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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而死的台籍志士——翁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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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捷

翁俊明，字寅清，1892年生于台南市，原籍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他早年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活动，是第一位台籍同盟会会员。其后，他曾谋刺袁世凯，虽未成功，过程却也称奇；抗日战争中，翁俊明积极为祖国服务。台湾光复前，国民党曾在福建漳州建立台湾党部，他被任命为该党部负责人。翁俊明一生致力于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最后不幸为日本殖民者所害。

不过，大陆学者对这一爱国志士的事迹鲜作披露。

一、第一位台籍同盟会会员

翁俊明祖上历代耕读自守，明朝郑成功时代从广东移民到台湾东宁府城（今台南市）。到他这一辈，为在台第14代。其曾祖父时，翁家转而从事制糖业，兼而养鱼，慢慢地积攒起一笔财富，家庭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

翁俊明的父亲翁绍焕是位清朝生员，精通医术，乐于施舍救助别人，在乡里很有声望；他治家谨严，曾亲手写了“好国民”家训。其中有两句意义深长的话，很是发人深省，即：“为同文同种而牺牲者曰成仁，为异族异种而丧命者曰亏损”。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人在台湾骄横掳掠，台湾同胞无不切齿。这两句话，正是以翁绍焕为代表的台湾人“不甘当亡国奴，希望子孙后代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不为异族统治者做事”的真实写照。翁俊明从小就受到其父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影响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事实证明，翁俊明终其一生，都是按着其父的这两句话去实践的。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要出人头地很是艰难。日本为了让台湾人永久地为他们奴役，在台湾推行双轨国民教育，台籍子弟要接受教育很难，一般只能上师资和设备水平低下的“公学校”，很难有升学的机会；而日本人子弟则可以在各方面条件优良的“小学校”上学，他们有更多的升学机会。在这种不公平乃至残酷环境中，翁俊明明白，需要付出更多才能成功。他不断努力学习，加上天资聪颖，终于考进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校，并始终保持学习成绩第一名至毕业，被誉为“台湾状元”。

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翁俊明也时刻关注形势变化，并与中国革命党人悄然发生了联系。据《潮人与台湾》一书介绍，翁俊明1909年在医学校就读期间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当时他有个同学叫王兆培，是同盟会福建分会会员。翁俊明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屡有加入想法。孙中山在派人前往台湾对翁俊明多方位和长期的考察后，认为“翁家世代抗清反日，具有毁家纾难的强烈民族意识”。同时，翁俊明具备“颖悟好学、乐观进取、热心祖国革命”的优秀品质，遂批准他为中国同盟会会员。翁俊明因而成为台湾第一个同盟会会员。随后，他成为孙中山委派的中国同盟会台湾支会的第一任交通员，负责在台湾发展会务，主持台湾地区的国民革命工作。

翁俊明对革命倾注了满腔热血。由于革命经费很紧张，他就自己掏腰包，开展革命活动，同时还一再捐资支持国内革命。翁俊明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组织才能，同盟会在台湾发展因而十分迅速。当时，台湾的三所高校中，台籍大学生不到100人，台湾总督府对他们刻意拉拢，以期达到“以台治台”的目的。但是，这近百位台湾青年精英，却成为翁俊明发展的最佳对象。经过努力，共有70多人成为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的会员，包括蒋渭水、苏樵山、曾广福、黄调清等人。会员分布的范围，也由医校及国语学校两高等学府扩展至农事试验场。翁俊明等还组织外围团体——“复元会”，吸收同志，壮大队伍。他们常在太平町之江山楼，台北艋舺之二仙楼、屏乐游酒家、和尚洲（芦洲）、柑园（树林）等处秘密集会，筹集经费，讨论政局，策划光复台湾。

二、积极参与大陆革命

在做好同盟会台湾支会工作的同时，翁俊明也时刻关注着祖国大陆的革命情况，并提供帮助。1911年，翁俊明得知同盟会酝酿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消息后，积极赞助革命。他先是招揽了一批革命英才奔赴广州参加起义。例如，有参加辛亥革命起义作战台胞第一人之称的许赞元，就是在翁俊明的帮助下才得以潜离台湾，参加起义的。其后，翁俊明得知东京中国同盟会第十四支部长林文欲率革命志士赴广州参战，却因旅费匮乏而不得行，便四方筹措，为旅日同志提供了一笔巨款，帮助革命志士顺利成行。黄花岗起义，翁俊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却是在幕后做了积极的努力，是推动起义的一大助力。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激发了全国同胞的革命情绪。其后5个多月，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翁俊明对辛亥革命是有功的。

1913年，袁世凯窃国阴谋日益显露，不久发生了宋教仁被暗杀案。舆论传出此案系袁世凯所为，国人无不愤气填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不久失败。面对革命的失败，一些人主张重走老路去搞暗杀活动，希冀以此挽回战场上的失败。受此影响，翁俊明谋划刺杀袁世凯，为革命去一敌顽。当时，就读于台北医校的翁俊明培养出一种病原细菌。他和另一革命者杜聪明计划将病菌携往北京，投入自来水水源中，藉此消灭袁氏一族。他们以为，北京城里能饮自来水的人，都是些达官贵人和革命的对象，以此手段行暗杀，不致于伤及平民。1903年秋，翁、杜两人搭乘日本船只“信浓丸”，经由神户转赴北京执行计划。据《谢东闵回忆录》中提到，翁、杜二人途经神户时，曾晋见孙中山，报告其秘密使命。孙中山认为翁等“志气可嘉”但“方法不对”，劝其回台湾读书，徐图革命。然而，翁、杜二人并未听从，仍依照原定计划进行。结果病菌是散放了，但却没有发生预期的效力。翁俊明失望之余，乃化名为田中静象，离京取道上海返回台湾。这次暗杀行动虽未成功，但也显示出了台籍志士对祖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响应。孙中山曾对翁俊明说：“连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都有像你们这样胸怀大志的爱国青年，足可以证明中国不会亡，革命的前途，一定大有希望！”

1914年，翁俊明从台北医校毕业，为马偕医院所延揽。没过多久，他就升任外科主任。翁俊明将自己整个身心奉献给患者和医院。院长感动地说：“翁医师对病人的奉献，完全是秉持着救世主的精神！”其实，翁俊明出身于一个将儒教和佛教溶而为一的家庭，受的是翁家历代“悬壶济世”的传统教育，并非基督教徒。医生的身份也使他从事革命活动多了一层保护。1915年，受罗俊、余清芳武装起义抗日的牵连，翁俊明一家被迫内渡，迁居厦门。他只能暂时离开自己深爱的台湾。

在厦门，后来又在上海，翁俊明开设了中西医并用的“俊明医院”，并创办医学专科学校。同时，为了激励在大陆的台胞抗日，翁俊明以“让台湾归宗祖国”为宗旨，发起组织了“思宗会”和“健行社”，激发旅居厦门的台湾同胞民族意识，不可数典忘祖，更不要忘记光复台湾家乡，使台湾同胞脱离日本异族欺凌。翁俊明以家为战场，招待来自台湾的抗日领袖、名流志士，纵谈驱逐日人、光复台湾、发动反日运动的大计。在翁俊明的领导和支持下，台湾同胞开始从过去惨烈悲壮的武装斗争，一改而为从倡呼民主人权思想方面着手，配合国内革命，最终光复台湾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斗争，继续进行对日抗衡。

翁俊明认识到，抗日复台的胜利离不开台湾民众的积极参与，向台胞宣扬民族大义至为迫切。为此，他六次掏腰包，拿出巨款，支持台湾文化协会在全台设阅览所，办中国文化演讲会，宣扬民族大义。这一举措是成功的，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民族主义的思想，已因为文化协会的多方努力，业已深切的浸透入岛内每一个青年的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厦门也于1938年5月沦陷。翁俊明携家眷避居香港，仍以行医为名，掩护抗日工作。此间，他派多人回台湾搜集情报，积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直到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局面渐危，他才转往重庆。

三、国民党台湾党部首任负责人

1940年，翁俊明到达重庆，受到台湾革命志士的热烈拥戴。当时，留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志士代表有刘启光、林忠、李万居、张邦杰、陈友钦、宋斐如等六大派领导人。他们一致推选翁俊明为领袖，响应他“台湾归宗祖国”、“光复台湾”的号召，并由他代表全体台湾同胞，批驳当时所谓“台湾独立”和“国际共管台湾”的谬论。这对当时企图分裂中国的跳梁小丑，不啻为当头棒喝。

国民党也认识到成立台湾党部至为迫切。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尚无组织，而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志士人数虽多，却分属台湾独立党、台湾民族同盟、青年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党等，缺乏统一的组织。因此，成立国民党台湾党部有利于整合抗日复台力量，意义重大。据历史档案透露，1940年3月，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一封电令，大意是：“台湾为日本‘南进的基地，台民在国内的反日复台团体虽多，但台湾岛内的民众抗日活动似乎还要进一步策划推动，如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及早筹划”。朱家骅接到电令后，立即与陈立夫（教育部长）及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等协商，认为亟须成立中国国民党台湾党部，由该党部选派人员秘密赴台开展党务活动，策动台湾人民抗日，扰乱敌人大后方。不久，朱家骅又找到曾在中统局工作过的台籍人士刘启光（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秘书长），要他设法与在内地活动的各台胞抗日团体领导人取得联系，让这些团体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切取联络”。

同年6月，经刘启光介绍，朱家骅约见了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领导人谢南光、宋斐如等。经过反复讨论，谢、宋等人表示愿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暗中保持极密切之关系”，接受即将成立的台湾党部“指导”；而朱家骅则答应台湾各抗日复台台胞团体，仍然可以用各自团体的名义活动，“暂保持独立性”。言外之意，台湾党部与抗日复台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指导”，而非“领导”。

1941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在香港成立，是为准台湾党部。翁俊明任筹备处主任，正式负责国民党抗日复台工作。他将台湾岛内各党务活动区域作了划分：周望天负责北部，庄梦侯负责南部，另在重庆、桂林设立联络站，由林忠、谢东闵负责。筹备处是个极端秘密的组织，中央党部没有立案文件，人员任命没有任命状或聘书，机关没有印章、关防，处内行文，也只是刻了一方名曰“张文”的小章，以便识别。

筹备处成立后，翁俊明即打算在台湾设立秘密组织。他的目标是自己的母校台北帝国大学。他在给朱家骅的函中谈到这一设想时说：“自来革命事业之发展，第一是人才，第二是时势，现在时势为千载一时之良机，而人才之难得，已成为当前之急务。故俊明为选择人才计，特建议筹设本党支部之直属组织于台湾帝大医科大学内……”然而，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筹备处辗转迁往江西泰和，并未能够实现上述设想。1942年秋，翁俊明在泰和开办“台湾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亲自担任班主任，招收台籍闽籍青年入班训练，继续他“选择人才”的计划。

四、不幸遇害

1943年，翁俊明奉命将筹备处迁至福建漳州。漳州地处抗日前线，与沦陷区厦门毗邻，很是危险，但翁俊明对此毫不在意。他已经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他第一个向当局建议，通过开罗会议，据理力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将台湾归还中国；此刻，他甚至已经想到了光复后规划建设台湾的问题，并亲自编辑了《台湾问题参考资料》；为了早日光复台湾，他积极投身于党部工作，宣传抗日复台思想，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于翁俊明主持国民党台湾党部后，积极展开吸收党员，联络岛内同志，收集情报，推进反战宣传，以私人情感规劝富有民族意识之台籍同胞反正来归等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日本人对他很是头疼，最后卑鄙地派人下毒暗害他。1943年11月18日，翁俊明遭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特高科下毒身亡。年仅51岁。

翁俊明是为民族大义而死的。这也正是对其父“为同文同种而牺牲者曰成仁”家训的最好诠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台湾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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