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四声联珠》教材编写的解构与启示 |
| 范文 | 曾馨蓓 摘要：《四声联珠》成书于19世纪后期，是日本明治时期出现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典例教材之一。本文从《四声联珠》的诞生背景、成书目的出发，分析其教材定位与教材特色，探究该书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四声联珠》;汉语教材;教材特色;启发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2-0102-04 0引言 在日本，自江户时代始，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便已日渐兴起。至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编撰水平更是趋于成熟，且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在明治时期，日本曾将北京话作为学习的对象，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记录北京话的教材，这为当今学术界对北京话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资源，完善了19世纪中后时期的北京话语料库。其中，《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以下简称《四声联珠》），是早期北京话的珍本典籍，是研究北京官话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本文即以《四声联珠》为例，通过对该域外汉语教材的剖析与解构，分析其作为汉语二语教材的优势与不足，得出其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循序渐进性三大特点，不断探寻其对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启发未来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时应注重对鲜活语料和地道方言的收集、加强对已有成果的吸纳、注意丰富编写形式与加强综合教学以及重视教材的文化传播作用，对当今汉语国际教育理想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声联珠》（1886）一书成书于19世纪后期，作者为福岛安正，校订者为绍古英继。（“绍古英继”与晚清学者“英绍古”可能为同一人，但学界至今无准确定论。）该书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主持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練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于日本明治十九年（1886年）4月刊行第一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再版。两版之间内容总体相近，仅在个别之处进行了细微调整。 《四声联珠》内容丰富，篇幅宏大。全书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九卷，每卷又分为28—55章不等。每个章节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主要介绍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正如榎本武扬在卷首之“叙”中所述：“此书以声系言，以言系语，风土人情以至军国重事，网罗搜讨，殆无余蕴”。不仅如此，每个章节的末尾多附有“注释”，多以文言的形式呈现，详细解释了在该章节对话中出现的风俗、名物、制度及历史事件，不但丰富了学习者的见识见闻，而且提升了该域外汉语教材的内容水平与结构层次。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最后一卷为“俗语注释”，顾名思义，即对前九卷中出现的北京话俗语用文言加以解释，是北京话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物，也是晚清社会文化历史资料的珍贵留存。 1《四声联珠》产生的背景与动因 《四声联珠》一书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历史背景与政治因素双重驱动下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日本掀起明治维新运动，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是日本步入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开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活全面西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与此同时，日本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给亚洲邻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后积极对外建交，逐步发展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1874年，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节，也正是在此时，为了达成建交目的，日本开始积极学习北京官话，并陆续编撰了数百部以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科书。本文所要探讨的《四声联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 《四声联珠》的作者福岛安正，于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年）任日本陆军步兵中尉一职，受本部派遣奔赴中国考察。1883年，福岛安正驻于北京公使馆，正式开始对北京官话的学习。福岛安正聘请绍古英继为其汉语教师，此人具有丰富的汉语教习经验，曾协同帮助不少日本人学习汉语。在绍古英继的帮助下，福岛安正在回国后整理出《四声联珠》一书，为汉语学习者提供参考。此书应该是福岛安正在绍古英继事先制定内容的情况下编写而成，并非福岛安正直接参与编写[1]。故而，绍古英继在此书的编写上起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主导作用。 《四声联珠》诞生的直接动因源自于对北京官话四声的掌握需要。四声，即为北京官话的四个调类，在《四声联珠》中被描述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即如今为我们所通晓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个字音声调。所谓“四声联珠”，即“千言万语悉用四声以贯之，如联珠于丝”。该书以北京话的四个调类为基本起点，进而编撰成课文的总体内容。正如卷首之“叙”中所述，“福岛大尉原《自迩集平仄编》作《四声联珠》十卷，以便武弁之学燕话者。盖学燕话者，不熟四声，不特混死活之别字，且混同字之死活。然四声既熟，而不熟言语，其如学燕话者何哉”。由此可见，《四声联珠》编撰的直接原因乃是便于学习者对四声的掌握，便于对北京官话的理解与学习。 然而究其根本，此书产生的本质原因，则是在于对清朝国情的窥探。福岛安正在“凡例”中便透露出这一点——“章末注释，特用汉文者，欲使不修语学者亦略知清国之形势也。”不难得出，《四声联珠》如此面面俱到地论及当时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收集了如此之多的当朝信息资料，是为之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做基本准备。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如《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福岛安正编辑，英绍古校订）一书，显然该书传授汉语只是幌子，刺探中国各个方面的机密才是真正目的[2]。《四声联珠》在成书上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也注定了该域外汉语教科书在编撰之时的缺陷与不足之处。 2《四声联珠》的教材定位与教材特色 2.1教材定位 《四声联珠》在卷首的“叙”与“凡例”中开门见山地给出了该书的教材定位，明确了该书的基本作用。性质：实用类声调教学;对象：北京话学习者;教学语言：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内容：风土人情以至军国重事。 2.2针对性 声调是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较大困难，对声调的掌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故而，《四声联珠》以语音为主要切入口，从声调出发，针对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声调问题编写教材，帮助学习者对于声调的掌握。前文提及，《四声联珠》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主持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练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该书在《练习燕山平仄编》提供的声调例词例字的基础上，辅以课文加以明晰，使学习者更好地实现对声调的掌握。在每一章节的首行，该书皆标出同字异声者与同音多声字，让学习者充分了解字词语音与声调的变化，掌握汉语的声调规律。该书虽沿袭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对例词例字的编排顺序，但在对字词的声调标注上有了更加细致的表示。以《四声聯珠》第一卷第二章为例： （愛） 。哀 。求 。塵 。埃 。高矮。? 愛。 。惜[3]（《四声联珠》1886：第一卷第二章）如上所示，《四声联珠》把例词中每个字的声调都以圆圈的形式做了四个程度的区分：以。A表示阴平，。A表示阳平，A。表示上声，A。表示去声。这样更加细致的区分无疑对汉语学习者在声调的学习上提供了更大的帮助，针对性地促进了学习者在声调上的学习效果。 汉语的学习并非容易之事，从大类而言便有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四大板块，其中又以语音为难点。《四声联珠》做到了在提纲挈领之时又不乏层次分明，有针对性地以语音为汉语学习的切入口，从声调出发，再辅以课文加强对词汇篇章的学习。由此可见，针对性为《四声联珠》的一大重要特色。 2.3实用性 《四声联珠》在课文形式的编排上以对话为主，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涉及了清朝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强烈的功用性与实用性。在课本内容的选择上，《四声联珠》切合社会生活实际，描绘了大量晚清时期北京的社会景象，刻画了诸如卖地租房、商铺经营、问病求医等世俗风貌。它以情景式教学的模式融字词于篇章之中，贴近社会日常，使汉语教学的应用效能大大增强。以《四声联珠》第三卷第一章为例： A：歇一歇儿再说。我瞧你嗓子也干了，舌头也乏了，声儿也颤微了，大概肚子也必是饿了，等我叫他们给您预备点吃的，您多少吃点儿东西再说。 B：一点儿不饿，饿了，我和你要着吃。 A：你能那么实落，敢则好了。 B：别的或者我有闹虚的地方，吃喝我从来不懂得装假。别说是咱们俩人随便的时候儿，就是亲友们请大客，预备上等的酒席，高朋满座的时候儿，我也是不饱不歇筷儿。 A：好吗，那是狠好的了。治酒容易请客难，客吃喝的实落，主人才喜欢呢！ B：到底也得有点儿局面，才免得人笑话呢！ A：真相好，不要紧，俗言说“福大量大”么。 B：好说。 A：可是这京城里请客，都是在家里，还是在哪儿？ B：有在家里的，有在外头的。 A：外头什么地方好？ B：顶好是饭庄子好。这饭庄子，他门口儿有牌，写着某某堂，又写着“本堂包办南席、苏造肴馔、午用果酌、诸品名酒、细巧点心，一应俱全”。请客也可以在他那儿吃，也可以叫他送到家里来吃。 A：都是顶好的菜罢？ B：粗细都有[3]。（《四声联珠》1886：第三卷第一章） 以上节选部分生动鲜明地再现了饭庄请客讨论的场景，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社会现实色彩。除此之外，此节巧妙地融合了“东西”“酒席”“喜欢”“粗细”这样极具生活化的词汇，将词汇融合于篇章之中，以情景化的方式加强学习者对汉语词汇的应用，增强了汉语学习的应用性。不仅如此，此节中不乏“要着吃”“实落”“闹虚”“福大量大”等实事熟语，将汉语的功能与情景、题材相结合，使教材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便于学习者在实际生活中对汉语的应用。 2.4循序渐进性 正如福岛安正在凡例中所言，“此书自人情风俗叙起，继以国体兵制等，亦所谓自迩及远者，欲使所学有次序也”。《四声联珠》在具备实用性的同时，也遵循了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在充分考虑学习者认知心理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对教材进行编排，使教材的安排更为科学，提升了教材应用于教学的效能。 该书以解释四声联珠的含义为课文编写起点，进而铺入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描绘，继而层层递进、由浅入深，过渡到政治体制、军国兵事的内容，不断增大学习者理解的难度。例如，《四声联珠》第一卷先从兵食银米、饭局规矩、祭祀斋戒等人情风俗入手，继而在第二卷渐渐增加地方税则、租房卖地等社会经济的内容，并同时辅以政治风貌的介绍。在该书最后的第九卷则是较为深奥的国体兵制部分，涉及了政府、宗教与地方的具体内容。这样的安排和教学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接受心理，符合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也进一步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四声联珠》虽以《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练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但具体课文并无照搬改写《语言自迩集》的内容，而是由作者个人独立编写而成。该书前几卷所涉及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都较为简单，其后逐渐增加词汇语法的理解难度，这也体现了该书的循序渐进性。 3对当今教材编写的启发意义 3.1注重对鲜活语料与地道方言的收集 在现如今的汉语教材的编写中，常常存在例句生硬拗口、实用性欠缺的现象，虽然体现了教学大纲的语法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教学的要求，但却难以满足实际的运用。而《四声联珠》在这一点上则给我们做了良好的示范，它用自然、地道的语料，帮助了学习者对汉语的掌握，让学习者对于汉语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我们以第五卷第三十七章嫁妆风俗为例： B：这嫁妆的缘故，不得一样，本来起头儿是姑娘用的，如今兴来兴去，多一半儿成了个外面皮儿的俗规矩了。这家儿把嫁妆陪了姑娘送到男家来，男家的父母，往往也有姑娘的，他疼爱他妞儿的心盛，又没饯去给儿女做牛马，所以一儿了好嫁妆进门儿，他就想着把这个留着，给他的没出门子的妞儿预备着，作他的将来的嫁妆。磁器、木器、铜锡器，都收起来，好衣裳也留起来，将来连一个扣都不用添，现现成成儿的，就给他自己个儿的姑娘预备了嫁妆了。 A：女家的父母答应吗？ B：俗语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要管，也没法子管了，这是一样儿的人家儿。还有一样儿，是姑娘自己愿意把嫁妆让给他的小姑子去作嫁妆的，这又是一样儿。选有因为娶了亲之后，丈夫没钱，把嫁妆卖了过日子的，道又是一样儿。所以一分嫁妆，抬来抬去，转好几个人家儿的都有。不过内囊儿首饰衣裳，不能跟着木器一块儿走，就是了[3]。（《四声联珠》1886：第五卷第三十七章） 这段话简要介绍了19世纪北京时兴的嫁娶风俗，运用了生动鲜活的北京话口语，富有较强的感染力。它显要突出了北京话口语中儿化的特点，如“一半儿”“皮儿”“现现成成儿”等，具有鲜明的语体风格。不仅如此，这段话将文化习俗与地道方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对课文内容学习的基础上也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民俗。 再如第一卷第四十章仰荅神佑： A：是了，金魚有狠好的么？ B：有，有一种龙睛鱼，俩大眼睛，一身的金鳞，好看着的呢！ A：我想鱼的名儿也狠多，真有一辈子没看见过的。 B：是，俗语说“鱼龙变化”，又说“鲤鱼跳龙门”，这么看起来，鱼也是一件尊贵的东西[3]。（《四声联珠》1886：第一卷第四十章） 根据太田辰夫（1969：286）总结的北京话的“七个特点”[4]，这段话采用了较多的程度副词“狠”，相当于如今现代汉语中的“很”，如“狠好”“狠多”。同时，该段存在句末助词“呢”，如“好看着的呢”，此点也为北京话的“七个特点”之一。由于篇幅所限，以上仅仅为列举，北京话的“七个特点”在《四声联珠》一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文在此不做一一展示。这些都展现了该书中北京话语料的鲜活，是对地道北京话的有效收集和总结，值得我们在对外汉语教材的书写与编撰中吸收。 3.2对已有成果的吸纳 编写教材并非对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的简单输出，而是在对教学内容与教学规律的充分把握后的有效整理。编者通过阅读他人的教材编写，在进行对相关知识的总结与归纳后，教材的科学性方能得到有效提高。《四声联珠》吸纳了《语言自迩集》对声调的分类整理，沿袭了《语言自迩集》的声韵系统，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四声联珠》对声调的标注更加细致，对汉语学习者在声调的学习上提供了更好的帮助。不仅如此，该书每一卷每一章节的具体课文并无照搬改写《语言自迩集》的内容，而是由作者个人独立编写而成，显著地提升了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综上，《四声联珠》在对已有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又做了自身的提高与升华，在未来对外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中我们也同样应该重视对已有成果的吸纳。无论是汉语本体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教材编写的新研究理论，抑或其他汉语教材在编写中出现的新优势长处，我们都应尽可能地吸纳总结，完善汉语教科书的编撰体系与编撰内容，提升教材的严谨度与科学性。 3.3丰富编写形式与综合教学 《四声联珠》的成书目的注定了该域外汉语教科书在编撰时的缺陷与不足之处。《四声联珠》在题材体例的选择上较为单一，虽涉及了世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主要篇幅仍旧留给了政治生活与军事实践领域。该书具有“会话主义”的强烈倾向，全书九卷皆以问答形式的会话体展开编写，虽提升了教材的实用性，但对一门语言全面与深入的掌握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够的。众所周知，语音、语法、词汇是语言学习的三大重要板块，对于一门语言的掌握缺一不可，汉语的学习之中更是有汉字这一令学习者头疼的复杂板块。然而，出于对贸易的需要和军事扩张的野心，《四声联珠》更多地以贸易用语与军事用语为主，而忽略了对其他重要语言要素的规划与编写。在《四声联珠》的编撰过程中，它强调并侧重声调和语音的学习，而忽视了对语法和汉字的教学，对学习者综合能力的培养不够充分，此点与它的成书目的息息相关。在我们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中，我们不应只注重汉语学习的单一方面，不应局限于单一的会话体，而应丰富编写形式，充分发挥综合教学的优势，从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个方面共同提升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进而提升汉语的语言交际能力。 3.4重视文化的传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我们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习得一种文化的过程。众所周知，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科技文化水平处于世界前列，通过对语言的学习可以加深和促进我们对中国以及其他目的语国家的了解和认识。前文有提到，《四声联珠》在课文的编撰中涉及大量中国文化的内容，从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到社会经济、政治国体，无不网罗，殆无余韵。这一方面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打下了基础。需要明确的是，《四声联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对清朝国情的窥探，传播中国文化只是其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四声联珠》固然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但它对兵制、政体、战争的涉及，具有显而易见的军事意图，根本服务于日本的侵略需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但作用微乎其微。但这同样给予我们鲜明的启示——在汉语教科书的编撰之中，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至关重要。学生对文化的了解，进而产生的对中国的文化的兴趣与喜爱，才是学习汉语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 受编写目的所限，该书无法真正地发挥文化传播的作用。在未来的汉语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应注重文化与课文内容的结合，依托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大乘汉语热的时代潮流，宣扬并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扩大汉语的影响力，丰富文化的多样性，让世界知晓并认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而不断地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熟知，文化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与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势不可挡的世界趋势。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必要与重要载体，也成为了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指标。我们应积极编写能够介绍中国文化的教科书，使教科书不仅成为语言学习的载体，也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 4总结 《四声联珠》内容丰富，篇幅宏大，描绘了大量晚清北京的社会景象，涉及了贸易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民俗等方方面面。该书以声调为教材编写的主要切入口，是北京话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物，也是晚清社会文化历史资料的珍贵留存。本文通过对该书教材内容与教材特色的结构分析，得出其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循序渐进性三大特点，不断探寻其对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启发未来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时应注重对鲜活语料和地道方言的收集、加强对已有成果的吸纳、注意丰富编写形式与加强综合教学以及重视教材的文化传播作用，对理想汉语国际教材的编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日]六角恒广.中国语教育史稿拾遗[M].东京：不二出版，2002. [2]李无未.日本汉语教科书的学术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22（7）. [3][日]福岛安正.四声联珠[M].东京：陆军文库，1886. [4][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史通考[M].东京：白帝社，1988. （责编：杨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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