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中的政府态度比较研究 |
| 范文 | 曾耀荣?谢观音 【摘? 要】1925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就其结果来看是失败的，但两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都是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和权利的政治斗争。在五卅运动中，北京政府由开始默认和暗中支持，转而镇压民众运动;在省港大罢工中，广东革命政府自始至终支持罢工斗争。北京政府和广东革命政府对待罢工斗争的态度，反映两个政府对待民意的不同取向，这不仅引导罢工运动的走向，而且对它们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政府态度;民意;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74-07 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这两次群众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北京政府①对于五卅运动经历了由支持到镇压的态度转变，而广东革命政府对于省港大罢工则是自始至终的支持。两者对于民意的态度影响到自身的最终结局：北京政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其他政治势力取代;广东革命政府最终发展成为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迄今为止，史学界除了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进行专题研究外，还对两次大罢工中的政府外交政策和政府认同、商会和商人、罢工早期领导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②本文则主要从北京政府对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大罢工的不同态度来展开研究，重点关注它们对于民意的不同选择。通过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过去，而且对当下政府引导民意具有借鉴意义。一、北京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由支持到镇压 1925年5月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起因是1925年2月上海部分日资纱厂为获得更高的利润推行“养成工”制度，以养成的大批童工、女工来代替或者淘汰成年男工，同时还发生随意逮捕、殴打及开除不满工人的事件，以致后来日资纱厂形成愈演愈烈的工人罢工风潮。5月15日，日资工厂大班（相当于厂长）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一事，致使罢工风潮立即席卷全上海的日资纱厂。5月30日发生的“五卅惨案”几乎在瞬间就点燃上海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积压已久的怒火，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浪潮由此兴起。对于这一场自发性、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政府的态度前后却是截然相反。 （一）北京政府的默认和暗中支持 1925年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张作霖妥协邀请段祺瑞出山成立的“临时执政府”。但是，临时执政府始终未得到南北各界的认可，地位极不稳固。“五卅运动发生之前，京内局势已处十分动荡之中。善后会议是非不断，京中谣言蜂起;教育界正值多事之秋，教师索薪运动规模日大，教潮、学潮涌动，即使政府公务人员也多不能稳定拿到收入而人心惶惶;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舆论对政府的批评与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北京周边局势也不太平，共同拥戴执政府的冯玉祥之国民军与奉系军队摩擦不断。张作霖正准备进入北京，名义上是调查金佛郎案，实际上虎视眈眈，将目标指向了中央最高权力，临时执政府的命运可谓岌岌可危。”①五卅运动的发生为临时执政府提供了一个打破目前危局的有利契机，对内转移民众视线，形成暂时“一致对外”的局面，从而缓和国内矛盾，巩固执政地位。 五卅运动兴起之后，由经济罢工迅速地转变为政治运动，群众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政治要求。5月30日，上海地区部分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反对军阀和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宣传，遭到租界当局的开枪射击，造成死13人、伤数十人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点燃了上海人民的怒火。6月1日，上海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罢课、罢市。为了镇压“三罢”斗争，英、法、美、意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军舰也开到长江口示威，企图以武力镇压上海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镇压行动引起全中国人民的不满，五卅运动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6月11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公共租界射杀游行示威群众，造成数十人死亡、伤30余人，这就是五卅运动期间的汉口惨案。“这样一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接二连三地制造屠杀示威群众的血腥事件，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情绪，陈独秀说：“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解决，绝无调和之余地。”③“绝无调和之余地”表明群情之沸腾，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北京临时执政府接到消息后“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对内安抚民众激动情绪，设法控制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④5月31日，临时执政府段祺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与会者均谓接上海电，民气激昂已极，无论如何，此事理直气壮，交涉可望胜利。政府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正可藉此机会，以博国人同情。段深然之，遂决定对沪案取严重态度。”⑤“沪案（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出现抗议及援助浪潮，其声势尤以北京为烈，执政府对其持默许乃至支持态度，事实上已经放松了对群众运动的管制。6月1日，北京各校学生即开始筹备各校沪案后援会，政府并未表示取缔。相反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北京政府一些要员参加群众游行，祭吊五卅牺牲者。”①6月4日起，北京学生罢课，上街举行反帝游行示威活动，执政府对此次运动不仅不加以阻止，反而加以引导，希望学生将斗争目标指向帝国主义。6月6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正式表明自己对于五卅惨案的态度，并发布执政令：“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愛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②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使得执政府不得不在这股力量面前表示“根据民意负责办理此案”。北京政府以民意为原则办理五卅惨案与外人交涉，并迫使外人让步、博国人之同情，均表明北京政府默认、支持群众运动是有目的的。 北京政府从五卅运动开始，就想利用国内反帝民意转移民众对其不满情绪，这个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五卅惨案后，由于外国人在华暴行使民众群情激奋，因而导致了国内矛盾被暂时忽略，与此同时，北京临时执政府有意加以引导，中外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一致对外”成为时人常挂在嘴边的词。北京政府不仅想通过国内民众反抗帝国主义来转移视线，而且还想借助于国内群情高涨的“民意”，去推动关税会议，消除修约障碍。 自晚清以来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以往“居天下之中而应四方”的权威，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大，地方随意截留中央专款，少交甚至不上交地方解款，其时北京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如“财政部预算1925年度中央政府总收入为461，643，740元，支出为634，361，957元，财政赤字为172，718，217元。而同年预算的军费开支就达297，703，024元，占到总支出的44%，债务开支也占到政府财政预算的26%。”③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要想找到新的财政源头并在短时间内改变财政状况，无异于登天之难。“国内民族主义意识与日俱增，五卅惨案的发生，更是将这种意识推向高潮。国民对列强，特别是对英国的暴行再也无法容忍，全国各地排外反帝的呼声一浪胜似一浪。在各种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决定顺应民势，发起修约运动。”④而此前历届政府为提高关税、修改条约所做的努力让临时执政府看到成功的希望，同时与外国人进行关税谈判还可以把国内民意的压力转移到外国人身上。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就此案迅速照会外国使团，并与之在上海进行交涉。在艰难的谈判中，中外上海交涉失败，使得北京政府被迫改变自己的外交方向，重点转向修改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迅速召开关于中国关税的会议。 对于北京政府来说，最快最有效改善财政状况的方法是提高自晚清以来逐渐丧失于洋人的关税。6月24 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向各国驻华公使团递送修约照会，要求以平等的原则来修正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8月18日，北京政府再次发出照会，邀请各国派代表参加10月26于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借力打力”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政策下，8月26日，在华最大利益同时也是关税会议召开最大阻碍的英国公使“照会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日本等各国亦先后表示赞成。”⑤而在此之前，美国、法国等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关税会议的召开，如此看来关税会议的召开即将成为事实。 （二）北京政府镇压行动 如此，“民意”被北京临时执政府利用来达到转移国内民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情绪、巩固统治和召开关税会议的目的已经达到，面临的压力逐渐消失。北京政府快速转换面孔，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采取破坏、镇压行动。以天津为例，“最近天津日本裕大纱厂工人罢工，日本人勾结李景林，命令军警大施屠杀，并将天津爱国运动一网打尽。其形势之严重远过于二七与五卅。”①天津督察处、警察厅颁布镇压罢工布告，望工人安分守己，不要被共产分子所蛊惑。“为布告事，本处、本厅奉督办面谕，此次宝成、裕大灯工厂工人，因受人煽惑，以致酿成罢工事件。现既经该处、厅严拿首要，自应听候依法讯办。惟此后各厂工人，务须安分工作，如果再有藉端要挟，鼓惑罢工，或不服军警弹压，以及意图扰乱地方秩序、破坏社会安宁者，应准按军法究办，以儆凶顽而保安宁。等因奉此，会亟布告，仰各工人等，一体遵照，务各遵守厂规，安分工作，切勿轻信人言，再蹈覆辙，致贻伊戚，凛之勿违。切切此布。”②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并进一步扣留各界联合会代表、查封天津进步团体。据1925年8月17日天津《益世报》所刊：李督办（即李景林）继续缉捕工人和各界代表，同时直隶军民长官下令取缔集社令。此外，在五卅运动的发生地上海各种反帝运动也遭到镇压、禁止。“6月22日，淞沪戒严司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7月13日，戒严司令部封闭3个主要工会，并与租界当局查封和袭击120个工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10月16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代替奉系军阀进占上海（租界除外），继续进行镇压活动。”③ 北京临时执政府对于五卅运动态度变化，使群众运动难以为继。就连最激进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转变态度。7月底，“上海总工会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俄共中央政治局乃决定有组织的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向指导中共工作的维经斯基等人发出指令，上海罢工运动开始紧急刹车。”④之后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对中共态度转变做出解释，指出“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⑤这就要求改变罢工策略，以实现工人的部分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作为工人复工的条件。8、9月间，上海各行业的罢工工人相继实现复工，五卅运动至此基本结束。“经过一步步的妥协退让，上海这场以反帝和反不平等条约和要求惩凶赔偿、中外平等管理租界的政治性罢工斗争，竟在几乎是纯经济的条件下结束了。人人都清楚，上海的罢工斗争远没有达到人们最初希望的斗争目标。”⑥二、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大罢工的态度：自始至终的支持 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传到广东及香港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为响应和声援五卅运动发动省港大罢工，争取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派苏兆征、邓中夏等到香港发动罢工。6月19日，首先由海员、电车、印刷等个人开始罢工，继之洋务、装卸、煤炭、机器、船坞等工人加入罢工。”①“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②罢工工人申明：“我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致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为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與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的光荣。”③为响应香港罢工工人，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宣布罢工，省港大罢工全面发动。省港大罢工“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广东政府的赞同和帮助……从各方面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有力的支持。”④ （一）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大罢工始终支持 6月19日，省港两地罢工运动刚开始，中国国民党就“训令国民政府予以帮助”。为解决香港罢工工人回省的食宿问题，广东革命政府在罢工前夕查封长堤一带的烟馆、赌馆等一些不良场所，并向社会组织征用空闲的建筑物，租借祠堂、会馆等作为他们的食宿场所;同时禁运粮食出口，以解决罢工工人吃饭问题。广东革命政府还派专列接运香港罢工工人，安排工人吃饭、住宿，可见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大罢工做了充分的准备。 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广东省省长胡汉民立即向英法两国驻广州的领事提出严重抗议。抗议遭到兩国领事的无视，广东革命政府并不气馁，“6月26 日，广州政府又由交涉员傅秉常再次抗议，并提出五项要求，分别是：关系国派大员谢罪;惩办关系长官;撤退关系国驻粤军舰;交还沙面租界;赔偿死伤华人。”⑤广东革命政府认为，解决沙基惨案最根本方法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非废除不平等条约，则类此之惨杀事件，终无由绝迹于中国以内 也”。⑥广东革命政府在沙基惨案问题上，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广东革命政府经过3个月的斗争，认为解决罢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罢工领导总机关——罢工委员会草拟了复工条件。9月28日，广东革命政府和港英当局交涉，但港英当局保持强硬态度，其所提条件广东方面无法接受，交涉反反复复，直到1926年4月双方交涉中断。然而，广东革命政府并没有放弃，7月，双方交涉重新开启，前后进行了5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对于解决罢工问题毫无诚意，双方谈判最终宣告破裂，此后双方再也没有继续谈判。 由于谈判无果，给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少麻烦。在省港大罢工中，20多万罢工工人来到广州，他们没有收入或者说收入微薄，很难糊口。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向社会各界募捐，筹集经费。据统计，到1926年6月，省港大罢工共收到捐款490万元，而其中租捐和由国民政府收到的捐款就达280万元，占到全部捐款的一半以上。7月1日，广东省长公署命令广州市公安局从即日起向广州出租房主征收半个月的房租，专门援助罢工委员会。广东革命政府要求各级政府优先安排由港回省的罢工工人就业，还面向社会募捐以改善工人生活，这种募捐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广泛支持，如军事部长许崇智一人就捐款5000元。 由于罢工工人齐聚广州，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国民政府还多次保护罢工工人安全，维护纠察队的正当利益。1925年10月，为防陈廉伯联络土匪，谋害驻澳纠察队，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函请政府派军队予以保护。同月，虎门太平商团、民团残杀纠察队员多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此做了严肃处理，下令捉拿凶手，并责令商团、民团等缴款二万元，交罢工委员会为抚恤费。1926年7月，对于淡水奸商罗坤杀掳纠察人员，国民政府也多次明令派军围剿，以保护罢工。”① 为领导罢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最高领导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苏兆征担任委员长。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积极支持。邓中夏曾说过：“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②罢工委员会权力极大，但广东革命政府对其不仅没有取缔反而一直予以支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广东革命政府对罢工运动的支持力度。 对于广东革命政府在省港大罢工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运动领导人邓中夏认为：“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③省港大罢工运动坚持了16个月之久，“这在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④倘若没有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这次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多半是不会出现的。 （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原因分析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处在内外交困状态之中，时常面临列强环伺、内外皆敌的严重威胁。对外而言，此时代表中国主权的是北京政府，广东革命政府还是一个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在野政权;对内而言，广东处于南方革命与北方反革命相对峙的前线，军阀普遍敌视广东革命政府;广东内部，成立两年的广东革命政府并没有统一广东，陈炯明、邓本殷等军阀依旧割据，即使是支持、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阀们也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或出于私利。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机举兵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通过两次东征才取得胜利，稳定广东社会局势。6月初，国民革命军内部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等军阀勾结，在广州公开叛乱。⑤广东革命政府、国民党内部也存在诸多的矛盾。首先在财政上广东革命政府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况;孙中山逝世后，党内右派势力逐渐抬头，特别是“西山会议派”不仅使国民党遭到分裂，而且使国共关系日趋复杂;鉴于孙中山逝世时没有指定继承人，党内外继承权之争由此而生，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遭刺杀遇害，引发一系列党内斗争，使得国民党自身实力受到削弱。 广东革命政府面临如此境况，却自始至终支持省港大罢工。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省港大罢工发生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如果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大罢工运动不管不问，这对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目的以及对中共方面无法交代。 其次，广东革命政府是孙中山为首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政权。虽然孙中山已经逝世，它还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重要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而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广东革命政府毫不犹豫地支持这次反帝爱国运动。 再次，广东革命政府在当时只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地方政权，在自己管辖区域内发生罢工运动及一系列惨案，广东革命政府必然会出面保护辖区内的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与当事国交涉;而且在为维护中国利益方面，广东革命政府展现了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这在无形之中宣传了自己的革命形象，有助于广大民众认同政权权威，对提高自身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因罢工运动而被迫封锁香港，这样来往香港船只能转道广东做生意或者停泊，反而增加了广东的生意，有利于广东革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广东政府与商人因此两相获利，政府月收入增加4-5倍，进口商品量也增加1-2倍”，①“1922年广东全省收入1000万元，1924年则只有798.6万元，平均每月66.5万元，而罢工以后的1925年8月，月收入就达150万元，10月则达361.6万元。”②无疑，支持省港大罢工运动对于广东革命政府具有现实的利益。三、结语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都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们都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政治要求。北京政府作为当时合法的中央政府，它既需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又需要与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所以即使它希望通过反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至少在表面上不可能这样做。而且北京政府是由军阀控制的，军阀背后是帝国主义。北京政府如同帝国主义的傀儡，要想北京政府一心一意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五卅运动兴起，北京政府需要利用这种政治斗争来转移视线，达到稳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时，它对五卅运动采取了默认和暗中支持的态度;而当北京政府利用民意达到目的后，就迅速变脸，转变态度，抛弃民意。北京政府把民意当成随意使用的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也必然会被民意所抛弃，其统治难以长久。1926年4月，临时执政府最终被其他军阀所取代，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广东革命政府是以孙中山为首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进行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其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就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省港大罢工出现后，广东革命政府看到了民意底下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将民意与政府的态度相结合，汇合成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予以引导和支持，最终建立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广东革命政府支持省港大罢工，其政治意义是深刻的。两个政府对待民意的不同态度及其不同的结局，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民意是把双刃剑，政府与民意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①本文“北京政府”，是指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张作霖妥协邀请段祺瑞出山成立的“临时执政府”。 ②主要研究成果和出版资料有：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蔡洛、卢权：《省港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萧超然等：《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任振池、刘寒：《省港大罢工研究——纪念省港大罢工65周年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黄逸峰：《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江敏锐：《邓中夏与省港罢工》，《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傅道慧：《宋庆龄与五卅运动》，《史林》1987年第3期;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李达嘉：《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1989年第1期;阎平：《“五卅”运动和中共“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1925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李莉娜：《英国对广州政府的政策演变与对华新政策的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赵莎：《省港大罢工时期的广州四商会》，暨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建伟：《五卅运动前后北京政府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舆论》，《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陈龙：《论苏兆征与国民革命中的省港大罢工》，厦门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吴波：《试论广东革命政府时期对华政策》，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①王建伟：《五卅运动前后北京政府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舆论》，《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 ②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 ③独秀：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1925年6月20日），《向导》第118期（1925年）。 ④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1925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⑤王建伟：《五卅运动前后北京政府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舆论》，《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 ①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1925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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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民党在省港罢工中的作用》，《南都论坛（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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