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赵秉忠状元卷中的政治哲学及意义 |
| 范文 | 任鹏程 〔摘要〕?赵秉忠的状元卷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份现存的明代状元卷真迹，具有相当大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状元卷以“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为应试题目，考察的是考生的治国见解和策略。不仅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结构严谨、书法工整，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和文学欣赏价值，而且论文思维和逻辑蕴藏着浓厚的儒家政治情怀，其所论述的人君论、选官论、教化论、治安论等治国理念，深切反映了传统儒生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状元卷可以说是儒生赵秉忠的一篇政治哲学论文。 〔关键词〕?赵秉忠;状元卷;政治哲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B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1-0073-07 科举取仕制度在古代中国盛行上千余年，然而科举殿試状元卷真本流传至今却是寥寥无几。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赵秉忠 ①的状元卷是目前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份明代状元卷现存真迹[1]。正如有学者称：“赵秉忠殿试卷的发现，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为研究我国的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被誉为‘海内外孤本。”[2]所以赵氏的状元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和意义。另外如我们所知，儒家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儒学向来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赵秉忠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高中状元，此时的明朝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社会矛盾尖锐、体制弊端日益暴露、君臣关系紧张、民众生活困苦，等等。这些问题考验着明朝当局者的执政能力，为此政府以“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为题目，考察考生治理国家的见解和策略，以试图寻求社会改革和治理的良方。作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学者，赵秉忠自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和历史担当。正如文章开篇所言：“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几，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3]在赵氏看来，正确合理的治国政策是国治邦安和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目前学界有关状元卷的研究成果而言，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于这份明代宫廷历史档案的研究，除了少数的文本翻译之外②，内容研究却是鲜有涉及，中心主题也尚未指明③。那么，这份状元卷涵盖哪些内容呢？它有何意义和价值呢？论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状元卷是儒生赵秉忠的一篇政治哲学论文。而就政治哲学的主题来看，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什么是美好的政治生活;其二，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原则规范、方式方法是什么”[4]。对于儒家政治哲学来说，“古典儒家系统地探讨了政治的目标、主体、途径与方法问题，回答了谁统治、为什么统治，以及如何统治等问题。”[5]年轻儒生赵秉忠通过考卷的书写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在他看来，国家治理的主要分为人君论、选官论、教化论、治安论等四个方面。这些言论表达了赵秉忠的政治抱负以及真实心声。 一、 人君论 “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种君主政治。”[5]古人以为，君主的统治想要得以稳定，就需要对君权的来源、君主的地位以及君与臣民的关系等诸多议题进行合法性论证，这便是所谓的人君论。作为一份科举殿试卷，赵秉忠详细阐述了他的人君论思想。 首先，就君主的权力来源而言，赵秉忠以为，君主是秉承天命治理天下。他说：“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其责者，付之人君。”[3]天养育万物，不能亲自治理天下，君主是天的儿子，天委派君主管治人间，因此君主又被称作“天子”，他们的职责便是代天巡狩，这便是“天君一体论”。其实，“君权天授”这是自古以来儒家的基本立场，诸如《春秋繁露·顺命》指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6]（559）《白虎通·爵》指出：“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7]（1）既然，“天”是君权的合法根基，那么，“天”是什么样的呢？赵氏曰：“今夫天幽深玄远，穆然不可测也;渺茫轻清，聩然莫可窥也。而四时五行各效其官，山岳河海共宣其职，人人沾浩荡普济之泽，在在蒙含弘广大之休。无欠缺以亏其化，无阻滞以塞其功者，盖不贰之真默酝酿于大虚，不已之精潜流衍于无极，故实有是化工耳。”[3]言下之意是，天是神秘的、不可测的、难以琢磨的、难以被人们所认知。然而即便是如此，赵氏以为凡俗世间无不受其恩泽，诸如山河大川和人类等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正是受到和沾染了天的恩德和造化而得以存焉，这便是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天地之大德曰生。”[8]（530） 其次，既然君主的权力是天之所赋，那么君主治理国家便是顺承天的意志，君权便具备神圣的地位、不可侵犯的威严。他说：“君有统理之权，而实有所承受。故所经其事者，法之昊天。用是所居之位，则曰天位;所司之职，则曰天职;所治之民，则曰天民;所都之邑，则曰天邑。故兴理致治，要必求端于天。”[3]君主的位置称为天位，君主的职责称为天责，君主统御下的民众称为天民，君主管辖的国土称为天邑，等等。总之，君主的一切都与“天”有关密切。将君主的权力视为天之所赐，这是儒家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如汉儒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6]（421）虽然，君主之位秉奉天意而获，君权力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亵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君臣关系是紧张的、难以协调的，赵氏曰：“粤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而治，贻协和风动之休;民也，画象而理，成击壤从欲之俗。君臣相浃，两无猜嫌，明良相信，两无顾忌，万古称无为之治，尚矣！”[3]赵氏以上古时期的唐尧、虞舜为例，旨在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融洽和睦的，君侍臣以信，臣侍君以忠，君臣之间两无猜嫌和顾忌，这是一幅盛世之治的局面。赵氏又言：“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门毋得沮滞，而敬勤屡致意焉。列圣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绪，固有加无坠者。”[3]君主虽然位居要位，然而大臣和民众依然可以向君王提出意见，只要是言之有理便可付诸实施。 再次，既然天赋予君主权力，那么就君主而言，就要好好利用它，而不能无所作为，为非作歹。赵氏曰：“然则人君法天之治，宁可专于无为，托以深密静摄哉！”[3]这就是说，君主必须推行行政法令，造福民众，彰显“天”的恩德，“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职司为实政者;人君宪天之心，宁可专于外务，强以法令把持哉！是必有不贰不已之真精为实心者。”[3]“至世宗肃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考文。德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与雷霆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咸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3]与之相反，如果君王没有好好利用天赋权力，就会导致天地之间和气失去平衡，冤假错案纷纷而至，这是天以异象谴告人君，令其反思所言所行。他说：“民氓之积冤，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郁不伸，何以召祥？则刑罚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谳问详明者，待以不次之赏。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冤无所积矣。”[3]这显然是儒家学说中天人感应思维的体现，如汉儒董仲舒言：“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6]（103）君主的言行直接关系到天象的变化更迭。君主言行正则祥瑞显现人间，言行不正则容易招致天降下灾害异象。所以赵氏提出，君主要整顿吏治、体察民情、审定法律，使得冤假错案有所伸张。如此，天地之间阴阳之气才能得以平衡，整个国家的秩序便会走向和谐。 总的来说，赵秉忠立足在天人之学视角下，他提出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认为君权天授，神圣不可侵犯，这便为政治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二、 选官论 国家的治理、政治的运行需要一批优秀的人才。因此，选拔人才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环节。在古人看来，朝廷选拔和管治官员需要有一些列的具体策略、机制和方式等等，这便是所谓的选官论。赵秉忠在他的试卷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选官论思想。 首先，赵秉忠认为朝廷要考察官员的言行，即言论和行为。儒家以为，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手段和工具，而且提倡语言还与德性密切有关。换言之，从言行中可窥见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和道德涵养，即知言即知人。所以儒家尤其关注言行之道，诸如先师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9]（50）“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9]（174）“言必行，行必果。”[9]（157）此即言而有信，不失信于人。赵秉忠作为传统的儒生，当然继承了儒家的这种言行观点。他指出：“耻言过行，古昔有训。而竞靡以炫者，招利口之羞。有所逞于外之靡，必不深于中之抱矣！则因言而核之实，考实而责之效，使捷巧不得与浑朴齐声，悃幅不至与轻浮共誉，又今日所当速返者也。”[3]这也就是说，为人做官要言行合一、言行相符、言行一致等等。如果语言过于华美富丽，没有实际的内容和效果，这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赵氏以为，言论应该作为考核和提拔官员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扎扎实实、说到做到的人才是值得称赞和肯定的，那些言论华丽而不做实事的人，要受到朝廷的警告和责问。 其次，赵秉忠以为朝廷选定官员以后，就要委以重任，赋予他们权力，辅佐君主管治国家。然而权利的运行不能任之逍遥、肆意而为，它需要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赵氏指出，吏治整顿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君主遵循天意的体现，他说：“一法之置立，曰：吾为天守制，而不私议兴革。一钱之出纳，曰：吾为天守财，而不私为盈缩。一官之设，曰：吾为天命有德。一奸之鋤，曰：吾为天讨有罪。”[3]法律的设置、财政的支出、官员的任命、奸臣的罢黜都蕴含着天意。君权秉授之于天，治国就要法天而行。那么就为政者而言，如何使得国家行政权力得以正常有效地运转呢？赵秉忠主张朝廷要设立巡行者，即代表朝廷巡视各级官员的官吏人员，他说：“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浊扬清也。而吏习尚偷，即使者分遣，无以尽易其习。为今之计，惟是广咨诹、严殿最，必如张咏之在益州，黄霸之在颍川，斯上荐剡焉，而吏可劝矣！”[3]国家的疆域宏大辽阔，君王显然不能事必躬亲，这就需要设立巡行者，巡行者犹如朝廷的“千里眼”“顺风耳”，代替君王考察官员的为政情况，赵氏以官吏张咏、黄霸的例子说明，巡行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和明确地方官员的吏治情况，审定和辨别事情的是非，征求和倾听广大民众的意见等等，将各级官吏治理的实际状况切实地反映给朝廷，朝廷以此为依据考订官员业绩和掌握社会治理的状况。 再次，赵氏以为，君王代天巡狩，定是体恤民情，爱惜民力，诸如自然灾害的时候，君主基于对民众的怜悯和爱护，便向民众发放赈灾抚恤金。然而，有些地方的民众在危难之际却得不到君主的恩惠，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赵氏指出这是因为部分官员截留了朝廷的赈灾粮款，将其收入了自己的腰包，他说：“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非不颁赈恤也。而颠连无告者，则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隐未达，而渔猎者有以阻之。上费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罚，清出支之籍乎？”[3]这种行为是十分令人憎恨的，它有损君主的威严和恩德，破坏君民之情，因此朝廷要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能心慈手软。与此同时，赵氏还分析了当时国家部分边疆治理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他说：“四夷之内讧，西支东吾，非不诘戎兵也。而挞伐未张者，则守圭纨绔之胄子，无折冲御侮之略，召募挽强之粗才，暗驰张奇正之机。兵费其养，国不得其用。何不严遴选之条，广任用之途乎？”[3]意思是，边疆治安维系着国家安危，然而戍守边疆的官吏多是一些高贵的贵族子弟，他们欠缺带兵打仗的经验，抵御敌人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地治理军队，这便导致国家军费的浪费。因此，赵氏提出，要改革官员用人制度，即扩大官吏选拔的用人范围，做到“能者尽其才”“能者为之”“在其位谋其政”，等等，这种改革举措不可避免要触及到部分阶层的既得利益。 最后，就为政者而言，赵氏指出，官员的考核和提拔要依照一定的标准，这便是健全的奖励和惩罚机制。赵氏之际，明朝的政治环境令人担忧，如赵氏所言：“诞谩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3]懒散、放纵已成为政局常态，这急需要整顿，刻不容缓。故，赵氏说：“盖无稽者黜，则百工惕;有功者赏，则庶职劝。劝惩既明，则政治咸理，又何唐虞之不可并轨哉！而实心为之本矣，实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应我。实心以图政，而政不至惰窳而弗举。不然，精神不贯，法制虽详，无益也！”[3]“考盘之高蹈，颍川之治理，必旌奖之，以风有位。浚民之鹰鹯，虐众之枭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3]简言之，君王选拔官员的标准会对官吏的心态和官场用人环境的形成有深刻的导向影响。因此，为政者提拔官员要慎之又慎，不能任性，要切实核实审定官员的业绩，做到有才干者对其实施奖励提拔，不称职的官吏要给予及时罢免。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吏治氛围，各级官员为官的积极性才能得以提高，才会更加切实地为国家尽心尽力，出谋划策，久而久之，懒散的政局面貌才能逐渐得以治理和改善。 总的来说，赵氏所提出的选官论详细而具体，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缓和当时紧张的君臣关系，纯洁政治环境。赵氏得出结论：“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3]官员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决不能越俎代庖，做超出自己份内之事，依赵氏所见，这才是一个良性的政治生态环境。 三、 教化论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10]在儒家看来，民众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教化论就是教化民众的理论，这涉及教化的目的、方法以及效果等等。在儒家思想史上，先师孔子就相当重视教化，孔子主张富而教之，他说：“‘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9]（153）孟子亦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94）在古人看来，在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国君为了引导民众使之向善，抑制和防止民众走向邪恶之渊，就需要采取手段和举措对民众施以教化，教化的基本内容就是人伦道德规范。赵氏饱读儒家经典诗书，自然而然赞同儒家教化学说。 首先，赵氏以为，民众之所以需要教化，是因为明朝社会的世风和时局逐渐日下，人心不古，欺诈、敷衍等等不良现象遍地皆是。他说：“士风尚诡，即申令宣化，无以尽变其风。”[3]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此种环境迫切需要扭转和改变，否则国家的未来之路令人堪忧。因此，赵秉忠说：“臣草茅贱士，何敢妄言，然亦目击世变矣！顾身托江湖，有闻焉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尽者。今幸处咫尺之地，得以对扬而无忌，敢不披沥以献！”[3]显而易见，赵氏的言论都是有感于实际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情况而论。 其次，就教化的目的而言，既然人心不古，那么教化的基本任务就是齐民心，即整顿民心，民心齐则风俗易。赵氏说：“教化者，齐士民之心术，以维风振俗也。”[3]其实，早在孟子时期，古人就将心灵视为教化的关键和枢纽。孟子曾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11]（136）“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11]（152）孟子所见，教化就是以仁义之道涵养人心，剔除掉心灵当中的非分念头。赵秉忠以为，教化的核心在于齐民心，民心治则教化行，这显然与传统儒家教化思想不谋而合。 再次，就教化的途径而言，赵氏指出，实施教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朝廷注重儒家的经术之学，即在全社会培育良好的诵读经书的氛围，养成崇尚和追求知识的习惯，他说：“为今之计，惟是广厉学官，独重经术，必如阳城之在国学、胡瑗之在乡学，斯畀重寄焉，而士可风矣。”[3]将教化的方式归结为对儒家经典书籍的阅读，这种立场在荀子时期就已经存在，诸如荀子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2]（7）简言之，经典的诵讀有助于是道德提升和移风易俗。 在治理国家之中，君主是教化的实施者和推行者。所以赵秉忠所作试卷的言辞之间无不饱含着对明朝帝王溢美和称赞。 首先，作为明朝的子民，他仰慕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诸如他说：“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原于天授，刚毅本于性生。草昧之初，即创制设谋，定万世之至计。底定之后，益立纲陈纪，贻百代之宏章。”[3]他认为，太祖高皇帝天生睿智，深谋远见，早在创立明王朝之际，就已经制定好了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规章制度，他为后世如何治理国家提供了范本，这些都是后世明朝皇帝应该学习和继承的东西。 其次，他认为世宗皇帝是施行教化策略的典范。他说：“至世宗肃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考文。德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与雷霆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咸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3]世宗皇帝英武神明、采取整顿吏治环境、选取贤士才人、教化养育民众、完备礼法制度、创作音乐典章、考订法律条文等等为政举措，从而使得朝野局面振奋起来，足以作为后世皇帝效仿的楷模和典范。 再次，他褒扬当时的皇帝聪明睿智，具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品德，有振奋国家的信心，整顿吏治的魄力，扫荡不良风气的勇气，他说：“恭惟皇帝陛下，毓聪明睿智之资，备文武圣神之德，握于穆之玄符，承国家之鸿业。八柄以驭臣民而百僚整肃，三重以定谟猷而九围式命，盖已操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汉以下矣。乃犹进臣等于廷，图循名责实之术，欲以绍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3]赵氏把当朝皇帝的地位和功德吹捧的如此之高，颇有为当朝皇帝政治改革打气和激励的色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赵氏的这些赞扬和溢美言辞充斥着对当局谄媚的嫌疑，从侧面反映出古代科举考生的心理特点。考生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任务，通过参加层层严苛的科举选拔考试，最终便会有少数的人获得一官半职，参与到国家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中去。在古代社会，这是儒生获取政治资源的基本渠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渠道。知识文化和权力的获取紧密地集合在一起，一旦高中状元，便成为天子的门生，心中自然对皇帝充满感恩之情[13]（78-85）。赵氏说：“臣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3]“臣草茅贱士，何敢妄言。”[3]等等语言和文字，彰显和反映着科举制度下传统儒生君贵臣卑的政治心态和社会纲常礼仪等诸多现象和问题。 四、 治安论 谋求安稳的政治局面是儒家政治哲学的诉求。在古人看来，维护国家治安稳定的方法、理论和手段等便所谓的治安论。如我们所知，就治理国家的模式和理念而言，亚圣孟子曾经提出仁政说。孟子以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君王亦是如此，君王将此等不忍人之心的运用到管治国家之中，即，将不忍人之心的实施对象由家庭亲人扩展至民众百姓便是仁政。“以仁心行仁政”是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也是历代儒者的追求。 科举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殿试试卷自然会考核考生关于治国的详细策略。在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试卷中，赵秉忠阐释了他的治安论。最值得一提的是，赵秉忠将“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理念转化为“以实心行实政”，诸如他说：“盖以实心行实政，因此实政致弘勋。”[3]那么，何谓实心呢？他说：“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邦畿，灌注于边疆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3]简言之，实心就是励精图治，克服懒惰懈怠，发奋有为做实事的决心，这已经与孟子的仁心有很大的不同，如我们所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兴盛，各级官员研习者颇多，然而心学过多注重精神情操的修养，与此同时则相对忽视了对现实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关心，“阳明后学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游谈在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状元殿试卷上自然也有反映，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崇祯四年（公元1598—1631年）的10次科考之中，状元们在试卷中所提及的书目不足10种，尚不及清代胡长龄在自己一份殿试卷所提及书目的一半。……殿试卷对‘流寇滋漫、‘东奴猖獗现实毫不隐讳，可见寻求治国良策之急。”[14]儒生思想的开始逐步转变，儒学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即实学。赵氏指出以实心为政，颇有抵御阳明心学的意味。 儒生赵秉忠所追求的是一种“实政”，那么何谓实政呢？他说：“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著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宁，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3]显而易见，这与孟子倡导的仁政也有很大差异，已经不是依靠君王的善心关爱民众，实行仁慈的政治。实政的关键在于整顿典章制度、树立法规法纪、明确官员的职责和职分，试图对政治运行机制做一番详细的规划。实政更多的是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为现实政治运行存在的问题提供合理和合适的解决方案。 就实心和实政的效果而言。他说：“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孚，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丛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3]意思是，实心和实政的确立，会带来诸如官员各司其职、民众遵规守法等等诸多良效，上下团结、政治清明的政风就会形成。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有此治本，则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于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3]实心和实政是为政之本。 赵秉忠推崇汉代之治，他以西汉宣帝为例子说：“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3]西汉宣帝励精图治，为政专意于检察和反思，“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3]然而，相比之下，赵氏以为，汉文帝则更加优秀，他说：“盖治具虽设而实心不流，则我欲责之臣，臣已窥我之怠而仿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窥我之疏而私议之。即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聪察之利，亦得聪察之害。实心常流而治具少疏，则意动而速于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驰而慑于威，民且囿吾之天而顺从焉。凡注厝规画悬焉不设，而上以神，下以实，上下交儆，无综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汉宣不如汉文者，正谓此耳！”[3]汉文帝是施政的典范，究其缘由，他治国策略的核心即是以实心行实政。最终，他得出结论：“盖实心先立，实政继举，雍熙之化不难致矣。”[3] 由于管治国家的大权始终掌握在君王手中。因此，“实心”和“实政”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君主而言的，赵秉忠明确指出：“而臣更有献焉，盖难成而易毁者，此实政也;难操而易舍者，此实心也。”[3]这也就是说，“实心”和“实政”的施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此，赵氏要求为政者行为举止要慎之又慎，严格克己做人。“是必慎于几微，戒于宥密。不必明堂听政也，而定其志虑，俨如上帝之对，不必宣室致斋也。而约其心神，凛如师保之临，使本原澄彻，如明镜止水，照之而无不见。使方寸轩豁，如空谷虚室，约之而无不容。”[3]赵氏甚至以为，为政者执政有着神明之天的监督，所以为政者辨别自己的爱憎和喜好，应该杜绝不合理的念头和想法。他说：“一念萌，知其出于天理，而充之以期于行;一意动，知其出于人欲，而绝之必期于尽。爱憎也，则察所爱而欲近之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喜惧也，则察所喜而欲为与所惧而不欲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视听注焉;勿曰非违，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监存焉。”[3]这些言论显然具有限制君权滥用的意味。 五、 结 论 赵秉忠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吏治存在诸多问题，如其所言：“用能复帝王所自立之。称联之理政务尚综核者，欺蒙虚冒，总事空文，人日以伪，治日以敝。”[3]坑蒙欺骗、弄虚作假、官员不作为等等现象和病态充斥明朝政局和社会。为政者对此也十分担忧，因此国家在举办科举选拔人才的时候极为注重和考察儒生的治国思想，从赵秉忠应试“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的题目便可看出這一点。但是，仅仅就状元卷文献本身而言，我们以为，它的价值和意义至少具备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状元卷这篇论文本身面貌而言，全文二千多字，文献文字篇幅虽小，却拥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其一，论文文笔优美，行文流畅，旁征博引，论证严谨，整个卷面毫无一丝的涂改涂画痕迹。说明作文者在书写之前文章已经胸有成竹，书写时一气呵成，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的文章，切实表现了传统儒生深厚的理论底蕴和为学功底。其二，论文文字书法工整，字迹隽永秀丽，刘熙载曾经指出：“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5]（715）这便是字如其人的理论。通过状元卷的字迹，我们可以大体得知赵秉忠的道德品质或如其字迹一般，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秉性刚直，充满义气，亦如“熹宗称赞他‘忠心耿耿。”[16] 其次，状元卷不仅为我们研究古代科举制度提供了切实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全文的思维和逻辑深藏着浓厚的儒家政治情怀，它可以说是一篇政治哲学论文。文章所包含的人君论、选官论、教化论、治安论等治国观点，深切反映了传统儒生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反映了传统儒生修齐治平的政治心态，以及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儒学从来不是僵化的待在书屋里的学问，而是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试图为社会的运行提供指南和方针。“实心”“实政”“以实心行实政”等等就是赵秉忠针砭时弊、洞悉时局、为医治社会弊病提供的一副良药。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他将政治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君主一人之身，提倡以依靠君王之实心施行实政的设计和构想，然没有摆脱传统儒家政治框架的桎梏。 最后，科举制度盛行中国千年之久，然而明代只有赵秉忠的状元卷完整保留下来。状元卷前前后后历经了将近400余年的历史沧桑，得以完整地流传至今，并于1983年收录到青州市博物馆向大众展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赵氏族人的代代努力和传承。有学者称：“在古代社会，状元卷是由礼部管理存档的，谁要是私拿回家有杀头灭九族之罪。有人推测可能是赵秉忠利用担任礼部右侍郎、分管科举考试之机，将自己的殿试卷调出，在解甲归田时带回了家。”[17]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文献资料的保存方式、方法和途径等等。换言之，历史文献资料的保存和流传不仅仅单纯地依靠官方图书馆、档案馆等专门机构和组织，家族和家庭在保留和传承文化史料中的地位不可忽略和低估，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简言之，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份现存的明代状元试卷真迹，不仅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和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文章中传递出古代儒生修齐治平的理想信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及儒家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因而，它值得我们仔细品味、赏析以及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殿珍.中国现存唯一的《状元卷》公之于世[J].山西档案，1992，（5）：53. [2]?朱伯霞.万历皇帝御批状元卷，青州忠臣圣手献对策[J].东方收藏，2010，（7）：16-19. [3]?孙新生.明万历朝戊戌科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J].历史档案，1991，（2）：3-5. [4]?马云志.政治哲学之思：内涵、学科属性与主题[J].齐鲁学刊，2006，（2）：128-134. [5]?林存光，肖俏波.古典儒家政治哲学论纲[J].天津社会科学，2013，（5）：139-144. [6][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汉]班固.白虎通[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0]?李景林.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J].天津社会科学，2005，（6）：19-26. [1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战国]荀子.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干春松.儒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邓洪波，王胜军.中国状元殿試卷及其价值[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29-35. [15]?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6]?石家勤.赵秉忠和他的《状元卷》[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4，（1）：56-58，62. [17]?李凤勇.状元卷的故事[N].中国档案报，2006-07-28（6）. （责任编辑：夏?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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