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符号生产：“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层次人才流动治理研究 |
| 范文 | 白强 迟明阳 摘要：高层次人才是“双一流”建设中各大高校和地方政府竞相争夺的紧缺人才资源，由于高层次人才的过度“符号化”衍生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而高层次人才的“符号化”是一种复杂的生产机制作用下的结果，表现为以“符号”为中心形成“符号—资本—符号”和“符号—技术理性—符号”两种运作逻辑过程。因此，需要从“符号生产”的新视角深入分析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生产机制，进而重新建构高层次人才“符号”的意义，阻隔高层次人才“符号生产”的运作逻辑，从而促进高层次人才流动从失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回归。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高层次人才;人才流动;符号生产;流动规制;逻辑阻隔 中图分类号：G647.23;C9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243-10 高層次人才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1]，是许多大学及学科排名的重要参照指标，对于大学与学科排名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由于大学与学科排行榜的竞争压力而引发的高层次人才“向上流动的失序和向下流动的失灵”[2]，破坏了学术生态，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迄今为止，学界对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治理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但仍需要以新的视角展开更加深入的探究，尤其需要揭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产生机理，才能找到更加有效的治理对策。鉴此，笔者基于“符号生产”的视角，从深层次揭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作用机理，进而探究更加有效的治理对策，期待本研究成为促进“双一流”建设的有益探索。 一、研究综述：政策的导向与学界的探究 （一）导向：“双一流”建设中人才流动的政策引领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要求，“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3]。这意味着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通知》提到高校要“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无疑重申了高校在市场中的独立法人主体单位，将高校置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之下，意味着高校可以按照“自身意志”自主决策、自主办学，有效激发了高校办学的积极性。《通知》还明确指出，为了促进“双一流”建设，要“总体规划，分级支持”，要“多元投入，合力支持”。这里的“分级支持”“多元投入”的资源配置机制，为地方政府加入高校“抢人大战”提供了政策依据，各级地方政府为支持当地高校和学科跻身“双一流”或在“双一流”建设中争取靠前的排名，也纷纷开出高层次人才引进“配套”优惠政策，与高校一起成为争抢高层次人才的主角，进而演绎出“人才争夺大战”。 鉴于此，国家要求人才流动“回归市场逻辑、政府适当介入”。201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随后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前者要求将人才流向和待遇标准等引导到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和市场规律的调节中[5]，后者强调要通过外引内育和共享机制来增加高层次人才供给，以缓解人才争夺的紧张状况，通过“实行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来促进人才的有效利用[6]。这表明，在高层次人才流动问题上，国家已经确立了“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政策导向，有利于引导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二）分析：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学界探究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学界大都从政策体制机制弊端和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的视角解读“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治理问题。 首先，人才项目计划下的“学术权威再造”是引发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根源。“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发展一批有生力量，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发展导向，既演绎出了国家层面的众多高层次人才项目，许多省级政府也出台诸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八桂学者”“闽江学者”“黔灵学者”等几十种省级层面的人才项目计划。这些人才项目计划的本意是选拔高层次人才，给予其专项资源投入，使之能够迅速成长为领军人才。但问题是，现实中“人才项目政策安排下的‘高层次人才成为一种集声望、经费、权力、地位与体制认可于一体的身份”[7]，不断塑造着高层次人才的新式权威，成为“学术权威再造”的生产过程。这种由项目计划造就的学术权威不仅是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共生存在，而且还是承载着国家和地方政府意志、经过官方话语体系认可、并被体制和资源保障的学术存在。在这些人才项目政策的实施下，实际上学者被进行差异化和等级化区分，催生出大量的“学术头衔”——集声望、经费、权力、地位与体制认可于一体的“人才符号”。 其次，“双一流”建设中的“绩效杠杆”也使学术权威成为被疯狂抢夺的“高价商品”。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要以绩效为杠杆，强化绩效，动态支持，对有显著建设成效的高校要加大支持力度。这意味着政府对高校的考核评估结果将直接转化为资源，尤其是作为建设资金投入的衡量依据。高校在绩效考核中的结果越好，则获得的资金投入就越多。高层次人才数量不仅是考核评估体系的重要绩效指标，而且常常带来其他考核指标的分数提升。比如，高层次人才的声望、权力和体制认可等等，往往会给高校带来较高的无形财产。一所高校或者一个学科常常因为一位著名学者的存在而声名显赫。因此，对高层次人才的获取不仅意味着资金获取，而且意味着声望提高和“资本增值”，高校正是利用这些人才“资本”的增值获取较高的“学术利润”，往往按照经营企业的思维管理学校，抢夺高层次人才[8]，高层次人才成为“明码标价”的高价值商品，在人才争夺战中成为被疯狂抢夺的稀缺资源。 最后，高校与政府的“协同行动”加剧了人才抢夺热潮。如果说，“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以绩效为中介的、高校对高层次人才附加资本的追逐引发了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那么政府的政策支持介入则加剧了人才争夺热潮。而这往往与“晋升锦标赛制”[7]紧密相关。有的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实行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即“将考核结果与工作业绩挂钩”。这实际上是将高层次人才工作成绩与政府及高校领导政绩挂钩。于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地政府对人才的竞争从幕后走向台前，并与高校协同开展“竞才”行动，进一步助燃高校之间“人才大战”[9]。 （三）反思：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第一，已有成果大都停留于指标的工具性阐释。学界主要围绕着高层次人才对高校和地方政府带来的“资本增殖”的特性展开论述，而国家通过绩效考核给予高校资源，或者“晋升锦标赛制”中上级政府通过“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下级政府领导政绩等则只是高校和政府追求高层次人才资本增值的中介环节，即绩效杠杆在学界的论述中只是一种评估考核的工具，仅仅是引发人才流动失序的间接诱因。但学界似乎轻视了“指标”在引发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问题上的深层作用。“指标”不仅与权力、资本以校政“协作”的形式共同催生出各种不同层次的学术头衔，参与了高层次人才符号的塑造过程，而且作为一种“合法性”身份支配着政府和高校的行动方式。 第二，已有成果大都停留于高层次人才的商品化阐释。学界从“资本增值”角度论述了高层次人才被“商品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在高校和政府以明码标价的方式对高层次人才的追求中实现的。虽然这种人才商品化的实现伴随着对考核指标提升的期盼，但学界并没有深入挖掘“指标”背后深层意义，实际上只是从“资本”的角度论述高层次人才的商品化过程，而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高层次人才商品化过程并不仅仅涉及“资本”的独立作用，而是技术理性、权力和资本在不断互动中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学界却将这种复杂的互动过程归结为市场机制的不足和政府不当介入背景下，高校和政府以“指标”为中介，追求高价值商品所可能带来“资本增值”。二是商品化的过程并不仅仅关涉高层次人才，高校同样有被商品化的问题。“消费空间所构筑的生存空间，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化的生活世界，形成了物化的生存方式与状态”[10]，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高校在选择高层次人才的同时，高层次人才也在选择高校，此时高校也是作为一种“商品”被高层次人才选取，而这种商品常常因为其平台和待遇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的价值，但学界将商品化的过程仅仅理解为高校和政府对高层次人才的单向度行为。 笔者以为，有必要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指标”“商品化”背后的深层根源，从“符号生产”的视角深入剖析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生产机制，进而提出治理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新路径。 二、符号生产：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生产机制 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形成并不是线性的演进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生产机制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个生产机制的核心在于“符号生产”。即在技术理性、权力和资本的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符号”被建构出来，进而以符号为中心形成“符号—资本—符号”和“符号—技术理性—符号”两种运作逻辑过程组成的生产机制。 （一）核心：符号意义的建构 符号是在技术理性、资本和权力共同作用下建构的。首先，技术理性将事物“物化”，包括对高层次人才和高校的物化，因为“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被工具化”[11]。于是高层次人才和高校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被忽视，人们仅仅将其视为可以精密计算和度量、为自身筹划做贡献的物化他者。而人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一层面，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理性的运用赋予合法性身份，是“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11]。因此，高层次人才被理所当然地赋予 “被物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其次，资本促成了高层次人才和高校与自身的意义联结。当“自我的筹划成为个体的根本任务”[12]，不关照人与人之间的“共在”状态，不关心彼此的责任和情感联系，消费社会中的每个“单位”都成为“孤岛”。在这种境遇下，高层次人才和高校一同被卷入资本的洪流，难以从中挣脱出来。它们被资本所同化和牵引，对自我的筹划融入于对资本增值的努力之中。而资本的增值“将社会的每个部门，都诉诸那种商品化、市场化、竞争和成本效益分析的逻辑”[13]，这促使高校为实现自身资本增值将高层次人才商品化。同时高层次人才也将高校视为一种“商品”，在薪酬待遇与平台支持的對比中衡量着高校的“价值”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实现了高层次人才的商品化，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其与高层次人才和高校的商品意义联结。 再次，权力以强制性和权威性，连同技术理性和资本共同完成了符号的最终建构。人们本想以集中资源、重点支持的思路，迅速生产一批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物质和文化产品，于是进行制度设计并以各项指标评选出不同层面的高层次人才。但殊不知，这一过程却蕴含着复杂的运作机理，即权力通过一种流变的网络与技术理性和资本相连接，通过其自身所附带的强制性和权威性，采取技术理性的方式将作为一种物化存在的高层次人才加以计算和度量。权力将度量后的人才以差异化和等级化的方式，予以“标签化”。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往往透过各种指标以高层次人才为中介，将其背后的“资本”意义也一道计算其中。结果是，差异化和等级化的标签符号，常常联结着相应等级的资本意义，完成了符号建构的全过程，即人才符号=标签+资本意义。这意味着“符号意义成为判断个体生存的价值标准”[14]。因此，学术头衔不再意味着自身承担着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符号”表示声望荣誉、经费投入等利益的多少。符号一经附着于某一高层次人才身上，现实中便具有实际意义的“终身性”，由此维持了符号对高校和个人意义的持续有效性。 （二）逻辑：符号生产的运作机制 在人才符号建构之初，高层次人才流动并没有失序，即符号自身难以产生失序。当高等教育新一轮变革来临的时候，在“双一流”建设激发下，以符号为中心生产机制的运作逻辑被刺激强化，由此演绎出日益激烈的高层次人才抢夺大战。 符号之所以成为中心，不仅是因为它对其他要素的刺激作用，而且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实质上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资本抢夺。而这种资本抢夺往往是在权力场域中展开的。“在这个空间里，行动者和机构共同拥有大量的足以在各自的场域中占据支配性位置的特殊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因而他们在某些以维护或者改变彼此之间的力量关系为目的的某些策略上形成对抗”[15]。 在权力场域的较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隐藏于人才符号生产过程中的两种运作逻辑。 其一，“符号—资本—符号”运作逻辑。在高层次人才争夺中，高层次人才和高校与其说是具有资本意义的符号，不如说是借助符号形式的资本象征物。这种象征物凝聚着资本的习性，而“资本习性包括资本增值性、竞争性和扩张性，其中资本增值性是资本的根本本性”[16]。对高校来说，只有争夺那些资本象征物的“商品”，尤其争夺那些居于较高等级序列的、具有较多资本的“高价值商品”才能实现自身的增值。然后将检查、评比及差异化的标签赋予其中，进一步强化了人才“符号再造”。这不仅意味着等级性的人才符号上升，而且意味着资本的进一步增值。同样，高层次人才也借助高校在待遇提升和平台转换中实现自身资本增值。因此，在高校间“跳槽教授”[17]比比皆是。在这种境遇下，个别地方政府在以政绩为表现形式的资本追求中，常常作为第三方不仅与当地高校围绕人才争夺达成“合意”，而且掺杂着通过“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等形式追逐利益的心理，从而增加了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复杂性。 其二，“符号—技术理性—符号”运作逻辑。在各种排行榜盛行的当下，各种人才“帽子”成为大学办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18]，导致在一轮又一轮的高校和学科考核评估中，高层次人才数量等考核指标在不断满足资本增值要求的影响下，逐渐在差异性和等级性方面实现着“精密化”。这种精密化深入到符号建构和再造的过程中，不仅将高层次人才和高校以“水平”或“层次”的名义进行差异化与等级化区分，而且将其背后所附带的资本意义也一同进行着更加精细的区分。政府本意是集中有限资源，选拔一批领军人物，引领科学技术发展，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但其结果却丰富了技术理性思维下的评比考核指标体系，并为其进一步精密化提供了参照。 以上两种符号生产的运作逻辑实际上意味着以权力运行为主干的两种“惯习”的形成，而“惯习生成和统筹实践，并且使其朝着结构化的方向发展”[19]，进而使得高层次人才流动并不是一种线性式的演进，而是在不同要素的互动与支持中愈演愈烈。即是说，“惯习”在技术理性和资本的架构下，往往在政府和高校之中形成一种遵循某种思路与程序的“机械的路径依赖”。它们在这两种螺旋循环上升的运作逻辑中，似乎越发形成一种缺乏“灵性”的机械路径，而且因为这种循环的运作逻辑具有一种封闭性，所以难以逃离这种机械路径的依赖，因而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难以得到有效根治。 （三）消解：符号生产机制的负面影响 其一，“象牙塔”使命的淡化。“社会需要在自己领地内的某些地方可以开展纯粹、独立、不偏不倚的研究”[20]，即是说“哪里出现了一种知识的需求，大学就有责任在这个新领域里面提前提炼知识，并且传授知识”[20]。这意味着大学的首要使命在于追求真理并以此教化学生。为了达成这种使命，大学要有一种精神气质，不被资本所带来的短期利益所诱惑，不畏外部权威功利主义的形式评价。我们固然要承认“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提供服务”[21]，但这种服务要在坚持大学精神气质的前提下，以知识和技术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事实上，人才流动失序背后的生产机制不仅将大学和高层次人才引向追求利益的漩涡，“象牙塔”自身本应承担的使命也被淡化。 其二，学者责任的淡忘。大学是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而高层次人才更是大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大学的使命要由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师来完成。大学教授对探索真理和教化学生的使命承担，并不仅仅源于其作为掌握知识的大学共同体成员身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作为处于公共生活中的一员，天生与他者处在海德格尔所言的“共在”状态，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天然具有对公共生活、对他者的责任担当，这意味着“广大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心存良知，多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力量”[22]。在现实境遇中，这种责任担当往往以研究和教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高层次人才符号的生产机制通过资本运作，不仅使高层次人才忙于自我升值的努力之中，更在现实中使得大学教师往往忙于追逐眼前实在的利益。科学研究在某些人眼里不是寻求真知的途径，而是获取利益的工具;学生不是教化的对象，而是廉价劳动力。 其三，学术创新被机械规制。学界往往对大学制度多有批判，但是“倘若没有一种制度存在，单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和学术工作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20]。这意味着大学制度要适应学术创新的要求。但是，高层次人才符号的生产机制通过技术理性和权力的契合运作，常常导致制度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之名，行藩篱学术创新之实。一是制度对学术创新时间表的规制。学术创新不仅是严谨思维的产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灵性与现实碰撞的产物，源于灵魂与感性的激发，即所谓科研成果是“触动”的表达。它决定了纯粹的学术创新不能按照管理思维规划的时间表进行。另外有些学术创新需要长期攻关，重大成果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辛勤研究。而现实中这种绩效考评——不论是对人才和高校的考核，还是对政府行政绩效的考核——通常采取短期的阶段设置，人为对学术创新设置时间表，显然不利于学术创新。二是制度规范化形成的机械路径依赖。大学是制度化的实体，因此人们往往強调大学制度的规范化，常常关注程序的严谨性和标准化，其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理性的运作逻辑。笔者并不是说这种制度化的手段是件坏事，而是在现实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机械性。这种机械性源于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因为学术创新的各要素在这里被分割、裁决以及按照固定程序和路径前行，而缺乏灵性的路径依赖并不适合学术创新。 三、破解之策：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治理 “双一流”建设中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既有体制机制上的根源，也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因此，治理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技术层面“双管齐下”，才能收到既“治本”又“治标”的实效。 （一）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治本之策 高层次人才为何成为各大高校竞相抢夺的资源？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过分看重高层次人才的“符号数量”。实践中，无论是“双一流”建设的晋升锦标赛中的绩效考核，还是各种大学及学科排行榜的参照体系，都将拥有高层次人才的“符号数量”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而不是高层次人才的实际贡献。这种过分注重高层次人才“符号数量”的做法，实际上是将“符号数量”等同于建设绩效或建设水平，背离了“双一流”建设的初衷。因此，需要从政策和认识的源头上寻找治理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有效之策。 笔者以为，治本之策的着力点是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国家对“双一流”建设的绩效考核评估要实现从注重高层次人才“符号数量”向注重高层次人才“实际贡献”转变。人才数量不等于建设水平，更不等于办学质量。因此，考核评估“双一流”建设绩效，不能只看高层次人才“数量”而忽略高层次人才“质量”，应将高层次人才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的实际贡献度作为衡量建设绩效的指标。二是要引导大学及学科排行榜从评估“数量化”向评估“质量化”转变。大学及学科排行作为评估办学质量与水平的社会主体，可以为大学提供参考数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实践中，各种排行榜的评估指标过分关注“数量化”，以论文数量、人才数量等“数字”指标论英雄，容易误导大学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建设。三是转变人们对高层次人才称号认识上的“终身”观念。现实中，许多大学认为高层次人才称号是“终身”的，因而盲目引进，从而助推高校人才抢夺大战不断升温。事实上，国家对各种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支持是有“周期”的，并不是“终身”的。因此，纠正对高层次人才称号的错误认识，给高层次人才“符号价值”降温，有助于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有效治理。 （二）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治标之策 从技术层面上讲，既然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是由“符号”的生产机制不断生产出来的，那么就必须从符号生产机制形成的运行逻辑入手寻找治理之策。这意味着需要修改符号的意义，阻隔“符号生产”的运作逻辑，不失为治理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有效之策。 第一，重构人才符号的意义。高层次人才符号在“符号=标签+资本”的逻辑公式中，它们作为一种符号往往意味着“资本”和增值。这促使围绕符号引发一系列不利于高层次人才有序流动的效应。因此，如果能对符号所指向的意义进行修改或重构，那么便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才流动的失序。 政府的导向是通过集中力量快速扶持一批人才，迅速产生高水平成果。而一般来说，对事物的支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给予资源，将其充实起来;二是为其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使之可以快速发展起来。而当今人才符号所附带的资本意义则往往意味着第一种思路，实践证明这种思路会导致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因此，可以参照第二种思路将符号意义加以修改，即形成一种“符号=标签+科研环境条件支持”公式。即是说，为了弱化各种人才标签与“资本”之间紧密的联系，我们必须将标签所联结的资本意义消除，而且连同体制认可也一同去除，这意味着标签化要交由学界自身来完成，实行真正的第三方评价制度，因为体制认可往往是一种权威判定式资本，而且第三方评价“既有利于对政府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科学评价和反馈，也有利于对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独立评价和监测”[23]。这里的关键是科研环境支持并不与“资本”的输入发生直接联系，而是在于为其工作与发展提供更加有利便捷的外部政策环境。因为对于一位真正的学术人来说，更加关心追求真理和教化学生的发展平台和便捷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符号=标签+科研环境条件支持”公式意味着第三方评价制度的完善，意味着有利政策环境的支持。实际上這是在资本与支持人才发展二者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在市场与政府二者关系中找到适当的处理办法。这种公式真正将符号与资本的联结意义弱化甚至消除，而“对人才支持”建立平衡而紧密的联系。另外由于符号意义本身发生改变，以资本和技术理性为中介的两种运作逻辑将会发生“釜底抽薪”式的改变，有助于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后续规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解决由符号与资本之间紧密联系而引发的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问题，同时又有效坚持了国家在“双一流”建设和人才流动规范文件中关于师资建设、人才支持和市场导向的相关要求。 第二，阻隔“符号—资本—符号”的运作逻辑。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过程中，无论是高层次人才还是高校，都在“符号—资本—符号”的运作逻辑中实现着各自资本增值，这类似于在“货币—商品—货币”中实现货币的增值。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效阻隔这种运作逻辑，就将遏制“符号”生产机制的有效性，而这种遏制常常要在经济的逻辑中实现。 如何阻隔“符号—资本—符号”的运作逻辑？（1）政府应当联合高校出台政策文件，建立高校人才流动弱势补偿制度[24]，即在高校向被“挖”高校支付赔偿款的基础上，高层次人才按流动次数，以叠加方式支付被“挖”高校的补偿款项。这种补偿制度有其合理性，其合理性在于高校作为一种商品也造就了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味着高校的亏损，高层次人才有义务向高校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之所以采取这种叠加式补偿方式，则是借鉴一种“边际理论”，即当高层次人才作为一种有限资本的集合体，当支出大于收入时则会停止支出，这必将增强高层次人才在高校的稳定性。（2）减少高层次人才符号在高校和地方政府绩效评判中的比重。高校在建设绩效评估中常常会涉及自身拥有多少高层次人才，以示实力的雄厚;地方政府常常向上级政府表述属地拥有多少高层次人才，以示人才工作政绩。这都源于符号在以“指标”为表现形式的评比中的过重比例，强化了高层次人才符号对于高校和政府利益追求的特殊意义。鉴此，可以适度减少符号在高校和政绩评判指标中的比重，减少高层次人才符号对于高校和政府人才工作政绩在利益追逐上的作用，从而为高层次人才流动狂热“降温”。（3）叠加学术贡献，辅以奖惩机制。一般来说，高层次人才在“符号—资本—符号”的运作逻辑中实现人才的资本增值，于是高层次人才每多流动一次，便意味着资本的再增值。根据“待遇与劳动”相适应的原则——常常表现为“多劳多得”。因此，可以在高层次人才向“下家”流动时，适当增加相应的学术贡献。当高层次人才不能达到高校B或者高校C对其学术指标的考核要求时，高校可以通过一种惩罚机制降低其所拥有的资本及其获取渠道。反之，则可以予以激励。这种情况下，高层次人才每流动一次，便会考虑其日后在学术考核和责任承担等方面的难度，当这种“难度”超过其承受范围时则在人才市场中自动停止流动，从而在整体上缓解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 第三，阻隔“符号—技术理性—符号”的运作逻辑。“符号—技术理性—符号”的运作逻辑以差异化和等级化的方式增加着人才符号数量，是导致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可以通过阻隔这种运作逻辑，对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进行有效的规制。 如何阻隔“符号—技术理性—符号”的运作逻辑？（1）将政府人才项目的创建与教育财政拨款百分比挂钩，并定期检查。中央各部委的各种人才计划众多，加之省市级政府人才项目使得“长江学者”“黄河学者”等高层次人才称号繁多，这意味着高层次人才符号的大量增加。当这些符号与资本联结时，则意味着引发人才“流动失序”的要素增加，并加剧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程度。因此，可以采取直接遏制与减少 符号的办法来调整高层次人才流动。每个政府的GDP在一定时期内大体是稳定的，即教育财政拨款也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政府每出台一项人才项目政策时都要通过定期检查并强制性地从教育财政拨款中按照比例支出资金，那么当其资金状况承受不住“支出比例”时，便会按照市场原则，自动减少高层次人才“符号”的建构。（2）减少符号的等级化，致力于资本意义的同质化。前文已述，除了直接增加符号之外，符号之间的等级化进程将以隐秘的方式增加符号数量。而符号的等级化常常意味着资本意义在指标体系内的计算和度量增加。因此，如果能够将不同符号之间的资本意义同质化，便会缓解符号之间的等级化进程，甚至会导向“逆进程”，那么符号的数量将在实际意义上减少，当这种符号的同质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使其内部质疑某些人才符号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最終削减人才符号数量，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流动向健康方向发展。（3）优化高校学术生态。“学术生态对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良好的学术生态能够让学术创新不断涌现并持续进行”[25]。而学术生态往往受制度安排的巨大影响，我们常常发现某些高校的制度安排给予学者便捷，使之更好地开展学术工作，而某些高校的制度设计则存在各种壁垒，给学术工作带来诸多限制。而真正追求学术创新并取得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往往追求更好的学术平台和制度环境，以便更好进行学术工作。也就是说，不同学校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也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助燃剂。实际上这也是在“符号—技术理性—符号”运作逻辑下，技术理性得以强化的结果，只是这种结果性差异在不同高校制度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按照学术创新特点，优化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环境，有利于缓解和改善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状况。参考文献： [1]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孙健敏，李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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