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北京党政机关人士的称呼模式研究 |
| 范文 | 刘永厚 郑双 〔摘要〕每一个历史时期官场流行的称呼模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国内公务员群体的称呼模式关注较少。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法，从称呼语的使用频率、受欢迎程度、称呼语选用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调查了北京地区36家党政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称呼现状，发现其四大称呼特征：职衔类称呼语大肆盛行，拟亲属称呼语举足轻重，同志类称呼语风光不再，“老板、老大、总管”几个庸俗通称并未泛滥。称呼语的规范应该成为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文章提倡上下级之间践行民主平等的称谓观，减少职衔类称呼语的非对称使用，鼓励相互使用平等型姓名类称呼语。 〔关键词〕北京地区党政机关；称呼语；平等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01-07 引 言 近年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称呼行为一直是一大社会争论热点。《人民日报》[1]、《新京报》[2]等媒体纷纷报道了党政机关人士称谓语呈现“庸俗化”、“商业化”和“江湖化”的不良态势，并指出“党员之间无论层级和资历彼此互称‘同志的良好传统已被强化层级意识并鼓励下属人员奉承上级的庸俗做法所取代” [3]。甚至，曾经在党内无限风光的“同志”称呼语如今也沦落到上下级之间难以启齿的地步。针对这一现象，中央机关、上海市、广东省、甘肃省纪委曾下达官场称谓禁令，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近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 在当前中央和地方纪委三令五申整顿称谓乱象的背景下，北京地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称呼行为是否存在上面谈及的“三化”现象？“同志”这一称呼语是否真的已“渐行渐远”？其重新流行的现实基础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调研的课题。因此，研究旨在对北京地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当前称呼模式和称呼特征进行调查描述，揭示称呼语背后的称呼观念，提出合理的称呼建议，规范称呼行为。 一、 调查方法 （一） 调查内容和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问卷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称呼语的总体使用情况，第二部分调查被试对称呼语的喜爱程度，这两部分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第一部分：5分=总是，4分=经常，3分=有时，2分=很少，1分=从不；第二部分：5分=非常喜欢，4分=喜欢，3分=一般，2分=不喜欢，1分=非常不喜欢）。第三部分考察被试在四种场合下（党支部会议、部门会议、办公室和休闲娱乐场所）如何称呼与自己关系一般的、亲密的上级、平级和下级。第四部分对五类称呼语进行语义区分测验，使用七级量表。第五部分是被试的基本信息，含年龄、性别、工作年限、所在单位名称及担任的行政职务和党内职务。 基于祝畹瑾[4]对汉语称呼语系统的分类，本次问卷调查中的称呼语共分5大类，23小类，分别为：姓名类（姓名、名字、修饰语+姓），同志类（姓名+同志、职衔+同志等7小类），职衔类（姓+职衔简称、姓+职衔等5小类），通称类（“领导”、“老板”、“老大”等7个称呼语）和拟亲属称呼语（如某哥、某姐等）。 访谈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在您的单位，同事之间怎样彼此称呼？”、“您喜欢哪种称呼模式？”、“在单位您喜欢使用拟亲属称呼语吗？”、“在工作中您和同事使用‘同志称呼语吗？”、“您在什么场合会称呼他人或被人称为‘同志？”、“您如何看待中央和部分地方纪委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之间互称‘同志这一规定？”、“您怎么看待某些单位存在称呼上级领导为‘老板、‘老大、‘哥们儿的现象？”、“您认为当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称呼行为需要如何规范？”等。 （二） 调查对象 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119份，调查对象是来自北京地区36家单位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其年龄分布在25～55岁之间，党内职务有书记、副书记和普通党员；行政职務集中在处级和科级的正职与副职人员。其中，参加访谈的人员共5人，男性3人，女性2人，来自外交部、中宣部等单位。问卷和访谈时间为2016年1～3月。 二、 数据分析及讨论 （一） 总体情况分析 119份有效问卷中五大类称呼语的使用频率合成均值显示，使用频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职衔类、姓名类、拟亲属类、通称类和同志类。其中，职衔类称呼使用频率最高，同志类称呼使用频率最低。受欢迎程度从高到低顺序依次为：姓名类、拟亲属类、职衔类、同志类和通称类。 结合本研究的焦点，我们从褒/贬、亲/疏、流行/落伍、高雅/庸俗、平等/权势、自然/不自然五个维度调查了参与者对职衔类、拟亲属类、同志类、老大和老板五类（个）称呼语的态度评价，语义区分测验结果详见表2。 从语义区分测验结果的合成均值来看，评价由高到低依次为拟亲属类、职衔类、同志类、“老大”和“老板”。拟亲属称呼的评价是褒义、亲切、流行、平等和自然，但不够高雅。职衔类的评价是相对褒义、流行和自然，但不平等。同志类比较平等和褒义，但不够亲切，不够自然而且落伍；“老大”尽管亲切，但整体上比较贬义、庸俗、权势和不自然。“老板”的评价最差：贬义、庸俗、权势和不自然。 （二） 北京党政机关人士的四大称呼特征 通过分析问卷中有关称呼语使用频率、受欢迎程度以及更细化的语义区分测验，结合访谈语料，文章概括出北京党政机关人士内部称呼行为的四大特征。 1. 职衔类称呼语大肆流行 职衔类称呼语俨然是北京地区党政机关人士使用最频繁的称呼语，其地位似乎不可撼动，其各小类的使用频率均值以及在23小类中的排序均比较靠前，详见表3。 姓+职衔简称（如“张局”，均值393）是23个称呼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其次是姓+职衔（如“张局长”，均值353），二者均接近“经常”使用。运用SPSS170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性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t=3158， p=0002<001），表明姓+职衔简称这一称呼模式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姓+职衔，也就显著高于其他类称呼语的使用频率。 晏小萍[5]通过分析北京地区国家部委机关45名科级和处级工作人员的问卷数据，发现“字头（老、小）+姓”（31%）、“姓名”（30%）和“姓+职务”（25%）是当时这一群体最普遍的称呼形式，而本研究的发现与其不一致。距其研究15年已经过去了，职衔类称呼语已取代姓名类称呼语成为公务员工作场合的首选称呼。尽管表面上看，职衔类称呼似乎能够更好地体现岗位职责，但实际上此类称呼语在反复使用中，层级意识不断得到强化，民主逐渐向权力让步。 2. 拟亲属称呼语举足轻重 拟亲属称呼语是指“用亲属称谓语去称呼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人[6]（45），是亲属称呼语的泛化或“扩展用法”[7]。拟亲属称呼的数量较多，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姐”等，公务员同事之间主要使用的是“×哥/姐”形式，×一般为姓氏。 就使用频率和受欢迎程度而言（见表1），拟亲属称呼语的均值分别为298和338，在所有的23种称呼语中均排名第五，表明拟亲属称呼语也是党政机关人士主要使用的一种称呼模式，其在党政机关内部备受欢迎，这与其丰富而正面的语义内涵有直接关系。 表2的语义测验结果显示，总的来看，拟亲属称呼语具有亲切、褒义、自然、平等和流行的正面语义，遗憾的是略显俗气。除“庸俗的—高雅的”维度之外，拟亲属称呼语在另外五个语义评价维度无一例外地得分最高，尤其是“疏远的—亲切的”这一维度均值高达609，亲切度之高是其他四种称呼形式所无法企及的。 在当今整个中国社会，拟亲属称呼依然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个机关单位规模相对较小，人员稳定性高，长时间的相处更容易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泛家庭成员似的关系，因此拟亲属称呼语在黨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深受喜爱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语言具有建构功能，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拟亲属称呼在拉近人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当然，拟亲属称呼语的使用情况会因工作部门、工作性质、行政级别、称呼对象等亦有所不同，这一点从下列访谈中亦可窥其一二。下面为两则访谈。 【1】（甲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 采访者：那称呼同级呢？ 甲：同级啊，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我们一般称“哥、姐”，这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传统嘛，显得比较亲切友好。 【2】（乙来自外交部） 采访者：您和同事在工作中会用拟亲称吗，比如“哥、姐”之类的？ 乙：偶尔也会使用，但不是常规的用法，可能一些新来的、年轻的、实习的小同志们，刚刚入职的（同事）可能比较客气，但它不是一个常态化的称呼。 采访者：如果同事这样称呼您，您怎么看待呢？ 乙：没问题啊，听着也很亲切啊。如果是刚刚入职的，我觉得也可以啊，很亲切，除了工作这一层关系外，还有一层就是你有义务去帮帮他，带带他，这体现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 综上来看，党政机关群体常用拟亲属称呼语，可以借助其在工作中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亲切融洽的沟通氛围。这一特点与某他某些行业的情况截然不同。刘永厚、朱娟[8]调查研究了10家在华欧美企业中国员工之间的称呼模式，发现其称呼以平等的中英文名字为主，而很少也不鼓励使用“哥、姐”等拟亲属称呼，原因在于大部分欧美企业有比较严明的工作制度，滥用拟亲属称呼语会给他人故意拉帮结派之嫌，而这与企业追求自由平等、杜绝“圈子文化”的专业管理理念是极不相符的。 3. 同志类称呼语风光不再 “同志”是一个曾在革命和建国时期在党内无限风光的称呼语，它象征着“平等”、“团结”和“尊敬”，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和“政治内涵”[9]（496）。文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日益宽松的政治氛围以及频繁的国际交流，促使人们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反映在称谓上则是西式称呼语的复活和行业专指性称呼语的涌现，“同志”这一称呼语迅速退出普通大众的社交生活，退居成为政党成员内部的专属称谓语。Liu[10]曾于2007年前后调查了北京四个不同级别的服装商场近90名售货员对顾客使用的称呼语，竟未听到一例“同志”用法。 时至今日，“同志”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研究发现同志类称呼语无论是在使用频率，还是在受喜欢程度方面，均已一落千丈，再也无法与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的受欢迎度相提并论了。 在五大类称呼语中，同志类称呼语的使用频率最低，其各小类的排名也十分靠后（见表4）。就其内部而言，名+同志（如“建国同志”）、姓名+同志（如“王建国同志”）、“同志”（单独使用）这三类尚接近“很少使用”（均值175、166、153）。修饰语+姓+同志（如“老王同志”）、修饰语+同志（如“老同志”）、职衔+同志（如“局长同志”）、姓+同志（如“王同志”）四类已接近“从不使用”，这与我们当前在工作、生活中的观察基本吻合。 在受欢迎程度方面，在五大类中同志类称呼语排名倒数第二。表5是同志类称呼语的受欢迎程度均值在23类中的排名，分值均不高，排名整体靠后。由此可见，即使在党政机关内部，同志类称呼语的生存空间也是非常狭窄的。 通过分析研究问卷调查的第三部分，发现场合正式程度、权势关系和亲疏度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同志类称呼语的使用。 表6显示，在正式程度截然不同的四种场合下，同志类称呼整体上随场合正式程度的降低（从左到右）其使用频率递减，在最正式的党员会议上使用频率最高，而在闲暇场合不用或极少使用，表明场合正式程度是影响同志类称呼语选用的主要因素。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上级对下级使用“同志”的频率远高于下级对上级，下级对上级更多使用职衔类称呼，这体现了同志类称呼语的选用受权势关系影响，且主要表现为非对称性用法。 亲疏程度也影响“同志”类称呼语的使用，关系亲近的同事使用“同志”的频率明显低于关系一般的（如总计中的对比2269% vs 2689%； 5209% vs 7059%； 3949% vs 5546%），表明了“同志”在党政机关内部已成为一个正式的、象征距离的称呼语。 表2同志类称呼的语义评价测验也显示，“同志”总体上是一个褒义的（语义测验均值497）、平等的称呼（505），但同时也早已演变成为一个疏远的（371）、落伍的（283）、不自然（336）的语言符号。这几点结论可得到访谈语料的佐证。 【3】（乙来自外交部。） 采访者：我们想知道“同志”在党政机关还用吗？ 乙：用的挺少的，如果说以前很常用的话，现在可能也就在极个别的场合才会用到。 采访者：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乙：原因很多方面的，主要是现在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像过去那么特别政治性的，可能更平等吧，就是说，哪怕你是一个部门领导，是一个处级或司级领导，但同时更多的是抛开你的职称来讲，你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对吧？ 采访者：嗯，可是，如果互称同志不就能更好的体现平等性吗？ 乙：并不是，会显得有距离感。 采访者：哦。 乙：并不融洽，它只是很官方、很客套的一种称呼法，如果在工作中每个人都这么互相称呼的话，那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场景，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是想象中的那么融洽，你想想，在一个职场中，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的话，那必然会想法设法去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靠这种政治化的词汇去疏远彼此，对吧？ 采访者：对。 此外，同志类称呼语也见诸于党务会议、党政领导人会谈、党员干部的任免大会、重大会议以及起草文件时、政府公文、官方刊物等正式场合。下面访谈一例。 【4】（丙来自北京市新安教育矫治所。） 采访者：您和同事在什么场合下会称呼“同志”？ 丙：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在党支部会议上，这是为了体现党员之间相互平等的關系；还有就是文件里也会用到，比如说在重要领导干部的任免通知中。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了在文件里使用“同志”，像这种在书面称呼里使用“同志”的情况多吗？ 丙：挺常见的，实际上要比口头上称呼“同志”的比例高一些，比如说政府的公文、官方文件以及呈报给高级领导的请示等等。 总之，“同志”的风光早已不再，也确实已渐行渐远！同志类称呼语衰落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其一，“同志”一路走来被渲染上浓厚的革命和政治色彩，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下，当新的社交称谓语层出不穷时，“同志”自然而然就受到了人们的冷落； 其二，“同志”这一称谓“既无性别标示也无相对年龄标示，因而显得过于笼统，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甚至显得疏远和冷淡” [11]（31），因此这一称呼形式被不断边缘化；其三，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采用了这一新称谓，使“同志”进一步经历了语义贬值。 4. “老大”、“老板”和“总管”三个通称并未泛滥 本研究中的通称类包含七个称呼语，包括“老大”、“老板”、“总管”、 “领导”、“老师”、“哥们儿/兄弟/姐们儿”和“亲”。 研究重点关注“老板”、“老大”、“总管”这类具有商业化、庸俗化和帮派化特点的称呼语。“老大”、“老板”和“总管”这三个通称用语的使用频率均值分别为151、119和107，居于“很少”和“从不”之间，在23类称呼语中位次分别为第16、21和23，总体比较靠后，这表明此类庸俗称呼语在北京机关单位的使用频率很低。 “老大”、“老板”和“总管”受欢迎程度的均值分别为219、205和189，属于“不喜欢”一类，排名也是末尾，这再次表明此前新闻媒体纷纷报道的称呼“三化”现象在北京地区并不严重，北京地区公务员的称呼行为总体上仍是比较规范的。以下对外交部和中宣部人员的访谈也基本佐证了这一结论。 【5】（乙来自外交部。） 采访者：您有没有接触到公务员私下称领导为“老板”的或者是“老大”的这种？ 乙：几乎没有吧，反正在我们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可能在地方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采访者：那您个人怎么看待称呼领导为“老板”或者“老大”的呢？你反感吗？ 乙：嗯。我个人会有点排斥，因为就你的工作来讲，没必要（用）像这样很江湖的一种称呼。 采访者：对……对。 乙：而且这与中央的精神也是极不相符的，中央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就不允许，本来我们就没有，我觉得我们反倒是符合要求的，但在地方的某一些不同的层面上还存在这种，就感觉像这个帮派、江湖气较重。 采访者：对，有《新京报》等一些媒体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称领导为“老板、老大、哥们”这种称谓乱象，然后一些省份，比如广东还有上海，他们就下发通知说党政机关禁止使用这种江湖化的称呼语。 乙：对，这是中央下的规定，而不是说是地方的，鉴于目前这种乱像存在，中央已经注意到了，所以才会出台这样的政策，算是规定吧，约束一下这种乱称，乱象吧。 采访者：那是不是我们这边本身就没有这种现象，是吗？ 乙：几乎就很少。不过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比如在国外，我们的某一位大使就是一馆之长，他的确就是老大，但我们从来不当面“老大长、老大短”的叫，而是和同事们在谈论到他的时候，会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偶尔说一下“我们‘老大怎么怎么样”，但这绝不是拉帮结派或者阿谀奉承。 【6】（丁来自中宣部。） 采访者：在工作中，您是否听到过“老板”、“老大”的叫法？ 丁：很少听到。我觉得它们不太适合像中央机关这种层级比较高的单位，但是你要是到基层的话，比方说地级单位、或者是地方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之类的，这种称呼就很常见了。 经过此番实证调查，我们欣慰地看到这类称呼语基本上并未在北京地区的党政机关群体中蔓延开来。但是从近年来媒体的集中报道、部分省市纪委三番五次下达的称谓禁令和上述的访谈可知，一些地方机关和基层单位确实存在称谓乱象。“老板”、“老大”、“大哥”、“总管”此类称呼语看似小，实则大，它们把平等的同事关系雇佣化、金钱化，把简单的人际关系帮派化、江湖化。此类庸俗的称呼行为在满足了很大一部分人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恋心理的同时，正悄无声息地腐蚀着整个社会的民主和平等之根基，这当属一种语言贿赂现象，对政府形象和整个社会的伤害是深远的，所以值得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对称呼异化和称呼乱象必须加以约束、纠偏和管理，以引领社会风气。 三、 結 语 通过对北京地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称呼行为的调查研究，文章有以下结论和建议。 其一，不管是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职衔类称呼语，尤其是“姓+职衔简称”，是当前下级称呼上级时使用频率最高的称呼形式，反映了我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对当今社会称呼行为的影响，也折射出近年来党政机关人士对权力的过分崇拜。这种庸俗化的风气应该得到整顿。体现人人平等的姓名类称呼最受欢迎，应该得到大力推广，以促进新时期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 其二，同志类称呼的使用频率和受欢迎程度均相对较低，多出现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政治场合，扩大其语域已不具备现实基础，较合理的做法是重新定位其功能，凸显其政治涵义，成为正式/政治场合的一个代名词。本研究还发现，在非正式场合，拟亲属称呼以其无可比拟的亲切性优势而深受机关工作人员的青睐，尤其是在基层单位。 其三，“老板”、“老大”、“总管”等商业化、帮派化、庸俗化的称呼形式总体上在北京地区的党政机关人群中并不广泛使用，也不受推崇。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大家谈：称呼庸俗化，如何来根治[N]. 人民日报， 2014-05-19（5）. [2]王姝. 对领导称谓有何讲究？[N]. 新京报， 2014-05-21（A18）. [3]美报关注中国官场称呼：称上级为“老板”[EB/OL].参考消息网，2014-05-13[2017-01-16].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513/387583.shtml. [4]祝畹瑾.汉语称呼研究——一张社会语言学的称呼系统图 [J].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0：71-73. [5]晏小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称呼使用的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2， （4）： 68-73. [6]马宏基，常庆丰.称谓语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7]潘之欣， 张迈曾. 汉语亲属语扩展用法调查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2）： 10-15. [8]刘永厚， 朱娟.在华欧美企业中国员工之间的称呼模式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 （4）： 87-95. [9]Fang， H. Q. & Heng， J. H. Social changes and changing address norms in China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3， 12 （4）： 495-507. [10]Liu， Y. H. Determinants of stallholders address forms to customers in Beijings lowstatus clothing marke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9， 41 （3）： 638-648. [11]方传余. “同志”一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 （1）： 28-33. （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The popular address modes used by government workers in each era can largely reflect its popular political ideology， but the researches on this topic have been inadequate in recent years.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ddressterm features of government workers in Beijing by exploring their use frequency， degree of popularit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cial evaluation. Four features have been revealed： occupational titles are government workers first address choice； pseudokinship terms are important； the glamor of tongzhi is gone； vulgar general address terms like laoban， laoda， zongguan are generally not popular. Addressterm planning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language planning.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practice of democratic， equal addressing ideology between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 and encourages the use of names among colleagues while decreasing the nonreciprocal use of official titles. Key words： the CCP and government organs in Beijing； address term； equ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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