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的语用策略研究 |
| 范文 | 钱立新 王江汉 摘要：代际话语冲突的隐私性暴露了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和满足利益诉求的局限性。介入性和谐管理的非强制性在化解冲突中对介入方的语用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语用学理论框架下介入方使用冗余信息、提升权势、移情和语用缓和等语用策略在化解代际话语冲突中对唤醒权利自觉与平等意识、提升调解语力、促进情感趋同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用策略与非语言交际因素相结合，增加语用策略的普适性，有利于提升语用效果，拓展策略的作用空间。 关键词：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社会语用学；语用策略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5-0170-006 引 言 代际冲突对和谐的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构建具有一定的风险，适当调节代际冲突可以扬其长避其短，使代际成员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学习，避免各代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实现代际关系良性发展。近年来，国内主流媒体推出了大量的调解类栏目作为司法管理的补充，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由于调解不具备司法判决的高度强制性，调解的话语体系较之法律文本更加灵活与个性化，因此，语用策略的选择对调解过程与结果的作用尤其显著。本文在正视代际话语冲突客观性的前提下，以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栏目第三方调解话语为语料，从社会语用学的视角探讨代际话语冲突和谐管理介入方激发代际成员间的权利自觉与平等意识，建立成员间相互信任与尊重，疏解成员间矛盾，协调各方利益的语用策略。 一、代际话语冲突与介入性和谐管理 冲突与缓和是人际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两种状态，也是语言使用中话语选择及语力博弈的两种常态。话语冲突源于交际双方在认识、态度、情感等方面的趋异甚至对立[1]，表现为交际者以言语行为反对另一方的言行，或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不和谐的语用现象。话语冲突包含争执、反驳、争吵、反对、争论等言语行为或言语事件。[2]冲突性话语往往与不礼貌（impoliteness）联系在一起。语言学等相关研究普遍将冲突性话语视为一种负面话语、消极话语、不友善话语、挑衅话语、破坏性话语、负面行为等。 代际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交际的语境要素之一。社会学家Donfut认为“代”的概念应该包含以下几种含义：年龄和经历相近的一群人；生物学意义的亲缘关系；亲辈和子辈的年龄差数；态度和行为的集体认同感。[3]本文的代际概念指生物学意义的亲缘关系，即亲辈和子辈的亲缘关系。由于年龄、社会身份和价值观的不同，代际成员在认知风格、关注焦点、言语风格、行事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代际交际中的话语冲突不可避免。良性的语言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家庭交际，代际关系作为交际语境的重要构素，在人类交际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代际间话语冲突和冲突的和谐管理（Rapport management：Spencer-Oatey，2007； 2008）是社会语用学的重要任务。 由于代际成员共同依存的社会团体关系和角色距离所产生的共知语境的低互显性，双方的话语冲突除了具备一般人际话语冲突的普遍属性以外，其话语冲突的对立性和不相容性更为明显，甚至毫无掩饰。虽然总体趋势是冲突的频次和剧烈程度与年龄的差距呈负相关，但就具体单次冲突而言，冲突性话语比一般社会关系范畴内成员间冲突性话语更直接，给对方面子的威胁程度更高，其话语冲突对双方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是解构性的。代际间话语冲突对交際行为的解构作用表现为：双方或一方使用冲突性话语是对交际合作准则的违反，表现为冲突性话语是不礼貌的，使用冲突性话语的直接结果是对对方面子的威胁。 话语冲突有两个可能的发展趋向：加剧和消解（包括分歧搁置）。一般情况下，实现人际和谐是交际各方的共同追求。因此，话语冲突的和谐管理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Helen Spencer-Oatey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和谐相处，言语攻击和话语冲突时有发生。侧重于人际关系和谐研究的“礼貌原则”不足以解释交际中的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成功的交际以行为期望、交际需求和面子意识的满足为基础，语言在交际中同时兼备信息的传递和社会关系管理的双重作用。 在解决话语冲突的研究方面，赵英玲提出了四个方案：屈服顺从、和解让步、不分胜负、第三者介入。[2]Vuchinich 归纳出结束话语冲突的五种策略：（1）顺从对方；（2）有权势的第三方干预；（3）退让；（4）相持；（5）退出。[4]在这五种结束话语冲突的方案中，“顺从”、“退让”、“相持”和“退出”四个方案都是冲突一方采取的结束或搁置冲突的交际行为，学术界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相关研究成果，而“第三方干预”（即介入性和谐管理）方案需要借助冲突方之外的第三者力量来消解冲突，涉及的交际主体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贫乏。虽然学者们已经关注话语冲突的介入性和谐管理，如Gruber（2001）发现问句在管理冲突中具有重要作用；李成团在阐释缓和性冲突管理的概念时指出第三者缓和性的言语干预（包括使用幽默或抑制冲突性的话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冲突，降低面子威胁的程度，或减弱对其身份的攻击[5]；罗桂花在分析法官话语在结束冲突的作用时也提到了第三方管理话语冲突的语用策略。[6]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聚焦于冲突的诱因、表现形式和社会后果，没有从社会语用学的角度研究话语冲突的介入性和谐管理。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 指出，传统语言学和“纯粹语用学”剥夺了语言的所有实践功用和政治功用。他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社会语用学概念：场域、权力、语言共产主义、屈尊策略、惯习等。布迪厄认为，语言不仅是再建构和再生产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介，而且是语言使用者及其群体为了寻求利益和发挥实践能力的中介，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权力关系呈现他们及其群体间的力量关系。语言交流不只是说话者之间的单纯对话关系，而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比较、调整和竞争[7]188-189；“语言共产主义”是一种错觉，语言不以普遍一律的方式对所有“属于同一共同体的主体”开放，进入合法语言的渠道是很不平等的。支配者可能会采用被支配者的语言来表示他们对平等的关切，即临时放弃他的支配地位，“屈尊俯就”地同他的交流者打交道，从而维持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长期存在。[7]190 在代际话语冲突的介入性和谐管理中，介入方正是利用语言的社会功能修复冲突各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或构建介入方与冲突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介入方回应策略 （一） 使用冗余信息 交际过程其实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交际者需要耗费智力资源即注意力来处理信息。注意力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有限性，表现为注意力的能量限度、空间限度和活力限度。如果将注意力同时分配于多个任务，活动效率和质量就会降低；注意力受空间的制约，在有限的范围内只能执行有限的任务；注意力具有线性特征，主要精力每次只能执行一种主要的任务。[8] 对于剧烈冲突的调解，介入方可以避开锋芒，释放冗余信息来分散或耗费冲突当事人的注意力，使其处于被动感知和消极接受状态，压缩其分析、思考和判断的时间，抑制其理论思维能力，把注意焦点从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到次要信息上去。 冲突性话语的使用是受到负面情绪的驱使的，冲突当事人在处理冗余信息的过程中，负面情绪和消极动机这些后台的信息被逐渐疏远和淡化，成为可及度低的认知语境假设。在管理代际话语冲突时释放冗余信息可以调节冲突引发者的认知语境序列，使冲突的直接诱因成为后台信息，其语境可及度得到降低，使冗余信息成为前台信息，其语境可及度得到提高，有效地转移冲突话语释放者的注意力。 例1：王先生和李女士离婚后，儿子小王一个人独自打拼，欠下巨额外债，不得不向父母求助。小王认为自己很孤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永远不在身边，而父母认为小王的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使他们焦头烂额。 调解员：“家里人都很正派，很理性。是不是还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呢？其实今天我们大家都在期望，认为你们在一块的话，多一些其他的亮色会比较好一些……父母像无数的父母一样，在教育方面不是专家。所以我认为对你是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成长的历程当中有一个标志，就是你每走一段路，可能回头总结的时候，就学会去理解和原谅一些人。这个其实本身也意味着自己的成长。今天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你和你的父母其实算是交了一次心。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你一定会学会原谅父母曾经对你怎么样。”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2014年11月21日 面对亲子之间的互相不满与愤懑，调解员使用了大量的冗余信息，如“是不是还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呢？”、“父母像无数的父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一策略分散了当事人的注意力，使对方被动地接收信息，并且使冗余的信息进入对方的认知环境，这些新的语境假设的可及度高于原有的心理语境，对方的注意力成功地从重要的信息转移到不重要的信息上。在新信息的作用下，当事人的负面情绪被逐渐疏远和淡化，冲突得到缓解。 （二） 提升话语权势 语篇具有社会建构性，同时又为社会所建构，语言是说话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比较、调整和竞争[7]189，即说话人可以通过语言选择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同时，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又会决定他的语言选择。话语冲突的介入性和谐管理是说服性的言语活动，管理者要取得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必须在语言使用中赋予话语一定的机构话语的特征，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使自己具备机构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在自己和冲突方之间形成权势位差，并使这种权势位差成为自己与冲突方之间交际的语境因素，增強话语在对方认知环境中产生的语境效果，提高说服力。 例2：小罗和小李是一对恋人。在相恋的两年中，小罗辞去了体面的工作，放弃参加国家电网的招聘考试。现在的小罗已经和家人越来越远，弄得全家鸡犬不宁，爷爷奶奶和父母四个长辈都快崩溃了。小罗的母亲强烈要求小罗和小李分手，而小罗无法接受母亲的要求。 调解员：“我也得说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婚姻自由。婚姻自由的前提是恋爱自由，而且恋爱更自由。所以我们场上听到母亲最初的诉求是他们必须分手，我认为这个是不合法，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说一个个人的建议，场上的小罗和你的女友，如果恋爱或者是将来的婚姻让你们只有属于两个人的甜蜜，而抛弃了对他人的责任，特别是对家中老一辈人的责任，那么这样的恋爱和婚姻都是相对比较自私的，也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的恋爱后面的路是很坎坷的，就像你们在对待爷爷旅游的过程中的行为一样，你们把自己的甜蜜的感觉放得太重了，太重了。”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2014年11月4日 调解人的话语逻辑关系严谨，呈明显的结构性；引用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使调解话语具有机构性，成功地建构了自己的权威身份，提升了自己的话语权势，增强了话语的语力和可信度。在本例调解中，介入方垄断了机构话语，剥夺了冲突方使用机构话语的权利。冲突双方无法否认这样有力的语言干预，只能接受这种剥夺[7]194，反思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且做出让步，冲突得到缓解。 （三）使用语用移情 移情（empathy）指人们将情绪、感受等心理状态迁移至他人，或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的心态意图，达到情感相通，从而满足对方的需求。在代际交际出现话语冲突时，其冲突性话语表现出了对身份关系和礼貌原则的忽视。唤醒双方对这些关系和原则的意识是缓和冲突的有效手段。Galtung认为，一个完整的冲突必须涵盖态度、行为、对立三个层面。[9]在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中介入方合理使用移情指示语可以使冲突双方认知换位、心理趋同和情感利他，加强自我约束和对他人的理解，重拾亲情，建构归属感，进而改变对冲突事实和冲突对方的态度，可以使冲突变得可控，保持交际的理性。 例2中的另一位调解员：“作为稍微年长你们几岁的大哥哥，我们在支持你们爱情的同时，我也会建议你们理性地去看待你们的爱情。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在一起，对你们而言你们觉得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深爱对方。但是我希望你们再往深层次地去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要以婚姻的形式而从此在一起，那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我深爱对方，它就需要很多生活的技巧，而在这方面你们是不具备的。这也是为什么让你的父母这样不支持你们的一个很大一部分原因。” 调解员使用“大哥哥”指代自己，用“我们”指代冲突当事人，在调解话语中注入亲情元素，他的语言选择建构了自己的同伴身份，表明了自己和对方的亲密关系，使对方感到自己的处境得到了同情和理解，同时还将矛盾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社会语境。调解员通过指示移情缓和了话语冲突，成功地使对方改变了态度做出妥协，有利于修复冲突双方的关系。 （四）采用语用缓和 语用缓和指弱化言语行为施为力度，减缓其负面效果。弱化言语行为的施为力度体现为模糊命题内容、命题态度或施为用意，减缓言语行为的负面效果体现为减缓敌视态度、记恨等负面情感。语用缓和以听话人的负面情感为作用对象，其目的在于避免听话人产生负面情感反应。另外，通过话语力度的弱化，说话人得以向听话人表达正面情感。[10]在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中，使用语用缓和策略可以降低冲突当事人对冲突剧烈程度的预期，减缓冲突双方的对立态度和仇恨情绪，并向双方传递正确理性的理念，为冲突的化解提供思想和情感的条件。 例3：小赵从一岁开始就随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继父粗暴的教育方式和母亲沟通的缺失导致小赵从小忤逆顽劣，偷父母的钱、打架、夜不归宿、辍学、吸毒。小赵14岁时因为抢劫被判8年监禁，而母亲没有缴纳罚款为其取保。如今小赵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立业。小赵把这一切归咎于母亲对自己不关心，而母亲认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母子二人形同水火。母亲感到非常无奈，表示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 调解员：“我说这些东西其实你们也明白。以前的事情它总要过去的，关键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让以前的事情不影響以后的事情。我们小赵以前是碰到过这些事情……14岁以前的他懂什么呀？能不能这样想，有一部分孩子天生就是调皮的，就是存在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善恶去评价他……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男孩子，特别是调皮的男孩子，容易犯错误出大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平衡的机制……应该要用足够的其他方面的生活体验平衡他。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应该是叫美好的生活体验。用美好的生活体验来平衡他那种小孩子的野蛮的探索。可是那个时候你们的教育很明显，你们只注意要防止他坏的一面，却忽略了要用好的一面来平衡他。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目前要‘冬令进补：尽量去接触美好的东西，然后一定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2014年11月26日 面对双方激烈的情感和话语冲突，调解员多次使用缓和性话语，引导冲突方由矛盾的特殊性联想到矛盾的普遍性，缓解了母亲的焦虑心理，为她思考自己的问题提供了依据。同时，通过使用语用缓和策略，介入方也为小赵分析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努力方向提出建议。另外，说话人通过使用语用缓和策略，凸显了听话人双方的中心地位，起到了维护面子和心理安抚的作用。 三、介入方语用策略效度分析 本研究共收录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栏目20例代际话语冲突第三方调解的语音资料，计12小时15分钟，涵盖冲突当事人47人（亲代25人，子代22人），介入方（调解员、心理专家、法律顾问、情感专家、媒体人等）118人，冲突事实主要为家庭代际成员间生活方式不相容、婚姻观差异、赡养与扶养权利义务观分歧等。 冲突当事人大量使用元语用否定性评价语，如“一派胡言！”“别听他瞎说！”“撒谎！”和詈骂语，如“混账”、 “恶魔”等，实施人身攻击或人格侮辱，直接威胁对方面子。介入方充分认识到冲突事实已经转化为人际矛盾，要化解冲突，必须缓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或重新构建人际关系。 从介入方的语用策略上看，功能性言语标记语的使用最为普遍，几乎每一例调解中的每一个调解员都使用了功能性言语标记语，尤其是人际互动式功能性言语标记语。介入方多次使用家庭称呼语（如妈妈、孩子）把冲突控制在家庭和亲情的框架之下，引导冲突方回归亲情和对各自家庭身份与社会角色的觉醒，从传统家庭美德的视角重新审视冲突事实，检视各自的思想和行为，为冲突的和谐管理建立情感基础。针对激烈的代际冲突，介入方大量使用冗余信息语，调节当事人的注意力资源分配，降低冲突的烈度与面子威胁程度，为冲突的和谐管理赢得心理空间。使用机构话语彰显和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势，在介入方和冲突方的语力博弈中增强自身的权力，增加和谐管理被接受的可能性。使用移情屈尊策略增加介入方的亲和度，维持其在言语交际中的支配地位，使冲突得以在介入方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下趋向缓和与化解。介入方通过使用语用缓和策略，缓冲了代际双方的对立情绪，对双方心理起到了安抚的作用，为冲突的化解提供了思想和情感条件。 从调解的结果看，有18例调解成功地消除了矛盾，仅有2例因当事人之间感情基础薄弱，父亲沟通能力有限而未能成功化解矛盾，调解成功率达到90%。介入方这些语用策略的运用对冲突的化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介入方语用策略的启示 作为对司法的补充，媒体调解避免了法律的严格统一性和稳定性可能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公平。社会关系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法律盲区不可避免，媒体调解和民间调解在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方面的作用不容轻视。冲突的介入性和谐管理只适用于本案例，语用策略针对性强，化解冲突的方法更直接和个性化。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的语用策略多从心理和情感出发，从本源上分析冲突事实，以高尚的道德培养为途径，挖掘亲情、友善、诚信在调节利益关系中的作用。虽然和谐管理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力，体现的不是国家意志，但介入方的语用策略所发挥的浸润作用和感化作用充分体现了语言的社会功能。 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语用策略的有效度对物理语境具有依赖性。在《金牌调解》栏目的调解现场，介入方充分考虑到冲突方的冲突事实、代际关系、性别、年龄、情感与心理状态，在调解程序、调解员任务目标、肢体动作实施、空间距离及背景色调等环节做了周密的安排，缩短了介入方和冲突方以及冲突各方之间的心理距离，介入方语用策略的选择与以上非语言交际因素合理的结合，无疑提升了语用策略的有效度。 介入性和谐管理是非强制性的，没有任何实体和程序上的规范限制，也不是化解矛盾的必经程序，冲突是否得到化解完全由冲突当事人自行决定。介入性和谐管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和谐管理的语用策略应侧重于说理而非命令，通过化解冲突当事人的心结，使他们心悦诚服。在很多情况下，代际话语冲突甚至只是风俗习惯或价值观的冲突所造成的，管理的目标不是分清是非。因此，和谐管理的语用策略应该丰富多样，因人因事而异且具有柔性，即使是适用法律法规，也应以冲突当事人所能接受的语用策略加以实施。 代际话语冲突是社会现象，介入性和谐管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解决本案的矛盾，而是通过本案的和谐管理拓展其作用空间，唤起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道德的自省与自觉。因此，考量相关语用策略的普适性和个性化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结 语 代际话语冲突普遍存在，直接威胁到各方的面子，对和睦的家庭关系具有解构作用，依赖法律、政策、道德规范、家规族训和风俗惯习不足以消除由冲突产生的感情伤害。本文分析了代际话语冲突的社会关系解构性特征，以社会语用学为理论框架，提出了代际成员之间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的信息冗余、话语权势、指示移情和语用缓和等四种语用策略。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和对管理结果的考察，发现以上四种语用策略能够建构介入方的机构身份，增强语力，提升调解话语被接受的可能性，进而降低冲突的烈度，帮助冲突方明确自己的群属身份并尊重他人的权利。社会语用学理论和方法对代际话语冲突的和谐管理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为构建和谐的语言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代际话语冲突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涉及的范围广泛，表現形式多样，一般被认为存在不可预测性和隐私性，因而介入性和谐管理的话语体系不同于司法话语体系，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语用策略不同于法律法规，具有灵活性和非普适性。代际话语冲突介入性和谐管理的语料收集渠道有限，专门的语料库建设还不完备，这也是本研究不深入的原因之一。另外，冲突的心理因素和冲突性话语形式之间的关系、冲突性话语形式与和谐管理的语用策略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冉永平.人际交往中的和谐管理模式及其违反[J].外语教学，2012，（4）. [2]赵英玲.冲突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04，（5）. [3]李培林，等，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54—255. [4]谢朝群.网络交际中不礼貌话语的建构模式及其语用机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67-68. [5]李成团.会话冲突中的语用管理探析[J].中国外语，2011，（2）. [6]罗桂花.法庭互动中的立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7]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杜，2004：180-198. [8]李志昌.信息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9]Galtung，J.Peace by Peaceful Means：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M].Thousand Oaks，CA：Sage，1996. [10]李海辉.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解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 （责任编辑 黄胜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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