校草创时期的负责人，为建设学校和发展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就办学思想来说，高芸生院长显然对钢院的影响更大、更深、更远。

关于高芸生院长的教育思想，“一参三改三结合”是其核心内容。其中，“一参”是指师生参加生产劳动；“三改”是指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改革教学、改进科研；“三结合”是指在“一参三改”的基础上实现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但必须要以教学为主、以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为辅，强调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一参”是基础，“三改”是目标，“三结合”是手段。“一参三改”是革命口号，“三结合”是建设口号。高芸生院长对教育改革的探索，开始于1958年“大跃进”中的“三勤”（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和“大炼钢铁”，形成于1959-1960年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开展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的“一参三改三结合”办学思想，成熟于1963-1965年贯彻《高教六十条》和“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深入教育革命”的活动和更加深入系统的教育改革之中。“一参三改三结合”的提法借鉴了“鞍纲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钢院宪法”。

（1）“一参”——参加生产劳动

据王润、李静波等学校老领导回忆，高芸生院长来到学校后曾多次谈到，他在华中、武汉钢铁公司工作期间，看到过去培养的大学生到工厂工作以后，不少人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不能很快地与工人打成一片，二是不能很好地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解决生产实际问题。1958年，高芸生院长在总结勤工俭学、学校办工厂、师生参加劳动的收获时，指出“初步克服了过去重理论轻实际的思想，结合生产实际学习了理论，加深了理论的理解”；“参加生产劳动可以克服轻视劳动、轻视工人的思想[7]。”为深入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59年初学校开展了第四次教学计划的修订。这次教学计划修订在总结参加生产劳动、开展现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把生产劳动作为一门课程正式列入教学计划，要求五年内从事纯体力劳动不少于40周，在劳动期间每天劳动6小时，还有2小时进行现场教学[8]。1960年10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高芸生的《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必须坚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文：“在安排劳动方面，采用了专业劳动与公益劳动相结合，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相结合，校内劳动与校外劳动相结合，经常性劳动与集中劳动相结合的办法”，“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规定师生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工业劳动、农业劳动和公益劳动。”1963年开展的第五次教学计划按照教学、科研、生产三者“一主二辅三结合”的关系，将生产劳动减少到20周。

关于对“参”的理解，不能局限地理解成“参加生产劳动”或“参加劳动”，而应宽泛地理解成“参与实践”。1960年5月15日，高芸生院长在“庆丰收比先进继续跃进誓师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同志们，“一参”是什么？“一参”就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实践。实践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劳动是改造自己的起点。劳动的实践使你们和工人结合，使书本知识和工人实际经验结合，是你们边做边学、边学边创、边创边教取得巨大成绩的前提。同时，一种勤劳纯朴、苦学实干、深钻猛进的风格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集体成长、战斗中成长的思想正在迅速成长，这将成为钢院的优良校风[9]。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参”，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三改”——改造思想、改革教学、改进科研

1）改造思想

高芸生院长指出，“三改”的“第一改”是改造思想，师生要在劳动中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生产观点，加强责任感，使自己工农化、无产阶级化。这里的“改造思想”既包括改造学生思想，又包括改造教师思想；既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又包括密切联系群众。1960年10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高芸生的《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必须坚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文，文中指出：“在工业劳动中要采取固定岗位，跟班劳动，拜工人为师，政治上向工人交心，业务上向工人交底的办法，真正深入到工人中去，和工人建立起亲密的感情，真正同工人结合，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人的生产实际知识。”他强调在生产劳动中改造思想，提出“虚实结合”、“以虚带实”，反对空谈政治、搞“空对空”。当时学生们到厂矿以后，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举行拜师会，订师徒合同，诚心诚意地向工人学习好思想、好作风和生产实际知识，以主人翁的态度，急生产之所急，想工人之所想。工人们称赞这些学生“能文能武”，“是我们工人的大学生”。钢院学子踏实苦干的作风受到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好评，谦虚实干的态度使钢院学子与工人成为亲密的朋友。“钢院学生实践能力强，没有架子，能和工人打成一片”成为社会对钢院的一种印象。

2）改革教学

在教育革命中，高芸生院长提出“教学必须结合生产劳动”，“教师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生产劳动为中心，进行现场教学”，“专业课必须先讲”等一系列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主要在三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一）专业课“现场教学”。1958年10月，铸造专业60届学生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采矿系63届学生到烟筒山铁矿，开展边生产劳动边现场教学的试点。其中，采矿系一年级三个班的学生进行了地质、钻眼爆破、井巷工程三门课的教学。当时实行“三三制”，即一周三天劳动，三天学习，一天休息；订师徒合同，拜工人为师，定岗位跟班劳动，学习技能，工人与学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徒友谊和相互学习的关系；工人、技术人员和教师联合教学，教师课堂讲课与到车间和工作面巡回指导相结合。经过广泛的实践和调研，1960年5月15日高院长又在全院大会上提出：专业课教学已由过去“单纯讲授”變革为“结合任务进行现场教学”，基本上由现场教学完成专业课的教学任务，由过去“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的方法，变革为“教师指导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方法。（二）“真刀真枪”开展毕业设计。1959年，学校开始探索“真刀真枪做结业”，课题的选择结合实际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大都来自国家下达给各厂矿企业的科研任务或是生产实践中需要革新的技术项目。一般来说，学生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固定岗位，跟班劳动”，密切与工人师傅的联系，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查阅有关书籍，反复和工人师傅研究改进方案，确定结业课题。再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撰写毕业设计或论文，然后由“三结合”答辩小组评分。1960年2月，60届学生全部开始“真刀真枪做结业”，相60学生在洛阳拖拉机厂和轴承厂完成了大型轴承新钢种等重要项目，轧60学生在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同工人师傅开展“对口赛”。据曲英教授回忆说，真刀真枪设计是针对学习苏联所做的毕业设计而出现的，苏联教育中的毕业设计是作为教学环节而设立的，每个人都要单独完成自己的设计，计算和图纸都有严格规定。由于真实的设计任务无法靠个人独立完成，所有只有少数能力强的学生负责全面工作，大多数学生只能承担拆零件绘图的工作，每个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有较大差别。（三）基础课、技术基础课结合专业特点和生产实际，改进教学。高芸生院长提出，基础课、技术基础课“结合专业、结合生产实际进行讲课，从具体问题分析提高到原理上来讲解，由以学生懂了的原理去解决生产具体的问题”，基础课、技术基础课教师纷纷下厂参加生产实践，力学教研组率先创造了鲜活的经验。1965年4月和10月，学校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的改革召开两次经验交流会，高芸生又提出了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有直接结合，也有间接结合。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不好直接结合的，也可以间接结合。不要因为不好直接结合就不考虑与生产实际结合的问题，不应生硬地结合，更不应事事件件都要结合。

3）改进科研

在推进教学改革的同时，高芸生院长非常注重开展科学研究，他提出“教师必须参加科研，否则就要落后”、“科研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科研要结合生产劳动”、“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等一系列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倡导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鼓励和吸引了大批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加科研，不仅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科研的神秘感，增强了师生开展科研工作的信心。曾任学校党办主任的王希周总结到：“1957年以前，北京钢院每年完成的科研项目不过数十项，参加的教师也很少。开展教育革命以后，教师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密切联系生产实际和国家需要，找任务、找项目，掀起了群众性大搞科研的高潮。1958年完成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科研项目294项，1959年完成1684项，1960年达到3326项[10]（228-248）。”当然，因为“左”的影响，这些项目中存在着不少水分。（二）强调科研与生产结合，重视应用研究，重视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他多次强调，科研要结合生产劳动，在解决技术革新等问题中发现技术理论方面的课题，把科研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当时取得较好成果的有冶金方面的电渣炉，机械和轧钢方面的斜横轧、行星轧机、多辊轧机，材料方面的高温合金、精密合金、超高强度钢等新钢种、新材料，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达到80多项。（三）重视军工科研。在高芸生院长的领导和倡导下，学校初步建立起军工科研体系，建立了以培养军工人才为主的特种冶金系，创办了高温合金、粉末冶金、金属陶瓷等专业，对国防工业作出了贡献。（四）重视科研与教学的结合，强调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高芸生院长多次强调，“三结合”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为中心。当时，全院绝大多数专业课教师和许多基础课教师、技术基础课教师都参加了科研工作，并注意不断把科研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很好的作用。高芸生重视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也许与他来自钢铁生产和管理的第一线有关。此外，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高芸生院长曾任山西上党铁厂经理，结识了著名冶金专家陆达，当时开展的白口铁韧化处理科研项目，为抗战时期的武器生产贡献卓著，荣获一等功。

1956-1966年，高芸生院长在钢院任职的十年，是为高等教育改革开拓创新的十年。总结他的教育思想，尽管在教育改革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过头的做法，存在着一些教学秩序不规范的现象，存在着劳动实践过多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作为走出苏联模式、探索与当时经济建设需要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教育的一项改革试验，他的许多努力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改革中，他向同事们访谈求教，与学生们座谈调查，与厂矿合作实践……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一参三改三结合”等适合工科院校教育改革的经验，将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结合起来，密切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钢院实践教育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高芸生院长还非常重视体育，《满井村》一书这样记载[11]（34-36）：

一次，高芸生院长在西饭厅为同学们作形势报告。恰巧，那天是钢院与北京体育学院争夺北京市高校男篮冠军的日子。比赛定于下午四点开始，眼看时间将至，而高院长的报告却还有六七页没讲。时任学生会副主席的徐匡迪，情急之下便大胆地给高院长递上了一张字条，讲明缘由，希望能够提前结束大会。高院长接过条子一看，便将手一挥：“不讲了，咱们去看球吧！”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呼！就这样，钢院的大部队“浩浩荡荡”赶至对面的北京地质学院，为校队加油。而钢院的男子篮球队也不负众望，竟以5分优势战胜了北京体院篮球队这样的“专业队”，摘得了当年北京高校男篮的桂冠，写下了“钢院篮球赢体院”的传奇。

除此之外，高芸生院长留给钢院的宝贵财富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热爱教育、献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中央派他到苏联考察学习1年，归国后请他出任建筑部副部长，他因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而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1964年中央准备派他到阿尔巴尼亚出任大使，他找到自己革命年代的老领导薄一波、安子文，向中央力陈自己希望在钢院继续开展教育革命，得到中央批准。（二）独立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一参三改三结合”、“现场教学”、“真刀真枪做结业”是钢院师生开展教育革命的一次独立探索，这一创新探索不仅使钢院在当时以别具一格的办学理念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而且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创造了生动鲜活的经验，作出了积极、宝贵的贡献。

（二）教授群体的影响

据蒋恒教授回忆，高芸生院长多次讲过，“钢院有今天，主要靠老教授”。教授们对钢院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严谨治学的风气，爱国奉献的精神，崇尚实践、重视科研的传统，推动了学校国际化的进程。当然，部分老教授之间“文人相轻”的思想也给部分系科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1）形成了实践的传统

钢院（1952-1966）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有企业、研究所或政府业务部门工作的经历。表6总结了27位三级以上教授的实践经历，其中20人曾在企业工作，占89%；9人曾在研究所工作，占33%；7人曾在政府业务部门工作，占26%。只有数学教授刘景芳、物理教授赵松鹤、力学教授刘宝智、轧钢教授刘淑仪4人没有非高校实践工作经历。这些教授在企业工作最长的28年，最短的1年，平均5.6年；在研究机构工作最长的10年，最短的2年，平均1.3年；在政府业务部门工作时间最长的4年，最短的1年，平均0.7年。这27位教授到钢院任教之前，人均实践经历达7.6年。这些实践经历，使得教师们具有很强的实践意识，这体现在教学计划、教学方式和科学研究中，也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中。

以朱觉教授为例，他從1958年到1964年，下厂累计两年半，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所有寒暑假甚至有好几个春节都在厂里度过。朱觉教授的座右铭是“走自己的路，走实践的路”，他曾说：“一个‘路字从‘足旁，足乃‘脚也，脚的功用是行走，所以，路是走出来的。只要肯走，就会有路，对此我深信不疑。”他进行了电渣炉等五个项目的研究，对生产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深入生产实际的基础上，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要改革。他讲授的铁合金课程，过去一直搬用外国教材，对每种铁合金，一个一个孤立地讲，内容庞杂，脉络不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觉教授提出下厂备课的主张，从生产实际中认识到铁合金的冶炼可以归纳为三个方法（即电热法、电金属法、金属法），其冶炼过程的本质又都是还原理论，而多种氧化物还原又是有选择性的，由此形成了“一原理（即选择性还原理论）、三方法”的概念，形成了新的教学体系，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他用这一理论指导某种产品的生产，缩短了冶炼时间，提高生产率25%，进一步检验了理论的可靠性。与此同时，朱觉教授在接触生产实际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中国目前电炉冶炼方法，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对合金钢质量的要求，于是设法寻求一种新的冶炼方法。这项研究又在工厂的帮助下取得成功并在全国推广。对此，朱觉教授的体会是：“深入工厂研究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不仅对生产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也促进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并对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都有很大好处。”“只有深入生产实际，才能把课讲得活、讲得透、讲得理直气壮。”“工人同志每天都在实践，对生产的规律了解得最透彻，一定要向他们学习[12]。” 196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介绍了朱觉教授坚持深入生产实际、改革课程内容的先进事迹，并发表了短评《涉深水者得蛟龙》。短评说：“在知识分子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的过程中，谁做得深入一些，谁在思想和工作上的收获就会大一些。[13]”

（2）形成了注重科研的风气

钢院（1952-1966）的教授在来到钢院之前大多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经历，部分教授还在学术界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譬如，柯俊教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首次发现了贝氏体的切变机制，陈大受教授发明了中国锡的生产工艺，刘刚教授是K孔的发明者，顾静徽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等。这些教师为钢院当时的科研工作，乃至学校后来成为科研名校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徐宝升教授为例，1941-1944年，他为四川嘉华水泥厂成功地设计了水泥工业生产全套设备。1951-1954年，他创造性地研制了以流水作业方式生产铁路垫板的专用成套设备，结束了我国铁路垫板依靠进口的历史，并出口第三世界国家。1957-1958年，他在重钢三厂设计了中国第一台双机双流立式连铸机，首次发明了在连铸机中配备500吨摆式飞剪机、气动系统，提高了钢水成材率，荣获国家发明奖。1960年，他研究和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弧形连铸机。1963-1964年，他为重钢三厂设计并正式建成投产了一台可以浇铸板坯或三流大方坯的两用弧形连铸机，并配备了1500吨的大型摆式飞剪机，这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工业生产的两用弧形连铸机。1965-1966年，他为重钢公司设计了一台大型的可浇铸板坯或四流大方坯的两用弧形连铸机，开创了一台连铸机上浇铸四流大方坯的世界纪录。徐宝升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经验丰富，特别能够与工人相结合，善于从工人中汲取营养，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楷模，被聂荣臻元帅称赞为：“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谈到学校科研工作的成绩，我们必须提到时任党委常委、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在科研管理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傅君诏主任身份特殊，既是党员又是干部还是专家，而且是学校机关中层干部中唯一的党员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5年，回国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3年，研究中国教学如何学习苏联教学方法，对苏联教学也比较了解。他长期担任学校科研部主任，在推动学校科研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一）建议在教务处设立科研科，并请杨永宜老师担任科研科长，党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二）建议成立独立的科研部门，高芸生院长非常重视，意味深长地将这一部门称之为“科研部”而非“科研处”。（三）抓生产，譬如生产打火机的火石、给天津手表厂生产电渣鋼。（四）建立了一套很有特色的科研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多次派人来考察。（五）通过科研留下了一批骨干教师，因为当时“人心向院”，许多教师希望到科研院开展工作。（六）倡导建立研究室，譬如高温合金研究室。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建议和举措大力推动钢院科研工作的开展。

（3）推动了学校的国际化

钢院（1952-1966）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有留学欧美经历，如以魏寿昆、赵锡霖为代表的留德学者，以张文奇、柯俊为代表的留英学者，以肖纪美、张兴钤为代表的留美学者，以方正知、马如璋为代表的留苏学者，以刘景芳、陈兆东为代表的留法学者，以卢焕云、乔丕成为代表的留比学者。表7总结了27位三级以上教授的经历，24人曾在国外留学，占89%；15人曾在国外工作，占56%。其中，留学美国15人，占56%；留学英国5人，占19%；留学德国3人，占11%；留学法国、比利时、日本、南非各1人。他们在国外留学时间最长的10年，最短的2年，平均3.9年；在国外工作时间最长的7年，最短的1年，平均1.3年；海外留学与工作时间最长的12年，最短的3年，平均5.2年。这些教授引入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国际前沿的学术方向，对学校的国际化影响深远。

以柯俊教授为例，他对钢院和中科院金属所的国际化所作出的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筹建了中国科学院金属所。1950年末，刘宁一、周培源等率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英国访问，邀请柯俊回国筹建金属研究所。筹备回国期间，柯俊考察了西欧的主要学校和工业研究所，并利用他在英国广泛的人脉，取得了德国马普研究协会的设计图纸，包括实验大楼和实验工厂的设计结构，并迅速寄回国，使得沈阳金属研究所得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建成。回国之际，柯俊用自己的薪水代购了很多书籍和杂志，并把这些资料都带给了金属研究所。他还留下了一部分钱，在英国长期订阅相关杂志。（二）借鉴英国、德国大学的学术思想，创办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使钢院走上了“以理强工、以工带理、理工结合”的道路，奠定了钢院后来在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三）促成了钢院1979年与联邦德国阿亨大学（亚琛大学）签订校际合作协议。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学府第一个与国外大学建立的合作关系，是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的一个里程碑。据柯明校友回忆，国家对此非常重视，该项合作经5位副总理签字同意后方签署协议。学校先后派出一大批教师前往亚琛大学学习进修。之后，柯俊还促成钢院与多所外国名校建立合作关系，如与McMaster（麦克麻斯特）大学的卢维高与珀迪（G. R. Purdy）教授共同努力，促成两校1982年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并被纳入中加两国政府之间技术合作的协议中。随后学校每年派往麦克马斯特大学进修的访问学者、教师等多达数十人。此外，柯俊教授还先后推荐数十名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等著名高校进修或攻读学位，其中的周国治、陈难先、陈国良、李方华等后来当选为院士。

（三）干部群体的影响

（1）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回忆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院干部，许多老教师都谈到他们事业心强，注重学习，艰苦朴素，勤勤恳恳，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有着解放区的优良作风，对自己要求严格。据时任采矿系党总支副书记樊源兴回忆：“他们学习认真，具有艰苦奋斗、踏实工作、不求名利的革命干部的优良传统，对马列主义领会较深，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教师、职工、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氛围非常浓”。曲祥生老师回忆说：“我们曾经分别从广西、湖南招来30个初中生担任实验员，由于学校里干部职工学习的氛围很浓，他们都积极到电大学习进修，退休的时候大多都有高级职称。”

以高芸生院长为例，他生于1910年5月，河北武清人。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4月加入“少年共产主义先锋队”，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任山西大宁县县长、第六专员公署秘书，1940年后任晋东南三专区路西办事处秘书主任，太岳区一专署副专员、专员等职。1947年先后任豫西专署专员，豫陕鄂行政专署主任，豫西行署副主任、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党委书记，黄石市委书记、市长，华中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武汉钢铁公司副经理，湖北省委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高芸生院长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立志改革、勇于创新、锲而不舍。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他经常直接找任课教师、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了解情况和问题，多次亲自到现场调研现场教学和真刀真枪结业的情况，听取工厂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意见。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毛泽东思想，非常重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教育教学改革。他提出“走自己的路”，特别强调要用《实践论》、《矛盾论》、《自然辩证法》指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时任冶金系副主任陶少杰教授回忆：“当时我住在2栋，从窗户里就能看到高院长办公室的灯光。他晚上一般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甚至三四点。好多次，他晚上一两点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办公室汇报工作。所以，我晚上一般看着他办公室的灯啥时候灭了，我才去睡觉。高院长非常敬业，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时，把高院长的笔记抄了出来，共数十本，累起来高度可及一米，都是他自己记的各种学习笔记、论文和发言初稿。高院长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注重自学，讲话都是自己起稿。”徐匡迪校友回忆：“高芸生院长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讲过一段话，令我终身难忘。他说：‘大家即将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每个人都向往幸福的生活，到底什么是幸福？是不是吃得好、穿得好就是幸福？是不是钱多就是幸福？都不尽然。工作中有成绩，生活里有同志，这才是最幸福的事。高院长的话我一生都没有忘记，也是按照这个来做的。我相信，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单纯的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满足，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活在一个融洽的氛围里，是最幸福不过的。”据高芸生院长的长女高竖琴回忆，1961年她大学毕业，父亲要求她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被组织分配到宁夏，并在宁夏工作了一辈子。

（2）“左”的偏向和行政化倾向

党的领导、行政管理对于解决大学文化冲突，实现文化整合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由于当时的干部来自老区的多，来自军队的多，来自企业的多，来自行政机关的多，且文化水平低，因此在执行上级精神时因不理解而生搬硬套的多，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来了老区、军队、企业、机关的工作风格，带来了一些“左”的偏向和行政化倾向。樊源兴校友说：“学校一度用行政的办法管理知识分子，用工程管理的办法来管理教学。殊不知，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士为知己者死，知识分子要重在发挥其内心的积极性，要充分信任和尊重他们，要用各种鼓励的手段，而不是刻板管理，这样才能‘肝胆相照”。曲祥生老师说：“至到今天，当年的一些干部还坚持认为当年的做法没有错，认为我们当时都是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去做的。”这一时期，由于学校行政部门的工作主要由早年参加革命但并无教学科研经验的党员担任，而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主要由教授担任，造成了“党员领导教授、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比如，采矿系长期处在“动荡“中，就与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对专业不了解有很大关系。

政治上“左”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在党群关系之间有堵墙，有的教授甚至称之为“铜墙铁壁”，可见群众对此意见之大。体现在学校日常工作中，党员比教授有发言权、知情权，甚至還有一些特权；学校了解系里的情况只找党员，不找教授；教研组里的年轻党员助教不尊重非党员教授；党员和党员家属的工作问题容易得到照顾，而群众的同样要求则往往拖延，如此等等。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学生与教授用“车”的事情，党员与群众差别之大，可见一斑。

机械系副主任吕桂彤谈道：机械系有一个女学生，是个党员，害肺病后到亚洲学生疗养院疗养，病好后，党总支通知系里，叫系里派人把她接回来，并要为她解决食宿问题。她是已经休学的学生，按学校的规定，休学学生一律不留校，但为什么特别照顾她，只因为她是一个党员。为了给她弄小汽车，我们和总务处交涉了好几次而没有汽车，以后是用了十九元多叫了出租汽车派系干事去接。系干事说：“教授都没有这样接过，她却要这样接。”

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谈道：去年（1956）我因病被批准到小汤山疗养，请学校送一送，据我所知，学校应当送病人。总务长说：“你们当教授的，花上三五十元的汽车费，那算什么！你要车请你自己叫吧！要不，你有病不能叫，我可以令车库代叫，可是你得出车费，你们当教授的还在乎这个”。这件事后来是按照政务院所颁发疗养条例解决的，学校有送病人到疗养院的责任，这是一个科长（非党员）亲自打听出来的，总务长不知此条例，不应怪罪。可是当时那份讲话的语气可真是有点令人难堪。这样，我们当教授的和党员总务长如何接近呢？[14]

这一时期，学校的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有的系主任说自己是“泥菩萨”。以人事工作为例，采矿系主任卢焕云说：“毕业分配应征求教师的意见，但以往人事部门却不去征求系主任、老教师的意见，因而往往分配不当”。机械系副主任吕桂彤谈到：“评工资时，人事处早已把方案弄好，开工资委员会时，系里和人事处的意见不一致，人事处就来个说服教育，打通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又要系主任来花费时间开会呢[15]？”根据刘景芳教授5月31日在教授座谈会上所讲的内容，魏景昌副院长针对学校部分机关工作存在的问题，曾在与刘景芳一起去教室楼的路上抱怨过：“xxx，都是些外行，又不听话” [16]。工艺系主任章守华说：“学校中有这样一种不好的风气，要办的是同样一件事情，普通教师得跑十几趟，系主任要跑几趟，院长只要跑一趟”。炼铁教研组杨永宜指出：“几年来钢院党委没有遵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等原则，不研究院内具体条件决定政策方针（各教学计划、科系设置、保密制度、报告、科研工作、及各种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就是例子）对上只等高教部的布置，对下则只强调贯彻这些指示，到处养成了不独立思考问题的风气。所以有人说，信仰马列主义不等于就会运用马列主义办事，这是值得党委检查的[17]。”刘少华在庆祝钢院建校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培养和建设一支又红又专、懂得教育工作及科学管理的干部队伍，建设一支高效能的精干的组织机构，必须使各级领导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内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搞好党政分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面对面的领导[18]。”

由于这一时期的干部大多具有部队、企业和政府的工作经历，难免把军队文化、企业文化、行政文化迁移到大学中来，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和命令的形式来维持组织运作和推动教育改革。然而，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与经济组织、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在文化个性上存在本质不同。即人们所固守的信念不同、行为方式的选择和行为准则不同、组织的制度规范和结构模式不同，以及人们对在寻求与内、外部环境整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不同等等。根据埃斯欧尼（Amitai Etzioni）关于组织类型的划分，军队属于强制型组织，其主导的价值取向是“无条件服从”；企业属于功利型组织，其主导的价值取向是“个人经济理性”、“效率”；大学属于规范型组织，其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学术自由”；政府组织主导的价值取向是“非人格化”、“稳定”，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形式，容易形成“命令语气”。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一个典型案例，哈佛大学之于萨默斯（2001年7月任哈佛大学校长，2006年6月被迫辞职）。萨默斯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学术奇才，而且是一个国际组织的专家，更是一个官场得意的公共人物，但是却在自己的母校“覆舟”，着实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结合萨默斯关于“科学家在性别差异上的评论”等引起广泛争议的事件，周作宇从文化的视角总结说：“萨默斯之所以在哈佛处处冲撞碰壁，也许正是因了他对大学的文化性格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政府部门和大学之间的位移认识不足。他在大学这个彻头彻尾的‘文化瓷器店里，撞倒了几个瓷器后，不无遗憾地离开校长位置[19]。”

（四）学生群体的影响

（1）理想主义

让中华大地铁水奔流、钢花怒放，这是所有钢院学子的梦想。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还在北师大女附中读高中的钟掘在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中关于钢铁工业是国家的基础，机械工业又是基础的基础的话语拨亮了她心中的灯盏。1955年，钟掘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机械专业，并顺利考入钢院机械系。据殷瑞钰校友回忆：“当时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国家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所以我选择了学钢铁。”当时，学生和教师都满怀理想主义。据徐匡迪校友回忆：“如果说现在的大学生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话，当时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比较一元化、严肃的，那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思想比较单纯，就是要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而现在的大学生，对生活有更多选择，能独立思考，充满活力。”

（2）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精英意识的一种体现，是当时毕业生的时代品质。曾担任学校团委书记的许秀老师回忆说：“50年代的大学生有两种观念特别强烈。一是为国家干活，二是为劳动人民干活，把自己的知识本领一定归还给劳动人民。那时候，学生毕业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自由选择，我们是党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学生都以进钢铁公司为荣。当时有个叫张艳的女同学毕业后一定要到新疆八一钢铁厂去。一个女孩子主动要求去偏远落后的地方，这都是咱们科大培养的好学生啊！[20]”当时，许多校友自愿到基层、到西部，到最艰苦的地方，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1982年4月，院长张文奇在庆祝钢院建校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形成了毕业生服从组织分配，以艰苦为荣的优良风气。许多毕业生走出校门一直坚持在矿山、工厂的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接触实际，向工人学习，和工人结合，作出许多宝贵的成绩[18]。

（3）争先精神

争先精神是钢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群体的一个鲜明特色。查阅1955-1966年间北京高校之间的体育競赛资料，可发现钢院的成绩始终名列三甲，多次赢得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9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钢院学生获得破全国纪录金质奖章2枚，第一名金质奖章4枚，第二名银质奖章2枚，其中轧61班邵占明获手枪慢射冠军，铸59班张晏凯以51.66米获链球比赛冠军，采矿65班韩菊元以41.29米获女子标枪冠军，楼大鹏获200米低栏冠军，李敏宽作为主力参加的北京棒球队获得冠军。当时，钢院运动员所得的总分甚至超过了第五名江苏省队的得分，震惊了中国体坛。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体现在生产劳动中，为师生赢得了“钢小伙、铁姑娘”的美誉。1958年10月，北京全体高校的数万名师生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公益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当时的工地上没有机械设备，几乎所有的土石方都要靠人用箩筐挑、用扁担抬。学生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萝卜条，条件十分艰苦。几天下来，又苦又累。然而，被誉为“钢铁战士”的钢院3000余名师生不仅没有叫苦叫累，反而自发组织了各种“英雄突击队”，如刘胡兰突击队（全都由女生组成）、青年近卫军突击队、黄继光突击队等，每队40人左右，热火朝天地开展劳动竞赛。普通同学每次挑两箩筐土石方，而突击队的同学每次挑四箩筐。徐匡迪校友当时就担任青年近卫军突击队队长。在突击队员的感染和鼓舞下，钢院3000余名师生情绪高涨、日夜奋战，还自编了歌曲《今日大战十三陵》①。体力不好的女生则自发成立了补鞋队，为劳动中磨破鞋子的同学们补鞋。终于，这些“钢铁战士”不畏困难和艰险，苦干、实干加巧干，平均每日每人完成2.5立方米的土石方任务，不但在施工速度上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而且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兄弟高校的师生中广为传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钢院赢得了巨大荣誉。从此，“钢小伙、铁姑娘”流传开来。

（4）实干精神

实干精神是钢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生最显著的特点。据校友王盟盟回忆，他在沈阳冶金机械厂工作时，经常听到企业这样评价钢院学生：“男生女生都一样，比工人还工人，特能吃苦，特能干！”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校友是实干的典型。1968年，26岁的刘淇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武钢当炉前工，一直到十年后的1978年，才从工长岗位调任技术员。炉前工是钢铁厂中最艰苦的工种，要站在上千摄氏度高温的炉前观察炉内铁水的情况，还要不时地用一根长长的铁棍清理炉嘴的杂质，一不小心飞溅的钢花落在身上就是一个燎泡。80年代，刘淇积极参加劳动和研究，是厂里的劳动模范，《湖北日报》曾整版介绍了刘淇的先进事迹。后来，刘淇当上了工长，炉长，历经22年成为武钢总经理。刘淇调任北京市市长后，埋头苦干，用成绩说话。北京市委王黎明说，在北京申办奥运期间，刘淇事必躬亲，关键的活动，坚持一次一次地亲自彩排，亲自走台。刘淇给人的印象首先是非常有亲和力，没有架子。如果没有别的重大活动，周六是雷打不动的调查研究日，他会召集相关部门的领导到基层去调研。[21]

四、教授与干部间的文化

差异与冲突

（一）教授与干部间的文化差异

这一时期，钢院教授与干部在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政治派别、治校理念等方面差别很大（表8），再加之学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在价值观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他们之间很大的文化差异。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他们彼此之间如何“和平相处”。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干部与教师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干部群体中读过大学的与没有读过大学的之间。譬如，留学归来的副院长张文奇、副教务长傅君诏与其他一些干部在工作理念上有不同，致使他们在“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如此的差异，致使干部和教授群体在心态上都出现矛盾，正如樊源兴校友所说的那样：“干部群体既自信又自卑。自信的是，他们参加革命早，打过仗，是党员，有政治资本，自卑的是，他们多数没有上过大学，对业务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却要管理和领导着这些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教授群体既自尊又自卑。自尊的是，他们学贯中西，甚至少数老教师也有‘摆架子、‘家长制、‘文人相轻的作风，自卑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是批判或改造的对象。”

（二）教授与干部间的文化沖突

这一时期，钢院教授群体与干部群体之间存在文化冲突。譬如，教授们对某些系秘书的权力过大很有意见，教授与干部在派留学生的标准上存在分歧等[22]。但是，总的来说，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教师与干部之间的文化冲突虽然不少，但是很少表面化，而是压在心底。这些心里话在“整风”期间说了出来。下面摘录1957年“整风”时期，一些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物化系主任柯俊教授：学校中文牍主义严重。人事部门每月都向系里要人事报表，报明每月人数调动情况。当然各系应该把组成的各部门间人的调动，随时通知人事部门，但是仅报人数的表格，有什么用？为什么人事部门自己不能做？教务处关于学生考试考查的分数统计表至少有五种之多，内容重复，统计的结果意义有多大？考试考查还有日报表，用处似乎不大。要得又急，对系干事的劳动尊重很不够。学生的记分册制度也可以考虑取消[23]。

工艺系主任章守华教授：上级官僚主观，下面徒费时间。教学改革是有成绩的，但是这几年的工作中觉得变得多变得快，令人疲于奔命，造成时间与精力上的浪费。例如教学计划几乎每年必改，我当系主任的连那班学生学哪个教学计划，也记不清楚了。关于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现在我已兴趣索然了，这不仅我一人如此，也是教师们的普遍情绪，去年学校发动写教学法指导书，教师们认为用处不大，没有必要，但专家要写，学校就决定写，这一决定使徐祖耀老师和我白白花费了几百个小时。我要提出：领导上对各种决定应该慎重考虑，应该强调实际效果，不要在办公室里随便决定[24]。

力学教研组主任刘宝智教授：设备科人浮于事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科内不少人员整天无事干。……我们申请购买电阻仪，竟有两年的时间，他们长期欺骗我们已向国外订购，不久可以来货。直至上学期在我们追问下，才知设备科根本未曾订购，但他们又推说被冶金工业部剔去，一时又说被学院审查时剔去，开始甚至还推卸未见我们填交订购申请书[25]。

但是，教授们的正确言论很快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乃至打击，因此1957年后就更少表面化了。后来，这种冲突和压抑在“文革”期间集中性爆发，并加速了“文革”期间学校“两派”（“延安公社”和“革命造反公社”）的出现。其中，“延安公社”干部较多，“革命造反公社”教师较多。而且，“文革”期间钢院“两派”之间的斗争给学校带来了严重后果和重大损失，尽管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教育文化界一个普遍性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两个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这次政治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教师、学生与行政人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各国高校面临的普遍性课题。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那样，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大学中的行政管理人员逐渐由非教学人员承担，行政人员“有充足的理由把教授和学生充其量看做缺乏理解的人，甚至是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导致了“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相互分离，每一方面都试图保持自己‘一类人的接触”[2]。学生群体与行政管理、教师群体间的价值冲突也频繁发生，尤其在社会变动频繁的时期，也就更容易与教师、管理人员所认同的主流文化之间产生摩擦。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有的大学形成了偏行政的文化，有的大学形成了偏自由的文化。

然而，在这一时期特殊的背景下，教师与干部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通过政治形式表现出来，使得弱势一方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使得大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被扭曲，发展起来的不是理性的、人性的文化，而是强势的、政治化的威权文化。

六、结语

1. 考察钢院这一时期的大学人，教授群体的特点是“三多一少一丰富”，即留学归国的多、来自南方的多、北洋大学毕业的多、共产党员少、生产实践和科研经验丰富。干部群体的特点是“三多一少一丰富”，即早期参加革命的多、来自北方的多、抗战前后入党的多、读过大学的少、革命经历和政治工作经历丰富。学生群体的特点是“两多两高”，即来自农村的多、男生比例高、学习钢铁热情高、毕业后要求到艰苦地区工作的多。

2. 校长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芸生院长提出并实践了“一参三改三结合”的办学方针，强化了学校重视实践的风气。教师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成了爱国精神、严谨学风、重视科研和实践的风气，推进了学校后来的国际化进程。当然，部分老教师中“文人相轻”的思想也给某些系科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干部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形成了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治上“左”的倾向，埋下了行政化因子。学生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成了理想主义、奉献精神和朴实、实干的风气。

3. 教授与干部在经历、学术、党派、认识上的显著差异，造成了文化冲突。这一冲突在平时集中表现为行政“运动”教学、干部“运动”教师，使学校呈现出行政化和“左”的倾向。当然，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这一矛盾和冲突被“掩盖”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冲突”加速了钢院“延安公社”和“革命造反公社”两派的出现。这一派性斗争破坏了学校的团结，伤害了干部和教师之间的感情，对学校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理化系原主任柯俊、金相热处理系原系主任章守华，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校团委书记许秀，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原纪委书记、副校长陆国市，研究生院院副院长蒋恒，统战部原部长王涌，人事科原科长曲祥生、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殷瑞钰等，得到了各位专家和校友的热情支持、帮助，得到了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 北大精神及其他[M].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0.

[2] [美]伯顿·R·克拉克著.王承绪譯.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20.

[3] 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7.

[4] Clark，B. R.The academic life： small worlds，different worlds.A Carnegie Foundation special report[R].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87： 366.

[5] 校史志编纂研究室.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15辑[G].1997.

[6] 韩晋芳，张柏春.魏寿昆院士访谈录——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工程教育改革[J].中国科学技术史杂志. 2009，（2）：193-202.

[7] 高芸生. 学校办工厂是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最好形式[N]. 光明日报.1958-7 -16.

[8] 黄乐恒等. 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志[G]. 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15辑. 1997：12-82.

[9] 高芸生. 继续乘技术革命之东风，大搞教学革命，大搞思想革命，使三个革命高潮汇成一股洪流，实现全院全面大跃进[N]. 北京钢院. 1960-5-18.

[10] 王希周. 高芸生在北京钢铁学院教育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M]. 陆钦仪主编. 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北京：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228-248.

[11] 石新明. 满井村--北科大校园文化录[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34-36.

[12] 张庆源，勾新雨.刘淇二三事[N]. 经济观察报.2007-05-26.

电冶金教研室.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朱觉教授深入实际与生产结合[N]. 北京钢院.1964-5-11（2）.

[13] 朱觉. 涉深水者得蛟龙[N].人民日报.1964-10-24（3）

[14] 北京钢院编辑部.北京钢院[N].1957，（59）.1957-5-23（1）.

[15] 北京钢院编辑部.北京钢院[N].1957，（57）.1957-5-18（1，2）.

[16] 北京钢院编辑部. 北京钢院[N].1957，（68）.1957-6-4（2）.

[17] 北京钢院编辑部. 北京钢院[N].1957，（67）.1957-6-3（1）.

[18] 校史志编纂研究室. 北京钢铁学院校史资料：第2辑[G].1985.

[19] 周作宇. 大学校长的文化智商[N]. 科学时报. 2008-11-18（B4）.

[20] 彭京京. 永不褪色的回忆[G]. 北京科技大学暑期校友访问团. 梦想从这里腾飞. 2001：177.

[21] 张庆源，勾新雨.刘淇二三事[N].经济观察报.2007-05-26.

[22] 北京钢院编辑部. 北京钢院[N]. 1957，（67）.1957-6-3（1）.

[23] 北京钢院编辑部. 北京钢院[N]. 1957，（57）.1957-5-18（1，2）.

[24] 北京钢院编辑部. 北京钢院[N]. 1957，（57）.1957-5-18（1，2）.

[25] 北京钢院编辑部. 北京钢院[N]. 1957，（59）.1957-5-23（3）.

（责任编辑：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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