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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述论
范文

    李永春?李菲菲

    【关键词】向警予;国民会议促成会;女权运动;上海女界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4-0051-09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1924年12月成立的以伸张女权、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为宗旨的进步妇女团体,也是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中率先成立的女界促成会。目前学术界对该组织尚无专题研究,一些辞典和近代史、妇女运动史的论著对其发起、成立有所涉及,对其成立的具体过程及开展活动未有深入研究。本文拟对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作一全面探讨,揭示其在力争女权,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起与成立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离粤北上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迅速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指出:“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①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种团体之代表组织。所列九种团体中,没有囊括妇女团体,引起上海妇女界的不满。

    11月17日,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向警予和杨之华等代表上海国民党女党员上书孙中山,表示赞同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但认为孙中山忽视了妇女团体,应该在所列参加国民会议九种团体之外加上妇女团体。书中详述国民会议必须有妇女团体参加的理由:1.中国国民四万万中女国民占二万万,既名国民会议,当然不能将占半数之妇女除外。2.在理论上所谓九团体都可以包含婦女,而实际上国民会议席上必无代表妇女利益之代表。3.纵使有几个特别妇女能在工会学生会当选为国民会议代表,然而工会的代表只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学生会的代表只能代表学生的利益,而妇女本身利益非有妇女团体的代表不能提出。4.国民党对内政纲十一条明白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此次国民会议应以此条政纲为根据,于九团体外加入妇女团体。5.此次总理对于时局之宣言及主张实为救国救民之良药,总理主张之胜利全靠民众之拥护。妇女既占全国民众之半数,其力亦自不可忽视。女党员等以为向妇女民众宣传总理之主张起见,亦非将国民会议加入妇女团体不可。②孙中山慨然答应了她们的请求。从此,上海妇女界为促进国民会议、争取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而积极行动起来。

    由向警予负责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首先发起筹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11月17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发出通电云:“敝会同人为团结女界促成并参加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预备会起见,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定于本月二十一日举行成立大会,为大规模之宣传,刻正在积极筹备之中。然兹事体大,非合全国女同胞群策群力,断难奏效。敝会有鉴于此,故特用筹备会名义发表宣言,征求全国女同胞之同意。”①正如《申报》所说,“上海女界十余团体,鉴于召集国民会议及女界起来参加之必要,提议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以为全国倡,并发出通启。”②为了实现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的要求,上海女界率先发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展开活动》的通告,要求各地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③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提出在全国发起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主张在国民会议之前,急速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预备会“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④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国民党的号召之下,各地相继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上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后,上海各妇女团体、各女大学生及劳动妇女等,对于组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及要求妇女团体加入国民会议,即行开始暗中联络活动。⑤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负责人,向警予发起筹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为上海妇女国民会议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11月26日,上海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联络妇女团体,赞助本党总理所主张之国民会议。⑥12月4日,在向警予主持下,南方大学女生团、上海大学女生团、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等15个妇女团体联合发表通启:“……国人鉴于以往之覆辙,佥主召集国民会议,以图根本之解决,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与国民会议能否不为军阀官僚所利用而实现,则全恃人民自身之努力,故人民对于国民会议,应负筹备督促之责任。同人等窃谓妇女亦属国民一分子,职权所在万难忍置,况吾辈为伸张女权计,尤不能不主张国民会议应参加妇女团体,然不尽义务而争权利,为事势所不许,亦君子所不乐为,同人等磋商再四,咸谓非为大规模之组织,不足表示实力,认为有就地联络各界姊妹,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必要,惟兹事体大,同人等棉(绵)力有限,愿随诸姊妹后共同发起,庶几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所望诸姊妹当仁不让,勉为先驱,为国家建百年之大计,为女界放空前之光辉。”⑦号召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力争参加国民会议。

    12月7日,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大夏大学女学生团、上海大学女学生团等21个团体代表及以个人资格参加会议者十余人召开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议,推定大夏大学学生李剑秋为主席,向警予为书记。议决采用委员制,推定钟复光、王立明、刘清扬、李剑秋、向警予、杨之华等十八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再次讨论举行成立大会,决定14日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举行成立大会。又决定开成立会时,当作大规模之宣传,以引起妇女对于政治注意。①

    12月9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先讨论委员会内部组织,议决分设总务股(刘清扬)、文牍股(向警予)、宣传股(刘清扬)、交际股(王立明)、游艺股(朱剑霞)、庶务股(杨之华)等六股。其次讨论费用,后议及成立大会日期。②12月10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发表宣言及通电。宣言号召全国妇女加入国民会议促进运动,同时申述女界团体应该加入国民会议之理由。通电指出,“国民会议预备会中,除孙中山先生所列举九团体外,尚应参加妇女团体,乃得事理之平,国事庶有解决之望”。③12月14日,向警予在《妇女周报》发表《国民会议与妇女》一文,详述主张国民会议应该加入妇女团体的理由:“(一)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的身份则无二致,故妇女之参加国民会议,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二)纵然有一二杰出妇女能在各团体中当选为代表,然而一种团体有一种团体的性质,一种团体代表负有一种团体的使命,所以为达到妇女本身利益的要求起见,更非主张国民会议有妇女团体参加不可”。④

    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刘清扬、向警予、杨之华、钟复光、张琴秋等5人为执行委员。向警予在会上发表讲话,一方面说明组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原因,阐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主要任务:一是为了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二是要求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以便在国民会议上提出妇女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说明本会成立的宗旨:对外设法废除种种不平等条约,对内设法肃清军阀制度,并伸张女权,使本会成为轰轰烈烈的组织,促成国民会议。会议通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章程,推定委员十七人组织委员会,主持本会一切进行事宜。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妇女运动和国民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是上海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表率。

    二、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主要活动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一方面开展女权宣传,反对善后会议,力争妇女团体加入国民会议;另一方面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援助工人罢工,力争妇女权利,等等。

    (一)拥护国民会议,抗议善后会议

    段祺瑞在1924年11月21日发表通电,就时局善后问题发表政见,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的“善后会议”。并于12月24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为四类:“(1)有大勋劳于国家者;(2)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之各军最高首领;(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4)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人。”⑤因此,善后会议被认为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东方杂志》发表评论说:“我们看了这被邀列席的一百三十左右人,其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九为拥有实力及與拥有实力者有关系的人物,我们即可从根本上‘认定这会议的性质,完全为一种实力代表的会议了。”⑥

    “善后会议”公然将人民排除在外,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针锋相对,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为抗议善后会议,拥护国民会议,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定期派人到各女界团体及学校演讲,并散发传单,例如,“派宣传员王一知、李一纯到现场演讲,散发传单多份,听众甚为感动。”①同时,组织演讲队到群众集合之处演讲宣传。1925年1月1日,演讲队上午九时出发,前往西门、城内太闸北、虹口、提篮桥等处演讲,听者亦甚踊跃。《民国日报》评论说:“中国知识妇女有组织地向民众宣传,不能不以十四年元旦为纪元。”②此外,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1月4日召开第二次常会,议决对群众的宣传采用“女界同乐会”的形

    式。③可见,上海女界反对善后会议的宣传空前热烈,影响深远。

    (二)反对《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

    1925年元旦,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再次发表宣言,代表全中国二亿妇女提出有关保障妇女权利的具体要求。宣言提出: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团结上海女界一致奋斗,一面加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各界同胞共谋进行,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因男女人民的促进而即时实现。本会除于政治上提出与上海国民会促成会同一要求外,并将代表全中国妇女提出十三项要求:男女社会地位平等;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女子应有结婚自由权;男女教育平等;一切职业女子开放;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工资平等;保护母性;废除娼妓制度;禁止蓄婢纳妾;禁止溺女;禁止缠足;凡有碍于女权之治律,一概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④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炮制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临时执政府法制院起草的《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在第十四条中规定,“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具备关于理智各条项,并无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情事者,均有选举与被选举为国民代表会议议员之权,被选人不以选举人为限”。⑤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有国立及经教育部立案各大学之地方,总计历届毕业及本科肄业之男学生,满五千人以上者,得为大学区之一,选出国民代表会议议员一

    人”。⑥上述两条规定剥夺了女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全国妇界群起反对。

    2月28日,为反对剥夺女权的国民会议条例草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集临时委员会,决定3月1日开联席会议,一方面发表通电致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妇女团体、各女学校,“报载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不独不容许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且并女国民固有之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概剥夺。其侮辱女国民人格,玩视女国民公意,殆蔑以加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一方面致电段祺瑞:“又吾国今日犹未摆脱宗法余毒,女子在社会上处特殊地位,国民会议,如不许可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实无以代表二万万女国民之利益。此点敝会前屡次要求,务请于修正此项条例时增入应有妇女团体代表参加一条。”⑦同日,致电参加善后会议的江亢虎、胡适之和康白情等著名人士,“倘祈于主张女国民应与男国民应有同样之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之外,更主张应有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国民代表会议。”又致电在北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上海女界代表刘清扬和钟复光,“务望两代表赴京极力联合各地女代表专门委员会请愿修正。并设种种方法,要求达到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之目的。”①

    3月22日,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代表的上海妇女团体为反对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发起女国民大会。主席向警予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今日所以开这个大会,就是为的反对国民会议条例,修正国民会议条例!”②5月5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全国女界,“凡此次善后会议所通过之国民会议条例,以及将来由此条例所产生之一切会议及决议一概否认,协力进行,誓达目的而后已。”并致电段祺瑞“此等不由民众制定,剥夺女权之国民会议条例,我全国女界誓不承认。”③如此种种,表明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善后会议尤其是《国民会议条例草案》的态度和决心。

    (三)筹备和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抵制善后会议,促成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的召开,中国国民党于1925年2月2日发表宣言,倡导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善后会议对抗。此前,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在1924年11月17日发出通电就提出:“同人等以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预备会,既非地方团体所能参加,则成立全国组织实为必要。是以主张于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即由各该会派遣代表在京或沪组织全国女界国民会议预备会,一面努力促成国民会议预备会,一面实行参加国民会议预备会。”④向警予在《妇女周报》第68号发表文章,提议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派遣代表在京或沪组织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唤起全国女界的觉悟,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遍于各省各地;一面号召人民自动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根基稳固,而妇女团体更成为稳固国民会议的根基之要素。“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如果成了功,不独是国民会议运动的长城,而且由此必然形成一个将来专为妇女解放奋斗的全国集中统一的机关,使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能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⑤该提议得到广州等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赞成。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2月1日召开第五次委员会常会,议决对善后会议的态度,要求工业及妇女团体代表参加;选举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定本月五日开代表大会决定之。⑥2月5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代表大会。据《申报》2月7日报道:“本埠女界促成会前日下午二时假上海大学开代表会。到五十余人,刘清扬主席。次执行委员向警予报告月余来进行事宜。次主席说明要求参加善后会议理由。众赞成向警予提议本会应致电段执政要求,并通电全国促成会一致主张,议决通过。又议派代表赴京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推定刘清扬、向警予、钟复光三人为代表,向警予因事不能离沪,决以李剑秋补。”⑦2月8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会召开常会,决定遵照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来信,先派代表二人于十五日以前到京,筹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0多个省的8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的宗旨:“一为人民之自由与权利,应由人民力争,不应希求实力阶级之赏赐。二为人民不应怀疑自己实力,而应有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之坚定信仰。三为今日吾人要求国民会议,实因国民会议可以团结全国人民为战斗与奋取权力之机关。今日之会,是历史上国民自决运动之第一次有组织的表示,故吾人当努力完成此历史的使命。”①会议把妇女问题做一个专项列入大会报告,并提出男女同权的8项主张。妇女问题第一次被提到全国性的人民代表集会上进行讨论,表明妇女解放已经纳入国民革命的议事日程。

    (四)参加并促成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提出“我们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针对《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剥夺女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2月28日发电表示抗议,提出“非有全国妇女之大团结,不足以资抵抗而望扩张。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更赖群策群力之助,全国妇女总团体,有即成立之必要”;又提出“各地妇女代表麇集京都,此诚吾辈妇女大团体之良机,望各促所派代表(未派代表者赶速派代表赴京),在京开一联席会议。即由此联席会议正式产生全国妇女总团体。”②可见,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成立“全国妇女总团体”的倡议者和发起者。

    不仅如此,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女代表积极筹备成立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据《晨报》报道,“4月12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璠(璿)、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四月二十二日招待北京新闻界。于四月二十九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女界联合会(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宣告成立。”③4月29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发表《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宣言》,规定该会宗旨是力谋全国女界同胞之团结,矫正散漫分歧的病状,作有组织、有系统的奋斗,号召“全国学校的、工厂的、田间的、商店的,以及家庭姐妹们,团结起来。”④该组织发动妇女投身政治革命,并以此作为女权运动的主体。可见,钟复光等上海女界促成会代表是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积极筹备者和重要促成者。

    (五)支援工人罢工,推动反帝运动的发展

    1925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因日本领班毒打女童工、无故开除男工,发生工人自动罢工一事。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杨之华、张琴秋等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展女工工作。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接到沪西工人俱乐部代表的报告后,认为“女子与工人均系现在社会中之被压迫者,这种社会制度不打破,被压迫者永远无解放之希望,谋女子本身根本的解放亦捨帮助劳动者奋斗无由,”⑤于是决定支援工人罢工。

    2月12日,上海女界國民会议促成会与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召开北上代表赴京欢送大会,议决组织后援会,援助工人罢工。15日,两团体出面召集工商学各界40多个团体90余人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议组织“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从舆论和经济两方面援助工人罢工。在舆论宣传上,17日后援会发布宣言称,“此次上海各东洋纱厂三万余人之大罢工,一方面为要求改良自身生活状况,别方面为我中华民族争人格。若不甘为亡国奴之中国人,固不宜坐视不救而宜奋起援助者也。”⑥在经济方面,后援会发动大规模的宣传和募捐运动,“从2月17日起,连续3天,在向警予等人的带领下,二月罢工后援会的会员不顾严寒上街募捐,募得大量钱款支援罢工工人。”①17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出致各团体公函九十余通,约定于十八日上午十时,由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一同出发募捐。公函说:“本埠各公团对于此次罢工,认为我国国民重大责任,业于昨日召集联席会议,组织上海东洋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筹备一切援助事宜,定于本星期三、四两日为各团体出发募捐之期。三万余苦同胞及其家属嗷嗷待哺,固属急需救济,狠毒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横施暴行于中国,尤为爱国人士所痛恨。本会亦认募捐为援助工人最急最要之办法,而援助此次工人,实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之表现。”②

    日本资本家勾结军阀政府的警署与工部局的巡捕房联合镇压工人罢工,并在20日逮捕罢工领导人及罢工工人。为此,后援会特推代表马杰、陈德华持函面见警察厅长,责问警察厅长为何答应“取缔”罢工。同日,后援会向警厅交涉释放被捕工人。并在22日通电呼吁同胞奋起反抗,“苟日资本家就一意孤行,不自悔悟,则愿我全国同胞勿再坐视,共同奋起,以与彼蛮横之日人抗。”③最终由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经过两天的谈判,日本厂主被迫接受工人的部分要求,达成不许无故打人等四项协议,陆续释放被捕工人。3月2日罢工结束。

    (六)悼念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在上海群众悼念孙中山大会上,向警予和恽代英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各据一坛,进行讲演”。柳亚子后来在哭恽代英的诗中高度赞颂向警予的演讲,诗曰:“世方怖河汉,我独识鸾龙。安石衣冠敝,臧洪意气雄。同时向女士,咄咄赌词锋。”④14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十五团体共同发起上海各公团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会紧急启事。22日,又与上海四十余团体联合发起召开上海女国民大会,哀悼念孙中山先生。⑤

    三、改组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

    3月19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发出通电,提出“各地妇女促成会派赴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争先恐后,联翻(翩)莅京,吾妇女世界应趋此机运谋吾妇女之团结,作广大之宣传,唤起妇女之觉悟,谋妇女之根本解放。兹事体大,非集合吾全国妇女群众,形成一强有力之组织不为功。”⑥4月29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号召各地妇女“一齐集中在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组织之下,去作一般的解放运动,以得到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上之平等权利与地位”。⑦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上海率先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

    早在4月27日,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一次常会,决定改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经常的妇女团体,因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只能限于促成真正国民会议及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两点。此种运动不过妇女运动之一部,不如根本改组,一面仍加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继续以前之工作;一面为其他各种有关妇女利益的问题而奋斗你,较为有力,较为实在。”⑧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提议,“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一般觉悟妇女所结合,处处以全体妇女利益和中国民族利益为前提,对现有各种贵族式、教会式、装点式的妇女团体皆认为不能满意,而有结合觉悟妇女另组织满意团体”。①在5月10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向警予等人提出:“盖真正国民会议因军阀之破坏,实现期间尚甚辽远,而妇女本身日处水深火热之中,待做事项甚为繁多。女界促成会含义太狭,不足应付此种客观的需要,不如径行改组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一面以此团体继续促成真正国民会议的工作,一面为妇女本身利益多方面的奋斗。”②会议决定由各界妇女团体共同发起新的组织——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

    五卅惨案发生后,向警予提出“在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也要开展妇女运动,要建立妇女团体。”③并着手筹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6月3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五卅惨案情况,决定通电全国,参加大游行,并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据钟复光回忆:“五卅惨案发生后,向警予负责领导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我也为此奔走了几天。因有‘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基础,人都有,就是换了个名称,人员扩大一些,所以很快就成立了。”④6月5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23个妇女团体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钟复光致开会词时指出,“今以惨案发生,益觉女界有结合之必要,因赶于今日成立,但本团体一方面援助血案,一方面为妇女阶级谋利益,如将来之国民会议事,故须先有预备,故将成为永久之团体。”⑤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团结上海各界妇女,为求女子在社会上的一切真正平等地位,谋自身之切实解放(为)宗旨。”⑥11月15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临时大会并发表宣言,阐述了本会成立的目的:“我们要与现社会的恶制度奋斗,我们要铲除这种制度所加于我们的压迫,那我们就必得有伟大的和坚强的组织。我们的各界妇女联合会,便是本着这个宗旨而成立的。”⑦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是由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改组而来,成为上海妇女运动的新的领导机构。有学者指出:从上海女界促成会发展到上海妇联,都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是以向警予、杨之华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翼等进步人士共同发起的新兴妇女群众组织,广泛发动和团结各阶层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并在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中屡次掀起高潮。⑧

    四、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影响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在向警予、杨之华等人领导下成立的妇女群众组织,以力争妇女团体加入国民会议,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为目的。它在抵制善后会议及其《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广泛发动和团结各阶层妇女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投身国民革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为表率,天津、温州、广州、河南、北京、山东等地积极响应,相继成立了女界(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如向警予所预言,“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进行的历史之序幕。”①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致力于国民会议运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使上海成为女界国民会议运动的中心。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中指出:“国民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集中中国最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妇女的革命分子,决定对外对内的革命政纲;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②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当时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创始者,也是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全国性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反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来解决国是,而赞成国共两党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的主张,以及废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由于孙中山的逝世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抵制,国民会议最终流产,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作为一次新的女权运动,将争取女权同争取民权结合起来,因而拥有相当数量的群众,成为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结合的起点,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③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开展,虽然它所提出的妇女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妇女团体应加入国民会议等提议并未实现,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突破了狭隘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局限,引导广大妇女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同时,女权运动的主力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妇女逐渐成为妇女运动的主力。因此,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是一次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相区别的女权运动。它突破了只注意少数上层妇女的狭小圈子,而注意团结各界妇女,广泛联系各种女权团体,实现了各界妇女的大联合,使妇女奋斗出现了群众化的趋势,为五卅运动中妇女的更大参与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也为大革命高潮中的妇女奋斗作了舆论和组织准备。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和中共上海区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和领导妇女运动有关指示,宣传孙中山和国民党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主张,开展妇女运动,积极配合各种政治斗争,从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领导妇女奋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向警予、杨之华、张琴秋、李一純、钟复光等,为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妇女运动提供了骨干和领导力量。

    (李永春,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李菲菲,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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