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学视角下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 |
| 范文 | 钱多秀 李昱 〔摘要〕The Great Gatsby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之一，其在中国的译介长达六十余年。文章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概念出发，探究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轨迹。从三个译介阶段考察译作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译介以及不同译本的异同，以期解释三个译介现象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关键词〕The Great Gatsby;汉译本;译介;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3-0001-06 引 言 中篇小说The Great Gatsby出版于1925年，是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的代表作之一。该著作被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称为“美国小说自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以来迈出的第一步”。而菲茨杰拉德则被誉为“爵士时代”的发言人。 The Great Gatsby自出版以来，先后被译成几十种语言，还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据笔者统计，截至2019年4月，The Great Gatsby有近50个中文译本（单独出版，不包括名著合集等）出版发行。1954年，其第一个中译本在中国台湾出版，译者黄淑慎将书名译作《永恒之恋》。此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零星几个汉译本在港台出版，包括香港著名译作家乔治高（原名高克毅）译的《大亨小传》和另两个台湾版本——《大哉！盖世比》和《大亨——凯士华》。1982年，内地出现了首个有汉语注释的The Great Gatsby出版物，书名译为《灯绿梦渺》，由周敦仁注释。次年，由巫宁坤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汉语全译本在内地出版发行，填补了该著作汉译本在内地的空白。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The Great Gatsby打开了内地文学翻译市场，各式译本不断涌现。 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首次定义翻译学概念时，便提出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分支。但遗憾的是，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霍姆斯没有在此方向继续深入。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翻译学界纷纷借鉴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模式[1]（6）。布迪厄[2]（197）认为，“社会实践必须放到各种实践共存的完整世界中”，并提出分析模式简要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habitus）（capital）] + field = practice）[3]（101）。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4]（1）”，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分析翻译行为恰如其分。 本文通过统计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发现三个引发思考的现象。第一，该著作出版已近百年，在已有数十种汉译本的情况下，新的译本仍层出不穷，翻译热浪经久不衰。第二，在该著作译入中国之初，译本多出自港台翻译家，且以台湾译者居多，但到了译介的后期，内地译本数量呈指数式增长。第三，不同译者的汉译本之间翻译风格迥异。 一、 场域对The Great Gatsby汉译地区分布影响 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5]（162）”。不同的参与者造就不同的场域，而“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6]（109）。此外，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亦可看做一种场域，即“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5]（37-40）。然而，何为翻译场域，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翻译场域独立存在，有学者认为翻译场域属于文学场域的一部分，也有学者认为针对翻译实践的研究应放在其所涉及的领域当中。针对翻译场域和其他场域的互动，可以将专业场域与翻译场域重叠的部分都看作是翻译场域里“拥有自己独特的规则”的“子场域”（sub-fields），子场域的规则往往与那些专业场域密切聯系[7]（9）。 自The Great Gatsby1925年出版已过九十余年，本文将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阶段：1925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至今。在第一个阶段，仅有零星台湾译本出现;在第二个阶段，内地出现注释本和少数汉译本，港台译本占大多数;在第三个阶段，内地译本异军突起，占比迅速增大。 （一） 第一阶段——1925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 在中国，The Great Gatsby的第一个译本是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永恒之恋》，译者是台湾译作家黄淑慎。1949年12月30日，新中国才成立不久，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一份整体阐述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文件，规定：“美国应该避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除非这样做明显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NSC48/2）”。美国不希望看到中苏合作，故从中作梗望通过离间使二者心生芥蒂而彼此疏远。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幻想破灭，于是改变了对中国台湾的政策，决定“保台反共”[8]（100）。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9]（24）。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对抗愈演愈烈，美国开始全面扶持中国台湾，大规模开展对台提供军事和援助，还给台湾经济带来了生机。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岸形势依旧严峻，美国无疑站在了台湾的身后，援助台湾对抗大陆。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次日就宣称，台湾位于美国国防部发放军事装备及供给的首位。上述史实都表明，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政治场域是十分亲美的。 在文化方面，美国在这一时期还通过隐蔽的宣传战来“进行鼓动性宣传，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8]（102）”。The Great Gatsby是一部基于一战后美国现实状况创作而成的小说，一方面可让人重新记起美国在一战中捞到的好处，另一方面可以给他国灌输本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中国台湾被美国视作远东地区的关键所在，给台湾“洗脑”极为必要。而美国有意的文化输出推动了台湾的文化场域向美国文学倾斜。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第一个汉译本——《永恒之恋》正是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作用之下。 上世纪50年代，正值新中国建国之初，解决贫困和设法发展是当时的重心，故西方文学的输入不被重视。当时的政治场域亦处于较为紧张、谨慎的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初，巫宁坤教授“由于无意中将他从美国带回中国的英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借给了个别学生，竟然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判，并背上了‘腐朽新中国青年的黑锅近30年[10]（364）”。 建国后的10年（1949.10～1958.12）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当时的政治场域要求人们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场域之间相互关联，因此文学场域受政治场域影响。苏联（包括旧俄）文艺作品（大多是文学类）译成汉语的达3526种，占同期外国文学译作总数的65.8%，居主导地位;而出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大多因不符合当下的场域而被拒之门外——英美文学作品中，只有那些具有批判力量[例如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马克·吐温（Mark Twain）、杰克·伦敦（Jack London）、欧·亨利（O.Henry）等人]的作品才有出版[11]（4）。The Great Gatsby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小说的叙述背景是一战之后的美国，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享乐生活。因此，小说主题和内容与此阶段国内较为封闭而同一化的政治气候——即场域的运作法则——相悖，作品未被引进情有可原。 （二）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首个香港译本——《大亨小传》，译者是乔志高。至此，内地仍未出现任何译本。香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首次腾飞，恰恰出现在内地政局最差的时期[12]（132）。因此在此期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出现了不少内地知识分子逃港（指内地居民进入香港的行为，其原因起初是政治原因，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的现象。据统计，在排名前100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13]（68）。因此，可以说大规模的“逃港”为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扩充了人才储备，提高了文化发展能力。而香港作为中国通往各国的港口，历来是文化交流的枢纽。香港的文学翻译场域虽然仍从属于权力场域，但自主性还是非常强的[14]（19）。加之20世纪70年代，香港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是中国英语水平较高的地区，这赋予翻译场域无可比拟的文化资本。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地极端的高压政治场域对当时的文学场域影响颇为深远。自1966年5月至1971年11月，五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出版一部外国文学译作。1971年，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标志着党的文艺政策有了一些调整。此后，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逐步有所增加[15]（65）。虽然如此，十年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数量极为有限，且类型单一，大多是出自友好国家的作品。而这期间译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只有五种，都是“进步”的或“革命”的，且全是旧作新译或旧译本的再版，没有一部新作[15]（66）。由此可见，此期间的政治和文化场域对英美文学作品在内地的译入起到了抑制作用。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内地的第一外语还没有从俄语转向英语，故英汉双语人才的缺失也导致英文作品译入缺少文化资本。 1972年中美建交，两国敌对关系开始走向缓和。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此时的政治场域迫切要求中国打开视野，去了解外国的文化，故外语作品的译入恰好顺应当时政治场域的需求。此外，汉译本的出现和流通还得益于当时一批有着先进思想和远大眼光的学者，例如董衡巽等。1979年，董衡巽在《读书》杂志第二期发表“当代的也要‘拿来”[16]（21），指出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即便存在偏见，也应先引进再批判。同年，又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发表“艺术贵在独创”，首次公开地正面评价菲茨杰拉德及其著作The Great Gatsby。董衡巽是当时的文学场域中的参与者，正是他的积极言论改变了该场域的运作法则，对于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译介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 第三阶段——21世纪至今 21世纪以来，The Great Gatsby的汉译本层出不穷，内地译作尤是。正如王建开教授[11]（6）所说，“20世纪末的10年才是研究英美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真正出成果的时期”。千禧年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文化水平亦是如此。曾经人们读外文小说为的是了解外国的文化，开阔眼界，而今关注点变得更为多样化，小说的情节、人物、意象、主题思想等都成为阅读的焦点。因此，21世纪文学场域的运作法则也发生了改变，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各自的重心，从而产出侧重点不同的译作，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The Great Gatsby是一部美国小说，其翻译场域要求译者同时掌握英语和汉语两门语言。然而，自1949年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因与苏联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以俄语为第一外语。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才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直至1983年以后，英语在高等学校升学考试中，才和其他科目同等对待。以此为导向，初中教育基本上都将英语作为外语必修课，高中教育中超过90%的学校将英语视作必修课。此外，除非英语外语专业，在全日制普通大学，一般以英语作为外语必修课，其他外语课程作为选修课。由此，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内地的译者缺乏英汉翻译的文化资本，从而阻碍了The Great Gatsby汉译本的出现。 综上分析发现，汉译本的出版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文化场域的影响，同时时代和社会赋予译者的文化资本对于汉译本发行也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二、 基于四个译本的对比分析 除了场域，布迪厄的社会学还有两个核心概念——资本和惯习。社会学的资本概念取自经济学，指的是参与者在不同场域中的地位由其在该场域中的资格决定，不同场域要求的资本不同。布迪厄將资本分成了三大类：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17]（47）。其中，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体化资本（embodied capital）、物化资本（objectified capital）和机构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而惯习是对历史经验的积淀和内化并变成持久性的倾向性心态，这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人生阅历、文学经验等密切相关[14]（15）。惯习与行为主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存在着互动关系：惯习决定了行为主体的社会位置感，行为主体的位置又不断塑造着惯习[18]（122）。本文选取了四个年代跨度大、地域差别明显的汉译本——《永恒之恋》（黄译本，《大亨小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19]、《大亨小传》（高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5月第1版）[20]、《了不起的盖茨比》（巫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21]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姚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北京第1版）[22]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举例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验证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在其中的体现。本文仅探讨译本内容，不考虑体例层面的影响。 （一） 黄淑慎与《永恒之恋》 The Great Gatsby的第一个汉译本是黄淑慎译的《永恒之恋》，出版于1954年的中国台湾。万事开头难，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译者，没有前人的译本可以参考，译本完成后也没有比较，是完全的“零的突破”。观察她的译文可发现，专有名词的翻译多采用字对字译或者音译的方式。例如： （1） ‘Hes an Oggsford man.[23] （Fitzgerald p.44） （2） “他是“扭紧”大学毕业的。”（黄译 p.101） （3） “他是牛劲毕业的。”（乔译 p.94） （4） “他是牛劲出身的。”（牛劲：牛劲，“牛津”的讹音。）（巫译 p.76） （5） “他是狗津人。”（狗津：原文为“Oggsford”系“Oxford（牛津）的讹读，“oggs”音近“dogs”，此处译为“狗津”。）（姚译 p.62） 原文是沃夫辛（Meyer Wolfsheim）对尼克（Nick Carraway）讲盖茨比（Jay Gatsby）的经历时提到的。“Oggsford”现实中并不存在，但音近“Oxford”（英国牛津大学）。因此黄淑慎在缺乏物化资本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化资本——双语能力。此外，作为第一个该著作汉译本，当时的文化场域要求她能把外国文化引进来的同时又能让国人看明白。所以，她采用音译的手段，将“Oggsford”翻译成了一个音近似相同，且在汉语中本就成词的“扭紧”。翻译策略很巧妙。可正由于“扭紧”是一个汉语词汇，本身就具有特定含义，但其本身意义与文章中的含义并无关联，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在其之后的三个译本中，译者都保留了“牛津”的“牛”或“津”，而另一个字则采用了发音相近的字。这样的处理，让读者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能联想到“牛津”，但又不失原文的讽刺意味。 （二） 乔志高与《大亨小传》 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是中国香港出版的第一个译本。乔志高（1912.5～2008.3），原名高克毅，是享誉很高的翻译家、作家、编辑及新闻工作者。他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先后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历任旧金山华美周报主笔，华盛顿“美国之音”编辑。乔志高多年在美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不仅影响了其翻译惯习，决定了其翻译素材的选择，还赋予了他文化资本。例如： （6） ... his RollsRoyce became an omnibus， ... （Fitzgerald p.24） （7） ……盖茨比先生那辆讲究的劳斯莱斯轿车就变成了公用车子，……（黄译p.56） （8） ……他的英国劳斯莱斯轿车好像变成公共汽车一样，……（乔译p.51） （9） ……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巫译p.44） （10） ……他的那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姚译p.35） 原文涉及一个轿车品牌——“RollsRoyce”。這是世界顶级的超豪华轿车厂商，成立于一个英国，是欧美汽车的代表之一。现在其官方中文译名为“劳斯莱斯”，如黄淑慎和乔志高所译。而在两位内地译者的译文中，一致采用音译的方式译作“罗尔斯—罗伊斯”。由此体现了港台译者所处场域与欧美文化接触面广的优势，也体现了乔志高在美生活、工作的经历赋予他的文化资本。 1973年，乔志高与宋淇在香港共同创办英文杂志《译丛》（Renditions），并担任编辑多年。《大亨小传》正是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乔志高在译作体现的翻译方法也符合当时港台文化圈的主流翻译场域，即要求译文既遵从原作的语言和写作风格又流畅可读。例如： （11） ‘He was so hard up he had to keep on wearing his uniform because he couldnt buy some regular clothes. （Fitzgerald p.106） （12） “他那时穷得一天到晚穿军装，因为没钱买便装。”（乔译p.227） （13） “他手头十分拮据，买不起便服，只好继续穿军装。”（姚译p.144） 原文描述的是盖茨比死后，尼克去找沃夫辛参加葬礼，后者回忆与盖茨比的初见。原文是一句由“because”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在英文中，状语从句的结构一般为主句在前，从句在后，中间由从属连词连接。那么，原文中，前半句是主句，即整句话的“结果”，而“because”引导的从句就是“原因”。对比乔志高译本和姚乃强译本，不难发现二者句子结构的顺序有所不同。高译的句子结构和英文相同，先说“结果”后阐述“原因”;而姚译则更改了语序，将“原因”放在前，而“结果”在后。二者的译文在意义上都表达得很完整，只是结构不同。乔志高受到港台主流翻译场域的影响，在保证意思的情况下，尽量遵从原作的语言风格。姚乃强则受到新世纪文学场域影响，尽可能使译文贴近中文的表达习惯，提高译文可接受性，使之更易被译入方的人群吸收。 （三） 巫宁坤、姚乃强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巫宁坤和姚乃强二者的译本是内地接受度较高的译本。巫译本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文化场域的运作法则是引入国外的文化、文学资源。为了更直接吸收国外文化，要求译者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本“风味”的前提下进行译作。这样的场域法则使得这一时期的译者，包括巫宁坤在内，养成多采取直译、异化翻译惯习。姚译本出版于21世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需求不再停留于看懂故事情节，而越来越关注小说的欣赏价值。这样的文学场域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更注意译文的可接受性，语言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例如： （14） ‘The thing to do is to forget about the heat， said Tom impatiently. ‘You make it ten times worse by crabbing about it. （Fitzgerald p.78） （15） “正确的办法是忘掉热，”汤姆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唠唠叨叨只会热得十倍的难受。”（巫译 p.131） （16） “心静自然凉，”汤姆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唠唠叨叨只会热得你更难受。”（姚译 p.107） 原文描述的是盖茨比、黛西（Daisy Fay Buchanan）一行人从郊区的别墅来到城里的小公寓，黛西一直嚷嚷着热，汤姆（Thomas Tom Buchanan）很不耐烦地让她别再唠叨。巫译本的句子结构和原文完全相同：前半句先说先行词——“正确的办法”，真正的主语放在了be动词——“是”后面，即“忘掉热”;后半句的“热得十倍的难受”也是和原文词词对应的翻译。虽然准确无误地把原文的内容和结构都翻译出来了，但是可接受性上大打折扣。姚译的这句话显得自然很多：前半句，“心静自然凉”是出自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术语，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且在意思上完美诠释了小说中汤姆的意思;后半句省略“十倍”这个具体的数字，而是将原句中通过这个数字所体现的“热的程度”进行了翻译。在保证内容传达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让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 三、 结 语 译者具有双重属性，即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的社会性决定了翻译实践的社会化和复杂性[24]（51）。故本文从社会性角度入手，分别以时间、地区和译者翻译风格的异同作为切入点，将布迪厄社会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应用到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当中。 The Great Gatsby出版已近百年，其译介经久不衰，且在21世纪以来变得愈发火热，汉译本仍层出不穷，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追求提高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政治场域、文学场域和经济场域发生改变，直接影响文学作品译入的需求。而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各个场域也不尽相同，有些场域有助于著作的译入，有些则阻碍译介发展。至于译本，往往受译者所处场域以及其在特定场域中获得的文化、翻译惯习和文化、翻译资本等的影响，呈现出译者各自的翻译特色。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外国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可全面考虑社会环境、人文因素以及译者自身对译作的综合影响。反过来，科学的作品译介分析又可对日后优秀外国作品的引进提供借鉴之处。 〔參考文献〕 [1] 李红满.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J].中国翻译，200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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