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流变与发展趋向》-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域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流变与发展趋向

范文

李美霞+沈维

〔摘要〕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语言自身内部的生态问题、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语言和生态之间的交互作用。由于生态语言学极具前瞻性、实用性以及现实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青睐，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文章追溯了迄今域内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流变，尝试性地提出了未来生态语言学关注的主要话题及发展趋向。文章旨在通过厘清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揭示当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向，以期为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开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发展；现状；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6-0008-11

引言

20世纪以来，工业化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之时，也制造了不可估量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生态问题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与此同时，语言内部也出现了语言濒危、语言消亡和语言多样性锐减等严重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语言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1]（407）[2]（7），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正逐渐成为语言科学领域的绿色“引路人”和语言学研究中一道方兴未艾的新增长点，它主要研究语言和生态之间的交互作用[3]：一方面研究语言自身内部的生态问题，另一方面研究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的产生既顺应了改善江河日下的生态环境的时代诉求，又是语言学经世致用的体现和价值担当的诠释。

从时间维度看，生态语言学已步入“不惑之年”。但较之域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或者说扫盲阶段”[4]（18）。鉴于此，本文拟就域外生态语言学的产生、流变和发展，以及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历程、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等方面进行讨论，旨在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脉络予以梳理，管窥和揭示当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并对其发展做出展望，以期引起学界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志趣，并为推动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和相关议题的开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域外生态语言学概览

（一）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

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2）雏形阶段；3）发展阶段。

1. 萌芽阶段（1970年以前）

生态思想的萌芽可追溯至达尔文1859年《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问世。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思想是人类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其影响触及人类生活与研究的方方面面，如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5]（1）就是最好的例证。“生态学”概念的提出，为其后生态语言学的诞生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事实上，这一时期，一大批的语言学家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Whorf）、克罗伯（A. L. Kroeber）、乔姆斯基（N. Chomsky）、费什曼（J. Fishman）、海姆斯（D. Hymes）、特里姆（J. Trim）、沃格林（C. F. Voegelin & F. M. Voegelin）、霍纳（V. M. Horner）等在其著述中对语言与环境，语言接触，语言进化、濒危与消亡，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使用者等这些属于语言生态观的问题都有论述，只不过当时并未将其称为生态语言学研究而已。他们的研究为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雏形阶段（1970年—1990年）

20世纪70年代，生态语言学初具雏形。首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Einar Haugen）在奥地利的伯格瓦腾斯坦（Burg Wartenstein）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语言生态学”（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6]的报告。其后，他又在论文集《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7]中进一步系统、完善地论述了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这被学者[8]称为是生态语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豪根将语言生态学界定为 “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关系”[7]（325）。“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关系”被他比拟为是“生物（动植物）物种与其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9]（43）。这种隐喻类比的说法，即“豪根模式”，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广泛接受，成为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9][10]。豪根因而也被称为 “语言生态学的先驱”[8][11]。

很快，“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萨琴格（K. Salzinger ）第一次在出版物中使用[11]。20世纪80年代，德国、丹麦、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涌现了一大批以“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为题的专著[9]（43-44）。

3. 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肇始，生态语言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巩固，生态语言学真正开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1]。

1990年，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在希腊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举行的第9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上做了题为 “意义表达的新方法：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12]的大会主旨发言，不仅讨论了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系统中所体现的“增长主义、等级主义以及物种歧视主义”等，同时还提醒语言学研究者不要忽视语言对生态环境问题增多的影响[9]（43）[12]。韩礼德的研究推动了后来更多学者对语言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主流研究范式“韩礼德模式”得以确立[9][10]。同时，欧美国家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队伍和研究规模不断壮大；关于生态语言学或语言生态学研究的机构、组织、学术团体、学术会议、网站、专著、刊物、论文集等也逐渐增多；有大学还开设了生态语言学的课程[13]。总之，从90年代至今，生态语言学无论是在理论体系构建，还是在实践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和较大的突破，近年来涌现出了如下研究态势：“辩证语言学”（Dialectal linguistics）[14]；“扩展生态假说”（Extended Ecology Hypothesis）[15]；生态心理学（Ecopsychology）与生态心理治疗[16]；分布式语言（Distributed Language）[17]与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18]；话语的生态分析研究（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19]等。这些研究不但巩固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地位，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

（二）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

基于已有研究（如Alwin Fill[9]，Todd LeVasseur[20]），我们认为，生态语言学目前有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1）豪根模式（Haugenian approach）；2）韩礼德模式（Hallidayan approach）；3）生物语言模式（biolinguistic approach）。

1. 豪根模式

“豪根模式”又称为“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主要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语言的发展与演变，更加关注语言自身内部的生态问题。作为“隐喻式”的代表，“豪根模式”把语言生态看作为一种隐喻，即将“语言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比拟为“生物（动植物）物种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9]（43）。也就是說，生物（动植物）物种的生存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语言同样也需要良好、健康、公平的语言生态环境。而这里所说的“语言生态环境”是指“使用该语言作为某一种语码的社会”[7]325，因此语言生态环境的营造跟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以及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密切相关。同时，语言与生物物种的发展规律一样，也要经历生存、发展与消亡等演化阶段，而营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有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以及维护语言的生态平衡。因此，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濒危、消亡与复生，语言接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等等都是“豪根模式”关注的重要话题[21]。

2. 韩礼德模式

“韩礼德模式”主要“通过研究语言揭示生态问题以及说话人的生态哲学和社会目的”[4]（15）。换言之，它更加关注人类的话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冲击以及语言对改善、保护生态环境和描写、隐藏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和影响。作为 “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的代表，“韩礼德模式”通常把自己的研究界于生态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交汇处，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话语和行为进行生态审视和生态分析[3]，尤其对语言词汇和句法结构中隐藏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性别主义（sexism）、等级主义（classism）、消费主义（consumerism）”[3]（6）等非生态的不和谐因素进行生态批评。“韩礼德模式”还强调语言学家的 “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22]和历史使命，呼吁和提醒语言工作者要关注生态问题。

总而言之，“韩礼德模式”一方面通过对于有关生态环境的语篇（话语）或者其他所有类型的语篇（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对于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2]（24）进行生态批评，寻求构建对生态环境有益的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2]（30）；另一方面对语言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的生态因素和非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对于语言系统中的非生态因素进行批评，呼吁通过改革语言文字系统和语言应用[21]，构建有利于生态的“绿色语法”（green grammar）[23]。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讲，“韩礼德模式”通常就是指生态话语分析或者话语（语篇）的生态分析。

3. 生物语言模式

“生物语言模式”的核心思想出自于内特尔（D. Nettle）和罗曼伊内（S. Romaine）的著作《消失的声音：世界语言的消亡》（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24]一书。该书阐述了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正面临着消亡的困境以及语言的濒危、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以马菲（L. Maffi）为首的“地球语言组织”（Terralingua）以及克里斯特尔（D. Crystal），费什曼（J. Fishman）等学者是该模式的代表人物。

“生物语言模式”把世界上的多语言社团看作生态系统，强调由于受语言霸权主义的影响，多语言社团中的少数族裔语言面临着消亡的困境，少数族裔语言的濒危其实就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20][25]。该模式还认为语言的消亡，不仅意味着生物物种的消亡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强调了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三者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它更加关注和强调在当今全球化和趋同化的背景下，保护世界上弱势语言、少数族裔语言和濒危语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6]。

（三）生态语言学中常见的主题

由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多、维度广，所以其研究的主题也多种多样，例如：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濒危、消亡与复生；语言的演进；语言接触；语言的多样性与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的相似和区别；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联；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和作用；生态话语分析；生态批评语言学；话语的生态分析；语言系统的生态因素和非生态因素研究；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等[3][13][21][27]。限于篇幅，下面拟就几个常见的主题进行讨论。

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的平衡发展关系到社会和谐、国家安全，甚至人类存亡。目前，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世界上6000种语言中只有600种暂时处在免于濒临灭绝的安全状态。据估计，到21世纪末，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少数几种语言[26]。语言生态危机还表现在：通用语和非通用语，大语种和小语种之间存在竞争和矛盾；处于生态优势的语言对处于生态劣势语言的“大屠杀”（linguistic genocide）；语言霸权（linguistic hegemony）现象依然存在；“互联网通用语呈一体化发展态势；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和消失；土著和少数裔族语言面临濒危和灭绝；方言的边缘化与消亡；年轻人主动抛弃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方式；杂交语和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28]（5）等。因此，保护语言的多样性，维护语言生态系统平衡要：反对语言霸权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消除语言歧视，保护弱势语言，维护语言之间的公平；实施 “逆向语言转换”（Reversing Language Shift）工程，拯救濒危语言；田野调查和大数据结合，监测世界语言多样性；尊重语言人权，维护语言权利；设立国际语言多样性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等。

生态话语分析。亚历山大和斯蒂布（Alexander & Stibbe）[19]指出“生态话语分析是生态语言学学科中一个主要的进路（central approach）。它不仅要对跟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话语（即生态语篇）进行分析，还要对所有类型的话语进行生态分析”[22][29]。也就说，生态话语分析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的日常话语中的语言系统、语言结构以及语言使用进行生态分析和生态审视[30]，使语言更适于表征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关系，帮助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培养人们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生态责任和生态义务，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改善自然生态[31]。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斯蒂布在其专著[2]（11）中指出“生态哲学观”（ecosophy， ecological philosophy）[2]（11）在每位话语分析者从事生态话语分析研究或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每位生态话语分析者都应拥有自己的生态哲学观。因而，即便分析同一个事件或者话语，持有不同生态哲学观的话语分析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判。反之，不同的理解和评判也会体现出话语分析者不同的生态哲学观和“认知结构”（story）[2]（6）。

生态批评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可概括为两个方面：语言自身的生态问题和语言中的环境问题，即：语言生态学和生态批评语言学”[32]。生态批评语言学又可以分为：对话语（语篇）进行生态批评分析和对语言系统的非生态特征进行分析，即“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和“语言系统生态批评”[3]（6）。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主要是通过对跟环境问题有关的文本以及任何对生态系统有影响的语篇进行分析，揭示其潜在的意识形态[33]。其目的是：“揭露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并寻找有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话语表征”[33]（39）。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如许多学者[34-39]对有关动植物、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语篇，绿色广告、政治演讲、生态旅游等文本进行了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他们发现，有些篇章中，物质过程名词化、作格结构、被动语态、转换施事、委婉语、动词名物化等语言手段的使用粉饰（mask）[2]（149）或曲解（distortion）[2]（149）了原有的信息，模糊了人类作为施事者这一事实，擦抹掉（erasure）[2]（146）[35]了自然的生态属性和人类的生态责任，隐匿了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对文本进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有助于“揭开表面环保化、生态化、绿色化的虚伪面纱”[13]。

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有些学者[12][40][41]发现语言系统中隐含着大量“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物种歧视主义、消费主义”等非生态因素，这些非生态因素反过来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的实践行为。只有通过变革和改进语言系统，优化语言的生态系统模式和使用模式，才能使语言系统更加符合自然生态系统，才能促使语言成为改善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积极因素[21]。同时，还应坚持“绿色语法”[23][42]的思想，通过对语篇中人和自然关系描写的偏见和语言系统的非生态特征进行批评和谴责，使语言更加生态化和环保化，帮助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四）目前域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出版物、学会

1. 学术群体

目前，在欧洲有五大主要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学术群体[11][43]：1）以菲尔为主要代表的奥地利“格拉茨群体”（Graz Group），菲尔也被认为是推动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和“教父”[44]，该群体代表成员还有芬克（P. Finke）、斯托克（Y. Stork）、特兰普（W.Trampe）等；2）以杜尔（J. Dr）和邦（J. Bang）为核心的丹麦“欧登塞群体”（Odense Group），主要成员有斯特芬森（S. V. Steffensen）、林多（A.Lind）、班德格阿德（J.Bundsgaard）、西蒙森（S.Simonsen）等。他们发展了一种对自然生态研究的生态语言学形式——“辩证生态语言学”[14]；3）以缪尔豪斯勒（P. Mühlhusler）和纳什（J. Nash）为核心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小组”（Adelaide Group），致力于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接触等研究；4）以马菲（L. Maffi）为核心的“地球语言组织”（Terralingua）；5）以寇特（H. H. do Couto）为首的巴西的“巴西利亚小组”（Brasília Group），主要从事生态系统语言学（ecosystemic linguistics）研究。

同时，还有一大批学者一直活跃在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如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 IEA）主席、英国格鲁斯特（Gloucestershire）大学的斯蒂布、雅各布斯（George M. Jacobs）、考利（Stephen Cowley）、加纳（Mark Garner）、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迈凯（Adam Makkai）、韦尔哈根（Frans C. Verhagen）、韦伯斯特（Jonathan Webster）、苟特利（Andrew Goatly）等。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专著、刊物和网站

专著、刊物的出版以及网站的建立为人们了解生态语言学，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源泉。

迄今，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有：《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3]、《语言的环境与环境的语言：生态语言学教程》[45]、《語言生态学》[46]、《环境话语的架构：批评话语路径》[47]、《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认知结构》[2]、《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5]等。

刊物及论文有：《语言与生态》（Language & Ecology）（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的网上在线期刊）（网址为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journal）。2014年，国外《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杂志第41期推出了“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和科学生态学”（Ecolinguistic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and the ecology of science）研究专刊等。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网站有：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由斯蒂布等建立）、http：//wwwgewi.kfunigraz.ac.at/ed/project/ecoling（由菲尔等建立）；http：//www.terralingua.org/（由马菲等建立）。

3. 学会与学术会议

一般而言，学科或思潮的产生需要学会的建立和学术会议的召开，对于生态语言学而言，也是如此。例如，英国学者斯蒂布2016年发起成立了的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目前已有450多位会员，其前身为2004年建立的“语言与生态学研究论坛”（Language and Ecology Research Forum）[5]（5）；1996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AILA）成立了专门的语言生态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Language and Ecology）；1990年，杜尔和邦在丹麦欧登塞大学创办了“生态、语言和意识形态研究小组”（Research Group for Ecology， Language and Ideology），发展和完善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3]（8）；从1990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到200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每次都会涉及有关“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主旨发言、专题研讨、小组分会和论文集出版等。这些学会的建立及学术会议的召开扩大了生态语言学的影响力，推动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五）生态语言学未来走向

回顧历史，生态语言学研究已经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由于目前生态语言学完整的学科体系、研究内容和方法还尚未完全确立，未来生态语言学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我们预测，未来生态语言学研究除了继续对本学科体系内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之外，还将会在以下几个方向有所突破。

语言景观和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一个社会、地区和城市的重要象征符号。作为“生态的竞技场”（ecological arena），语言景观中语言的使用情况可以真实地展现出该社会、地区和城市的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活力、社会地位和身份等信息[48]。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景观结合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某地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可以为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提供帮助。

认知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研究。由于生态语言学属于交叉学科，不同学科背景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都可以为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认知是通过人类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形成的，而语言又体现了我们建构世界的认知方式，反过来又影响我们的实践活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语言、认知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随着认知语言学迅速发展，将生态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进行交叉研究将会是未来一大趋势。

生态语言学和生态心理学研究。当前，人类不仅面临着外部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还面临着内心的精神危机。生态心理学坚持整体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以生态完整、平衡和健康为目标，旨在通过对人的心理和精神进行治疗，恢复固有的生态潜意识，回归生态自我，实现人类的心智健全和精神健康，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解决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解决人以及人的心理问题，而将生态心理学和生态语言学结合可以为解决人的心理环境问题以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切入口。

另外，生态语言学与语料库相结合，生态语言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相结合，生态语言学与语言教学及研究相结合，生态语言学与语言（包括二语）习得相结合，生态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都将是未来生态语言学研究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由于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学科或思潮，未来生态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一定会更加完善，研究方法会更加多元。

二、国内生态语言学发展与展望

（一）反观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之路

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之路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49]，真正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综述（可参见韩军[50]），本文不再详细赘述。下面仅列举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和标志性的人物和事件（见表1）。

（二）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主题分布

为了考察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话题及其分布，本研究以1985年—2017年9月1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期刊论文为调查对象，以“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经过筛选，在全部期刊中检索出文章共计190篇。其中1985年—2016年共172篇（由于2017年9月1日之前的文章数量未能代表整个2017年，所以只体现到2016年），具体分布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发现，虽然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相比国外起步比较晚，研究时间较短，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但是论文数量总体上一直呈上升趋势，且近几年研究发展迅猛，这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语言生态问题，中国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增加。还有一个关键点不容忽视，即从2016年11月在我国举行第一届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之后，论文数量明显上升。

表2反映了1985年—2017年9月1日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主题分布情况。首先，中国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题多元化和多样化，涉及到了文献综述类，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濒危语言等）保护，语言规划，语言多样性，网络语言和网络流行语，生态话语分析，生态语言学与教学，书评，访谈等研究领域。其次，综述类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表明目前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基本上还处在一个理论的引介阶段，关于如何进行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甚少，这表明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还未实现真正的本土化。再次，关于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濒危语言等）保护，语言多样性，网络语言和网络流行语等的研究比例较高，远远超过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比例，这表明目前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主要还是多采用“豪根模式”，重在研究语言自身生态的保护。鉴于此，目前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还应大力推动“韩礼德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加大对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力度，探索生态话语分析的路径。

（三）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与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相比，目前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研究层次较低，还停留在在借鉴、引进和评介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初级阶段，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还未形成气候；研究成果远远没有国外那么全面，主要还局限在以论文的形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依然存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比较单一、零散，远不如国外那么“丰富多彩”。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和加快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进程，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从“照着讲”[54]的模仿、借鉴和“跟跑”阶段到“继续讲”[54]的创新、重构、“并跑”和“领跑”阶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应该：加强理论、实践和应用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完善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壮大具有本土意识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队伍；增加与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交流、对话与合作，拓宽国际视野等。

（四）未来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尝试性地从宏观上对未来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做了如下预测：

1. 终极追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国家”[55]。语言资源丰富和语言生态环境复杂是当前中国的语言国情，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中国语言生态的特点。

语言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和方言，传统用语和外来语、新兴词汇，网络语言等并存。同时语言生态的复杂性体现在：首先，在国家大力推行使用通用语的同时，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活力正在衰减，有的甚至正处在萎缩和濒危的状态。各语言之间还存在矛盾和冲突，语言生态不平衡、不和谐、发展乏力[56]。其次，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使用，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的衍生物正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语言生态，逐渐成为中国语言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新物种”。但是有些网络语言低俗化、粗俗化，甚至存在语言暴力等不规范现象，这些语言生态的“雾霾”严重污染了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同时，虽然有些网络语言风靡一时，但由于其具有周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最终都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让积极健康的网络语言形成强势的“语言模因”（linguistic memes），以此来丰富中国语言生态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可以看出，当前中国语境下的语言生态问题不容乐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具体应该：正确协调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维护语言的平等性，使各种语言拥有平等的发展空间，消除语言歧视现象；“构建并存分用的语言生态环境”[57]，即国家在推行通用语和普通话的同时，让各民族的语言和各地区的方言得到平等地生存和发展，让各种语言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功能域得到发挥，“坚持语言生活的主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56]；在当今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要建立语言生态资源全息数据库和语言资源有声博物馆，调查、记录、跟踪和监测各民族语言、方言和抢救濒危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学，保护各少数民族语言，让各民族语言百花齐放、百家争妍；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和“活化石”，是一个地区历史的长期积淀，也是了解一个地区文化的载体。因此要积极搜集、整理、记录方言，通过编纂方言字典、教材和相关书籍等为方言延生续命，挽救其日渐衰微的现状，提高方言的活力；正确引导和规范网络语言的使用，抵制网络语言污染，净化网络语言生态环境，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同时还要以包容、乐观和公正的心态看待网络语言这一语言生态系统中的“新物种”，不搞“一刀切”而把这一新事物扼杀在摇篮中，促进网络语言健康发展，维护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

语言生态和谐与语言的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生态语言学研究就是要通过维护各语言的语言权利，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从而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态，实现语言的生态平衡。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的语言国情，评估当前中国的语言生态，通过实施正确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等顶层设计，正确处理和对待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和方言、汉语和外来语、网络语言的治理和保护、濒危语言的拯救等问题，维护语言多样性，構建良好的语言生态布局，让和谐、健康和平衡的语言生态成为一种常态。

2. 路在何方：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

亚历山大和斯蒂布[19]指出“生态话语分析（话语的生态分析）是生态语言学学科的一个主要进路（a central approach）”[22]。辛志英、黄国文[31]指出，“生态话语分析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广阔领域，它有可能带来一场革命意义上的变革”。由此可见，生态话语分析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关于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是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那么，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之路究竟在何方？

就文献来看，目前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大致有三类：1）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即借助批评话语分析的路径和方法对有关生态环境的语篇进行分析[33]。例如戴桂玉、仇娟[58]以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路径为理论基础，分析了生态酒店的英文简介。2）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生态话语分析。例如，辛志英、黄国文[31]论证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的可行性；何伟、魏榕[59]建构了国际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分析模式；黄国文、陈旸[60]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了狄金森的一首自然诗歌；赵蕊华[61]以此为理论基础探究了生态报告中银无须鳕身份的建构等。3）和谐话语分析路径。黄国文提出建构中国式的“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4][30][62]，该理论认为在当前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对生态话语分析不能简单采用西方的批评话语分析路径，而要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推广“和谐话语”。该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行中国语境下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除此之外，生态话语分析跟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以及从多模态视角对环保公益广告等生态语篇进行分析等将是未来生态话语分析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总之，“生态话语分析（话语的生态分析）”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作为当前主流的生态话语分析途径不容小觑，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可以借鉴这两种分析途径，同时还要建设性地探索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话语分析途径。我们赞同当前在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要遵循黄国文教授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4][30][62]，但是鉴于中国实际国情的复杂性以及每个人生态哲学观的差异性，我们认为探索适合于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路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3. 故地重游：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智慧

斯蒂布[2]（10-13）曾指出话语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在生态话语分析中的必要性以及对话语的理解和评估的影响。而生态哲学观是“一套个人化的哲学原则和哲学系统，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经典的观点并加以重新建构”[59][63]，因此我们进行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以及建构自己的“生态哲学观”，首先要做的就是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智慧并提取经典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弥漫着浓厚的生态文化气息，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智慧。其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生态问题的讨论一直渗透在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智慧之中。儒家文化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这一生态伦理强调中庸、和谐之道，平衡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强调“无为”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的整体自然观。例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主义道德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放生，不杀生，吃素，珍爱生命，慈悲为怀”的生命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强调芸芸众生皆为平等，生命神圣而不可侵犯，告诫人们要尊重生命，敬畏自然。

从古至今，中国的文化理念、伦理制度以及生活实践中一直延续和渗透着这些生态智慧。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64]（230-239）。这些生态哲学思想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又有深厚的文化传承。

总之，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中，积淀和蕴藏着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的认知模式和生态话语，这些生态和谐观和生态哲学智慧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具有共享价值，如果可以重新被激活，运用到生态话语分析等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之中，那么可以为人类提供新的“可信奉和践行的认知结构”（storiesweliveby）[2]（6）和“生态哲学观”[2]（10），有利于解決当前的生态危机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

4. 正本清源：塑造具有生态觉悟的“生态人”

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应立足于生态文明时代，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人”（ecoman）[62][65]。“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称：人类的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这个时代不仅要求重建外部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重新建构内部自然生态文明，即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以形成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人的特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65]。这里所说的对人的重新塑造以表征和推动生态文明时代，要求人类要改变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实就蕴含了培养“生态人”的理念。

生态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要解决人的问题，塑造具有生态觉悟、生态敬畏、生态正义和生态良心的“生态人”，而不是培养完全臣服于自然而无独立意识的“自然人”，也不是培养只顾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自然的“经济人”。“生态人”[62]应该是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生态思维、环保意识、生态良心、生态道德、节约意识、生态善恶观、生态素养、生态人格、生态理性、生态智慧和生态行为，并将这些生态价值理念落实和践行到日常生活和生存之中，实现人与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同时，作为一个“生态人”应该“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审视自我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并指导自我的一行一动，敬畏自然，尊重生态、善待环境、珍惜生命，即‘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21][62]。

当前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语言研究者和教育者要身先士卒，勇担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讲好中国生态故事和传播生态理念，不仅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人”[62]，还要通过培养人的生态说读写能力[4]，塑造具有生态意识、生态思维、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的“生态人”，营造一种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同时“生态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贵在久久为功，只有一代代坚持下去，才能使人类挣脱“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等窠臼，消弭这些固化的狭隘思维，实现人的返璞归真，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状态以及实现人们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的幸福愿景。

三、结语

虽然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语言学分支[13]，完整统一的学科体系还未完全形成，但是生态语言学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具有光明前景，应用性很强，极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它顺应了当今人们要求保护生态和自然的时代潮流[50]。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生态观更加深入人心以及人们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热度持续升温，生态语言学必将会发展成为进入新科学时代的“领跑者”（pacemaker）[66]。

“著名語言学家、翻译学家Nida曾满怀深情地声称：中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天堂”[67]。同样，中国也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天堂”和“伊甸园”！这是因为：首先，中国语言资源丰富但语言国情十分复杂，如何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还待于进一步研究。其次，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沉淀着许多生态哲学智慧（例如“天人合一”、“无为”等哲学观），有很多可以被用于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另外，虽然中国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但是在当前国家“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下，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定将会大有作为。

展望未来，虽任重道远，但我们对生态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充满希望和信心，期待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舞台上能发出更多中国的声音，为促进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繁荣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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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Ecolinguistics， a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of linguistics， studie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language itself and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logy. Owing to its practicability， perspectiveness， and contemporaneity， ecolinguistic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are enjoying increasing popularity among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overseas.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verseas， the eco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a are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present article intend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background， origins， developments， research fields and prospect of ecolinguistic stud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oping to push forward the ecolinguistic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retrospect； status quo；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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