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及其实现路径 |
| 范文 | 苏培君 [摘|菀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展开，既有时代变化发展所要求的必要性，又有其理论自身内在品格所决定的可行性。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路径：一是在当代问题中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二是在人民历史实践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三是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学说的契合中重视东方智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要性；可行性；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B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6-0035-06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科学命题。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展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有时代变化发展所要求的必要性，又有其理论自身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可行性。因此，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便开启了时代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于我们同时也是民族化与中国化的过程，其时代化历程不仅对现今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重新解读和领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理论、实践和文化三个路径来探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 一、理论和时代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为必然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可能超越时空和历史阶段而存在。因此，理论作为人们对其所处时代中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晶，必然受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具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以自然科学为例，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探索真理或“逼近真实”的过程。自然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感触张本”、“事实的分析和选择”、“推论综合”以及“试验验证”这四个环节[1]（PP180～182），而这四个环节又受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科技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理论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原有的理论会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需要通过创新科学理论，推动自然科学的时代化发展，来应对时代变化发展的要求，從而克服原有理论的错误和不足，实现其不断探索真理、趋近真实的目标。 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社会科学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社会意识或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脱离社会存在而存在。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理论一样，都受其所处时代发展条件的制约，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时代不仅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既是人类历史上变革巨大的年代，又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拐点。这一时期，随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受此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传统的工场手工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转变一方面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另一方面却促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特征。与此同时，社会阶级也出现了全新的变化，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揭开了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序幕。伴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恶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逐渐激化。在这种情境下，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为其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这一时代变革的门槛上。回望过去，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条件，回答了当时的时代问题，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向前看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自己的理论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便是在回溯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其自身时代化的历程。 自1848年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始终强调他们的理论中不存在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2]（P643）针对一些人将他们的理论教条化、机械化甚至是神圣化的错误做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691）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条件和实践的变化不断发展完善。事实上，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便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通过补充完善原有的理论观点、放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论断以及提出符合新的时代发展的理论观点等途径，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自己所创立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各版序言就是极好的范例。不仅如此，他们还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展开。这些思想，为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总之，理论的时代性决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必然要受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时代的不断变化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因此，只有在科学进步和人民历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新的养分、创立新的观点，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历程，从而使其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为可能 尽管任何理论都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并非任何理论都能够通过时代化来克服自身的不足，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时代化，是由其内在理论品格决定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革命”本是社会生活与自然世界的本质事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在不断地发生“革命”——范式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突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传统理论而是批判理论——革命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充分运用到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鉴于“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P112）故而，革命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的理论品格。其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单纯的学院学问，而是服务于社会现实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曾指出，马克思毕生的生命实践是革命的、斗争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最后，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哲学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要回避哲学问题，而是说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已经和传统“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19）这里马克思显然对“哲学家”这个词持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改变世界，即如何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引导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作为一种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的同时，武装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头脑，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时代化的前提正是在于它自身具有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秘密，从现实性上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做了合理性论证”。[6]（P77） 然而，它所批判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蛰伏起来，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得以重构。例如，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生产关系、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关系、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也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并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尽管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命运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质和剥削本质、劳动与人的异化等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对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新的时代条件，不断深化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展开，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一个理论体系或一个价值体系在面对时代变化或外来文化扩张时，它首先会在外层做出适应性改变，继而引发中层的改变，一旦外层和中层的改变影响到内层，使内层发生颠覆性改变时，便意味着这一理论或文化的消亡[7]（P374）。以近代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时所作出的实际反应为例。近代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时，首先发生了外层的改变，即开始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用特征——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等。继而在此基础上，通过“唯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手段使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中层——制度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几乎完全超出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适应极限”[7]（P546），故而在外层的器用特征和中层的制度发生改变的情境下，中国文化的基本前提、基本价值、基本观念以及伦理规范等也受到了冲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化过程中逐渐变得支离破碎，从而丧失了自由借取与选择西方文化某种优点的能力，造成社会文化的“解组”现象。因此，并非任何理论或文化都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推进时代化进程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其在面对时代变化和外来文化扩张时，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因此，它在做出适应性改变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其基本内核不随时代变化而改变。这里所说的科学性，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格之一与其革命性是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未来向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运用了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从理性本身中脱离出来，把辩证法思想合理运用到了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用理性去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思辨的辩证法，而是科学的辩证法——“革命的科学”。马克思给出了这种新的革命的科学的范例，即《资本论》学说。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其实质就是科学，它不仅具有否定性，同时也具有建设性。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否定，其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中产生未来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资本主义在每一次发展中都准备好了否定自己的要素，然而，这种否定自己的要素同时还具有未来向度——建设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和建设的统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在这种情境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但其基本原理所揭示的规律的方向和性质却不会因时代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的丰富而发生改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以及许多符合当代实际的新结论和新理念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为主干的基础上，广泛吸纳人类各个历史阶段文明成果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都不会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故而它能够在时代变化和外来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保持其基本内核的稳定不变，从而为与时俱进地应对时代变化和广泛吸纳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打开了广阔的通途。 （三）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与一些理论在面对时代变化或外来文化扩张时所表现出的负隅顽抗或被动适应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善于从时代的高度分析和总结问题，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保持对人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性。 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成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他与恩格斯十分注意从前人和同时期思想家优秀的理论成果中吸纳养分，以不断地完善和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跟上人类文明的步伐。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8]（P274）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封闭的理论框架，简单地重复和解释其中的某些原理，而应将其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动适应时代發展要求的开放性的科学理论，它能够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吸收和融汇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明成果，从而推进自身时代化的发展，使其始终站在人类进步思想理论的前沿，为人类认识和解决新时代条件下的重大问题指明正确的方向。 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它便一方面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智力成果，深入研究前人的思想理论，为发动思想革命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地深入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中，充分领会无产阶级的阶级需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现实的无产阶级斗争之上，并使其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呈现出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从而为其发展打下坚实的现实基础。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向未来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开放的特性。故而，它为真理的发展及其自身时代化的进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用新的事实、观点、理论和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其时代化的发展进程。 三、新时期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路径 基于上文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有时代变化发展所要求的必要性又有其理论自身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可行性。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现今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鉴于马克思主义时代是一个多要素相互作用、多途径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其实现路径纷繁庞杂。故而，本文尝试从理论、实践和文化三个路径探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以求教于专家学者们。 （一）在当代问题中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 马克思不仅是时代思想的革命者，同时也是时代思想的实践者，他以其一生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革命思想的现实展开途径。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存在论革命，不仅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成为了一种新科学——历史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9]（P128）同时也使得在此之后的哲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无法再称之为“哲学”。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试图建立自己完整和严密的“哲学”体系，其哲学成果是为现实的无产阶级实践所服务的。马克思所发动的思想革命具有未来指示性，他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上考虑人类的未来发展，其发动思想革命影响的长久性还远没有向我们完全呈现出来。德里达曾指出，今天的我们无论愿意与否，依然是马克思的继承者，马克思的思想依然没有过时，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展开即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着艰巨的“时代化的任务”，即如何将马克思的思想本身置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位置，以此领会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任务。 尽管马克思发动思想革命已然过去了将近两个世纪，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重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马克思学说依旧切中了当代问题的核心——当代人的问题。海德格尔把这一问题表述为“无家可归”问题，无论西方民族还是东方世界，每个民族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然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世界，资本和科学技术的统治则成为当代问题的核心。以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恐怖主义与核危机为例，它们一方面使人类的整个生存世界遭受到了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又导致海德格尔描绘的人类“无家可归”状况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开始思考自身的命运，马克思学说再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始呈现出现实的历史意义，其学说再一次深入到人类的存在根基上，并展现出独特的时代意义。作为今天真实的走在一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道路上的我们，更应该回归到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时代在变，文本本身没变，经典文本本身就需要每一个时代的人根据时代处境去重新领会其意义。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依然需要今天的我们从中重新生发出新的时代意义。在当代问题中重新领悟马克思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础性工作，是水之源、木之本。 （二）在人民历史实践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马克思并未给出我们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在根本上也反对建立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学说。马克思深知现实世界的改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理论先行导致的，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非常重视马克思这一观点。当现实的人类世界还没有积累起消灭资本主义的力量时，现实地对资本主义进行适当的修补都将是微不足道的。物质的力量还需要物质本身去摧毁，理论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理论！观念并不是变革世界的原因，它只能是变革世界的先导。这种观念不是某些人脑袋里凭空想出来的观念，而是生发于现实的实践，是现实实践的感性表达。马克思重新把在人民历史实践中生发的感性意识提高到了重要的位置，以此解答人类历史不断更替的真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唯物的、是辩证的原因就在于此。 如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更应该懂得一个道理——去“聆听”人民的历史实践。人民的历史实践能发出独特的“声音”——人民生活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感性的，是人民实践的第一次有意识表达，聆听人民实践中生成的语言不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材料，使我们的理论更加符合历史更加符合人民和时代。因此，我们要切实地把人民的实践置于我们一切理论的重要来源，在体悟当下人民生活实践中形成有关人民实践的理论表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升华实践经验，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时代化的发展历程。 （三）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学说的契合中重视东方智慧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无家可归”状况日益严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整个西方世界伤痕累累。在此情境下，西方世界开始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美梦中惊醒过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和来自东方的思想。然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并没有把解除西方“无家可归”状况的希望寄托于东方思想上，而是片面地认为西方只有通过自身的传统才能走出困境。这种思想既表明了当今东西方思想的疏远状况，又凸显出东西方思想对话的艰难。 与海德格尔不同，马克思指出：“由于普遍的交往……每一个民族的变革与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附关系。”[10]（PP39～40）今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离不开东方思想，西方民族面临的困境也需要东方思想给出解决之路。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契合是中国传统思想发挥世界作用的基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以及民族实践是启发西方思想的钥匙。今天我们更应该在努力寻求中国文化与马克思思想契合中重视来自于东方的智慧。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民族性思想，实现两者创新与发展的同时，开放地吸取诸如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当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合理内容等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充实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精华。 总之，在这种新时期的思想本身的自我审视中，重新开始思考东方思想与马克思学说的契合，重新领悟东西方思想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时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星拱.科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李正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 列寧.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郭美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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