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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以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范文

    白志华

    [摘要]技术变革是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深刻动因。数字政府以信息技术为引领升级治理工具、革新治理模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较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具有更高效的系统回应能力、更精细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更强大的自我监督能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渐进的原则,以系统性、协同性、标准性为重点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以基础研发和技术创新为关键,不断夯实传感器与人工智能探索研究。

    [关键词]数字政府;智慧政务;政府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这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

    社会变化是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变量。技术更迭重塑社会结构,为政府治理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趁其利而避其弊,可借科技之力推动政府治理结构、流程和方式的变革。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治理工具与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建设数字政府,可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走出技术创新和政府治理创新深度融合的新路子。

    一、技术进步推动政府治理创新

    当下,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各国政府竞争的新焦点,未来智慧政务已是大势所趋,建设数字政府渐成潮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智能化促进现代化,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走出政府传统治理手段“失灵”的困局,破解治理赤字,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

    (一)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科学技术的进步史。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换言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曾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历史证明,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飞跃,使经济、社会和人类文明上升到新的层次。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再到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技术更迭的周期在不断缩小,技术对人类社会改造和渗透的深度、广度也在不断加深并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势不可挡的深刻社会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表现为网络互联的移动化和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集中化和大数据化、信息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等方面。近10年来,以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第三代信息技术架构蓬勃发展。得益于无线通信网络技术,4G上网、微信社交、电子货币支付等新兴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存储芯片技术的不断升级,使现代计算机不仅可以“算得快”,更可以“算得多”,这为深度挖掘大数据提供了条件,互联网金融、舆情与情报分析、智能辅助医疗等各行业都将由此受益。信息技术的发展引燃了社会巨变的“引信”。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物品交换和资本流动而成为新的社会驱动力量[1]。

    (二)技术进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技术变革是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深刻动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从烽火传信到电报电话,再到光纤传输,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深刻改变社会的同时,也促使政府不断应对新挑战,拥抱新技术。改善治理效率、重塑治理模式、破解治理难题是各国不懈追求的目标。

    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政府治理困境重重。政府自身、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都存在不少问题,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痼疾沉疴依旧。从政府治理来看,成熟于工业社会时代的科层制官僚体制,在当代日益显示出其不适应性。以变应变,在体制创新的同时融合新技术,才能丰富治理手段,积极应对挑战。在传统政府工具“失灵”之际,技术的革新为政府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利器。在新加坡,智能交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在预测交通流速和流量方面有高达85%的准确率,能通过引导和干预显著提升高峰时段的车辆通行效率。社会的飞速变革伴随的是公众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对服务品质的日臻“苛求”,而其背后反映的是老百姓对政府期望值的不断提升。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势之下,政府不仅要审时度势,更要藏器于身、依势而动,唯此,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在技术不断得以升级的今天,“智慧化”已逐渐成为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依托信息科技打造“数字政府”已是大势所趋。数字政府的治理优势为破解当下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

    二、数字政府的治理优势

    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及合作治理,西方行政变革既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也有对效率、民主的追求,既有对官僚科层体制本身的反思,也有对公众诉求表达的考量,归根到底都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关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不在于强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运用了多少新技术,采用了多少新方法,植入了多少新理念,而在于这些创新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了治理效能。数字政府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在强化政府信息感知、收集、分析与处理能力的基础上,全面地提升政府履职能力。

    (一)数字政府具有更高效的系统回应能力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完成组织重构、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新技术的融入是催化机构层级、部门间“化学反应”的触酶,通过准确的部门职能界定、高效的信息沟通与精细的环节对接,“无缝隙”政府内部将形成高效的机构与部门矩阵联动效应。其一,在结构形式上,数字政府上下联通,通过标准化管理,可打破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中不标准、不规范的碎片化弊端;其二,在信息交互上,数字政府可打通不同层级、部门间的数据“蜂窝煤”现象,实现数据共享,形成统一高效、物理集中、互联互通的政务数据共享机制,使信息处理更加便捷,跨部门行政更加协同;其三,在政策制定上,数字政府以智慧决策为核心,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准确,更具前瞻性。政府决策一旦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会越来越量化、可预测化、灵敏化,能够快速響应公众诉求[2]。与传统模式相比,智慧决策模式与过程越来越趋向民主化、自主化、智能化、透明化与精化的趋势[3]。

    (二)数字政府具有更精细的社会治理能力

    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社会治理,实现精细化智慧治理,政府在民生、政务等领域将更加有为。其一,通过安全、交通、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技术嵌入,依托数据的海量收集和强大的云计算、智能处理与分析能力,政府资源整合与动员、调配能力将大幅提升,公众获取信息、享受服务的体验将更为美好;其二,依托智慧政务,政府职能转变更为彻底,通过办事指南标准化、审批流程标准化、业务手册标准化等流程再造,企业办事更加高效快捷;其三,依托智能舆情监控,政府在社会舆情信息方面的获取途径更为多元,对舆情态势的把握和社会风险的预测更为精准,在应对策略和防控措施的制定上更具针对性,在识别风险、疏导情绪、防止形势升级失控、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政府行动将更为从容;其四,依托智能监管,政府在环境治理、食品药品安全、消费安全、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能力将更为精准。包括国家安全、消除贫困、发展可持续农业、健康服务、能源、交通、就业、工业可持续化、气候、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修复等各个领域,数字政府在服务民生方面将更有温度,在破解复杂治理难题方面更有力度,在应对严峻风险挑战方面更有韧度。

    (三)数字政府具有更强大的自我监督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权力不仅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也处在技术编织的密网中,进而,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警钟长鸣,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无处遁形。其一,海量的数据存储犹如一个巨大的“信息蓄水池”,对大数据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可以让一个人的活动记录有迹可循,权利寻租和贪腐无处藏身;其二,对公众而言,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随时举报违法乱纪行为,民众通过官方的网络渠道所进行的反腐政治参与助推了反腐的深入推进[4];其三,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对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等发布的涉腐、违法违纪舆情实时监控,发现问题线索,可以在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取证工作。

    三、数字政府建设的着力点

    数字政府建设,我们既要借鉴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又要坚持立足国情、实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能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越性的数字政府架构,将信息通信技术嵌入社会各个角落,推进信息技术和政府治理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一)坚持数字政府建设基本原则是基础

    其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政府建设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建设的方方面面,以党的领导为统领,推进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一要从政治高度认识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提升思想认识水平,组织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数字政府建设;二要把中央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精神转化为各地落实决策部署的动力,不折不扣地把党的意志贯穿到数字政府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贯彻到每一个细节。

    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诠释的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要关注民生,以数字政府提升民生服务水平,推进大数据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在数字教育、数字养老、数字健康、数字交通、数字社保方面有所作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程度;二要解决民忧,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将数字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着力破解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顽瘴痼疾。

    其三,鼓励创新,循序渐进。不断探索实践、总结经验、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方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本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一切工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地方政府要增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敢于突破,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强化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让类似北京“一网通查”、上海“一网通办”、浙江“上链盖戳”、广东“粤省事”等先进的举措遍地开花,通过“掌上办”“指尖办”方便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让政府服务更加有温度、暖人心。

    (二)完善数字政府体制机制建设是重点

    其一,注重系统性,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全局的视角对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考虑,以整体的视角统筹考虑各领域、各层级、各部门的需求,并依此确定行动目标,拟定计划和建设路径,分步骤、分层次解决问题,提高建设效率,降低风险和成本。要全面审视要素、结构、流程,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内外衔接、前后有序、统分结合的系统集成改革格局[5]。要综合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进数据化、智慧化建设,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治理、高效服务提供系统化支撑。

    其二,注重协同性,推动建立数字政府建设多元合作机制。数字政府建设要强化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间的相互合作,力避分散化、碎片化,坚持目标导向,引入市场力量。一是建设无缝隙协同政府,完善政府部门间协同合作机制。要强化统一目标指引下的统筹协调,坚持统一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提升政府内部层级、部门间数据共享程度。围绕政务数据,要建立共享清单制度,明确负面清单,强化数据使用规范化程度;二是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创新政府与社会合作建设机制。引入政府购买服务、PPP等政社合作模式,鼓励互联网企业和运营商发挥各自优势,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力度。引入“外脑”,成立地方数字政府建设专家咨询机构,组织数据技术专家、传感技术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和信息技術企业人士参与数字政府建设工程,发挥其在设计、论证、监督、评估、纠偏、矫正等作用,强化建设过程中的专业智力支持。

    其三,注重标准性,构建数字政府建设标准化体系。推动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业务管理、技术应用和安全管理等标准的研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规范性。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实现行政系统层级与部门间多层纵向贯通、多面横向联通。推进数据标准化建设,实现数据无障碍对接与流通。推进业务流程标准化,实现办事公众接受服务无差别化。推进技术应用标准化,实现业务模块、部门系统间的兼容。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健全数字政府建设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完善数字资源收集、处理、传输、使用等监管机制。

    (三)推进基础研发与技术创新是关键

    其一,要加强传感器技术与政务人工智能开发研究。传感技术是万物互联的“眼耳鼻舌”,承担着感知并获取自然环境中一切信息数据的功能。从我国信息技术应用来看,传感技术是短板。人工智能是未来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其提供服务的定制性、精确性、高效性、正当性、稳定性方面,都是人力难以企及的。政务人工智能的应用,本身就是打破科层制的扁平化管理,可以节約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点。同时,随着传感技术的发展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对企业进行监管。以技术为主要驱动力将助力简政放权等改革顺利向纵深推进。加强研发政务人工智能,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

    其二,要着力推进G2G、G2C、G2B、G2E等多点连接功能的实现

    智慧化、精益化是未来政府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全方位推进数字政务,形成政府之间(G2G)、政府和民众之间(G2C)、政府和企业之间(G2B)、政府和内部人员之间(G2E)有效的行政管理运行体系,对外提高服务水平,对内提高效率效能。打通政府行政系统上下层级间、内外社会主体间、前后左右部门间互动网络,打破权力异化产生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在政府行政架构上,形成顶层决策精干化、中层业务受理智能化、基层服务精细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对接精准化的“无缝隙”高效政府。

    变化的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依托数字政府,政府治理将在更高层面实现治理主体更加协同、治理分工更加合理、治理过程更加透明、治理产出更加高效、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戴长征,鲍静.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17,(9):21-27.

    [2]刘淑春.数字政府战略意蕴、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基于浙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2018,(9):37-45.

    [3]胡税根,王汇宇.智慧政府治理的概念、性质与功能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9-106.

    [4]李莉,孟天广.公众网络反腐败参与研究——以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9,(1):45-52.

    [5]李莉,孟天广,赵涛,马长俊.数字政府建设的几个原则[N].学习时报,2019-06-03(5).

    责任编辑:王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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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20:0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