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 |
| 范文 | 夏海军 范明英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和实施了不同的反贫困理论，不断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取得了反贫困的巨大成效，意味着中国特色反贫困进入了全新模式和全新阶段，为中国乃至世界反贫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关键词：反贫困；中国特色；习近平；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5-0049-008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繁荣的反贫困的历史。但 “反贫困”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专业术语，直到1969 年才由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1]从当今世界来看，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贫困问题，“任何社会中均有贫穷，此为不争的事实”[2]。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反贫困的理念、措施、目的等都不尽相同，這对于反贫困本土化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主要采用“扶贫”来表述，显现出政府在反贫困过程中的绝对主导作用。[3]反贫困事业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已经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走遍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就新时期的反贫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成就，形成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又一重大实践。[4] 一、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础上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由新中国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演进并逐步形成不同时期的反贫困思想，这些思想构筑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5] 对于中国特色反贫困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改革开放为起点，打破了约束农村生产力桎梏，农村得到快速发展，推动贫困人口的减少[6]；一种是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反贫困进程的组成部分。由于在提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相关的各项措施中，也推动了贫困人口的生活、生产的改善。[7]所以说，在梳理和研究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历程，不能背离体制转型和发展的大背景 ，故本文认同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的起点。 （一）毛泽东反贫困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明确共同富裕思想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初步回答了近现代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反贫困的最终目标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为反贫困建立社会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政治动荡、经济衰落，人民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尚处于一穷二白的局面。随着“三反五反”的结束，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确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反贫困建立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缓解绝对贫困。1949年到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些经济制度的形成，以及推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广义的反贫困措施，为恢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缓解由于战争、封建制度等造成的普遍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极大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8] 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汲取旧制度下的贫困差距过大的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9]。1955年，毛泽东指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0]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每个农民的均富，而不是贫富差别的富裕。 毛泽东反贫困理论初步揭示了中国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通过制度变革消除贫困的奋斗目标，为反贫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个时期并没有实施具体的反贫困策略和措施，但是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等措施，间接达到了反贫困的实际效果。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过多强调生产关系变革，过度发挥主观世界的能动性，采取了“大跃进”、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办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濒临崩溃的边缘，反贫困效果大打折扣，留下惨重的教训。 （二）邓小平反贫困思想：改革为动力的反贫困，建立政府主导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贫困的根源和基本特征，明确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等重要论断。 明确“三步走”反贫困战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贫穷是水火不相容的，加快消除贫困现象，只有把发展作为中国反贫困的关键。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除贫困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考虑到中国贫困的普遍性和艰巨性，不能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也是中国反贫困的战略。 明确改革是反贫困的动力。改革开放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摆脱贫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他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到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11]这条道路就是走改革开放之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反贫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建立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机制。从1986年开始，中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并以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贫困的治理。当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这是我国首次成立了专门的反贫困机构。决定以县为单位进行反贫困，划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国家财政资金、以工代赈和贴息贷款三种措施，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定点对口帮扶、利用贫困地区资源、组织劳务输出等手段集中全社会力量缓解农民贫困问题。[12] “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1]这一阶段，国家制定了反贫困的基本方针，举全国之力有组织、有计划实施反贫困的开始，实现了由传统救济方式反贫困向开放式反贫困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反贫困的新篇章。 （三）江泽民反贫困思想：反贫困与国家战略相结合，系统提出反贫困理论 江泽民的反贫困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开发式扶贫，通过合理开发贫困地区资源、推動产业发展，带领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这是反贫困的重大创新，推动了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根本调整。 把反贫困上升到政治高度。江泽民第一次从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的高度，把反贫困上升到政治高度。他明确指出：“加强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大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3]人民群众利益明确成为反贫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施开发式反贫困。瞄准贫困地区，通过大开发实施减贫，是这个时期反贫困理念和措施的主要特征。1994 年，党中央和国务制定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9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2001年，又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确定了592个重点县、15万个贫困村。中国的反贫困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实现了从救济式反贫困模式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向主要依靠多元社会主体转变，加快了反贫困的进程。[14]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反贫困的认识、策略、措施等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通过瞄准贫困县来实现瞄准贫困人口，在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大的情况下，效果比较明显。但也存在反贫困资源渗漏，部分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帮扶等问题。 （四）胡锦涛反贫困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高度，深化中国反贫困理论 胡锦涛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了科学发展观不仅对发达地区，也对贫困地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对中国反贫困提出了更高要求，将反贫困的重要性和目标置于更广阔、更深刻的历史背景。[15] “以人为本”的反贫困理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反贫困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在物质领域的分享和帮助，还应该包括精神文化领域的关注和安慰。改变了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模式，把贫困人口作为反贫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反贫困要瞄准贫困人口的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反贫困与建设和谐社会相结合。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反贫困进入了新阶段。“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16]贫困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只有消除贫困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在和谐的社会里，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追赶先富，人与人相互帮助，拓展了反贫困的路径。 明确了全面小康的反贫困目标。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为反贫困划定了目标。201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颁布，在原有数量的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同时，新明确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成为新时期反贫困的主攻区域。没有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新目标激发新动力，为反贫困指明了新方向。 总的来看，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为中国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完善了共同富裕思想，使得中国反贫困理论基本定型； 江泽民系统提出反贫困理论； 胡锦涛则继续深化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17] 二、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产生 （一）精准扶贫的背景和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实效，成为世界上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60%下降到了2014年的4.2% 。[18]但是，由于反贫困机制、理念以及国情变化等原因，存在贫困人口识别不清、扶贫资源浪费、帮扶不精准等问题，甚至少数地方出现了扶富不扶贫的现象。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反贫困理论和实践，从而使得反贫困更加适应当代中国实际的需要。 2013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他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9]。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行精准扶贫的要求。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省调研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金钥匙”，是当前国内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的民生工程，其内在有着以下几种原因。 根本原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从1981年到2013年期间，世界贫困发生率从41.9%降至10.7%，其中，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88.3%降至1.9%，是世界各国中减少幅度最大的。[20]反贫困的重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巨大成就。中共十九大再次明确：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距离2020年越来越近，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决定着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我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是，2013年人均收入低于2736元的贫困家庭和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2013年全国共有8249万收入低于2736元的贫困人口。[21]仅从贫困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得出来，反贫困任务很艰巨，面对新形势下的贫困问题，按照旧的反贫困理念和措施，反贫困效果会打折扣，势必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现实原因：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实现脱贫。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是给贫困人口的直接救济，我国的反贫困的实质仍然是以依靠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投入作为主要手段。中国经济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直接带来了反贫困效果。由于第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外溢效应，第一产业农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业增长增收实现了农民温饱问题，也实现了生活的进一步的改善，带动了部分贫困农户的脱贫。此外，城镇化的加速和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让农民通过务工形式有机会就业增收，数以亿计的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实现了脱贫。但事实上，这种依靠救济增长带动反贫困的手段愈发显得乏力。一个事实是，全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提高到2011年0.3897，增加了83%。[22]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发展，能够留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几乎都是有劳力乃至有一技之长的人口，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弱病残的农户。此外，山区、库区、行蓄洪区等自然条件恶劣，依靠自身难以实现贫困人口的有效脱贫。现实存在的诸多因素，导致传统的反贫困模式无法适应时代要求。 直接原因：新时代的贫困问题，需要新举措解决。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共十八大，中国反贫困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或省确定的贫困县，通过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脱贫成效有目共睹，但也形成“粗放式”反贫困。比如，贫困人口不明确、不少地方出现优亲厚友的情况，甚至出现干部成为贫困户的现象。此外，扶贫资金、扶贫措施不够精准，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当前中国的反贫困已进入攻坚拔寨的重要阶段，以前只求对于贫困地区的大面积覆盖，而不求对于贫困人口的针对性效果为特征的“大水漫灌式”，单纯地以政府有关部门单打独斗为特征的“政府输血式”模式已经难以为继。[23]不容忽视的是，尚未脱贫的人口大都是贫困程度深、自身脱贫能力弱、反贫困成本高的“锅底人群”。这部分人群依靠经济增长带动脱贫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拉大了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之间的差距。2002—2009年，贫困户、重点县农户和全国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2.75%、11.76%和11.04%。[24]通过传统的“粗放式”反贫困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当前反贫困的要求，严峻的现实情况倒逼新的反贫困模式的出现。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摸索实现的，是适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原有反贫困理念和模式的主动调整，适应了新时期反贫困的要求，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如期实现。 （二）精准扶贫的定义和内涵 1.精准扶贫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精准扶贫”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对其解读多来源于领导人讲话、政府文件等的表述。由于多数解读未对其展开理论提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精准扶贫理论与现实反贫困的脱节。汪三贵等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增加自主发展的能力，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21]李鵾等人认为，精准扶贫就是遵循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因时、因地对贫困区域、贫困村和贫困户進行精准识别，按照当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引入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开展精准考核。[25]马尚云等认为，精准扶贫就是重点运用专项扶贫政策措施，运行社会、市场、政府“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动员全社会资源，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针对扶持、动态管理、精准考评，切实有效地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26]黄志伟等认为，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质是使扶贫资源更好地瞄准贫困目标人群，核心内容是做到“真扶贫、扶真贫”[27] 从上面几个观点来看，无论精准扶贫的概念如何表达，都涉及“扶持谁、怎么扶、谁来扶、怎么脱”等四个领域。我们认为精准扶贫可以定义为：在找准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反贫困机制，设定反贫困目标、责任主体、脱贫时间表，因地因户因人施策，通过提升反贫困客体的能力，提高收入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并对反贫困过程实施标准化评估、考核，实现贫困客体的稳定脱贫。 2.精准扶贫的内涵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要义。2015年 6 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期间就“六个精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也就是“扶持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 因村派人要精准、 脱贫成效要精准”。[28] 具体来看：扶持对象要精准。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按照国家制定的识别标准，2013年全国有8249万贫困人口。[21]贫困识别主要由贫困测量和对象认定组成，进入21世纪，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较少，大都是相对贫困。由于这些农民经济状况差不多，为避免以往存在的“关系户”和“上访户”的情况，这就要求在村里识别，不能在镇级、县级层面识别。在识别过程中，要发挥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让广大村民公开评议贫困人口。在识别结果的监测上，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让识别更加具有权威性。 项目安排要精准。精准扶贫实施以前，项目安排几乎都是由上级部门制定，但是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需求是多向性的，且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导致到户项目与上级部门确定的项目出现脱节。比如，贫困户不需要的项目有支持，而需要的项目却没有支持。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项目安排要到村到户，根据贫困村、贫困户的需要，借鉴“一事一议”，施行“菜单式”帮扶，实现“群众点菜，政府端菜”，从而打通供需不畅、供需不对称的矛盾。 资金使用要精准。精准扶贫实施以前，资金使用大都是与项目捆绑在一起。由于资金跟着项目走，而项目都是从上而下制定的，导致与贫困户需求经常不匹配。比如，明明需要修路的资金，给的是建筑水利的资金。这就出现资金浪费、资金使用不准的情况。精准扶贫在资金使用内容上，围绕发展特色产业、改善生产和生活设施、增强贫困人口知识能力等方面，让扶贫资金直接体现在贫困人口身上。创新资金使用的前后两端，把扶贫资金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对扶贫资金使用效果实施考核。 措施到位要精准。 精准帮扶建立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大水漫灌”式扶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识别不准，导致帮扶不准，措施不到位。“滴管式”的精准帮扶，根据贫困地区不同特征、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实施针对性的帮扶。在这个过程中，驻村工作队发挥了 “桥梁”和“管道”的作用，能够让措施有效落实到每个贫困人口头上。 因村派人要精准。驻村帮扶是我国反贫困的一个特色，是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组织部门和扶贫部门要选派懂农村、爱农村，对扶贫有感情、有能力的帮扶干部到贫困地区、贫困村去，做到“驻得住、扎得下、干得实”。相关政府部门要在构建激励保障的机制的基础上，对驻村干部实施检查考核机制，确保驻村帮扶工作队达到应有的脱贫实效。 脱贫成效要精准。脱贫实效决定着贫困户是否真脱贫，这是精准扶贫的最后一道关，也就是精准脱贫。在精准扶贫实施以前，“数字脱贫”比较普遍，存在着没有脱贫的贫困户被“摘帽”的情况。确保脱贫成效，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层层签订“军令状”，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扶贫干部实施不脱贫不脱钩的政策；另外一方面，也要实施精准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扶贫成效实施监测评估，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检验。 “五个一批”是实现“六个精准”的基本路径。2015年11月27日，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那就是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29] 具体来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是对具有发展生产基本条件的贫困地区和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发展各类扶贫产业，加强对有劳力的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对“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地方”，通过有计划的搬迁，把人口转移至适合生活和发展的地方，通过帮扶措施直至脱贫。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指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完善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让有劳力的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保护人员、护林员，领取工资，达到脱贫一批的效果。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是指通过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的系列帮扶政策，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硬件和软件水平，提高贫困家庭子女的文化、技能水平，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脱贫效果。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是针对完全丧失劳动力和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对其提供低保、医疗救助等政策，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确立精准扶贫的目标。贫困人口作为弱势群体，是执政党最需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其根本利益的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9]就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可以看出，精准扶贫不仅是提高贫困户收入问题，也要解决包括教育、卫生、住房等生产、生活的问题。 三、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果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深入到贫困问题的本质，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阶段反贫困的新形势，系统阐述了扶持谁、谁来扶、扶什么、怎么扶等四个关键性問题，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的时代内涵，也为反贫困指明了方向。 （一）继承和创新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反贫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精准扶贫在坚持人民为核心的基础上，把满足贫困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0]精准扶贫战略思想践行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时，注重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由于以往的扶贫模式注重“输血”，而忽略了反贫困主体的造血能力，导致贫困人口“等靠要”思想的滋生。贫困人口是反贫困的对象，也是反贫困的主体。精准扶贫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施策到精准脱贫，都积极让贫困人口参与其中，以尊重反贫困客体意愿，强调反贫困客体主动参与一种互动型模式。精准扶贫从而能激发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意识，实现“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相统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贫困产生的根本制度根源，为反贫困创造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制度保障。“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11]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板，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3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反贫困事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不断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谋求发展，设计出更加科学、更加彻底的反贫困思路和措施。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2014年首次将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贫困宣战的决心和信心。在决战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良好态势，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三）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的大扶贫。政府主导一直是我国反贫困的重要特色，这既是执政党宗旨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在。坚持政府主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反贫困政策制定、组织和动员反贫困资源、组织扶贫项目实施等。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克“最后的堡垒”的阶段，减贫难度较以往更加困难，不仅需要政府承担应有责任，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说：“我们坚持政府主导，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系统。”[32]中国政府多次就减贫向社会作出承诺，制定减贫计划，集中政府力量付诸行动。在反贫困过程中，还积极引入民主党派和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种力量”，社会组织一直是反贫困实践中的一支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力量。较之于以往的政府的单独打斗的局面，目前已经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渠道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 四、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反贫困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消除贫困指明了方向。经过实践检验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反贫困点亮明灯。 （一）有效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实施反贫困，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农村累计脱贫5564万人，平均每年脱贫139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7%。[33]不管是从脱贫总数和脱贫速度来来看，都创造了中国反贫困历史之最。我国将在“十三五”的五年中将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的减贫目标，直接促进和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核心目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减贫成就，其完善的反贫困理论和更富有实践性的反贫困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二）为世界反贫困提供理论借鉴。消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目前，全球还有 8 亿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社会冲突、民族宗教等一系列难题困扰着不少发展中国家。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局部地区政治恶化、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增大等影响，都对全球反贫困提出了新挑战。二战以来，世界反贫困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对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带动减贫等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没有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诠释，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运用经验提升到新高度。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实施以来的成功经验向世界证明：经济增长与全面减贫是可以并行实现的。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只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通群众，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各项成就中，反贫困是最能够得到其他国家认可和赞扬的，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提供了新思维、新理念。 （三）直接推动世界反贫困进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方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减贫等各领域的南南合作，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32]精准扶贫的巨大成功，让中国站在世界反贫困的制高点，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生动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支持和帮助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国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对全球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20]通过分享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中国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到最好和有效的减贫路径，继续为全球减贫事业，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小 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结合不同背景，提出和实施了不同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不断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从反贫困的目标看，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始终贯穿各阶段反贫困理论的核心；从理论源头看，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从发展过程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经历了从救济式反贫困到开发式反贫困，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准扶贫等几个阶段。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施，取得了新时期反贫困的巨大成效，推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创新，也意味着中国特色反贫困进入了全新模式和全新阶段。 参考文献： [1][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顾朝阳，等，译.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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