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四十年来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述评 |
| 范文 | 卢毅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陪都重庆在一次庆祝晚会上，有一则灯谜引起人们的兴趣。其谜面是“抗战胜利（打一中国历史人物）”。大家纷纷作答，结果出现了四种谜底，分别是屈原、苏武、蒋干、共工。“屈原”，意为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苏武”，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蒋干”，指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共工”，指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这四个答案各有所据，由此造成了一谜四底的佳话，同时也反映了人们认识的分歧。①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近四十年，有关争论更是十分激烈，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本文拟就此加以介绍和评析。一、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争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大陆史学界过去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台湾则只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对抗战历史中这一重大问题的不同认识，至今还影响着海峡两岸的人们。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共产党领导说 这是大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其根据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抗战胜利的道路，促成了全民族的大团结，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斗争信心。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也不得不在抗日战争中始终保持了同中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这一历史结论，是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② 另外，有的学者虽然赞同共产党领导说，但主要强调其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上”，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领导人民去实行这些主张，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接受这些主张，而自己则是实行这些主张的模范”。③有研究者还具体阐述了几点看法：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指共产党在抗战中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政治领导并非空谈，是以一定有组织的力量为依托的，组织力量的增长有一个过程，政治领导力量的充分发挥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条是共产党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另一条是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赞成自己的主张、行动。共产党很好地实现了这两条。第三，共产党固然指揮不了国民党，但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迫使后者不至于和不敢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这一条也完全做到了。第四，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在敌后战场上的力量，又直接转化为政治力量，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因此更增加分量，不能被轻视。总之，“对上述各点，无论分别去看或者加在一起来看，都说明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无可置疑”。①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说法，认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② （二）国民党领导说 过去有许多台湾学者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但正面战场是“国军”作战，而且敌后战场绝大部分也是“国军”作战，中共只是“游而不击”“浑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在正面战场上，“共军”除参加太原会战及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其他皆“国军”所为。③这种观点试图通过贬低共产党的抗战贡献，来凸显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国民党领导抗战说。在1985年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便有人提出了这种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我党我军当时一系列方针、作战计划、命令等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实施（如百团大战作战计划，八路军首先报告了白崇禧）。第三，从我党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中也可看出是国民党领导的。④ 有人还详细引证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年的说法：“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由此断言，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⑤ 对于这种说法，有研究者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到底谁领导了或谁没有领导抗日战争，应该集中到一些经过历史检验了实质性问题上去认识”。首先，如果从权力结构形式、组织指挥系统、国际上承认与否等方面去论证，“固然形式上可以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战，但却无法说明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政权怎么转变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了;抗战中存在的内战、分裂危险，何以又终于避免，使抗日坚持下来了;国民党抗战期间政治地位何以衰落下去，共产党的力量何以反而迅速壮大了？它们是抗日战争中一些根本性问题。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日，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其次，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不敢和不能依靠抗日主力军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就压根儿谈不上领导权问题。一不领导工人、农民，二不领导革命民主派，除了自己领导自己，还有谁要由他去领导？”⑥ （三）共同领导说 这种观点最早是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抗日根据地问题讨论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有人提出，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进行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个“共同领导”，主要是指组织领导，即国共双方通过各自保持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组织的领导，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同时协商解决那些与共同抗日有关的问题。① 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有学者发表类似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在政治上，两党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即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在军事上，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重要国防会议，国民党指挥的重要战役也接受过共产党运动战的思想;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部门有中共领导人在其中工作，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战区司令长官也有共产党人任副职。第二，抗日战争中存在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第三，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只是提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明确提过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② 对此，有论者表示不赞同，认为“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③但近年来，仍有不少人倾向此说。如有研究者指出：从政治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主要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一些民主党派，国民党领导地区的广大民众并不一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们拥护和支持抗战，主要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拒不投降，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从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主要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而其他广大地区主要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领导的。而且从全国来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全国抗战的合法的组织领导者，这不仅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是承认的。至于国共两党区别，是确实存在的，但“国共两党的共同点还是主要的，即两党都是要抗日的”。因此，“从总的方面来说，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站得住的”。④ 2010年，有学者又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共产党、国民党共同领导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的观点。理由是：说国民党是领导中心，是因为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抗日战争必须要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此外，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发生国际关系，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做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中国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这些成绩离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如果不承认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只承认共产党这个中心，抗戰时期中国打的许多败仗，尤其是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谁来负责？共产党能够负责吗？全国政治的不民主、官吏的腐败堕落，共产党能负责吗？”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指出，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还团结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宣传文化的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形成了全国高涨的抗战热情，这种抗战热情又转化成抗日战争的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① （四）分别领导说 在1985年召开的中国现代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这种观点。理由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合作，但未建立统一的组织形式，各有各的辖区、政权和军队，各自支撑了不同的战场。双方的政权建设和民众发动，经济建设和战争物资供应，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发展都没有真正统一的领导，而是各自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分别进行。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领导，它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进行的。② 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论证说：“首先，在统一战线上，国共两党没有统一的合作形式和共同纲领”，“其次，在军事上，国共两党就指挥军队、指挥战争而言，虽然也曾有过战争配合，但谁也指挥不了对方的军队和战区”，“第三，在实际行动上，蒋介石不但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指导，反而依仗自己的权势，把共产党要求合作的良好愿望看成是向国民党的投诚”。所以，“事实上国共两党是‘同吹抗日调，各用各的号。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领导、两个军事指挥系统，他们各自保持对自己组织、政权、军队的领导权，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总之，“抗日战争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③ 对于这种观点，有论者曾指出其忽略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联系，认为“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④ （五）领导权转移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有一个转移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掌握着领导权”，而“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成了抗战领导者”。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组织了一系列会战，“严重阻击了日军的锐气，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实力”，“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屏障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而“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者”，其基本标志是：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奠定了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施领导的基础，“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第二，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则“最终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破产，表明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的更趋低下”。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地位的确定，这集中表现在我党抗日反顽的复杂巧妙而成功的斗争过程中，尤其是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① （六）不赞成再争论“领导权”问题 这种观点主张：“抗日战争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因而抗战的领导权用笼统、简单的字句表述不清楚，必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最好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日战争是谁领导，而是具体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和作用”。②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的时期，对于抗战领导权的探讨和表述，必须反映出基于客观事实的具体考察，避免机械的空间划分（如说我党领导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或者简单的内容限制（如说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组织上是共同领导，军事上各领导各的），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发展过程中去分析。”③ 另有研究者也指出，抗日战争领导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一句话不容易完整地表述清楚它的本质”，“鉴于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不宜笼统地讲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而应着重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赞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认为这个说法“虽没有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但是它却包含着领导权问题的深刻内容，高度概括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比较容易为海内外各方面人士所接受”。④ 最近，又有学者明确表示：“7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沉迷于一些历史纠葛，争论谁的功劳更大，谁是抗战的惟一领导者，其实并无意义”，⑤“如果说最初关于这一问题的争执事关执政合法性与政局走向，在 70 年后的今天，这一影响因素已大大淡化”。这位学者还认为：国共双方在抗战中分别承担起不同的领导责任，如今若仍纠结于领导权的争论，则很难形成共识。实际上，强调任何一方单独领导了抗战，都是不全面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尽管国民党居于中枢地位，但实际上并不能指挥中共军队，并不能领导敌后战场的抗战;尽管中共军队在敌后战场抗敌有功，并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但它也无从对正面战场发挥领导作用。国共在两个战场合力支撑了抗战。缺少任何一方，抗战都难以取得成功。⑥二、关于“中流砥柱”的争论 1941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中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又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⑦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开始，许多学者鉴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而改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其论证逻辑是：首先，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并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其次，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指明了方向。第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使人民军队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第四，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持抗战前线发生了重要的作用。第五，中国共产党还为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总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一个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① 但这一观点也引来了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例如，网上有一篇非常有代表性的帖子便针對上述说法提出质疑，题目就叫《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概括来看，这篇帖子的主要观点有：其一，国民党在抗战八年中的牺牲比共产党大，无论部队伤亡人数和阵亡将领均比中共多;其二，国民党的战果比共产党辉煌，组织的战役和消灭日军数量、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均比中共多。该文最后写道：“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么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②这篇帖子出来后，引发了更大争议，不少人支持它，甚至要求“重写抗战史”。 关于这一问题，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中流砥柱”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学语言，并不是含义明确的科学界定。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么国民党是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个还是两个或多个？如果认为中流砥柱只有一个，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应该承认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如果只讲一个，而不讲另外一个，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容易让人信服。③ 对这种观点，绝大多数研究者明确表示不赞同，坚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提法。有学者指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流砥柱”比喻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从历史到现实，充分论证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流砥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所负的民族责任而具有的担当意识。这种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实至名归，体现出一个有理想抱负有责任担当大党应有的自信和追求，何错之有？④有学者还从中国共产党最早抗战、组织抗战、领导抗战、艰苦抗战和胜利抗战等多个角度论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⑤另有学者明确表示：“中流砥柱作用”的表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性的形象表达，这并无不妥，反倒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正确方向的把握、坚持与指导。同时，“中流砥柱”一词在表达肯定判断时，并不具有排他性，即用它来形象表述中共抗战历史作用时，并不否定其他党派、团体与社会各界人士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⑥ 三、关于两个战场关系的讨论 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一开始就分为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陆史学界对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够重视，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一些省市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公布了部分档案资料，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参考史料。而大多数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则对正面战场的史实和战绩基本不提，连现代史著作也概予贬斥。如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当时现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第三卷对敌后战场有较多的论述，而对正面战场记载少，且评价消极。由此可见，大陆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片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学术氛围的日益宽松，史学界开始对抗日战争史重加探讨，对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举措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面战场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史料陆续刊布，论著大量涌现，学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过去往往片面强调敌后战场的作用或将两个战场分割对立起来，而现在则一般认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统一的中国抗日战争战场的不同组成部分，虽然各自独立但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二者缺一不可。这两个战场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下合理的分工。①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顺利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②还有论者进一步总结：两者的相互配合基本上是战略方面的，也有战役战斗的协同。抗战前期国共军队既有战略统一行动，也有战役战斗的直接支持;中期主要是战略上互相配合支持;后期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策应、掩护的关系。③此外，过去一些论著强调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起了配合作用，后来有的论文也开始指出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作用。例如，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和第二战区对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极为关注，卫立煌和阎锡山曾部署策应配合百团大战。④ 关于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孰为主的问题，也曾发生不同观点的争论。过去的很多抗战史著作都说在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如有人便强调：“相持阶段，人民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六分之五，所以解放区的战场，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主力，而所谓相持阶段，实际上是解放区战场与敌寇的相持。”⑤但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或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主战场的作用”。⑥还有学者指出，延安总部1945年12月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很难令人信服，因此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⑦ 如今，一些论著已开始回避“主战场”的提法，而代之以一种模糊性表述。如有的著作说：“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抗日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显著。”①而有的著作则索性平铺直叙：“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的进攻”，“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扫荡的状态下进行”。②不难看出，以上这些表述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录，国民党将士占了近三分之一。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又公布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同样有不少国民党将士。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分两批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有许多与国民党正面战场有关。这虽然是政府行为，但也离不开学界的推动和协助，表明大陆已积极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并采取实际行动。这一举措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对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促进两岸融合，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四、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以上一系列紧密相关的争论可以看出，近40年学术界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修正了过去的一些片面说法，研究态度也渐趋客观，极大丰富和深化了人们的认识。这无疑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过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应将国共两党放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目前学术界尽管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均有所肯定，但大多研究仍是割裂的，甚至相互对立，厚此薄彼，执着于对抗战领导权的争论和对国共双方贡献孰大孰小、两个战场孰主孰次的比较，故而难以自圆其说，更难以服众。实际上，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政治宣传的角度来说，都应将国共两党放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客观梳理其各自贡献，这样既弄清了史实，又不致引起无谓的争议。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③2015年9月1日，他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时又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④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公开阐明了国共两党分别承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言简意赅地概述了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成为我们今后研究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 （二）对那些贬低中共抗战的言论，要有针对性地予以正面回应 应该承认，在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但近年来又出现了盲目抬高国民党而否认或低估中共在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风气。从当前的舆情来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贬低中共抗战的倾向。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混淆视听，却有不少人以讹传讹，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对过去长期片面宣传的反弹，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关研究停滞不前，对那些杂音缺乏针锋相对的正面回应。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正本清源。习近平曾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事实上，那些贬低中共抗战的观点情绪化色彩甚浓，甚至连有些材料都是虚构的，根本没有经过审慎鉴别，不少都存在史实上的硬伤和逻辑上的错误，在学理上是不难驳倒的。 （三）除了正面回应那些贬低中共抗战贡献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外，还应积极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 例如中共力量在抗战中获得了迅猛发展，为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并非消极“坐大”，而是不断“做大”的结果。然而这些年来对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原因始终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近年来在讨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过程中，有关中共抗战贡献的阐述虽在宏观逻辑上日益缜密，但在微观史实方面则进展不大，仍停留在以往粗线条的描述水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国民党抗战的研究越来越细化。如《1944：松山战役笔记》一书，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一百天的全过程。作者虽非专业治史人士，却能以海峡两岸和日本、美国的各种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以及亲历者的回忆等材料为基础，相互参证、详加辨析，用45万字的篇幅，逐日甚至逐小时的密度，生動描绘出当年残酷的战争图景。该书问世后，产生了极大反响，成为一部畅销而又不失严谨的著作。相比之下，有关中共抗战的这类书籍则十分罕见，值得下大力气发掘。 （四） 应注重抗战史的底层研究 迄今为止，有关国共两党抗战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高层决策，而从底层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则不多见。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基层组织和底层民众在抗战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抗战胜利之本。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如过去往往强调国统区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感，却很少言及对它的支持，这是不够客观全面的。包括中共的社会动员，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很多细节需要从底层民众的感受重新体认。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值得深入思考。 总之，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研究者应摒除意气之争，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一问题，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应侧重学理探讨，避免空疏议论。唯有如此，才具有学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才能真正做到以理服人，解决这一重大争议问题。 ①荣维木：《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百年潮》2007年第8期。 ②肖一平、杨圣清：《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理论月刊》1985年第8期。 ③逄先知、冯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17期。 ①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②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刘丰祥：《台湾地区学者1990年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研究综述》，《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 ④周文琪：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介》，《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⑤陈文渊：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史林》1987年第3期。 ⑥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①《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全国抗日根据地问题讨论会观点综述》，《天府新论》1985年第2期。 ②周文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介》，《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③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④郭德宏：《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 ①张海鹏：《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 ②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论文集——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③李茂盛：《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晋阳学刊》1993年第5期。 ④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夏以榕：《试论抗日战争中领导权的归属与转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②王秀鑫：《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党史通讯》1985年第8期。 ③乔志学、青佩兰：《浅谈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军事史林》1986年第1期。 ④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⑤王建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者缺一不可》，《中国日报》（英文版）2015年7月8日。 ⑥王建朗：《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1098页。 ①沙健孙：《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 ②http：//bbs.tianya.cn/post-no05-25845-1.shtml. ③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 ④李庆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评析》，《学习时报》2014年9月15日。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日报》2014年9月3日。 ⑥卞修跃：《不信青史尽成灰——从有关中共抗战历史若干网络谣言说起》，《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①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版，第93页。 ②荣维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军事历史》2015年第3期。 ③何理：《论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性》，《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④刘贵福：《国民政府军队对百团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⑤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66页。 ⑥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⑦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 ①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②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③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 ④《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各界代表人士》，《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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