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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况及路径选择

范文

刘文华

〔摘要〕在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基础上，详细描述了甘肃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况，结果发现：老年人文化程度很低，丧偶、独居问题突出；经济收入十分有限、来源单一，消费水平极低且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与儿子同住是主要的居住模式，生活照料缺乏；社会支持以家庭为主，生活需求层次较低；身心健康状况不佳，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匮乏。因此，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弘扬孝文化、调动村委会及村干部的积极性为手段来全面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境况。

〔关键词〕甘肃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路径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1-0039-07

2002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以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计划》指出，“老年人应当享受充实、健康和有保障的生活，并应积极参加各自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1] 毫无疑问，这一主张已经成为所有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行动指南。关于老龄化的标准，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是：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确定的“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2] 1982年《维也纳世界人口大会》上确定的“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0%”。[3] 国内学者杜鹏指出“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分析中国老年人口问题时采用60岁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比较合理。” [4] 分别以60岁和65岁为起点计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都是2000年，甘肃省都是2005年（见表1）。虽然甘肃省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比全国晚5年，但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体数量持续增长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可以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欠发达省份之一，甘肃人口老龄化已经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未富先老”将成为甘肃目前以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同时，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最大的劣势就是没有稳定可靠并持续增长的退休工资。另外，在事关老年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不得不说，农村老年人成了需要整个社会支持援助的多元（经济、生活和心理）弱势群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况理应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在研究方法上，有机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并以定量为主，通过调查问卷从宏观层面描述农村老年人的整体生存境况。同时，为了弥补定量研究在微观解释上的不足，特别对部分农村老年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当面访谈。可以说，研究中宏观与微观方法的有机结合达到了“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良好效果。在具体抽样方法上，因课题组成员均在甘肃D高校工作，而D高校的学生又大多数来自甘肃农村，且分布较为均匀。因此采取了以下抽样方法：（1）对D高校所有家在农村的在校学生进行随机排序；（2）按系统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100名在校学生；（3）让已抽取的每一名学生对其家庭所在村庄的所有6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进行抽样，抽样方法为系统等距抽样，抽样比为5%。需要说明的是，所抽取的样本应该具备基本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在具体资料搜集方式上，由专业科学培训的访问员（抽取的大学生）按标准化访问规则对已抽取的调查对象（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问卷和当面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老年人的基本情况、经济收入、日常消费、居住方式、生活照料、社会支持、医疗保健、身心健康、文化娱乐状况等。

研究中涉及到的有关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的数据和访谈资料均來源于2015年7月—12月期间在甘肃 39个县74个乡镇89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有关甘肃省人口状况的统计数据来源于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总、2005年甘肃省1‰抽样人口普查数据、2006—2015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他数据和资料来源另外进行了标注。另外，为了提高资料统计的科学性和效率，使用spss220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在400个有效样本中，男性186人，占465%，女性214人，占537%。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90岁，平均6952岁。[60，69]岁之间有204人，占52%；[70，79]岁之间有156人，占39%；[80，90]岁之间有36人，占9%。文化程度方面，“不识字”的有184人，占46%；“小学及以下”的有214人，占535%；“初中及以下”的有2人，为男性，占05%。婚姻家庭方面，“未婚”的有6人，占15%；“配偶健在”的262人，占655%；“丧偶”的有128人，占32%；“离婚”的有4人，占1%。

结合以上数据资料并以性别和年龄作为自变量来分析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可以发现：文化程度方面，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过少，没有大学文化程度者。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发达的南方农村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学者刘颂在《江苏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及服务需求调查》中指出，“20%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63%的农村男性老年人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村老年人的比例达279%。”[5] 另外，以性别和年龄作为自变量来观察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可以发现：“不识字”的男性要比女性少54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男性比女性多32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男性比女性多100%。经过SPSS列联表卡方检验，检验系数均小于005，显著性明显。可见，男性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整体上要比女性高。同时，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还显示出与年龄成反比的特征，具体来说，[60，69]岁组的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比[70，79]岁组略高，[80，90]岁组的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明显要比前两组低（见图1）。这主要是由客观历史因素造成的，因为以上调查对象都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出生于农村的他们本来就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传统社会中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观念直接影响了女性受教育的状况。

婚姻家庭方面，从整体来看，农村老年人婚姻状况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虽然未婚、丧偶、离婚问题不是主流，但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丧偶问题，占32%。从年龄特征看，[60，69]、[70，79]、[80，90]岁三个组别的农村老年人的配偶健在率分别为7308%、5897%、50%，呈下降趋势；丧偶率分别为25%、3718%、50%，呈上升趋势且逐渐加剧。可以说，年龄越大，丧偶率越高，也使丧偶成了造成老年人空巢、独居问题的最主要因素。从性别角度来看，调查对象中6个未婚者均为男性；仅有的4个离婚者也全为男性。男性有配偶率（489%）略低于女性有配偶率（511%）；男性丧偶率（375%）大大低于女性丧偶率（625%），这意味着更多的女性老年人将变为孤寡老人，长期面临无配偶的孤独生活。究其原因，一方面，老年男性的未婚、低婚、离婚问题，其实都跟长期以来甘肃农村地区严重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因为经济上的劣势必然增加农村社会中男性婚姻成功的难度与婚姻破裂的风险。另一方面，女性丧偶率高意味着其配偶（男性）的高死亡率，这就需要全社会更加关注农村老年男性的健康问题和老年女性的空巢问题。

（二）甘肃农村老年人生存境况的现状描述

1经济收入及消费状况

调查表明，825%的农村老年人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在所有收入来源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养老金”、“子女给予”和“农业收入”（见表2）。在问到“您的子女是否给您钱”时，表示“经常给”的调查对象占325%、“有事情时给” 的占396%、“很少给”的占203%、“从来不给”的占76%。在具体消费支出上，农村老年人每月的消费额的平均数为28375元，在95% 的置信度下的分布区间为[24985，31548]。另外，从对农村老年人消费开支的排序情况看（见表3），“看病吃药”和“购买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开支是最主要的开支，其次是 “给孙（重）子女买东西”和“红白喜事搭礼”。在问到“您是否缺钱”时，表示“非常缺钱”的占12%、“缺钱”的占51%、“不缺钱”的占34%、“完全不缺钱”的仅占3%。还有，在问到“您是否在外面饭馆里吃饭”时，表示“经常吃”的占35%、“有时吃”的占32%、“很少吃”的占525%、“从没吃过”的占12%。

可以看出，经济收入方面，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低且没有固定来源。主要原因是，甘肃省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就更为糟糕了。从收入来源看，作为农村老年人第一经济收入来源的“养老金”主要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凡是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每月可领取一定数额基础养老金，2015年甘肃省的月标准为75元/人。[6] 受经济收入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老年人自愿参加商业保险领取养老金的情况寥寥无几。至于“子女给予”也没有稳定保障，主要依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定。在甘肃农村，子女一般不会主动给老年人钱，只有老年人实在需要花钱，子女才会考虑给钱。另外，因老年人年老体弱，因此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的经济收入就更为有限。“低保金”也只有极少数贫困家庭的老年人和具有“五保户”身份的老年人才有资格享有。“亲友帮助”也只能解一时之困，而且，亲友帮助的形式主要是提供衣服、食品、水果、药品等非货币形态的物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经济问题。

日常消费方面，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极低，平均每月300元左右。而且，老年人的消费基本上属于生存型的消费，从上文表3可以看出，“看病吃药”、“购买生活必需品”是最主要的消费，也是维系生存必不可少的消费。另外，像“给孙（重）子女买东西”、“红白喜事搭礼”、“购买农资、宗教信仰”、“补贴子女”等方面的开支虽然比重不大，却无形中加大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不得不说，老年人用于自身的发展型（如参加社会活动、身心保健）、享受型（如买好衣服、到饭店吃饭、外出旅游等）消费很少。调查发现，坐过火车、飞机、轮船这些现代交通工具的农村老年人分别占43%、55%、6%，仅从数字看，好像农村老年人坐过火车的比例也不低，但他们坐火车的主要是为了外出打工，乘坐飞机、轮船之类的高档交通工具的老年人比例过低。访谈中许多老年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坐火车或者飞机外出旅游，到北京看天安门、去南方看大海，等等。”这些对城市老年人来说如同家常便饭的事情，却成了大部分甘肃农村老年人终生难以实现的奢望和梦想。

2 日常居住与生活照料状况

调查显示，老年人孩子的平均数为35，其中，儿子、女儿平均各17个；没有子女的只有6人，占15%；只有1个子女的有10人，占25%；有2-5个孩子的老年人居多数，分别占22%、28%、235%、15%；有6-8个孩子的老年人比重又变小，分别是5%、2%、05%；子女全是女儿的有34人，占85%。居住方式上，“与儿子同住”的有272人，占68%；“与女儿同住”的有36人，占9%；“单独居住”的有84人，占21%；在“子女家轮流居住”、“住养老院”的均为4人，均占1%。从婚姻状态来看，6位未婚老人中，4人“独自居住”，2人“住养老院”； “有配偶”者、“丧偶”者都以“住儿子家”为主，“独自居住”次之，住“女儿家”也有一定比例，“在儿女家轮流住”的比例很小，“住养老院”的最少；“离婚”者只有4人，2人“住兒子家”，2人“住养老院”（见表4）。日常生活照料上，问到“谁经常给您买衣服”时，回答“女儿”的占485%、“儿子”的占235%、“儿媳妇”的占145%、“孙子女”的占55%、“亲戚朋友”的占45%、“自己”的仅占35%。另外，有555%的老人表示家人为其过过生日，平均次数为26。964%的老人表示“子女孝顺”。不共同生活的子女看望老人的频率为：每年平均473，即大约两个月半（77天）看望1次，特别是一些出嫁到远方的女孩，有时两三年才回家看望老人1次。

可以看出，居住方面，依靠儿子养老仍然是主流，虽然与女儿同住的占9%，但这些老人主要是“无儿子”家庭（85%），可见，“女儿同样能养老”的新型养老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从婚姻状态分析，未婚、丧偶是造成老年人“独自居住”的主要原因。“住养老院”式的新型社会养老模式还不是主流，即使是没子女可依靠的老年人，也大多选择“独自居住”。“面子”问题是大多数农村老人及其子女不愿选择住养老院主要因素，因为对于有子女家庭特别是有儿子的家庭来说，要是自家的老人住养老院，就会被邻居、其他村民贴上不孝的标签。同样，对部分老人而言，也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因教子无方而被子女抛弃、赶出家门”的道德压力而宁愿忍气吞声的跟对自己实际上不孝顺的子女住在一起。现实情况是，只有一些单身、无子女照顾的老人因年龄过高而生活无法自理时才不得不选择住养老院。调查发现，不愿住养老院的农村老年人的比例高达91%。可喜的是，近年来，农村养老院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升，特别是很多地方实行农村五保户、无子女照顾老人可以免费住养老院的政策，再加上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住养老院逐渐成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新潮流。

生活照料方面，如前所述，虽然老年人“住儿子家”是主流，但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女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买衣服、洗涤缝补方面。特别是老年人生重病长期卧病在床时，一般都是女儿长期服侍老人。用农村老年人常说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媳妇再好，毕竟不如自己的女儿，在端屎端尿这些事情上，女儿既不嫌脏嫌累而且又细心，儿媳妇能做到这份上的就十分少见了。”另外，单身老年人、独居老人在生活照料上就只能靠自己了，一是生活照料不足，特别是男性，在做饭、洗涤缝补等生活细节上就显得难以应付了；二是情感空虚、孤独寂寞，由于长期缺少情感关怀，进而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的心态。

3 社会支持及生活需求状况

索茨（Thoits）将社会支持定义为“重要的他人如家庭、朋友、同事、亲属和邻居等为某个人所提供的帮助功能。这些功能典型地包括社会情感帮助、实际帮助和信息帮助。”[7] 国内学者肖水源还指出“社会支持的研究还应当包含个体对社会支持是如何利用的。”[8] 因此，用“遇到困难时，您经常得到谁的帮助”和“你最信任的人是谁？”这两个题目分别测量农村老年人得到的社会支持状况和他们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家人既是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又是老年人最经常利用的社会支持（见表5）。在生活需求上，在问到“您目前最苦恼的事情”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身体不好”，占55%，“无经济收入”排在第二，占17%；问到“对子女最大的希望”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常回家看看”，占485%，“努力工作、挣钱养家”排在第二位，占25%；问到“目前最大的需要”时，排在第一位的是“生活照顾”，占295%，“金钱”与“生活照顾”并列，均占295%。

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离不开“儿女”和“老伴”，他们既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帮手，也是农村老年人最重要的情感支柱。“邻居”的作用虽比不上“儿女”和“老伴”，但仍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对一部分儿女长期不在身边、老伴身体衰弱、独居的老人来说，好邻居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可靠的帮手和依靠。“亲戚”的作用明显不如邻居，说明了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远亲不如近邻”的风俗观念。“村干部”的被排到了末尾，暴露了村干部在关爱老年人方面的责任缺位。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国东中部农村地区相比，甘肃农村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使得以初级群体形态存在的村庄的“同质性”特征得到了较好的存留。无论是老年人得到的社会支持，还是其生活中需要利用的社会支持，其来源都主要是以血緣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同样，作为初级群体的村庄内部，邻里之间保持着较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尊老敬老仍然是绝大多数村民坚持的人生信条和伦理原则。至于村干部，一是还没有很好地树立服务意识，主观上脱离群众；二是在处理农村公共事务特别是事关老年人切实利益的一些事项上违反原则、缺乏公平，导致老年人对其信赖度降低。

生活需求方面，“身体不好”是农村老年人最大的苦恼，其次是“经济收入”问题。可以看出，目前老年人的生存境况不佳，其生活需要还停留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层面。按照马斯洛需要层理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时，人的需要构成了一个层次体系，即任何一种需要的出现都是以较低层次的需要的满足为前提的。[9] 因此，目前多数甘肃农村老年人还无暇顾及个人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调查结果也显示，农村老年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得到照顾”（主要指生活照顾和医疗照护）和“金钱”。需要说明的是，老年人把“金钱”作为最迫切的需要之一，这与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看淡金钱”的传统观念存在很大差异。这并不是说老年人对金钱本身充满欲望，主要是目前甘肃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过低，在这种情况下，满足他们低层次需要（生存需要）的最好手段就是金钱。

4 医疗保健及精神文化生活状况

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表示身体状况“很健康”的仅占25%、“健康”的占415%、“不健康”的占46%、“很不健康”的要占10%；表示睡眠质量“很好”的占65%、“好”的占46%、“不好”的占415%、“很不好”的占6%。在锻炼身体上，“经常锻炼”的占165%、“有时锻炼”的占355%、“很少锻炼”的占29%、“从来不锻炼”的占19%。当农村老年人生小病时，485%的选择“去村上的诊所治疗”、265%的选择“自己买药治疗”、16%的选择“去正规医院治疗”、65%的选择“忍受”、2%的选择“使用偏方”、05%的选择“讲迷信”。近三年，老年人平均去医院345次，最少0次，最多60次；平均体检131次，最少0次，最多6次。和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不同的是，农民是没有退休的职业。精神文化生活上，在问到“您平时的主要活动”时，回答“做家务”的占735%、“干农活”的占625%、“看电视”的占445%、“照看孙子（女）”的占385%、“休闲娱乐（如打牌、打麻将等）”的占8%。而且，有47%的老年人表示“经常干农活”，“很少干农活”、“从来不干农活”的老年人分别仅占18%、10%。另外，55%的老人表示有手机，会打电话的比率也达到50%。

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方面，总体来说，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医疗保健意识低下，一些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如“生病乱用偏方”、“讲迷信”还在小范围内存在。从性别来看，男性平均每年去医院就医112次/人，女性平均每年去医院就医118次/人；男性平均每年体检043次/人，女性平均每年体检044次/人。可见，一是农村老年人的就医、体检数量整体偏低；二是男、女之间在就医、体检数方面没有差别。从年龄来看，[60-69]、[70-79]两组在“去医院就医”、“体检”次数上的差距不大，但[80-90]组与前两组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见表7）。可见，高龄老人的医疗保健状况非常不良。这既反映了老人自身的

健康意识淡薄，也表现出子女对高龄老年人健康问题的重视不够。农村社会中经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假如家庭成员患病，那花钱治疗的顺序一般是：孙子女成年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经常是小病要么忍受，要么请村医治疗；要是患上严重疾病，对好多家庭来说，就只有等待并准备“操办后事”了。访谈中，一位80多岁老人说“儿子和他媳妇经常说，八十岁的老汉，多活一天多吃一天的饭，心理难受的很。”

精神文化方面，老年人生活单调，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严重缺乏。做家务、干农活、带孙子成了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仅有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空闲时看电视、打麻将、玩扑克、下棋。探究原因，主要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空壳化，许多本应由其子女承担的家务、农活、照顾孩子的重任就不可避免的压在了留守在家的老年人身上。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老年人很难有参与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的时间和心境。另外，受现代化浪潮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信息化水平得到不同的程度的提升，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的比重高达50%。现代通讯工具的使用有利于老年人和外界沟通，也为老年人跟长期在外打工、生活的子女进行情感交流提供了方便。

三、对策与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关系状况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10] 甘肃农村地区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成为制约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状况、生活水平的瓶颈性因素。因此，在国家继续加大对甘肃贫困农村地区的扶贫支持开发力度的同时，各级政府一定要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全面缩小城乡、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那时，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也就具备了提高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建设养老公共设施的财政基础，彻底解决了地方政府在改善老年人生活境况问题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窘；另一方面，作为子女也就有了给老年人提供各种生活和精神支持的经济条件，有效解决了子女在改善老年人生活境况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扰。总之，只有农村经济得到持续稳健的发展，才能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让甘肃农村老年人过上“衣食无忧、老有所养、精神富足”的美好生活。

（二）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的基本条件

对农村老年人而言，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是晚年生活幸福的根本保障。因此，作为子女一定要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督促、帮助老年人治愈疾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还要和老年人经常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要，倾听他们的心理诉求，让老人充分感受亲情的力量，尽享天伦之乐。作为基层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减轻老年人就医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要积极搭建各种平台，引进社会医疗资源为老年人的健康服务。如医疗下乡、为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免费治疗白内障的“阳光快车”行动，等等。作为村委会，要多方筹集资源，为老年人创造进行锻炼身体、文化娱乐的场所和平台，让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进而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作为老年人，也要提高身体自我保健意识，积极参加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同时，要正视因身体机能下降以及丧偶、病疼、孤独寂寞帶来的痛苦，以乐观积极健康的心态度过晚年生活。

（三）弘扬孝文化是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的必要条件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孝文化是华夏灿烂文明的瑰宝，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孝老爱老的道德风尚，并把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众所周知，“多代同堂”一直是中华民族家庭幸福和睦的象征，也是尊老敬老的良好家风的直接体现。针对甘肃农村地区以家庭赡养老人为主体的养老现状，因此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家风的培养，强化家庭养老的道德教化。[11] 也就是说要通过教育宣传，让广大农民认识到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俗话说“家中有一老犹如捡个宝”，老年人人生经验、阅历非常丰富，遇事沉着冷静，他（她）既子孙后代学习模仿的良好榜样，也为他们处理人际关系、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另外，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新兴媒体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的以“尊老、敬老、爱老”为主题的孝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如“五好文明家庭”、“孝老爱亲好媳妇”等先进家庭、个人的评选活动，让孝文化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上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四）调动村委会及村干部的积极性是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的可靠保障

虽然调查结果表明，村委会给予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是最低的，老年人对村委会的信赖度也很低，但这并不是说村委会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方面没有作用。因此，相关政府及职能部门要明确村委会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境况上的职责，把老年人问题作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并进行常态监督与考核。同时，也要给予村委会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这样既增加了村委会在推动老年人工作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也极大地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另外，村委会及村干部也要树立服务意识，千方百计的为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况创造条件，要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为老年人排忧解难。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大老年人的认可和信赖。最后，在养老道德、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与解读方面，熟悉农村社会风俗习惯、群众心理的村干部们具有特别的优势。所以说，要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况，调动村委会及村干部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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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oits， P. A.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processes： where are we？ What next？[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5，（36）： 53-79.

8肖水源，杨德森. 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0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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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书编写组.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11]石永丹.传统孝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价值作用及传承问题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2014，（06）：29-30.

（责任编辑：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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