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再审思》-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再审思

范文

丁子江

〔摘要〕方法论（methodology）曾是传统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方法论就是对各种具体、个别、特定的方法进行考察、分析、比较、批判、判定以及整合。迄今为止，专家学者们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摸索、创立和发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方法。我们应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况把握和操作这些方法。当代大多数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是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tic）的传统。通过这个途径，人们可寻找模型，理论以及具有相当程度外部有效性的法律式原则。因此，跨文化研究以及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作为技术的探索，其特征表现为概念化、操作化、设计研究、构思假设，建造工具，收集数据以及建构理论。我们应关注东西方研究在形式与内容上的革新、动态和趋势。所谓研究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我们也可以从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的角度来加以衡定。元方法论是一个理论系统，其宗旨在于考察和检验各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方法论，并分清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不同。它有以下几点特征：一、阐明某一方法论的目的、任务、含义、结构、功能以及标准等；二、揭示这一方法论的独特性、有效性、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可成功性，并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不完善性等；三、预设、察验、修订、促进和完善这一方法论实施的过程和步骤。我们还可以发现方法、方法论、元方法论以及元元方法论之间不同多元层阶的关系：一、某一方法作为第一层阶直接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二、某一方法论作为第二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方法的适用性、正当性、有效性；三、某一元方法论作为第三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方法论；四、某一元元方法论作为第四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元方法论。文章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探讨东西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概念化与操作化；二、主位取向与客位取向；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测量；四、分析单位与分析层次；五、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六、文化抽样与对象抽样；七、多元跨越与纵横坐标；八、案例分析与模式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研究；跨文化研究；方法论；元方法论；元元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0〖KG13mm〗〔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046-14

方法论（methodology）曾是传统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可以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家，他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等著述是关于方法论的经典之作，而他创立的整个逻辑体系更是开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先河。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也为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是在文艺复兴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培根的《新工具论》，笛卡尔的《论方法》等经典著述，以及洛克、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穆勒等大哲孜孜不倦的探索，都为方法论长足和全方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法论，也可称方法学，现在已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分支，但它涉及了人类所有知识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等。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在方法论指导下应用一定的方法，否则根本无法展开与进行。说到底，就连东西方比较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方法论“是对在某一研究领域所用方法加以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或对与某一知识分支有关的方法和原则的整体加以理论的分析。在通常情况下，它所包括的概念有范式，理论模式，阶段以及定量或定性的技术等。”①也可将方法论简化为“对方法的研究与描述。”②方法论这一术语“经常以不同甚至是矛盾的方式得到應用。”③

尽管存在分歧，“但仍有可能将方法视为知识创立的科学方式与非科学探索之间的分界标准。”

Nachmias， D. and Nachmias， C. 1987.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3r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按照这种观点，有学者将方法界定为“创造知识的指导原则。”

Arbnor， I. and Bjerke， B. 1997. Methodology for Creating Business Knowledge.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London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这些原则应与潜在的认识论假设相一致，而且应该适应问题的其他考察；“通过依赖在认识论的位置，该方法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联系，但他们仍然是不同的理论和独立的数据。”Mulkay， M. 1991. Sociology of Science： A Sociological Pilgrimage， Milton Keynes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总之，方法论就是对各种具体、个别、特定的方法进行考察、分析、比较、批判、判定以及整合。

正如前面提到的，当代大多数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是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tic）的传统。通过这个途径，人们可寻找模型，理论以及具有相当程度外部有效性的法律式原则。因此，跨文化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作为技术的探索，其特征表现为概念化、操作化、设计研究、构思假设，建造工具，收集数据以及建构理论。

Hamid Yeganeh， Zhan Su and Elie Virgile M. Chrysostome. “A Critical Review of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Journal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4， Vol. 7， No. 2， pp. 66-86. 我们应关注东西方研究在形式与内容上的革新、动态和趋势。所谓研究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我们也可以从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的角度来加以衡定。“元方法论”可称为方法论的方法论，即以方法论作为审思对象，“简言之，理论是关于世界的，方法论是关于理论的，而元方法论是关于方法论的。”

Husain Sarkar， 1980. “Imre Lakatos MetaMethodology： An Appraisal.”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0 （1980） 397-416. 在本书著者看来，所谓元方法论是一个理论系统，其宗旨在于考察和检验各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方法论，并分清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不同。它有以下几点特征：一、阐明某一方法论的目的、任务、含义、结构、功能以及标准等；二、揭示这一方法论的独特性、有效性、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可成功性，并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不完善性等；三、预设、察验、修订、促进和完善这一方法论实施的过程和步骤。我们还可以发现方法、方法论、元方法论以及元元方法论之间不同层阶的关系：一、某一方法作为第一层阶直接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二、某一方法论作为第二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方法的适用性、正当性、有效性；三、某一元方法论作为第三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方法论；四、某一元元方法论作为第四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元方法论。

以比较哲学为例。2008年6月，国际中西比较研究学会（ISCWP）会议主题为 “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多数与会者对“最低方法论（a minimal methodology）的特征”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一、开放性是最基本的，可以练习批判哲学的判断力；二、任何传统都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各有不同；应利用这一优势来应用各种具体方法；三、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想法是很有幫助；四、虽然有很多例外，对某个焦点概念或问题的集中比较往往比对个别思想家的比较更具建设性；五、认真关注语言和语法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六、充分的培训与完善制度的支持可成为进行研究的关键。

Stephen Angle. 2010. “Minimal Definition and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ume 1， No. 1 （2010）： 106-110.对不少比较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当然还可以列出更详细具体的研究方法，但若遵循上述这个大纲，就可解决很多问题。有些研究者提议， “比较哲学”与平常哲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或许所有的哲学是比较哲学”。

Manyul Im.2008. “Minimal Definition and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Warp， Weft， and Way：Chinese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http：//warpweftandway.com/2008/08/07/minimaldefinitionandmethodologyofcomparativephilosophy/. 2010年，一些国际知名的研究学者，共同致力于在如何构建社会世界的定性研究方法。他们认真研究了各种类型的定性数据，如观察、访谈、专题团队、文件资料，讨论交谈，视觉数据、互联网以及使用案例研究等。

Silverman， David （Ed）. 2011. Qualitative Research： Issues of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ingapore： Sage Publications. 有趣的是，有学者用比较方法比较了“比较方法”。以比较哲学的方法论为例，斯密德（Robert Smid）在《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实用与过程的传统》（Methodologies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The Pragmatist and Process Traditions）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比较哲学中四种特定的方法和概念：威廉·霍金（William Hocking）、菲尔默·诺斯（Filmer Northrop）、戴维·霍尔和罗杰·埃姆斯（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以及罗伯特·内维尔（Robert Neville）。有趣的是，斯密德用比较方法“比较”了各种“比较方法”。斯密德先是描述每一种比较方法，然后进行分析批判，尤其着重考察了实用主义或过程主义的传统。他对四种不同比较方法进行清晰的历史叙述，举出各比较法的主要特征及审慎评估其长处和短处，并指出如何将这些方法运用于今天的比较哲学研究。

Robert W. Smid . 2009. Methodologies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The Pragmatist and Process Traditions. SUNY Press. 不过作者忽略了许多重要的比较哲学家对传统的可通约性（the commensurability）问题的讨论，如戴维·王（David Wong），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以及布莱恩·范诺登（Bryan Van Norden）。总之，研究方法的选取与实施应当以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定，“对研究不同哲学传统的切入点与方法或许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认定哪一种切入点与方法对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最充分的。”

P. T. Raju. 1986. Spirit Being and Self： Studies in India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South Asia Books.pp. 45-46

一、概念化与操作化

在任何研究中，都会遇到许多概念与变项。这些变项有的容易观察，如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家庭、婚姻、种族等；有的较抽象，不易观察，如自我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等；还有的完全是抽象虚构，根本无法观察，如阴曹地府、妖法鬼神、龙凤麒麟等。概念化+操作化是把抽象的变项变为具体的，可观察和可测量变项的过程。在概念化中，某一概念可能具有很多歧义，这就需要对之加以界定。简言之，概念化就是将观察或研究对象中有相似或有共同点的因素联结、整合为同一体的过程方式，从而形成一个术语。概念化有三种形式：一、对可直接观察的对象所进行的；二、对可间接观察的对象所进行的；三、对不可观察的对象所进行的。根据概念化的理论，各种认知都是通过收集对象发出的信息，并将其用语言加以概括而形成的概念。概念化的作用在于，它能引导人们对观察对象进行政治的、经济的、价值观的、审美观的各种分类与判定，如富人、穷人、善人、歹人等，同时也能自我定位、自我归类。概念化的过程必须借助语言和文字，并以个人或群体的经验为前提才可进行。经验观察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与理性概念的一般性和无限性之间往往会发生矛盾，这就会出现误导与偏见。卡兹（Daniel Katz）提出管理人员应必备的三种管理技能：概念化技能（conceptual skills），人际关系技能（human relation skills）与技术技能（technical skills）。这些才能会因管理的阶层与组织机构的不同而改变。在他看来，概念化技能可以反映一个管理者具备宏观视野，能从事形而上、抽象画与策略性思维的能力，包括抽象思考的能力，特别是指组织作为整体，其如何因应环境变化和全方位的运作能力（越高层次主管越须具备此一能力，该能力又称直观能力）。概念化技能是能将组织看作一个整体的能力，包括分析、创造和主动性的技能。它能帮助管理者知道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表面症状；确定整个组织的目标以及每一具体情况的计划。概念化技能为大多数管理高层所需要，因为他们要费更多的时间来规划，组织以及解决问题。

亚里斯多德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用某种经验实证的方式考察和判明各种特定的对象，然后再用理性概念的方式把握和整合经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或抽象化（abstraction）是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进行的准备阶段。它关注的是怎样创立、构成、分类、界定、明晰或解读一个概念或观念，并揭示出其发展过程。本体论的概念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在信息科学中，概念化就是对世界某些选择部分加以抽象化的过程。在当代哲学中，至少有三个流行的方式来了解一个概念是什么：其一，概念作为心理表征，即概念是存在于大脑的实体；其二，概念作为能力，即概念是认知的特殊能力；其三，概念作为抽象对象，即概念是联系思想、语言以及参照物的命题成分。Eric Margolis and Stephen Lawrence. 2012. “Concept.”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at Stanford University. Retrieved 6 November 2012. 在评价有关社会世界任何特定论题X的信息，应当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在这个研究中X是什么意思？；二是怎么检测X？研究者必须在在继续研究之前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有学者讨论了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首先建立一个概念界定的过程，同时为解决第二个问题而创立操作性的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ingleton， Royce A.， Jr. and Bruce C. Straits. 1999.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3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对东西方研究来说，我们必须对各种认知对象首先加以概念化，然后再考察其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文化是一个模糊和抽象的概念，必须加以界定。问题不在于缺乏定义，而在于难于运作。文化不同的定义可以分为描述的，历史的，规范的，心理的等类别。每种定义都非常有限，而忽略其他层面。不少研究者将文化看作较广泛社会和经济因素的一个变量。这个问题可以归因于缺乏一般的科学范式。根据库恩对科学范式的界定，其可以看作是“在某个时代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为某个实行者的社区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型”。Kuhn， T.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研究是基于共享相同的规则和标准的范例。由于缺少一般范式，文化概念的含义非常多样和矛盾。兩种不同的定义在跨文化研究中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因为它们的复杂性以及缺乏一般科学研究范式之间的协调。换言之，文化定义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模糊和复杂的国际概念，同时也因为缺乏广泛认可的语言来描绘它。文化的定义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它作为研究人员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促进知识的创造；其次提供跨越文化的概念。如果文化没有得到普遍地界定，它就不能进行跨越国界的研究。由于缺乏文化的定义，一些研究人员竟建议，最好是放弃文化的概念。在这方面，有学者估计，跨文化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若想更多的进步就需要了解实现文化的意义。相比之下，也有其他人更为悲观，他们主张跨文化研究虽已越过了起步阶段，但那些缺陷却无法判定。

Tayeb， M.1994. “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Methodology considered.” Organization Studies， Berlin： 15， 3， pp.429-447. 如何克服有关文化定义和运作困难？曾有人建议，文化的定义是先验而非经验的。另一种建议是使用更有形和精致的建构。有学者提出，应该发现具有更多意义的建构来取代文化。

Bhagat， R. S. and McQuaid， S. J. 1982. “The Role of Subjective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7， 5， 653-686.

由于文化的某些方面或维度，跨文化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框架。例如，有学者确定了社会可被分类的六个维度（dimensions），即与自然关系，人性的信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的性质，空间的概念以及时间的定位。

Kluckhohn， F.R. and Strodtbeck， F.， L. 1961.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还有学者介绍了国家文化的五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子气、避免不确定性以及长期与短期的定向。

Hofstede， G. 1994. “Predicting Managers Career Success in an International Setting： Validity of Ratings by Training Staff versus Training Peer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 Special Issue， 63-70. 也有学者以同样的方式列出了五个文化维度：物质文化，社会机构，男人和宇宙，美学以及语言。

Herskovits M. 1941.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A Rejoind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9， 2， 524-31. 另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模式，其包括七个方面：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性与情感，特定于弥散，成就与归属，对时间的态度以及对环境的态度等。

Trompenaars， F. 1993. 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Diversity in Business. London： Economist Books 1993.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框架，而确定了三个基本的社会问题：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确保负责任的社会行为以及在自然和社会中人类的作用。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25， pp.1-65）.Orlando： Academic Press.

Schwartz， S. H. 1994. “Cultural dimensions of value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U.Kim， H.C.Triandis， C.Kagitcibasi， S. C. Choi， G.Yoon （Eds），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Sage. 不过，很多跨文化的研究者使用上述第二种，即霍夫斯特德（Hofstede）的模型来描述和比较文化。然而，用维度化（dimensionalization）来表示文化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因此，有学者断言，维度化是一种便利的方法来研究跨越国界的文化，但它简化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并削弱了考察的精密性。依靠几个维度，许多跨文化研究者忽视了其所研究的文化语境，因为他们仅把少量的维度当作文化差异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

Tayeb M. 2001. “Conducting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Overcoming Drawbacks and Obstac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1， 1， 91-108. 此外，由于文化维度依靠文化群体的典型成员，建立在维度化之上的跨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内部变化的影响。文化内部的变化谈及某一文化内部的人口分布，它可以尽可能地解释跨文化的变化。

Au， K. 1999. “IntraCultural Variation：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0， 4， 799-813.

二、主位取向與客位取向

通过认定人类群体以及在一种文化中增加有效独立变量的方式，跨文化研究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近十多年来，在研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论问题是主位与客位的区别。主位与客位（emic and etic ）是由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有关人类行为的两种研究取向。客位和主位是由肯尼斯·派克（Kenneth Pike）从语音和音位（Phonetic and Phonemic）两个词再创造的新词。文化研究的两个主要可能性是主位与客位的方法。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用此讨论各种完成的实地调查以及所得出的观点。文化主位或客位方法的使用取决于研究的性质。应该提到的是在文化的观念与文化差异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文化研究可以在任何选定的社会进行，但文化差异至少有两种文化才能够研究。这之所以对研究方式有含义，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应当用其他另一种文化才能认可。虽然文化的影响可从一个单独文化进行测试，而文化差异的影响只有当来自可以比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才能测量。Li J.， Karakowsky L. and Lam K. 2002.“East Meets East and East Meets West： The Case of SinoJapanese and Sinowest Joint Ventures in China.”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9， 6.主位取向是注重特殊性的研究，如考察当地人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和分类世界，他们的行为规则及其意义，以及他们是如何想象和解释事情。Kottak， Conrad. 2006. Mirror for Humanity， McGrawHill， New York. p. 47.主位的方法试图利用调查具体的观念或行为来描述一个特定文化；或者说它侧重于研究一个特定的文化结构。客位取向是关注普遍性现象如全球化的影响，从而找出普遍规律，优点是客观中立，而缺点是局限于表面现象，仅以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客位方法是科学家主要使用的方法，将重点从局部观察、分类和解释，转向人类学的研究。客位方法揭示了某一文化的成员常过分限于解释自己文化的正当性。在使用客位方法时，研究者强调自己认为重要的对象。同上。虽然主位与客位被视为具有内在冲突而相互排斥，但二者又有广泛认可的互补性，特别是在人性的特点以及人类社会制度的形式和功能。主位的知识和解释存在于在某一文化中，是由当地的习俗、意念和信仰来确定，并且被由本土”文化加以最好的描述。

Ager， A. and Loughry， M. 2004. “Psychology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e Journa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 URL （consulted 13 October 2006）.客位的知识是指概括了被认为普遍适用的人类行为，并且注重文化实践的普遍联系，如经济或生态条件。

Morris， J.R.， Chen， J.L.， Filandrinos， S.T.， Dunn， R.C.， Fisk， R.， Geyer， P.K.， Wu， C.T. 1999. “An Analysis of Transvection at the Yellow Locus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Genetics， 151（2）： 633—651.

客位的方法则为开发一个可了解的结构而使用跨文化比較。由于客位方法使用从跨文化中得出的变量，Bhagat， R.S.， and McQuaid， S.J. 1982. “The Role of Subjective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7， 5， 653-686. 它更适合于更广泛的分析，通常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客位研究的主要假设是：有一个共享的跨越多元文化样本的参考框架，构造的测量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应用到所有的样本，最终造成更多的普遍性。

Ronen， S. and Shenkar， O. 1985. “Clustering Countries on Attitudinal Dimension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0， 3， 435-454. 虽然客位方法允许以假设有一些文化之间所共享的框架，来进行更好的跨文化比较，它可能牺牲研究概念的当量和精度。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主位的方法被使用时，更精确和彻底描述一种文化内的建构，但因为在一个特定文化中所发展出的构造不可能外推到其他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就会削弱。

Journal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7：274. 从测量的角度来看，客位方法的标准应是普遍性的，因而较少关注一个特定文化的内部特征。此外，在财务限制和时间压力下，客位方法的应用对有组织的研究者可能是更实际的。不过，如果客位构造用于文化比较，研究人员可能无法捕捉特定文化（主位）的所有方面。当研究人员选择了一个客位方法，并假设那些受到检验的概念存在于所有的跨文化中。这些概念从其他文化中形成某些预定的构造。这些强加的构造可能不具备所研究文化的含义。例如，当对某一种文化设计变量，并不加修改地适用于第二种文化时（如领导作用）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是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情况下，尝试把在美国发展的理论复制到国家。为对付这个问题，应当运用一种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方法，而并非简单地把某种文化主位的维度应用于另一种文化。一种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方法要研究者首先获得研究中所有文化的主位知识。这样就可以让那些研究者抛弃他们的文化偏见，并且熟悉相关的文化差异。

Berry， J.W. 1990. “Imposed Etics， Emics and Derived Emics： Their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Statu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In T.N. Headland & M. Harris （Eds.） Emics and Etics： The Insider/Outsider Debate， 84-89.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测量

在研究设计上，应该强调以下几点：①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研究，并把它连成一个首尾相顾的研究问题？这要求通过项目设计过程，获得研究的信心；②是否可以达到正确的目标？方向是否明确？这要求揭示每一个研究项目所有方面的决策过程，以及从长远来看，这些决定的含义；②是否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研究？是否应该进行访谈，阅读材料或收集统计数据？这就要求解决在收集与分析数据特定技术中的实践和哲学难题。

Franklin， M.I. 2012. Understanding Research： Coping with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ivi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我们应当首先做好研究设计，结合定性研究（如案例选择）与定量研究（如变量选择）两种方法的长处，尽量采用各领域和学科的不同方法和技术，如MSDO/MDSO （most similar， different outcome/most different， same outcome最相似，但不同结果/最差异，但相同结果）等.

Benot Rihoux and Charles C. Ragin . 2008.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有学者提示：研究设计是一个五位一体的互动模式，即在研究目的（purposes）、研究概念语境（conceptual context）、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研究方法（methods）以及研究效度（validity）之间反复互动。这五者之间交织着两个三角形的关系：上三角形表现了研究问题的形成，并与研究目的与概念语境产生密切的互动；下三角形揭示了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其中涉及到研究方法与研究效度的问题。研究问题可视为研究的核心，因其承上启下连接了这两个三角形。由此互动的五者所构成的研究设计，当然不是线性或循环的关系。在研究目的的引领下开始提出研究问题，接着，选定研究方法。然而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则可能返回对研究问题进行修正，继而再对研究目的进行修正。

Maxwell， J. A. 1996.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对研究设计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的原创性（originality）问题。有学者指出了原创性研究的九大界定：一、选择无人进行过的经验性研究；二、从事无人进行过的综合性研究；三、重新解读原有的数据和资料；四、从事国外做过，但国内还无人进行的研究；五、将旧技术应用于新研究领域；六、为旧论题寻求新证据；七、采取跨学科或不同方法来进行研究；八、在某学科中探求目前还无人研究的领域；九、用新方法对知识加以完善。

Estelle Phillips and Derek Salman Pugh. 2000. How to get a PhD： a handbook for students and their supervisors， Open University Press.p. 63. 文化研究者的主要兴趣与组织和管理方法的文化影响有关。也就是说，研究人员经常试图比较各种社会中的组织，并辨认在那些文化中组织行为的异同方面。一般来说，每一种考察文化影响的尝试都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文化是一个主要变量，并对组织有一定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文化在事件、信仰和态度的发展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

Adler， N. J. 1983. “A Typology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volving Cul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4， 2， 29-47. 因此，研究人員希望预见到文化现象的影响，并把文化作为主要变量。从这个角度看，一些研究人员将跨文化研究界定为把文化作为其主要的依赖或独立的变量，但并非作为一个外来的和/或剩余的变量。

Nasif， E. G.， AlDaeaj， H.， Ebrahimi， B. and Thibodeaux， M. S. 1991.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 Updated Review.”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1， 1， 79-91. 虽然这一观点主导了跨文化管理，但一些研究人员不太重视文化，并把它当作残余因素。例如，有学者主张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更多在于思辨而不是事实。将文化看作剩余变量意味着研究人员并非把它作为影响组织行为的主要因素，而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

Ajiferuke， Musbau， and Boddewyn， J. 1970. “Culture and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Comparative Management Stud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3，（1970）， 153-163. 通过采取文化为主要独立变量，很多研究人员试图在文化与组织方面之间找到或建立因果关系，如表现力、稳定性或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些方面。

Morosini， P.， Shane， S.and Singh， H. 1998.“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Business Studies. 9， 27-36. 尽管文化可以被视为影响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在许多情况下，把它作为唯一的独立变量来研究，这令人质疑。应建议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提供大量的独立变量和因变量。

Kerlinger， F.， N. 1986.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3rd edition.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Winston. 因此，如果有重大变量和因变量的实质变化，将文化主要看作独立性的是合理的。

在东西方研究中，人们也会用测量法或仪表法（Instrumentation）。这种方法可界定为测量艺术或测量科学，它可在某一领域控制进程的变量。例如，1905年法国的比纳（A.J.Binet）和西蒙（T.Simon）创立了智力测验，心理测量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产生一系列行之有效测量工具，其中有不少已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并得到普及应用。本来仪表是一种对物理性质进行测量的设计，如流量、温度、层阶、距离、角度或压力等。但东西方文化的研究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来测定和控制社会进程的某些变数。一些学者致力于为社会研究而设计和构造测量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控制论以量化研究的形式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应用一个现有的测量法；二是尽量适应这个测量法；三是创立一个新的测量法。

Sin， L. Y. M. & Cheung G.H. & Lee R. 1999.“Methodology in Crosscultural Consumer Research： A review and critical assess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11， 4， 75-97. 现有测量法的应用有可能非常危险，除了语言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受访者可能会对同样的构造感知却是不同的。等效性意味着在研究中所用的仪表与构造对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含义。在这方面，研究者应确保在某一文化中所发展的构造量度可应用于另一种文化。为了这个目的，语义和范围等同是必不可少的。

Schaffer， B. and Riordan， C.M. 2003.“A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Methodologie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Best Practices Approa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6， 2， 169-215. 许多研究者建议在完成对第二种语言的直接翻译后，再对原来的语言进行反向翻译（Backtranslation）。反向翻译已被公认为一种有效的技术。有学者提出用三种设计来验证翻译的准确性：1）用双语作为测试的来源与目标；2）用源语言（source language）的单语（monolinguals）作为原文以及反向翻译的版本；3）用两种语言中的单语进行检验。hambelton（1993）尽管相对有效，但由于语言之间的根本差异，反向翻译不能看作是语义对等的保障。从狭义角度而言，语言与文化有关，并且每一种语言都应用可能与其他语言有不同义的特殊表达。某些研究者断言，反向翻译应被视为语义对等的最低要求，但其不能被认为是充分的（Roberts， 1997）。关于语义对等，受访者经验水平差异的程度可能会引发另一种问题。规模等同（Scaling equivalence）意味着测量在所有被考察的文化中具有相同的含义。不同的文化会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

Sekaran， U. 1983.“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dvancemen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4， 2， 61-73.

四、分析單位与分析层次

所谓分析（analysis），从古希腊文词根看，“ana”意思是“向上（up）”或“向后（Back）；“lysis”意思是“解开（loosing）”，原义就是分解，或将整体分为部分，如发现其任何属性、比率、功能、关系等；或将任何复杂的东西分解为其各种简单的元素。对于不同的知识领域，分析的表现方式也有不同。在语法中，表现为将句子划分为各种成分如名词和动词等；在数学中，表现为考察变项之间的关系或用方程式解决难题；在逻辑中，表现为将知识分解为其本初原则或找寻事物的来源；在化学中，表现为将任何化合物分解为其元素。在哲学方法上，广义地说，分析就是将某一个概念、命题、语言复合句或事实分解成其简单或终极的成分。分析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物”（analysamdum），分析所进行的对象或客体；二是分析者（analysans），即实施分析的手段或技术。

参见《剑桥哲学辞典》，英文版第22页。这样看来，即便是赞同分析方法的人，由于他们选择的分析物不同，或采用的分析者不同，因而又形成了不同的分析哲学派别。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不乏有人对分析方法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例如霍布斯（T.Hobbes）曾说道：“分解（the resolutive）就是通常被称为分析的方法，组合（the compositive）就是综合的方法。”对他而言，有关“任何一个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展开了我们对任何事物之因的探索。所谓部分并非指事物的部分，而是指其属性的部分，如数、量、运动、感觉、理性、以及相似等。

T. Hobbes. 1989.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hn，66-67页。在“什么是逻辑分析？”（1939）一文中，魏斯曼（F. Waismann）指出：“分析意思为分解与拆开。由此‘逻辑分析可以看作：将某一思想分拆为其终极逻辑构成要素。而对此，我们很容易联想与其他领域的类比：就同物理学家透过光栅分解白光以及化学家分解某种材料一样，人们大体上也能够如此设想哲学家的工作，其任务就是展示思想的结构，并揭开它的逻辑构造。”

F. Waismann. 1977. Philosophical Papers， Reidel， p265. 人们一般都承认分析方法是一种适当的哲学方法，但究竟什么是分析的对象却大相径庭。摩尔主张的是一种心理的分析，即将感觉材料（sensedata）分析为它们的元素；也有人提倡的是一种概念的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即对命题等加以分析；还有人强调的是一种言语的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即对语句，如专名（proper names）和摹状词等。罗素断言哲学的本质就是逻辑分析，并说自己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成见”，就是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坚持分析方法并不意味自己的分析已经正确了，而是说自己试图分析的愿望是合理的。罗素理解的“分析”是“发现一种组合体的要素”的方法，或者说，“分析就是从整体W得知P是W的一部分，而分析可分两种形式，即逻辑分析与时空分析。”

Bertrand Russell. 1940.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Unwin， p.327. 他在各种场合对这个定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根据罗素的整体思想，我们可以将他的“分析”分为六大类，即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物理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分析与本体分析。

很多学者运用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文化分析的单位（units）与层次（levels）。霍夫斯泰德（G.Hofstede）将文化描述为 “心灵集体编程，它区分了某一群体成员与另一群体成员不同，或一类人与另一类人不同。

Hofstede， G. 1997.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Software of the Mind.McGrawHill. 他还曾区分了人性与个人特性的不同。根据这种观点，文化具有集体性质，可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国家，行业，企业，部门，职能等，因此，文化团体可在不同层次加以界定与研究，而且相互之间不一定排斥。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詹本雷狄克和斯廷坎普（E.JanBenedict and M. Steenkamp）区分了文化的三大层次：元文化（metaculture），国家（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和微观文化（microculture）。

JanBenedicte， E. and Steekamp， M. 2001. “The rol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8，1. 元文化是国家集群，可能会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性。

Ronen， S. and Shenkar， O. 1985. “Clustering Countries on Attitudinal Dimension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 10， 3， 435-454. 国家文化由国界划定，微观文化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亚文化。元文化甚至比国家文化更全面，微观文化或亚文化则更为具体。一个微观文化所保留的不仅是国家文化的重要模式，而且也是其独特的行为模式。这种微观文化上可以用各种交叉的标准来界定，包括语言、种族、宗教、年龄、城市化和社会阶层等。文学的考察表明，国家经常作为在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单位。霍夫斯泰德论证说，由于相对类似的历史、语言、政治、法律和教育环境等，当今的国家“是其公民常见精神编程的来源”。国家是文化的一个合适和便利的指标，但将它当做文化的唯一代理，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国家仅是所研究文化的一个层面。在国家级别的文化可以是单一的或多元的。单一文化具有同质性，并为其成员提供共同价值观。相比之下，多元文化是由许多亚群体所组成，可以共享一些共性，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是不同的。当单元文化有一个高度同质化时，多元文化的特点是亚文化的异质性和存在性。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有相对同质的民族文化，这可以看作是单一性。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特点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异质性，并在境内存在不同亚文化，这阻碍了研究者将国家等同于文化。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应注意在国家文化中的亚文化。Hofstede， G. 1991.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McGrawHill. 除了国家内部异质性，利用国家文化作为分析单位可能有其他的局限性，因为国家或民族原本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许多西方普遍接受的假设对其他非西方的国家来说不一定是真实的。世界历史表明，许多国家的边界已经确定，但是由于政治和军事因素，而并非由于文化边界的因素。考虑到上面讨论的问题，有人建议，只有注意了国家内部的同质性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者才能在国家的层次上对文化加以概念化。尽管国家等同于文化的说法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实用的方法，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其他层面的文化分析，这可以用语言、宗教、种族、地域，甚至经济因素的影响来加以界定。作为国家文化的一个狂热的拥护者，霍夫斯泰德关注到了如地理因素（西非，东非）和语言（如阿拉伯国家）等其他的决定因素来界定文化分析的单位。

同上。除了国家的其他决定因素，如语言、宗教、科技、工业、国界以及气候等，也可能是文化分析的有用单位。

Peterson， M.F. & Smith， P.B. 1997. “Does National Culture or Ambient Temperature Explain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ole Stress？ No Swea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 930-946. 在添加这些决定因素之后，我们可以提供更有意义同质文化的单位，而可能会导致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五、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与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是当前东西方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目的。没有充分的数据，就不可能进行对之进行分析；而没有正确的分析，所收集到数据不过是一大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堆积。所谓数据（data，也可以称资料）是某项集（a set of items）中定性或定量变项的价值。一般来说，数据可界定为：作为原始材料而对某些对象（或事实、事件、事物等）所进行的逻辑概括或直观符号描述，如数值、文字、图像、音响、标记、符式、记号等。数据、信息与知识是相互联系的三大概念。在抽象化中，数据最低一层，信息为中间层，而知识则是最高层。我们可用标记（sign）来区分数据与信息；作为符号（simbals）的数据只有当信息出现时，才能表示某种事物。

P. BeynonDavies.2009.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大致说来，数据收集的方法包含观察法、统计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分类法、比较法、普查法、抽样法、案例分析法、语义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法等。數据收集通常发生在改善研究项目的初期，往往首先需制定一个计划：一是在操作之前，先确认目标、来源、界定以及方法；二是进行收集的操作；三是然后准备进入正式分析的阶段。

Anthony Peter Macmillan Coxon. 1999. Sorting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在任何数据收集之前，预先收集活动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一个经常发生的失误就是，研究者采访信息的价值往往打了折扣，即成为不良抽样和抽样技术的后果。

Weller， S.， Romney， A. 1988. Systematic Data Collecti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当预先收集阶段充分完成后，无论通过面试或其他方法，现场数据收集可以以一种结构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式进行。一种正式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必要的，因为能确保收集数据都是明确的和精准的，并且建立在论证基础上的后续决策是有效的。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衡量的基础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加以改善的目标。

Roger Sapsford and Victor Jupp.ed. 2006.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数据收集的其他主要类型包括普查，抽样调查和行政的副产物。这些方法有着各自的优缺点。普查是指有关某一群体中或统计人口中每个人或每一件事的数据收集；它具有精确和详细的长处，但也有如浪费成本和时间等方面的缺陷。抽样是一种数据收集方法，但仅包括在总人口中的一部分，并且具有节约成本和时间的优势，但有精度和细节不足的缺陷。行政副产品的数据作为一个组织日常运作的副产品加以收集的，它具有精度，时间和简洁的优势，但缺乏灵活性和可控性。

Weimer， J. （ed.）（1995）. Research Techniques in Human Engineer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在跨文化研究中，数据收集更为困难，也更为关键。这个困难与原始数据和二手数据有关。二手数据的准确性可能因国家的不同而改变；而且由于测量的方法在跨文化中不对等，数据的不同来源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值。

Malhotra N. K. et al. 1996.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3， 5， 7-43. 此外，由于政治或安全的原因，一些国家可能不愿意透露一些数据。相对于原始数据，数据的收集方法对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有巨大影响。应该说，不可能提出一个在所有国家都是有效的数据采集技术。

H. Yeganeh， Z. Su et . Chrysostome， “A Critical Review of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isciplines， 2004， Fredericton. 数据收集的某一些方法可以在一些国家有效，却在另一些国家无效。例如，邮件调查技术在发达国家很受欢迎，但在欠发达国家却没有什么效果，这是因为识字率过低和邮递时间过长等相关的问题。在美国之外，电话访谈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因垃圾邮件数量不斷增加电子邮件/互联网调查似乎并不实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个人或是面对面访谈或许是收集数据的另一种方法。然而，收集数据的人也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低反应率可能危及统计的准确和研究的效率。稳健统计技术仅基于令人满意的应答率。然而，由于许多实际困难，跨文化研究往往不能达到满意的应答率。响应率可用后续工作加以提高，但这样的努力基本上代表了样品的代表性与样品的规模性之间的一种折衷。

Cavusgil， S. T. and Das， A. 1997.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mpirical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 Survey of the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a Framework.”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7， 1， 71-96.跨文化应答率的非对等性可能会影响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在这方面，应采用对所有文化进行统一的数据收集程序。统一的数据收集意味着在不同的文化中使用相同或类似的程序。但有人认为，跨文化应答率的对等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应答率的非对等性大都摆脱了研究者的控制。例如，许多文化可能在问卷调查时对某些特殊问题相当敏感。对于其他文化来说，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因为如日本一类的文化倾向于提供积极的，但似是而非的答案。还有一些偏见可能从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引发出来。人群中在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的差别可以是不准确的其他来源。此外，当社会、经济、法律、教育以及产业结构存在着差异时，环境的特征也能引起困惑。

Janssens， M.， Brett， J. and Smith， F. 1993. “Confirmatory Cross CulturalResearch： Testing The Via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2，364-382.

数据分析是将收集的各种数据经由加工、分类、整合、比对、解读等操作后加以缜密的分析，从中得到正确有用的信息，最终制定合理的决策。其方法分为传统与创新两类：前者包括排列图、因果图、分层法、调查表、散步图、直方图、控制图等；后者则包括关联图、系统图、矩阵图、KJ法、计划评审技术、PDPC法、矩阵数据图等。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应注意数据是否足量、真实、准确与可信，并且所得到的信息是否符合预设的计划；同时尽量防止失误、错置、虚假、夸大和遗漏等。在统计学领域，有学者将数据分析分为三类，即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索性数据分析以及验证性数据分析等。数据分析尤为关注的是定性分析与定量方法的使用。

Lim L. and Firkola P. 2000.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research Problems， solutions， and proposal.”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 133-154. 一般来说，实证研究采用分析数据的定量方法。在这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之间的选择从根本上是不同认识论立场之间的显著差别。

Filstead， W. 1979. “Qualitative Methods： A Needed Perspective in Evaluation Research.” In T. Cook and C. Reichardt，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Evalu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例如，现实主义立场的定量研究与理想主义的定性研究处于直接的对立，并且这两种方法不可通约。然而，有些人认为，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二分法是不完整的。

Smith， J.K. 1989. The Nature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quiry： Empiricism versus Interpretation. Norwood： Ablex.事实上，根据研究设计，有可能采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亦或两者结合来收集或分析数据。定性研究可以应用实证性解释其实验结果的方法。虽然许多研究者仍然喜欢定量方法，事实上，定量的方法无法解决那些使用概念和定性研究所产生的方法论问题。Nasif， E. G.， AlDaeaj， H.， Ebrahimi， B. and Thibodeaux， M. S. 1991.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 Updated Review.”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1， 1， 79-91. 有时人们假定定性研究更有利于认识，最优秀的研究都属于完整的，概念的以及理论构建的类型，而非纯粹定量实证的。还有人认为辅以统计和数字处理方法的定性研究论文更为有用。然而，定性研究似乎仅为最初的步骤，而多数跨文化研究者仍然喜欢采用定量的方法。通过识别两种方法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者提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Morey， N.C.， & Luthans， F. 1984. “An Emic Perspective and Ethnoscience Method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9， 1， 137-159. 为减少定量结果而发展的技术从根本上依赖于相关的检验。

Sekaran， U. 1983.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dvancemen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4， 2， 61-73. 二元分析的应用是作为可能造成误导的唯一技术。文化问题的复杂性需要额外的数据来進行多元分析，并使用其他强大的统计技术。多元回归分析可用于检测多个变量对观察到的现象的影响，而其他技术，如因子分析等，可能需要确定变量是否相互独立。

Nasif， E. G.， AlDaeaj， H.， Ebrahimi， B. and Thibodeaux， M. S. （1991）.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 Updated Review.”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1， 1， 79-91.

六、文化抽样与对象抽样

所谓抽样或取样、采样（sampling）可界定为选择某种适当例证的一种行动、过程或技术，如为决定参数的目的而选择种群（population）中某一代表部分的一种行动、过程或技术。换言之，它是从感兴趣的种群中选择某些组成单位，如人群或组织等，以便适当地概括出某种结论。通俗地说，抽样就是大量考察对象中抽取少数有代表性的样本，或通过调查某些部分所得的数据来估计整体的方法。也就是说，抽样是将总体中有限样本的考察结果当成普遍的结论而推广到总体。应当注意选出的样本必须具有代表性，否则抽样的结果就会与总体的大多数相悖，而带来根本性的误导和偏差。抽样的方法可分为两种，即无任何主观意愿的随机抽样与有一定主观因素的非随机抽样。一般科学抽样的过程有四个阶段：一、确定考察对象与范围；二、选抽样方（quadrat）或样本；三、对某一样方内某一种群计数；四、得出各样方的平均数。文化抽样（Sampling Cultures）在跨文化研究中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在社会文化的研究上，在抽样过程中有时由于考察的范围过大，便选取部分对象作为样本。对一个种群分布较均匀具良好代表性的调查对象，我们可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应用五点抽样法：即先确认对角线的中点作为中心抽样点，随后在对角线上选择四个与中心样点距离相等的点作为样点。对于东西方研究来说，有四种形式的抽样与之有关：一是理论性抽样，即在定性研究中对比较对象或场所的过程进行选择；二是统计性抽样，即对统计种群的某些知识进行观察选择；三是案例性抽样，即对单一或多样案例研究进行选择；四是分析性抽样，即对某种事物的代表部分进行选择。文化抽样有三种方法：便利抽样，系统抽样以及随机抽样。文献考察显示，跨文化研究以便利抽样为主。Bhagat， R. S. and McQuaid， S. J. 1982. “The Role of Subjective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7， 5， 653-686. 在这种方法中，文化的选择并非与理论问题有关，研究者之所以选择一些文化，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它们。随机抽样可能会误导研究结果，它仅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被判定是合理的。

Sekaran， U. 1983.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dvancemen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4， 2， 61-73. 随机抽样可为研究程序带来便利，尤其是在资源有限之际。便利抽样的显著缺点是，研究人员无法实现有关文化差异的一个先验的预测，而且当发现一些文化差异时，事后解释却得到了发展。

Van de Vijver， Fons J R， Harsveld， M. 1994. “The Incomplete Equivalence of Paper and Pencil and Computerized Versions of The General Attitude Test Batter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8， 6. 相比之下，对于系统抽样方法，文化是在理论指导下得到系统选择。所选定的文化可以在理论连续性上表现不同程度的价值。若某一研究是探索性的或理论框架是基本的，所选择文化的数量应大于两个。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抽样的有效性，我们应选择远离理论维度的文化。随机抽样的应用还不多见，因为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选择大量的文化。

同上。另一个问题是文化研究中的抽样数目。选定文化的数量应足够大，才能进行随机抽样。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仅选择两种文化进行比较。两种文化的研究不能提供对文化的客观了解。此外，两种文化的研究大多数只是对另一个文化加以种族主义研究的复制。

Adler， N. J. 1983. “A Typology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volving Cul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4， 2， 29-47. 更多文化选择可提供更可靠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有限，它并不总是可行的。

对象抽样（Sampling Subjects），也称受试者抽样，在跨文化研究中也是常见的方法之一。对研究者来说，这个方法带来很多挑战。为了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比较，选自不同文化的对象或受试者应当具有相似的背景与经验。当受试者有不同的背景，很难断定所观察到的差异是由于文化差异还是受试者的具体特点。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研究者可以让样本与人口、语言或职业特点相契合。例如，霍夫斯泰德（G.Hofstede）的研究是基于来自IBM管理人员的样本，他们具有相似的背景和经验。这样，通过对IBM员工的抽样，他认为，组织文化和语境因素的影响将是最小的。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跨文化研究中样本代表性远离实际情况。许多跨文化的研究是随机抽样的典型实例。例如，研究者选取大学生作为各自国家文化的代表。显然，如此随机收集的数据可能是不可靠的。样本代表性的缺乏可能由于研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例如，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在种群中缺少细节的了解而很难刻画一个样本。

Samiee， S. and Jeong， I. 1994.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An Assessment of Methodologie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2， 3， 205-217. 抽样的框架和指南只有在发达国家中才会有效。

Douglas， S.P. and Craig， S. 1983.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为了拥有一个合理的代表，研究者应认真地选择对象来尽量扩大样本的同质性。

Samiee， S. and Jeong， I. 1994.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An Assessment of Methodologie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2， 3， 205-217. 对于代表性问题，应使用匹配的样本

Adler， N. J. 1983. A Typology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volving Cult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4， 2， 29-47. 或在抽样方案的某种程度上实行随机抽样可能是一种解决方式。

Sekaran， U （1983）.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dvancemen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4， 2， 61-73.在选定文化样本的独立性对跨文化研究是另一个挑战。样本的相互依存被称为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由于全球化和电信通讯的进展，这个问题特别频繁出现。在过去的几年，价值观已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相互传播，而不同文化群体额度成员也逐渐采取了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

Nasif， E. G.， AlDaeaj， H.， Ebrahimi， B. and Thibodeaux， M. S. （1991）.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 Updated Review.”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1， 1， 79-91. 文化传播的自由观点是由文化的融合来表达的。文化趋同的支持者认为，不同的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融合。由于文化传播（或文化趋同），文化之间的边际变得模糊，因此，来自不同文化的样本可能并非独立的。很显然，样本之间的相互依赖可以导致有偏见的结果。为了克服高尔顿问题，研究者应当通过选择不太可能表现文化扩散的的样本，来减少文化扩散的影响。例如，国际学生的样本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样本很少独立性，因为这些群体往往在相互接触。

Hamid Yeganeh， Zhan Su and Elie Virgile M. Chrysostome. 2004.“A Critical Review of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Journal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4， Vol. 7， No. 2， pp. 66-86.

前面提及的高尔顿难题是跨文化研究遇到一个特定的统计难题。功能关系的测试（例如，一个假设的测试，即男性统治的社会更好战）能够产生混淆，因为文化的样本不是独立的。与这种特性相联系的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功能相关的，而且也因为他们通过跨文化的影响或从一个共同文化祖先的传承而相互传播。默多克（G.P.Murdock）试图以发展一种相对互相独立的文化样本，即相对较弱的进化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来解决高尔顿难题。早默多克（G. P. Murdock）和怀特（D. R. White）曾创立了“跨文化标准样本（The 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 [SCCS]）”，从每个抽样的省份选择了一种文化而建立的标准样本。所选文化的数目足以对统计分析提供坚实的依据；这个样本包括186种文化，从现代狩猎（如姆巴提人），早期历史状态（如罗马人），到当代工业（如俄国人）等。

George P. Murdock and Douglas R. White. 1969. “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 Ethnology 8：329-369. 这个标准样本包含了对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86个文化省份（cultural provinces）的最佳描述，由于这些省份具有社会文化的最大独立性，因而成为前工业化社会的一个主要样本。直到今日，这个标准样本常为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应用。

七、多元跨越与纵横坐标

人们常提及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研究，它主要揭示“概念的根源就在于通过一定数量的现代论述而共存的思想，即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普遍知识，以及知识的综合与整合。”Klein， Julie Thompson. 1990.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跨学科研究正迅速成为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一般公众的重要方法。在各领域，不同的人们以此组织和整合知识。各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与综合性成为新世纪的重要标志。例如2012年出版的牛津跨学科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就是由跨学科的著名学者所精心编辑的，其中包括37位全球领先的思想家对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性研究，论题有知识的领域范圍，跨学科与跨学科性，已被跨学科的知识以及互动学科的知识等五大范围。福山、亨廷顿、尼斯贝特等一类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们以其广阔的视界，独到的见解，渊博的学识以及非凡的睿智，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象，从定性到定量，以多层面、多维度、多模式的切入点，进行了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和跨方法的综合研究。他们涉及并贯穿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教育等社会各领域；运用了科学、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语言学、统计学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人文学科、综合学科和边沿学科。福山在谈及恩师亨廷顿所受到的影响时，曾指出：“在韦伯的门生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带领下，哈佛社会系希望建立一个综合的，跨学科（interdisplinary）的社会科学，以其来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Francis Fukuyama. 2008. “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 American Interests. December 29， 2008. 在2002年出版的《文化与认知》（Culture and Cognition）一书中，尼斯贝特特别强调了“跨学科的方法”。本来，世界四大文明以及所从属的亚文明或分支文明，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某种程度的撞击与融合（如丝绸之路），尤其近代以来，哥伦布以后的地理大发现造成的海洋通航，更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史无前例的撞击与融合。这一切为东西方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以福山、亨廷顿和尼斯贝特为代表的东西方文明研究学者，在更大的向度和时空观上驰骋他们的想象、创意和扫描；既追溯各种古老文明数千年甚至史前纵向的历史传承轨迹，又观察那些大大小小文明之间横向的交集沟通状况。例如福山的一篇对话录就提及了用纵横坐标法来分析腐败问题。

“The China Model： A Dialogue between Francis Fukuyama and Zhang Weiwei.”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ume 28， Fall 2011. 尼斯贝特从一篇有关“在两种文化的语境中感知对象”的论文

Kitayama S， Duffy S， Kawamura T， Larsen JT. “A Cultural Look at New Look： Perceiving an Object and Its Context in Two Cultures.” Psychol Sci. 2003； 14： pp201-206.中得到启示，而用纵横坐标法来研究不同认知的经济文化基础。

Ayse K. Uskul， Shinobu Kitayama， and Richard E. Nisbett， 2008. “Ecocultural Basis of Cogn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2008 June 24. 维尔伯（Ken Wilber）在其著作中阐述了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又专门讨论了纵向与横向研究的方法问题。

Ken Wilber，2000. A Theory of Everything： An Integral Vision for Business， Politics， Science， and Sprituality，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0.

八、案例分析与模式创新

案例方法本来是哈佛商学院主创与倡导的一种教研方法，即将某个实际发生的案件引介给学生，让他们身历其境地体验“决策者在处理问题时的作用”。Hammond， J.S. ，1976. Learning by the Case Method， HBS Publishing Division. “案例研究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判定向广泛读者群提供的学术报告写得好不好。”Nisbet， J.， & Watt， J.， 1984.“Case Study，” Chapter 5 in Bell， K. （eds）， Conducting SnallScale Investigations i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London： Harper & Row. 后來这种方法愈来愈普及应用到很多学科和领域。作为大学教授的上述那些东西方研究学者，试图将历史上与现状下各种文明在发展中的事件，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加以阐释、检验、审思与归纳，然后得出理论上的抽象与概括。福山相当擅长运用案例研究法，例如他在早年（1973年）出版的《牧师的转型：神学教育的一个案例研究（Ministry in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oretical Eduction）。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亨廷顿以1974-1990年间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为样本，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和统计研究，分析了独立变量（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与因变量（the dependant variable）的关系。福山曾以亨廷顿关于专制主义的案例研究来说明自己的看法。Francis Fukuyama， 2008. “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 American Interests. December 29， 2008. 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本身也被作为案例研究的范例，如一本题为“挑战”的书就用222页的篇幅进行了“学术、新闻与政治：对亨廷顿的案例研究”。Serge Lang，1998. “Academia， Journalism， and Politics： A Case Study： The Huntington Case.” Chanllenges， Springerverlag. pp1-222. 所谓模式最初在数学中界定为“在一个数据集（Data Set）中最频繁发生的值（Value）”。后来人们将这种数理方法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甚至是人文社科领域。人们常把某种模式的创立当成重大的学术成果之一。例如福山试图分析“中国的治理模式（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并认为“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这个模式为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后来的东南亚政体设定了样板，而继承了连续集权国家的儒家传统和任人唯才的官僚体制。”Francis Fukuyama，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Jouran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12， Volume 23， Number 1， p15. A. H. 阿里（Ayaan Hirsi Ali）称自己支持“亨廷顿的国际关系的文明模式（civilizational model）”的说法，因其“反映了真实的世界，而并非仅是一厢情愿”；这将“允许决策者得以区别敌人与朋友”。因此，“直到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之前，‘文明的冲突应是国际关系和历史教学的一个经典。”

Ayaan Hirsi Ali，2010. “Scramble to Make Sense of a New World Order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issue. 在J. 王（J. Wong）看来，尼斯贝特的“思维的地理”奠定了“相互关联思维模式（interconnected modes of thought）的大脑能力，这样做，使人们构建起法律和可理解的大脑功能，并以此决定共同性以及在人们之间建立联系。J. Wong， 2008.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Asian and Western Minds at Work，” Serendip，05/14/2008.

福山一类的学者往往会不断地修订和更新自创的模式，甚至彻底否定自己原有的模式，而探索和重构新的模式。这也是他们不同于其他一些昙花一现人物的原因所在。

结语

孔子强调“一以贯之”和“举一反三”等方法，程朱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等方法。在回答宗泽有关阵战的问题时，中国古代名将岳飞曾说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含义就是，在作战时，应根据客观、现实和具体的情况而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兵法。当前，专家学者们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摸索、创立和发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方法。我们应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况把握和操作这些方法，正如培根所倡导的：“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责任编辑：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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