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公共性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
| 范文 | 王敏 王滨 摘 要：公共性是現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与重要品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真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并享有公共利益，这些均与以共在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相契合。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的治理立场分离、公共价值认同分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现实考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增长。为此，可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公众的公共价值培育、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入手，增强并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共性;共建共治共享;公共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论断，其本真在于把共在共生、共建共享作为核心的治理价值，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而这些无不涉及到“公共性”这一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维度。公共性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内核，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质言之，嵌入公共性并引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是通过增强全民对共在共生、共建共享的公共性价值的共识度，来全面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合智、合力地参与社会治理，进而使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得以彰显，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得以充分实现。 一、公共性：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必要维度 系统梳理公共性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在耦合性，是建构新的社会治理分析框架、阐明公共性是否适用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基础。公共性是充分生发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规范与核心价值，其核心内涵要求人们肯定并尊重共在他者、关心并维护公共利益，而这些恰恰与现代社会治理所蕴含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要求相契合、相适应。 （一）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治理具有公共性的价值维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人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能群‘善群的‘类特征。”[1]其所言的“群”其实就是社会范畴，人之所以能在社会这一关系性的存在范畴里长期共在共生，关键就在于人善于通过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制度规章等具有公共性的观念来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正因为如此，公共性被视为支撑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指向。 现代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但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公共性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恰恰在于要在各种“多”的多样性、私人性中寻觅具有普遍性与公共性的“一”，即最大限度地彰显与实现以共在、共建与共享为基础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观念之物。换言之，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有赖于公民个体对公平正义、共建共享、公共责任等公共性价值理念的认同与实践。诚如马克思所言：“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 [2]119，即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客观上有着利己的私人性。但尽管人具有自利性、排他性的特点，但其目的或需要的实现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早已不知不觉地促成了具有普遍性公共利益的生成，其价值理念在交往过程中早已具有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即每个人在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总要借助于他人的帮助，总要依赖于一些公共事务、公共规范才得以顺利实现。久而久之，这种具有公共性的行为规范就成为个体与共在他者和谐共处的公共价值理念，成为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公共性是生发于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 从根本上来说，公共性是充分发育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实然存在，是论证社会治理现代化之正当性的重要依据。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一度认为“游离于公共性价值坐标的社会治理叙事，其正当性都是不充分的” [3]，基于社会关系而衍生的公共性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合理性根基。 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存在于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这是因为社会关系是一个兴起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中的具体范畴，这一“生产关系总和就构成了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了所谓社会”[2]119，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最重要的现实根基。也正是按照这一逻辑理路，任何人想要参与社会治理，就必须同共在的他者发生各种联系。一方面，社会治理关系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社会是由共在的人通过物质生产等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存在形式，离开了人和由人形成的关系去理解社会治理，就会把社会治理视为一种孤立性的存在，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社会关系学说的本质构想。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人具有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公共性。参与社会治理的人必须通过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得到包括共在他者乃至社会的确认，才能实现真实的自我，才能共建共享有序而和谐的社会生活。所以，现代社会治理实际上是由现实的人的共同存在、共同活动等综合作用所构成的具有公共性意蕴的实然存在样态。 （三）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关涉的重要论题 当今社会，全球化的日益拓展、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以及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提出，使中国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问题得到多维度的展开与呈现，并一跃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内容与要求，这预示着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过程等都要及时关涉并彰显公共性。 公共性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内容，并要求现代社会治理必须融入并凸显公共性。从社会治理的目标来看，公共性要求共在共生、共建共享等公共价值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关涉并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成为个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共同目标。从参与治理的主体来看，公共性构建了政府、公民个体及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依据。在当代这样一个公共性日益彰显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公共领域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私人领域，与更多的共在他者进行公共交往与合作。在此过程中，可以实现自我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可以使参与主体普遍选择具有公共性的共同生活需求，还可以夯实政府制定并运行公共政策、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价值根基。从社会治理的程序看，公共性是对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的超越，其关涉的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序与机制是公正、平等与开放的，凸显的是社会治理的协商性、合法性和共享性，进而实现全民共同享有社会发展福利的治理目标。 二、公共性的缺失：新時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制约 公共性范畴是一种认知和分析的视角，是探索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和标准。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公共性虽日益增长，但随着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化、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复杂化，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品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一）经济利益多元化引发的治理立场分离 基于经济利益的利益关系在社会治理关系中居于基础地位。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4]，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直接作用并表现在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层面。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治理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这一关系网会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被“公私共存”的所有制结构所取代;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利性特征在鼓励社会成员积极谋取自身经济利益时，也导致社会成员“唯利是图”“趋利而作”，个体或团体都纷纷走进这个逐利的现实场，经济利益关系逐渐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具体来说： 第一，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从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角度来看，既包括独立的个体也包括各类群体组织;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等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个人、企业乃至各类群体及其内部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利益主体更多元、更复杂。第二，经济利益诉求多元化、分层化。诚如马克思所言：“每一既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5]，当下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使每个经济关系的每个方面，都无限地被融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受私人性等因素的影响多元的利益主体必定直接表现为多元的利益诉求。第三，经济利益差距多元化。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但由于利益相关者及其诉求的多元化，会因竞争能力、行业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各地区经济利益、城乡两极经济利益差异的分层化、扩大化与多元化。 经济利益主体、经济利益诉求及经济利益差距的多元化乃至分层化，必然引发现实社会治理中各主体的立场分化与分离。更糟糕的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企业主体一旦仅考虑自我的利益，而不考虑共在他者的公共利益，就会出现部分企业生产劣质甚至危害人们健康的产品、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如：风靡全国的“权健集团”事件以及诸如“权健集团”这样的企业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身心利益、生态环境的事件时有发生，追根溯源就是部分企业追逐利益的“中饱私囊”。企业掌握着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第一生命线，一旦这一生命线被绝对自私的逐利因素所牵制，他们就会变相地站在危害社会生活的“反面”，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也便无从谈起。 （二）思想多元化引发的公共价值认同分化 互联网+时代下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有了新的传播与滋生“温床”，单一化、一体化的价值观念形态被粉碎并逐渐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样态。2019年2月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的规模已达8.29亿，其中网民的人均周在线时间为27.6小时[6]。全媒体时代下个体选择信息的个人化、自由度不断增强的同时，个体还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不同思想观念的传播者甚至是信仰者，个体的公共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分化与重建、被多元与异化，这些都不断冲击甚至消解着主流公共价值的普遍认同力与共识度。 社会个体对主流公共价值的普遍认同对于优化社会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主流公共价值是个体理性而公正、有序而和谐地参与社会治理的内驱力，是打造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因素。但信息化时代下多元与分化的价值观念，既是现代社会治理展开的现实背景，也对当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主流治理价值观及其认同提出新挑战：一是思想多元化引发主流公共价值情感淡化。新媒体与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的互动带来了价值空间的变革，对畅游于各种价值空间之中的每个个体的情感产生渗透性的影响，个体容易对各种肤浅庸俗、腐朽浮华的价值观念产生情感效应、情感共鸣，进而逐渐削弱对崇高理性、文明有益的主流公共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二是思想多元化引发主流公共价值认同立场弱化。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价值观与基本治理价值立场。但近年来，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自媒体以大量且过度消费英雄人物及革命精神等偏激的文章、错误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事迹的谬论来赚取“流量”。长此以往，就会危害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价值认同的意志力，破坏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府治理主体的公信力，有些政府人员甚至堕落为扰乱社会治理秩序的“黑手”。 由价值多元化而引发的主流公共价值认同情感弱化、主流价值认同立场弱化，必然会使人们的主流公共价值取向出现分众、分层与分解的现象。质言之，就是逐渐形成主流公共价值认同鸿沟。更可怕的是，诸如“普世价值”“自由主义”之类非社会主义、非科学的价值观念会深深毒害社会个体，个别公民竟出现“精日分子”“精美分子”等极端错误的言论与行为，有些人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一个有爱有德守法的公民，却在微博等网络平台频频传播甚至煽动各种诋毁马克思主义、危害社会公共治理的言论与群体活动，有的甚至演变为重大的“公共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非主流的思想观念被视为冲击甚至消解主流治理价值观念的潜在“元凶”，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拦路石”。 （三）治理主体碎片化造成的公共治理困境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公共生活得以生成与维系的最基础、最微观的单位，也是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具体个体，是具体的社会生活与抽象的社会治理的典型代表。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7]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组织机构同向同行地参与社会治理。但从整体上来看，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治理主体却依然呈现单一且破碎的局面。治理主体单一无形中加剧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难性，使公共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质言之，安全放心的公共生活环境，既需要现代公共生活的良序发展，也需要升级与优化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激发公民个体公共责任意识的觉醒与承担。公民个体及其所组成的各种社会治理主体越是具有公共责任意识、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越积极关心公共利益与公共福祉，公共社会治理就越协调，社会生活也就越美好。因此，以共建共享的公共性理念为指导，来明细并确定各社会成员、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进而打造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则显得尤为必要。 三、走向公共性：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 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凸显了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向必须在更高指向、更深层次上有所突破。以公共性为基本价值指向，构筑一条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线，既是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品质的当代彰显，也是应对当下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现实社会治理活动得以展开的首要基础条件。马克思在强调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时明确指出，这种经济生产应当是“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 [8]。马克思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类社会治理活动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作用，而且从更深层意蕴上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者与享有者的统一，这一点既是现代公共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前提。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已发生变化，且这一变化呈现出结构性、阶段性的特征，并具体表现在规模与结构、效率与公平等具体经济层面上。十九大报告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经济发展层面存在的问题开了药方，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7]，这是为了增强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是以公共性为价值指向提升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有益举措。具体来说：一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上，这是从源头上保障经济发展活力的必然之举，是从根源上保障公共利益的质量与数量的重要前提，进而从根本上打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根基。二是将改革的主攻方向定位到提高整个社会的供给质量上，即在将经济利益的蛋糕“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去除没有需求的、低端的供给，增强多层次、中高端的供给，进而建构适应现代社会治理格局需求的供给模式。三是将战略目标定位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目标，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而实现人民真正共有公共利益、增进整体社会的公共福祉。 （二）加强公共价值培育，凝聚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共识 公共价值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普遍认可的一种公正且理性的普遍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是激发并引导社会成员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把人的公共价值理念按照影响等级来划分，就当下中国而言，最深层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同与坚守，紧随其后的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公共价值理念的认同感。因而提升公共价值的共识度及认可度，就应主次分明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首先，要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积极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要多途径地借助新媒体的“东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来筑牢意识形态的高地;要及时关注、有效回应民众所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以消解思想分歧，统一公共价值理念;要对各种错误思潮及时“亮剑”，肃清各种扭曲马克思主义的不当言论。其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这一公共价值理念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凝练了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治理价值理念。应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宣传力度，让各主体认识到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存在，此外还应当通过对话、协商等手段，从深层情感上增强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最后，将增强民众公共价值共识作为评价公民美德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立足现代社会治理，融入更多衡量公民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行与举止的美德标准，以便更加及时、有效地反馈公民个体公共价值现状，进而因势而化地采取相应措施。总之，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主流公共价值理念，可以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唯有此，全民积极主动参与共建共治社会治理的良好氛围才会形成。 （三）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福祉 高质量的文化建设能够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代化”在于，不仅要全方位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需要与“安全感”，而且要以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等公共价值为核心价值理念，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文化福祉与“幸福感”。因此，要把以公共文化福祉为核心的公共文化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公共价值理念的有形载体与形塑方式，其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需求为基点，以促进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公共文化福祉为重点，进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文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指导地位，是保障公共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所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9]可以看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按照这一重要论断，新时代加强公共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就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化创新与发展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原则，实现所有人平等享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其次，在共享文化理念指导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共享文化理念是公共性价值理念在文化层面的集中体现，这一理念本着尊重差异和自由选择的原则，通过调整不同利益主体的文化需求，建构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体系，进而逐步缩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城乡、地区之差距。最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建的公共文化体制。公共文化建设是一个内涵文化建设、文化评价的复杂性范畴，动员全体人民、各社会组织参与共建公共文化，可以广泛地集民意、汇民智，更好地解决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四）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合理分配社会治理权力 科学且合理的体制机制是社会生活良序运行的有效保障。公共性作为形塑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公民、公民个体之间的多元社会关系的重要价值理念，早已内蕴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想目标层面上的“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制度化、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得以体现的“可见物”。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面对社会治理主体碎片化、社会治理格局单一化的现实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以形成高效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现代社会治理提供的向度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分享公共利益与公共福祉，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公共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要件，早已内蕴了现代社会治理应当具有的公平正义、平等共享的要求。因此，一方面，要建构制衡型社会治理机制，实现全民共享治理权力。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只有触及深层次的权力分配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公正合理的治理机制与运行基础。既横向上要求政府内部建立更加具有活力与弹性的权力运行机制，以实现治理公共权力合理分配与有效监督;又纵向上要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建构制衡与合作的治理关系，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权力，制衡并监督公共治理权力的运行。另一方面，要从微观层面上改进社会治理的管理模式，从粗放式的管理向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转变。现代社会治理日益艰巨，加之人民对安定和谐、优质高效的社会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粗放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再合适，客观上要求社会治理格局在管理层面上，变 “单向管制”为 “双向互促”，强调政府与社会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10]。从优化公共治理资源、细化公共治理成本，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升级改造现代社会治理的行政体系与服务体系，再到建构一套精准化、具体化的社会治理评价与反馈机制，促使了社会治理整个操作流程的专业化与精细化，从而全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周志山.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马克思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和谐社会”解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2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09. [6]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9-02/28/c1124175677.htm.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17-10-28（01）. [8]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226. [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10]孙志华.问题与对策： 健全和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探讨[J].山东大学学报，2014 （6） ∶ 44 -51. 【责任编辑：张晓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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