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马克思学说初入中国的三个问题 |
| 范文 | 颜德如++曾子洋 〔摘要〕 学界对于马克思学说初入中国的争议集中表现为：中国社会何时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中国人中谁最早宣传马克思？据笔者所见：中国社会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当在1898年，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是20世纪初活跃在日本的中国人最早宣传了马克思。马克思学说早期引介详略有别、深浅不一，除了应当尊重思想学说早期传播的本来面貌外，一方面不可以今时的条件、水平去测量和考察它们，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后见之明和某种价值立场去任意褒贬、审判它们。经过初期传播之积累的马克思学说，是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响以及劳工政治的兴起，由积微而成著的。 〔关键词〕 马克思；传播；马克思学说；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4-0095-06 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社会大约有120年的历史。但是，学界对于马克思学说初来中国的情况尚有争议。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中国社会何时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中国人中谁最早宣传马克思？本文在探讨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简要分析它初入中国的基本情况。 一、 中国社会何时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 中国社会何时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以考证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写过《法兰西内战》，如果把他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归为其政治思考的内容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对法国大革命以及此后历史的了解也算作是对马克思的了解的话，中国社会最早应在1871年。因为在这一年，著名的洋务派知识分子王韬出版了《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① 此外，张德彝这一年恰好因天津教案随崇厚出访法国，有幸亲眼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斗争场面。回国后，在《随使法国记》中予以记述。[1]（200） 如果把中国社会对共产主义者一词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也算作是对马克思的了解的话，中国社会应在1877年。1877年5月9日到15日，在华传教士林乐知在《西国近事汇编》发表文字说：“美国费拉特尔费亚省来信，谓美国有数处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5月16日至22日载：“德王11日遇刺。查此事，皆由康密尼人党而来。” 此处的“康密尼人党”就是“共产主义者”（Communist）的音译。[2]（105把社会主义译述为“贫富适均”、“贫富均财之说”或“廊密民士”。[1]（200） 十多年后，传教士在主办的《万国公报》从1891年12月到1892年4月，连载了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册子《回顾》。该书初名《回头看记略》，单行本又改名为《百年一觉》。它以幻想手法记述1877年一青年人在波士顿睡熟，到2000年方醒，醒来时人间已经实现了大同世界。梁启超称此书为“百年一梦”。[2]（105） 准确地说，应该是提到马克思本人的名字和有关思想，才能说接触与知道。即便是这样，学界的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认为，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是第一部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其中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3]（20）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898年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的第一个中译本问世”。[4]（440）由于论者们都没有征引《泰西民法志》或《社会主义史》的有关文字，使得这一看法缺乏力度。有的笼统地说，马克思学说“最先的零星介绍都散见于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一些杂志上”。[5]（360）有的认为，“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是从1899年2、3、4月号广学会《万国公报》。这三期杂志刊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2]（105）正是在《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中首次在中国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郑秀芝、侯建明：《中国早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路径及其特征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这里所说的《大同学》，是节译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著的《 社会演化》（或名《社会进化论》）一书。持这种看法者不乏其人，如王小平（《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述评》，《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0期）、李润波（《早期向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报刊》，《北京档案》2011年第4期）、聂运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历史阶段及历史特点》，《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最早始于1898年是可信的。正是在这一年夏，广学会的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了英人克卡林（Kirkup，有的译为“柯卡普”）所著的《社会主义史》，尔后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广学会出版，该书第七章介绍了马克思。据1920年译本的第七章在介绍马克思时说：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即恩格斯——引注）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这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接着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以及学说，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与评述，而且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理论尤为重视，着重进行了阐述。由于《泰西民法志》发行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不广，所以在中国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毕竟使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的学说输入了中国社会。[1]（200）这说明，《泰西民法志》与《社会主义史》其实是一本书，也说明中国人最初了解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及其学说，是借助了英美的在华传教士，是英美最先向中国社会提供了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信息。 1898年对于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很难说它与戊戌维新思想兴起之关系）。但是，如果联系衰败的清廷政治，意义或许就不一样了。它表明，中国社会观察世界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是鐵板一块。全新的思想学说的陆续涌入，使得专制主义的思想多少遭到了冲击。马克思预言“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终将进入这个古老而封闭的东方文明国家，确实应验了。 二、 中国人中谁最早宣传马克思？ 如果说1898年中国社会就知道马克思其人及学说，那中国人中又是谁最早宣传马克思呢？学界比较倾向于梁启超。 有的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的较早的一人。从1902年开始，在文章中几次提到马克思，多次谈及社会主义”。[6]（24-25）这里虽然没有说梁启超是最早，但由于论者并没有提到别人，实际上就等于说他是最早的。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谈及社会主义的时间并不是始于1902年，而是在1901年。在这一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百册纪念专辑上发表了“纪念南海康先生”一文，认为乃师康有为思想是社会主义的：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之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18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暂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之暗合者甚多”。[7] 称康有为的哲学属于社会主义派，大概这时的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是持赞扬态度的，对其师也是非常尊崇的。之所以把康有为认定为社会主义派，就是那本《大同书》。这说明，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推许是基于本有的大同思想。至于圣西门（“桑士蒙”）是不是康德之徒，值得商榷。如果是的话，那就等于说康德也是社会主义派的。事实上，康德未必是。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个规范的、一致的社会主义概念。这里似乎隐约的告诉我们，康德或许与社会主义有某种联系。 有的明确指出，中国人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就是梁启超。依据是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18期，1902年10月17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还说马克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居于领袖地位，其社会主义不同于尼采的个人主义。[2]（106-107） 有的论者说，“最早在自己的论著中介绍马克思及其政治學说的中国人是梁启超，他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在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的同时，撰写了《干涉与放任》、《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政治学说。这对于马克思学说政治学说最初传入中国具有启蒙意义”。[3]（20）这与上一种说法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提供的依据有丰富与否的差别。当然，不管梁启超是不是传播马克思学说的中国人中第一人，他的那些文章，确实具有“启蒙意义”。 有的论者，也认为“真正由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马克思，最早还属梁启超”。提供的依据除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外，还有《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杂答某报》。[1]（201） 以上种种说法，都表明梁启超在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方面的开风气之功。而梁启超是不是介绍马克思的第一位中国人呢？ 学界还有另外的说法，认为是主办《译书汇编》的中国留日学生最早知道马克思。 《译书汇编社》是中国（江苏）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译书机构，1900年成立于东京。它除了有若干固定的成员外，还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国内的上海设有总发行所；二是译书方法，他们先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杂志上，然后再出单行本；三是所译书籍以政法方面为主，而当时国内热衷于议政。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关于国内喜谈政治，可以梁启超的话为证：“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 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页。1901年1月，他们编译了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并在《译书汇编》一、二、三、六、八期上连载，所谓“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麦克司”，即马克思；称马克思的主张为“均贫富、制恒产之说”。书中对第一国际的沿革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包括日内瓦会议、洛桑会议、布鲁塞尔会议、巴塞尔会议等。这些留学生，尽管对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公有制主张有所了解，但是却用中国传统思想来比附社会主义，说“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8]（155-156） 还有的提出，“真正有意识地向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者。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以高度赞赏的态度将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向中国介绍”[9]。这种说法，虽然否定了梁启超及其留日学生对马克思学说介绍时的自主意识，但也无法抹煞后者的宣传之功。 尽管无法确定是梁启超还是《译书汇编》的留日学生最早宣传马克思，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20世纪初活跃在日本的中国人（梁启超、孙中山当时也流亡在日本）最早宣传了马克思。他们宣传马克思具有三个共同点：首先都是通过日本思想界得知马克思的。其次，都把马克思学说归入社会主义。第三，都用中国固有的传统来理解社会主义。 三、 马克思学说初步传播的基本状况 探讨了以上两个问题之后，我们下面勾勒一下新文化运动前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社会传播的大致情况。 1899年，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安民新学”，说“德国有讲求安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然后这样介绍马克思的学说： “其百工领袖著名者，德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无计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救世。” 把马克思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救世”学说，明显将它作为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补充而已。但是，马克思鼓吹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表露出来，这大概就是称他“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的地方。 1901年1月，《译书汇编》编译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称“麦克司”即马克思的主张为“均贫富、制恒产之说”。 1902、1903、1904、1906年，梁启超先后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杂答某报》、《开明专制论》等文，多次提及并赞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开明专制论》中称，“麦喀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今以此手段取之，则国家其无乃先盗矣乎？……”[10]（485）。“麦喀”即马克思。 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广长舌》。该书“从名字上来看读者会以为这是一本佛教的书籍，其实却是一本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进步书籍”，它从“社会主义之实质”、“社会主义之理想”、“社会主义之急要”、“社会主义之适用”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与进步价值，指出“社会主义者，博爱也。社会主义者，一视同仁也。小之于一町村之事业，大之如一县、一都府及一国之事业，各从义宜，准以平等。凡社会上之资本，皆为社会上民人共有之公物，其生产之利益，亦各分配公平，是则社会主义之主张也”的本质特征。[11] 1903年2月，民主革命家马君武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极盛于德国的马克思，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克思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同时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12]马君武称赞“以唯物论解历史学”的马克思，并热情地说：“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知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13] 1903年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或译为“西川光二郎”）的《社会党》。在《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不仅指出了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可靠性质，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社會劳动之现状》等，高度称赞了马克思的理论水准”[11]。 1903年10月，《浙江潮》编辑出版了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正是“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唯物主义的介绍，著者引用马克思和思格斯概括这个原理的两段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为吾人道破所以能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根据这个原理，则只要实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产生，不窗水到渠成也”[13]。 1903年10月，《浙江潮》第8期还发表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文章，称“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勃Babeuf（即巴贝夫——引注），其后者则犹太人埋蛤司也Karl Mark（即卡尔·马克思——引注），今之万国劳动党（指第一国际——引注）其见象也。”并分四方面介绍共产主义的“原理”，阐述马克思关于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张。 1906年1月，革命派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并对马、恩的著作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民报》第3号发表了《英国新选举劳动党之进步》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以阶级斗争为本据”，每一种政治力量取决于“阶级固有之力助”，“劳动阶级”在政治上要以“得据政权”为目的，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势宜然也”。同年又发表了《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再次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梦喋生（叶夏声）在这一年的《民报》第7期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认为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党魁”，其所倡的社会主义为“平和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党巴枯宁“大倡虚无之说”不同，是“以调和各个人之利益与社会全般之利益为目的”。该文还把《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在最先进的国家中改良社会经济的十条措施全文译出，并加以评论，认为“社会主义较无政府主义其根据确实”。 就在1906年，“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势力最大的自由民权左派出身的幸德秋水的影响”，由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该讲习所依据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理论，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11] 1906年12月，蜀魂重译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由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07年3月，创生又进行了重译，由东京奎文馆出版。 1907年6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在东京创刊了《天义报》。10月，《天义报》第八至十卷合册新书预告中，即刊有《共产党宣言》已经翻译、即将出版的消息。12月《天义报》第十三、十四卷上登载了《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并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天义报》第十五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1888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何震（刘师培之妻）在编者按中说：“《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察当时思想之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卷合刊，节译了英国社会党领袖哈因秃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第一章，译者在“识语”中指出：“自马尔克思（即马克思——引注）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斯尔斯（即恩格斯——引注）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卷合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译者译为“绅士与平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识语》等文章。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上有的文章，也曾提到《共产党宣言》、马恩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字样。[6]（26） 1911年8月，宋教仁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把社会主义流派分为四：“无治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他虽然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但并不信仰社会主义。[14]（288-289） 1911年上海《东方杂志》第八卷第6期刊登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说：“近世社会主义的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即卡尔·马克思——引注），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所谓社会主义是也。”该杂志从第八卷第12期起，又连载了高劳编译《社会主义神髓》。 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第2期（1912年6月）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该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并称赞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新世界》后来（1921年5-7月）还刊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翻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江亢虎本人在《社会主义学说》中说：“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汲汲提倡马尔斯（即马克思——引注）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決，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他对社会主义持标榜和投机的态度见于《社会主义之今昔》：“当鼓吹时代只要他入党，晓得这个名词就是好的。”[8]（161） 以上就是1915年前中国社会对马克思学说流播的基本情况。 余论：积微成著的马克思学说 一般来讲，一种全新的学说传入中国，多少与当时之社会或思想背景有关系。有论者指出，“民族生存的需要”、“学习西方的趋势”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是马克思早期传播的社会背景。[15]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首先面临的是“理论的不成熟”，本土的中国“最多只是产生了近似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的农民平均主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16]。这些看法如果不加深究便没有多大问题，然而与传播主体如传教士联系起来，就难以成立了。即便是本土的维新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也未必一开始就将之作为“民族生存的需要”。他们或多或少还怀着好奇乃至于猎奇的心理，将这些学说刊发于新创立的报刊，以赢得读者的注意，从而增加发行量。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新思想、新学说的传播与宏大的社会环境一一对应起来。 马克思学说早期引介详略有别、深浅不一，有的认为它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译名极不统一；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做出明确区分；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6]（24）有的则指出，当时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物成分复杂（有传教士、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有意专门介绍而是在介绍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学说时，附带地涉及到马克思，对其作了一些零星的、片断的介绍，有时是歪曲的介绍；把它仅仅当作一种学说，一种知识，并没有将其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只是少数人在介绍，刊登的报刊也只有少数几家，发行量很小，而且大多在国外发行。因而广大的工农群众很难看到这类刊物。[17]（63-68）当然，我们还发现，对马克思的著作尽管翻译了不少，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停留在舆论上，还没有表现出改造社会实践的趋向。 这些看法可以说是客观公正，也十分在理。我们除了尊重思想学说早期传播的本来面貌外，一方面不可以今时的条件、水平去测量和考察它们，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后见之明和某种价值立场去任意褒贬、审判它们。对于马克思的译名，即便有“麦克司”、“麦喀士”、“麦喀”、“埋蛤司”、“马尔克思”、“楷尔麦克”、“马儿克”、“马尔斯”之别，都不能从本质上否定马克思本有的思想学说。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欧洲思想界众多流派之一，我们又怎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国人对此有明晰的辨识？一种学说，经由不同的人接触并引介，自然也无法强迫他们持一致的态度与立场。西学东渐一开始本就是被动的过程，对于很多思想学说的介绍，难以有系统、成规模，更别说它们一定能契合中国本有的人情民俗、文化传统、历史制度。 总之，我们无法去还原当时中国人是在何种具体情境、以何种心态去有限地、选择性地撷取并介绍、理解马克思学说的。那些被多样性引介的学说在思想的长河中即便没有掀起波浪，但毕竟作为涓涓细流汇入其中。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它们的影响力，就无视它们的存在。“星星之火”一旦借助恰当的时机与条件，终成燎原之势。经过初期传播之积累的马克思学说，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响以及劳工政治的兴起，由积微而成著了。 〔参考文献〕 [1] 宝成关.西潮与回应——近四百年思想嬗替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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