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主义信仰”之根 |
| 范文 | 郭凤海 [摘 要]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一个以宗教为信仰、排斥主义信仰化的西方文化传统背景下。它之所以能在中国被确立为信仰，与中国以“主义”为信仰的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弱势群众归属感缺失效应、开放环境下的“再对比”效应、领导干部消极腐败效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深层原因。化解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问题，必须立足信仰形成和巩固的历史条件，在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共产党人实践两个方面下功夫，创新发展理论，回归日常生活，把信仰教育和干部实践结合起来，把理论正义和制度正义结合起来。 [关键词]信仰；宗教信仰；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1-0018-09 在当代中国，信仰问题似乎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上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解决信仰问题？等等。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确立及进程 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信仰。信仰最先出自佛教梵语，《法苑珠林》说：“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华严经》也说：“人天等类同信仰”。人没有崇高信仰，在人群中就立不起来。《辞源》把信仰解释为“信服尊敬”。也就是说，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宗教或理论学说的信服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指南。它是人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人对世界和人生关系的终极认知，是人的思想价值追求的核心。这样讲信仰，还是有点抽象。为此，有人用如下例子，帮助人们更形象地理解信仰。 有个人问一位智者：信仰是什么？ 智者：你走过大桥吗？走过。 桥上有栏杆吗？有。 你过桥时扶栏杆吗？不扶。 那栏杆对你没用了吗？有用，没有栏杆护着，掉下去怎么办？ 可是你并没有扶栏杆啊？但是没有栏杆，我会害怕！ 对呀，信仰就是桥上的栏杆！你可以不注意它，但必须有。心底里有了信仰，你生活才会更觉得有寄托，有保障，很踏实！ 这个例子说明，信仰尽管无形无状，但人活着离不开信仰。信仰是一个人的生命线，关系到人们生活道德的底线，关系到人生的格局和境界；往大处说，还关系到政党宗旨和方向，关系到国家、民族聚散和兴亡。 信仰很重要，但世界上的人，比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信仰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传进中国的学说，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呢？为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比较一下中西方信仰有什么不同。 （一）西方人的信仰主要是宗教信仰 读不懂宗教，就看不懂西方。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一种以宗教为信仰、排斥主义信仰化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西方人的信仰，主要是基督教信仰。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都坚信上帝唯一，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无罪性，有大爱。基督徒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作为人生首要目标。要衷心坚守上帝启示，完成上帝所托传播福音，在爱人如己中成全神的诫命。上帝启示（神启），包括生命神圣、爱和慈善、自由和平等、契约和权利等西方传统价值。比如，契约伦理，《圣经》多次讲到“立约”。上帝降福给人，也要和人立约。《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对诺亚及其孩子们说：“我要和你及你之后的世代立约”；上帝在天空划出一道彩虹说：“这是我和你以及……每一个生灵世世代代立约的凭证”；“我会看着云中的彩虹，记住……永久契约”。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在我和你之间立约，让你们世代繁衍”…… 可见，基督教设定了一个全知全能全爱的上帝。在基督教的逻辑里，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也就是无限的，那上帝启示的生命神圣、爱和慈善、自由和平等、契约和权利等价值追求，就必然是可信的，就有理由成为人们遵循的信仰。而人则是有限的，知有限、能有限、爱也有限。既然人是有局限的，不可避免会产生欲望和罪恶。所以，世俗世界中的任何人，不管是多么英明的国王、大英雄、思想家，更不用提普通人，都因为这种有限性，必然不完全、不可信，必须用契约、法律和诫命加以防范。 进一步说，基督教在天界设定一個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全知全能全爱、具有终极无限性的上帝，这就使上帝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世俗人类的有限性。正如伏尔泰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有了上帝，人才不会失去最后的敬畏与崇高感。人尽管有理性，但人的理性跟上帝相比太有限了。因此，人的主张、学说、主义都是有限的，只是对局部世界的认识，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也就没有资格成为信仰。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如康德），明确把“信仰界”和“现象界”分开，把宗教与科学、哲学和艺术分开，把信仰主要归结为宗教信仰。即使是无神论者，在批判宗教信仰的同时，也把信仰视为宗教信仰，信仰也被仅仅看成是宗教领域里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世俗世界的主义，不论是柏拉图主义，还是黑格尔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都是可怀疑的，不能成为信仰；即使一些人信仰某个主义，这种主义信仰也没有成为西方社会信仰的主流。 应当指出，马克思作为西方人，同样也是在上述语境下看待信仰问题的。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他晚年很担心自己的学说日后沦为某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宗教”，沦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与宗教类似的信仰。他说：“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2]可见，马克思在西方信仰的特定内涵和语境下，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化。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后来被中国人确立为信仰呢？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信仰，是否违反马克思的本意呢？ （二）中国人的信仰主要是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被确立为信仰，与中国以主义为信仰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某种主义在西方要成为社会主流信仰，是很难的。那么，在中国呢？我们考察中国思想史，会看到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恰恰与西方人截然不同，中国人三千年来的主流信仰，恰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主义信仰”，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主义信仰。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多数是在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上说信仰。宗教信仰的对象是“神”，然而道德、劝善，既可以是神启，也可以是圣人教诲。换句话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离开神，离开宗教，只要有圣人教诲，信仰照样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中国人也有鬼神崇拜。一般人不单信佛爷、信道士，而且民间还有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鬼神崇拜。如山神土地、城隍，门神，财神，送子观音，月老，妈祖，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等，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这些鬼神崇拜追求灵验，或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问题是，这些鬼神崇拜并没有上升到基督教、伊斯兰教那种系统的宗教信仰体系，也没有构成中国的主流信仰。从历史看，中国商朝非常信鬼神。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到了周朝，鬼神地位下降，鬼神崇拜这种类似宗教的信仰，让位给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信仰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所谓“夏人尊命”、“殷人重鬼”、“周人遵礼”，形成了一个“三统”递进结构。“三统”就是“天道”？穴天命？雪、“鬼神”？穴祖先？雪和“礼乐”？穴仁义？雪。可见，“天”（天命）已不具有鲜明的鬼神色彩。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礼记·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至于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礼乐”，自周公创立礼制以后，“礼”就处于敬天法祖、安人保民的重要位置，“经礼三百？穴周礼？雪，曲礼三千？穴仪礼？雪”，在历史上起着规范灵魂、政治、社会、人伦生活的作用。 “礼”不是神启，而是周公名下的主义。至于后来的儒学，更是地地道道的主义。汉以后，儒学成为凌驾于“百家”和道教、佛教之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以儒学价值（“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等）为核心，规范君臣、家族、夏夷关系等帝国秩序的“主义信仰”（帝国隐喻）。这是一个由孔子（圣人）、帝王（圣王）、官吏（君子）领衔，由道德、宗法、民俗等层级建构起来的信仰结构。 中国人的信仰结构 主义信仰=主导意识形态=百教之上（政儒合一） 鬼神崇拜=民间偶像供奉=追求灵验（天人感应） 家族宗法=血缘纽带伦理=日常伦理（移孝作忠） （以儒为主，上下互置） 《论语·季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是敬畏、信服、遵从，就是信仰天命、信仰大人和圣人之言，就是信仰儒学这个主义。 正因为中国人主要信仰的是世俗世界的圣王之言、圣人之言，与西方宗教信仰设定的全知全能全爱的上帝不一样，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很惊讶，他不理解“中国人的学说怎么会这样想象，即把天的一切权威都赋予既不是永生的、又不完美无缺，甚至会犯错误的这样一位尘世统治者？”[3]然而，这正是中国的信仰传统。历史表明，中国人以主义信仰为传统，西方宗教信仰如果不像佛教那样中国化，不与中国主流文化结合，就很难在中国得以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代表皇权的儒家信仰发生冲突，于是北朝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周武帝灭佛，会昌灭佛，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等等，记载史不绝书，佛教面对皇权和儒家必须中国化，否则就得被灭。唐代基督教“景教”传入中国，元代天主教“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传入中国，明代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中国传教，都先后中断了。利玛窦等人也认识到，不与儒学这种主义结合，不实现中国化，绝对不行。因此，不了解政治，就看不懂中国。政权加上与政权结合的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主义信仰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因为在中国信仰逻辑中，即便世俗世界的个体人生是有限的，也可以通过代际努力和传承，以有限通达无限；即便具体时代的学说、主义是有限的，也依然能通过后人去丰富和发展，像儒学通过孔子之后儒家传承发展，开出新枝，形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等。虽然庄子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但是，儒家的信仰逻辑坚信人能通过代际传承发展，以有涯通达无涯，以有限达成无限，照样可以追求终极价值理想。因而，儒学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信仰。 然而，到了近代，以农耕文明为母体、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信仰体系，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败下阵来。西方基督教没进来，原来的主义信仰又不中用了，“民族魂”如何安置就成了大问题。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中国人重塑信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由上可見，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主要表现为比较能够接受“主义信仰”。同样，近代以后，为了救亡自强，中国人并没有寻求基督教信仰，而是先后尝试300多个政党与“主义”。当年，张之洞、李鸿章等兴办洋务，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戊戌变法，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旗帜，选择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无数“主义”的大浪淘沙中，逐渐显示出对重塑中国人信仰、再造“国魂”和“民族魂”的重大时代意义。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有强大的真理感召力，而且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佐证。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大批先进分子“豁然开朗”，决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处理中国问题，把握中国命运。由此，一代代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历史表明，在信仰问题上，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完全不同。当年马克思在西方特定语境下，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化。然而，在中国人信仰的特定语境下，马克思虽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没有穷尽所有真理，但是，这个主义可以通过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去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一定像马克思本人担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一旦信仰化生命就会枯竭。事实正是这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发掘出传统中国存在的大量与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相契合的历史因素，包括“主义信仰”这个历史因素，掌握了撬动中国基层社会、发动大多数人起来革命的历史杠杆，由此在广大人民和全体共产党人中确立和不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随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中国救亡图强的民族民主革命迅速呈现出三大新气象： 一是重振革命精神。我们党把中国源远流长的“天下大同”这个朴素进化梦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五种社会形态进化的理论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关于“劳工神圣”、“阶级平等”、“民主”、“科学”等主张相结合；把农民对土地的历史情结，对平均地权的不懈追求，与社会主义废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土改主张相结合；把大同、土改纳入社会主义逻辑，使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有了中国人易于理解、接受的内在思想能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最富感召力的理想指向。 二是凝聚革命力量。振奋精神的东西，也一定是能凝聚力量的东西。把大同、土改纳入社会主义逻辑，落实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主张和土改政策，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一场史诗般的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动力基础。人民大众一旦被发动，就会迸发出无穷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三是开辟革命道路。我们党深刻揭示传统中国赢者通吃，胜王败寇的利益博弈逻辑，揭示了統治者即使遇到重大政治危机，也不愿放弃丝毫既得利益，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试图在体制内达成各阶级有限妥协，进行经济或政治改良，必然失败。从而，得出了变革中国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革命这个结论。而辛亥革命流产的事实又表明，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先天不足，过于弱小，不可能担当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把中国农民无数次暴力起义的历史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行“武装割据”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一个大同理想，一个土地革命，加上立足农村的暴力革命，我们党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辩证地统一起来，彻底完成了中国主文化体系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置换，完成了中国人民主导信仰从传统儒学信仰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转换。 二、正视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的现实挑战 历史表明，中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曾经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满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比坚定。当年，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社会主义一路高歌猛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比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植内心，几乎不可撼动。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没有什么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有丝毫怀疑。在那个年代，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美好、公正的舆论氛围中，人们从书籍、报刊、电影中看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制度极端不公正的黑暗腐朽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读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了解到旧社会包身工制度对工人的残酷迫害。被贩卖的工人多是青少年、女孩子，被包工头骗到工厂、矿山做工，没有人身自由，工钱全归包工头，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夏衍通过对比，揭示了新旧社会“二重天”：在新中国，女孩子们与当年的包身工完全不同：“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夏衍说：“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国人民，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满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比坚定。那个时代，我们不存在信仰危机问题。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一些人的社会主义自信，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面临着许多困惑，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开始动摇甚至完全丧失。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主要表现 2014年9月《人民论坛》发表《当前中国十大社会病态分析报告》，有8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这个调查的结果告诉人们，信仰缺失是目前社会病态的主要根源。 但是，中国大众实际上并不缺信仰。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政治信仰层面，8800万中共党员，1亿多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有1亿多人？穴学术界有3亿多信教者等不同说法？雪；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地域相异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层面，炎黄子孙等儒教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如此看来，中国人不缺信仰，缺失的是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共同认同的社会主流信仰，缺失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是社会大众信仰处于裂散状态。在当代中国转型期，过去官方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全面打破，现在我们的社会上至少同时存在着四种文化价值体系：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自由、权利、法治等观念要素；二是建党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包括独立、斗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等观念要素；三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主要是“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等儒学价值；四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这四种价值体系同时作用于社会，给人们的信仰选择提供了巨大回旋空间，使大众价值选择呈现一种明显的分散性，价值观选择日益相互疏离，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对立。其消极后果：人们信仰选择游离于官方提倡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转向其他思潮，转向五花八门的宗教，甚至转向邪教或低俗不堪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问题在于，从一般意义上讲，传统中国人主要信孔子，现代中国人主要信马克思主义，而在当下，信仰已经变得很杂了。在开放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信仰正面临着西方宗教信仰、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儒家保守主义的多元冲击。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些人既不信鬼神、不信孔子，也不信马克思主义，什么能满足欲望就信什么，信钱、信权，有的基本没有道德底线，信奉“人死如灯灭”，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没有灵魂也没有来世，没有报应。这样，心灵就没有敬畏，贪婪也失去了精神节制。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我们怎样通过思想政治建设把这种主义变成整个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的、真诚的信仰呢？这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二是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严重缺失。前述《人民论坛》社会病态分析报告中，过半数受访者（57.5%）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缺失最严重”问题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集中表现为政治生活的“口号化”倾向。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生活中口头上高喊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习近平尖锐指出，这种“两面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很会伪装；有的人公开场合要求其他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 对于我们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每个党员必须始终坚持的、唯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信仰体系中的缺位和失位。信仰缺失，对于已经执政60多年的我们党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躲不开的现实危险。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政治后果，概括地说，主要是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危及党的执政安全。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曾经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满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比坚定，这种情况到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是改革开放不好吗？难道我们只能在封闭条件下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吗？显然都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显然十分肤浅而且有害。我们党是靠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中国今天所创造的发展奇迹也离不开馬克思主义指导，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出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问题？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哪里？ 一是弱势群众归属感缺失效应。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置于高度一元化、一体化体制之下，全体人民生活方式、利益差别都不太明显，彼此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朴素的亲切互助氛围，对社会、对国家、对集体，对党和党的指导思想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朴素的归属感。这自然会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豪感、自信心。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生活方式高度分化，必然使人们日益远离原来十分确定、心有归属的生活状态，人与人、人与社会原来的依存和互助关系不复存在，大家彼此变得越来越陌生，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本事独立谋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生计场、生意场上打拼、挣扎，一不小心就会遭算计，甚至血汗钱也会赔得血本无归。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就会在内心留存的原有归属感驱使下，自觉不自觉地滤除对社会发展宏观成就的肯定，专注于从自身微观生活境遇出发，将当下的感受与过去的感受进行纵向对比，对正处在发展完善中的现行制度无法立即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产生不满情绪，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怀旧心理。一些人开始怀念传统体制和制度，不满现行体制制度，而我们早年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的理论话语，现在与社会现实特别是弱势群体现实生存处境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不能对他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完全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致使他们失落、怀疑加迷茫，主义信仰、制度自信开始动摇或丧失。 信仰需要归属感。有归属才会体验到温暖，才有寄托和希望。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提供这种归属感，不能在心灵互动中使人们感到温暖和希望。甚至，如果极力回避现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现实中又大量出现与以前批判过的旧中国、西方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相类似的（如“黑黄赌毒”、“包身工”、黑心老板为富不仁等）现象，那么，这一切蔓延开去，就必然使人们全面丧失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是开放环境下的“再对比”效应。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外国许多新鲜事物涌入国门，许多中国人也走出国门，他们见识到了一个与自己以往看法有很大差异、五光十色的西方发达世界。百闻不如一见。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自己最直接看到的视觉事实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滤除我们官方对社会主义制度种种优越性的深层解读，专注于拿西方产品质量与我们某种假货泛滥现象进行对比，拿西方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免费教育制度和免费医疗制度等与我们的相关制度缺陷进行对比，拿西方两党或多党竞争政治制度下的视觉效果与我们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对比，拿西方官员受到的种种制度制约和监督与我们某些官员无法无天现象进行对比，拿西方多元精神生活方式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道德分化状况特别是一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进行对比，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大众更注重现实，不看重抽象的理论分析，更不会放眼西方社会制度建设已经延续了二三百年的历史，因而体谅我们的制度建设才只有几十年，还有很大的发展完善空间。根据中国人的信仰特点，信仰是需要兑现的，比如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即使不能一下子兑现全部，也要通过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阶段性目标，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兑现。如果制度建设不能渐进地、时时地进步和完善，让人们时时感受到理论与实践带给他们的获得感和希望，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我们在理论上对他们作出的承诺过于遥远和空旷，因而他们也不会长久地等待。 在两种制度谁更能兑现对人民的承诺问题上，人民更看重他们眼前的视觉事实。所谓“眼见为实”，一个外来视觉事实胜于无数篇大报大刊上为我们辩护的抽象理论文章。因此，在开放的年代，我们必然无法避免一些人通过上述视觉化、表层化对比，简单得出“我不如人”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透彻地说明和回答这种对比产生出来的现实疑问，那么，以前在相对封闭条件下通过教育宣传对比始终得以保持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如今就必然会通过所谓现实“再对比”，发生了大面积动摇或丧失。 三是领导干部消极腐败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大，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基层党政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严厉查处。消极腐败，损害的不仅是党和社会的肌体健康，还有人们的精神健康。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认为，腐败的盛行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会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对一般信心和信赖起腐蚀作用，导致难以维持公民的道德。在向来推崇以吏为师的中国文化中，领导干部腐败引发的不仅是党内党员的信仰危机，还有社会民众更大范围的信仰危机。2014年社科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调查中，在回答“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有76.03%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干部腐败问题造成的。 过去，我们的理论对于消极腐败，常常强调腐败在我们队伍中是个别现象，不是普遍现象。而今天，面对大量滋生、有时令人瞠目结舌的“塌方式集体腐败”现象，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说不清楚这种现象到底是不是普遍的，是不是制度本身有缺陷造成的，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等等，那么，人民会怎样看待我们这支队伍？我们的理论和主义还会有人信吗？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会坚定起来吗？ 总之，干部群众归属感、开放环境下中外“再对比”，以及干部腐败对信仰的冲击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不断与时俱进，正视时代的发展变化，深刻回答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应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阶层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面临各种严峻挑战，从根本上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的各种困惑、怀疑，从根本上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质疑和否定，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现实课题。 三、克服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路径选择 信仰的形成和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宗教信仰中，人通过教会和神父、牧师去了解上帝，最终形成对上帝的信仰。在主义信仰中，人们通过政治组织去了解信仰对象，最终形成信仰。这里，主义信仰涉及到两个因素：一是信仰对象，一是政治组织。对于信仰对象而言，它必须是时代的最强音，这样才能吸引人去信仰它；而对于政治组织而言，其必须具有先进性、纯洁性，这样人们才愿意跟随它。我们要化解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共产党队伍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在创新发展理论中坚定信仰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主义、人民的主义，是引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义。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主义还很弱小，也不尽完善，但它却吸引千百万工人汇聚在自己旗帜下，让欧洲一切旧势力都感到恐慌。马克思主义凭借的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字逻辑，而是对资本主义深入骨髓的批判和对工人群众发自肺腑的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其彻底的人民性和持久的人文关怀，在于其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然而这样一种主义和信仰，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危机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被僵化、被教条化、被阉割。应该说，这正是当年马克思担心“马克思精神死亡”时提出的严重问题！现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沉痛教训，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没有人如此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遗憾的是，19世纪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却在苏东停止了发展。本来理论应先于体制和政策，但这些国家的理论却远远落在了实践后边。理论没有回应进入后工业（信息）时代的问题，也没有预见世界发展的趋势。一种主义不能占领时代的至高点，这个至高点就必然被别的主义占领。 今天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了发展奇迹，但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尖锐揭露了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指出理论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一是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理论“肌无力”，不入脑不入心，苍白无力。二是宣传教育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表面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倾向严重。比如，一些宣传教育大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但干部群众却认为，你讲的其实是“没有思想的解放思想”。三是回应外来思潮无力，外来思潮蔓延，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终结论”“堕落论”，俯拾皆是，在网上删不胜删。面对西方“普适价值”“宪政民主”等，出现了一种“上边”不说“下边”乱说、政府不说社会乱说的局面，理论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往往被用来当作社会主义的标签，或者被一些党员干部用来彰显自己表面政绩的工具。这样下去，马克思主义必然被教条化，走向僵化，导致边缘化。 理论僵化问题，既是信仰领域出现各种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解决好信仰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解决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一条重要路径选择，就是不断推进理论与时俱进，始终占领时代发展的精神制高点。 占领时代精神制高点，有三个衡量坐标：一是时代坐标，即把马克思主义置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中考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巨变。我们不能完全期待产生于16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今天的所有问题。如果谁要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那么，套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给他带来过多“荣誉”的同时，也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 二是世界坐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世界大势中考量，确立起其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问题会成为世界问题，世界问题也会成为中国问题，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思考世界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時代最强音，必须学会思考世界问题，必须在那些事关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不仅要让国外知道“舌尖上的中国”，更要让国外知道“有崇高价值和信仰的中国”。 三是民族坐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华文化体系中考量，夯实其在中国发展最深厚的文化根基。历史地看，我们党有深厚民族文化情结。毛泽东在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废的态度。“文革”中“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林批孔”运动，无不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和本，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秉持民族文化情怀。当然这种民族文化情怀，绝不是简单祭孔、祭奠炎黄，拉小孩子们进“读经班”，……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情怀。真正的民族文化情怀，应是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二）在日常生活中夯实信仰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区别时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列宁指出，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谈。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人民的日常生活却往往被遗忘掉。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某些国家领导人有的公开宣称，改善人民生活就是牺牲我们的未来；有的号召人们要勒紧裤腰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由于忽视人民生活需求，苏东国家先后爆发了“面包荒”“肥皂荒”“药品荒”，群众怨声载道，党群关系极度紧张，马克思主义信仰遭遇空前危机。 纵观历史，不论是西方宗教信仰，还是传统中国的主义信仰，既关注彼岸也关注此岸，既讲庙堂之高也处江湖之远，既抓住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向，又深入基层民间生活传道解惑，抓住老百姓的心灵。我们看到，那些忠诚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都深深扎根在民间，成为在民间传经布道、行道、殉道者；传统儒家也是这样，不仅讲忠君也讲孝道，并深深扎根于民间家庭宗法伦理之中。陈寅恪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4]。这就是说，儒学在传统社会是通过从高层到基层社会民间生活的法律、礼制、礼教等环节而实现其信仰价值的，它本身是“家国一体”的。当年我们在“打江山”的年代讲马克思主义，也是深深扎根于基层民间生活的，不论走到哪里，都坚持为老百姓的正义诉求撑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从理论到实践，实实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 苏东剧变的教训、我们党成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传播主义信仰的历史经验，都充分反映了信仰的日常生活传播规律，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既是思想问题、理论问题，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问题，生产力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就会从根本上消解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习近平指出，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今天，老百姓已不再仅仅关注吃饭问题，更关注发展问题、公正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生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回避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无论怎么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都不会相信，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 （三）切实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历史上，传统儒学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传承方式很多，其中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条是道德说教，再一条是树圣人、君子，为老百姓立标准，做榜样。人们的举止言行既要对照“子曰诗云”，又要向圣人、君子标准看齐。这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际、信仰与现实相互印证。也正因如此，传统儒学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才在中国人心目中确立得十分稳固，影响十分深远。同样，毛泽东思想的传承方式虽然也很多，但其中有两条却必不可少：一是靠这一思想中包含的道德理想。把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归结起来，就是一整套人生道德价值观，贯穿着共产党人的道德理想。二是靠共产党员的道德人格来立标杆、树影响。革命战争年代和建立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人民心声，共产党人的言行一致为人民树立了榜样。这些都深深内化到人民心里，形成了一种由衷的“内在精神感化力”。今天，要合理引领思想观念，引导人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应当借鉴上述思想、信仰、价值观传承的历史经验。 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倡导者、承担者、示范者和践行者。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心理认同、理想上和信仰上追随，主要是通过同党员干部接触实现的。党员干部如果出问题，就必然影响人们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原苏共中央委员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文讲到，特权腐败不仅造成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不断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来了。 习近平在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上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在思想价值多元、挑战考验多样的社会条件下，解决信仰问题，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第一，把信仰教育和干部实践结合起来；第二，把理论正义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宣传教育只能解决信仰倡导问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扩展到党员干部实践行为，推进到制度和法纪建设上来。信仰建设成效、成败，关键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以自身理论和实践的彻底性、理论正义与实践正义的统一性，以自身行为的示范性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努力达成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的高度统一，达成理论正义和制度安排的高度统一。如果达不成这两个统一，不能把理论包含的正义性原则顺利转化为体现这种正义性的实践，不能转化为體现马克思主义主义信仰价值的政策制度安排，那么，理论即使被我们说得天花乱坠，也仍然不能起到凝聚人心、坚定信仰的作用。不能仅仅在党章、文件和领导讲话里宣传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宣传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必须高度重视把执政实践及其责任后果作为衡量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标准，作为衡量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准，并纳入制度和法纪规范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以主动应战的勇气、开放进取的锐气、科学严谨的风气、真理在我的底气，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不断累积健康进取向上的常态化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 [2]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Karl Marx？押Leben-Werk-Wirkung bis zur Gegenwart Ausstellung im Geburtshaus in Trier，2013，S.75. [3]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48. [4]陈寅恪.审查报告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40.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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