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析农业专业合作社差序式领导与社员参与度 |
| 范文 | 王雪彤 摘 要：尽管市场力量进入农村地区，但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在农村社会仍有较大影响。领办人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导力量，普通社员的参与也不可或缺。本文梳理相关文献，分析领办人差序式领导对社员参与度的作用机理，为如何发扬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积极面、抑制消极面提供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农业专业合作社;差序格局;领办人差序式领导;社员参与度 一.引言 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不仅把大量农户联合起来，提高议价能力，减少农产品交易成本，提供技术培训，还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流行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 由于农户间的异质性较大以及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差异，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社并非普通农户的简单联合，而是由农村社会的能人领办。他们或是种养殖大户，或是榮归故里先富带动后富的农民企业家，或是村干部。领办人凭借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源，为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获取资金和政策支持，把握主导权，成为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力量。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中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是通过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关系距离远近影响农户的相互信任、交往范围和频率。而合作社大多位于农村地区，领办人与社员的交往方式，势必受到差序格局的影响。领办人对差序格局的态度取舍，是否根据血缘地缘的远近来区别对待社员，也会深刻影响其心理、情感和参与行为。 因此，本文以乡村情境为背景，梳理文献，研究合作社领办人的差序式领导方式与社员参与度。从而为合作社如何抑制“熟人社会”的消极面、发扬积极面，提升合作社内部信任和参与度等方面提供建议，为管理者更加科学引导、支持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差序格局 费孝通[1]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是一种因人因地而异的差序法则。人们依关系远近差别对待他人，从而形成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个人为中心向四周差等有序扩展的圈子。从血缘关系上看，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最亲近的是配偶、子女、父母，进而扩展到兄弟姐妹。地缘的远近对关系亲疏也有影响，以自家住宅为中心，距离越远，关系越疏远。 合作社植根于中国农村社区，即使受到资本和市场力量的影响，以差序格局逻辑形成的网络关系在各地的农民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戴纯青[2]，2013）。这使得合作社的治理不仅受到利益关系的制约，还受到社员间的社会关系、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周霞，周玉玺[3]，2018）。 （二）领办人与差序式领导 合作社最初是一种互惠互助组织，提高农民谈判议价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农民之间差异性不大，同质性较高。但合作社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偏离了经典的联合形态，从我国的实际来看，由分散的农户牵头创办的合作社很少，大部分的合作社是由拥有丰富资源的农村能人领办的。 领办人无论是在最初的产权建构、制度设计上，还是在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拥有着突出的影响力（黄祖辉，徐旭初[4]，2005）。孙艳华和林凌[5]（2014）认为领导者就像合作社的“桥梁”，把社员与合作社组织连结起来。彭莹莹和苑鹏[6]（2014）实证研究发现合作社领办人的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受“熟人社会”的影响，领办人在不同程度上会依据血缘、地缘关系，将社员置于差序格局的不同位置上，形成差序式领导方式。杨灿君[7]（2010）分析了合作社的信任构建，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还通过地缘关系建立情感联系。皇甫刚等[8]（2013）研究发现华人组织忠诚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会影响绩效。因此研究乡村情境下合作社领办人和社员参与的关系，需考虑领办人对差序格局的态度取舍。 （三）社员参与程度 与工业企业集中生产不同，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较为分散，缺乏相互监督的客观条件。且部分农产品的质量从外观上不易鉴别，机会主义行为很难被发现。同时，社员可以灵活处理农产品，当农产品过剩时，农民把销售压力抛向合作社;但是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时，则可能避开合作社，以高价出售，损害合作社的利益。 邵科和徐旭初[9]（2013）将社员参与定义为依法加入合作社的成员个体，通过多种形式参加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万江红和耿玉芳[10]（2015）用社员参与合作社投票、将产品卖给合作社、参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等指标衡量社员参与程度。蔡荣等[11]（2015）的研究阐释了社员承诺的概念，即在合作社不具有价格优势的情况下，社员仍愿意惠顾的偏好。因此研究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和履约程度，对合作社绩效和有效治理来说至关重要。 三.差序式领导与社员参与度 合作社建立通常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农户会考虑自己与对方关系的远近来判断是否建立合作关系。血缘、地缘关系是社员参与行为的起点，不少新社员会出于信任加入合作社。 领办人扎根于乡村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易获得远亲近邻的支持与信任，形成差序式领导，一呼百应，发展壮大合作社。而信任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增强合作的自主性（Fukuyama[12]，1995）。杨雪梅等[13]（2018）实证研究发现社员信任度越高，对合作社事务的参与度越高。 同时，差序式领导也有负面效应。领办人掌握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利润分配，权力越大，合作社越不能有效制衡。普通社员在日常事务中被边缘化，严重打击参与的积极性。 如果独掌大权的领办人越看重差序格局，越区分“自己人”和“圈外人”，任人唯亲，分配不公，越会将合作社打造成“家族企业”，而非平等合作的组织。如果社员和领办人是亲戚或邻居关系，就易形成小团体，互相勾结包庇，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损害其他社员和合作社的利益。此时，普通社员间会产生对抗情绪，从而降低了参与度和履约程度。 当领办人一视同仁，不按亲缘关系偏私，不看重差序格局时，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资源、利益分配相同，与所有社员保持良好的沟通。普通社员会感受到公平气氛，认可领办人的品德和实力，提高参与度和满意度。但也会出现领办人“举贤避亲”，不敢提拔重用真正有才能的亲近成员，使得“圈内人”心里有落差，以嫉妒、看笑话的心态加入合作社，降低参与度和履约程度。 因此，领办人对差序格局的态度和取舍会影响亲近社员和普通社员的参与度，如何把握“差序式领导”的程度至关重要。周霞和周玉玺[3]（2018）实证研究发现能人社长注重与社员的情感交流，增强社员对能人社长的信任度，进而影响社员的组织承诺和满意度。笔者认为，合作社的领导者不仅要懂得经营管理知识，与政府、农业企业、科研院校等保持良好社会关系;更需要了解社员的心理和需求，知道怎样和社员相处，怎样分配利润，有效抑制差序格局的消极影响。 四.政策性建议 领办人依靠自己的能力把当地农户组织起来，领导共同致富。虽能把握合作社发展方向，但却无法独自提高合作社绩效，普通社员的参与不可或缺。本文从乡村情境差序格局出发，对领办人提高社员参与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利用声誉等非正式制度进行监督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一致认同的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等。胡平波[14]（2013）提出声誉制度能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有效激励合作意愿较弱的农民参与合作。 农村社会讲究人情与脸面，“人活脸，树活皮”，乡里鄉亲彼此熟悉，拥有社会记忆力。社员间的血缘、地缘关系带来的道德压力，会在无形中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社员在行动前先考虑声誉，不积极参与会受人指摘，“面子上”过不去。 领办人可以利用道德和声誉来约束社员的不参与行为。在乡村中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围，谴责“搭便车”行为，使社员承担一旦不积极参与就会遭受负面评价的风险，进一步提高参与度。 （二）加强对社员的关心，赢得社员信赖 领办人需要改变“一刀切”的刚性操作，实行灵活的柔性管理。合作社社员看重领办人的态度，只有领导者对社员友善，给予帮助支持，才能获得社员的信赖和真心拥护。 领办人应积极创建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平时多与社员交流，认真倾听诉求。同时为社员提供安全保障保险等，增加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甚至可以鼓励普通社员参与合作社重要事务决策，增强社员对合作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提高社员参与和履约程度。 （三）对“圈外”社员注重公平 乡村情境下的差序式领导存在“圈内人”和“圈外人”之分。“圈外”社员和领办人接触机会少，对领办人的感情期待也较低，所以更多关注利益分配是否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领办人需建立公平公开的分配制度，让“圈外”社员感知到自己的付出和回报是对等的，以提高社员参与热情。 而领办人需要把握好差序式领导下分配公平和与社员情感交流的“度”。在人情、关系维持和公平制度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实现管理上的“刚柔并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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