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及犯罪预防机制的完善 |
| 范文 | 马宇飞 冯孝科 一、社会调查制度中的犯罪预防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指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主要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以及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指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调查主体围绕涉嫌犯罪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主观恶性程度、犯罪前后的表现、回归社会的社会支持条件等一系列要件展开的专业调查活动。社会调查工作的目的之一便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找出帮教涉嫌犯罪人的内容和线索，以指导相关帮教矫正工作，帮助涉嫌犯罪人更加顺利回归社会。 作为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其预防犯罪功能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涉罪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未来犯罪的自我防范以及重新犯罪的再预防。社会调查制度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主要表现在社会调查工作的专业化与科学化两个方面。专业化是指社会调查工作要建立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调查的主体要经过专业知识、技能与伦理的训练，其调查的方法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其科学化是指调查的范围、内容、方法与工作效果要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需要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科学的逻辑研判以及科学的干预矫正作为基础。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调查与帮教是少年司法制度给予的最后挽救措施。正是社会调查工作专业化与科学化，涉罪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的矫正与犯罪再预防的工作才变得有章可依，社会调查制度才真正具备了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功能。 二、社会调查制度及预防犯罪机制的实务探索 （一）云南盘龙模式——专职合适成年人的介入 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活动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因故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可以聘请其他符合条件的成年人到场，代行法定代理人的部分职责，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以维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救济制度。在云南盘龙模式中，合适成年人扩大了法律意义上的职责，是在触法未成年人诉讼活动中，融英国合适成年人和上海、香港社工职责为一体，不是律师，不是监护人，不是志愿者、不是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他们是有组织的、独立的，经过一定专业培训，能运用新理念、新观念依法保护触法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身心健康及良好成长， 有效促进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的综合保护和预防犯罪的社会工作力量。 限于社会调查制度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的需要，合适成年人参与社会调查工作与帮教矫正工作，这一身份、工作内容和法定承担社会调查工作的调查员的角色、身份等存在重叠与冲突，过多的糅杂了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员、司法社工、志愿者的角色与职责，超出了法定的合适成年人本职工作，其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中的推广意义有待商榷。 （二）上海模式——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社会调查制度探索的地方，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协作模式。目前，随着上海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已经开始逐步全面介入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与帮教矫正领域，承担起相应的犯罪预防工作。 上海市成立了三个专门针对违法犯罪高危群体的事务办公室，即：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社区矫正办公室、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这三个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相互配合在全市范围内预防违法犯罪，并代表政府购买社团服务，指导和管理社团，促进社工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例如，与政府机构合作的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它就主要承担承担政府委托的社区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该中心所承担的考察教育服务，主要是针对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在经历行政处罚或刑事诉讼阶段时，根据司法机关作出实施考察教育的决定，与社会组织、学校、家庭共同落实开展的制度，其主要针对上海市轻微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开展再犯罪可能性评估、悔罪表现观察、心理调适、社会公益劳动教育等一系列考察教育之后，向司法机关提供报告。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过程，推动了 “办案专业化、维权全面化、帮教社会化”，可以说上海少年司法工作模式的建立，为司法机关更加合理有效的管理社会搭建了平台。但是，该工作主要针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工作虽在侦查阶段、审查批捕阶段就进行介入，但其工作覆盖对象范围较窄，存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身份与罪行方面的筛选，限制了上海模式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推广价值。 （三）北京模式——专职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作为新兴的北京模式，主要由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起推动，实现了社会调查专业化、专职化的探索。社会调查的承担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司法社会工作者，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他们专职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2012年，在他们的成功探索下，首都综治办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组推动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百例试点”工作，开始从少年司法制度层面探索刑事诉讼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机制。 北京模式利用侦查讯问、审查批捕、诉中考察、庭前调查等阶段展开社会调查的时间期限融入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初期干预环节。初期干预是基于帮助身心不成熟的涉罪涉罪未成年人及时得到帮扶，使其成为积极社会人的犯罪预防理念采取的帮教措施。该模式不但实现了对涉罪未成年人到特殊的谅解外，更为其有机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提供了机会。北京模式中，专业介入与社会调查司法程序的基本实现了无缝衔接，弥补了当前社会调查工作的不足，完善了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中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工作机制。 北京模式下，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机制由三个工作程序构成。一是委托机关向社会调查机构委托调查，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科学化量刑的机制。二是公安、检察院、法院之间社会调查工作衔接的工作机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便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委托调查，并按照诉讼程序将社会调查材料随案卷移交检察院、法院，确保社会调查工作在诉讼程序中的无缝衔接。三是司法社会调查员针对调查对象进行资料调查、风险评估与实施干预的专业介入程序。以上三个程序以专业介入为核心，以纵横工作机制为衔接，形成了法律程序保障与专业预防相结合的工作策略，有效地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预防干预机制。 在其他省市，人民法院也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如重庆沙坪坝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当地，由担任援助工作的援助律师或者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承担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调查工作，或相关调查工作由法院委托街镇司法所的司法员、社区矫正组织工作人员完成。这种模式用于户籍地和经常居住的为本区域的未成年被告人。作为中原地区的河南兰考县，该县专门出台工作细则，由人民法院在少年法庭专门设立社会调查员承担相应的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员在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并制作报告后，还在法庭教育阶段，主持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工作并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具体适用刑罚提出建议，而且承担制定涉罪未成年人的定期回访矫正教育措施，全程参与矫正教育工作。 在这些探索中，社会调查主体或为律师、或为司法助理员，或为法庭专职人员。作为律师、法庭专职人员，基于他们的身份与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有碍司法公正，有违反社会调查工作的中立性原则的嫌疑。作为司法助理员，由于现实种种因素限制，其工作的专业性程度以及调查与帮教工作的效果一直未得到委托方的充分认可。 三、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犯罪预防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权威的法律规范 针对社会调查主体专业资格、社会调查流程、调查性质、社会调查主体身份地位，调查的方法与内容、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等基本内容，国家必须进行立法规范与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得到切实发挥，才能真正使社会调查制度中的犯罪预防工作得到落实。 另外，在条件允许成熟情况下，国家应尽快修订或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调查要求，从法律层面建立与完善“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与领导机构的职责；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由“可以”转为“必须”，符合法定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应不分户籍、不分地区、不分涉案类型均接受相关的社会调查；凡承担未成年人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专门招聘或调选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士承担，对于已经承办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人员应强制相应的专业培训。 通过以上方面的法律规范，社会调查制度才能在制度普适性、人事专业性、权利保障等方面得以完善。国家才能确保涉罪未成年人真正享受到社会调查制度带来的益处，才能最大限度挽救他们，促使他们成为积极的社会人才。 （二）完善相关领导组织职能建设 随着社会调查制度的逐步完善，在国家层面也需要一个权威的组织可以协调公、检、法、司法行政机构之间的工作衔接。笔者建议加强和丰富现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或由团中央、检察院牵头成立相应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监察督导委员会，专门负责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相关的制度建设工作与督导日常的社会调查工作。 这一机构有三个方面的职责：第一，负责推动公、检、法、司法矫正机构的业务衔接，促使社会调查工作中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无缝衔接，以及中央六部委《意见》中赋予的职责；第二，行使对社会调查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包括人才队伍建设、日常工作督导、帮教效果评估等，而不仅是宏观的督查考评工作；第三，这一组织可以牵头成立社会调查合议委员会，由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法院主审法官、社会调查机构人员、司法助理员、未成年人的辩护人、监护人（合适成年人）等人员组成。该合议委员会可以针对已经进入检察阶段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结果与刑罚处置措施进行合议，以便对涉罪未成年人做出最为恰当与公平的处置。在监护人缺席情况下，合适成年人应代替监护人参与出席。 （三）加强社会调查队伍专业能力建设 要保障社会调查制度的预防犯罪功能必须规范社会调查的主体专业资格。在未来的制度完善中，笔者认为，社会调查制度应排斥检察官、法官、辩护人、兼职志愿者作为社会调查主体的资格，社会调查主体应由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士承担，应独立于相关的办案部门或机构。 在未来工作中，国家相关部门应不断提升司法助理员、司法社会工作者或全职专业人员的地位，并不断通过教育培训、督导训练等方式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特别要强调他们作为社会调查员在问题评估与帮教干预方面的能力培养。兼职志愿者则可以作为调查对象回归社会的重要社会支持力量，辅助社会调查员协调各方资源，做好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矫正与社会回归的支持性工作。 （四）推动社会调查的全面性与全程性介入 在社会调查制度普遍建立的形势下，笔者呼吁社会调查工作的全面性介入、全程性介入。全面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调查内容的全面，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个体风险因素、环境风险因素、历史性风险因素、内外保护性因素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调查，不可片面归因，避免调查范围不完整，收集资料不完备；二是强调社会调查对象的全面覆盖。这里是指不分地区、不分户籍、不分身份、不分罪行，凡是涉罪未成年人全部都要接受相关的调查与帮教服务；三是社会调查支持性资源的动员要全面。凡是有条件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企事业单位都应加入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回归工作，以协助涉罪未成年人在教育、培训、就业、戒除恶习、适应社会生活及生活保障等方面及时得到帮助。 全程介入主要是指社会调查工作需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各个行政、司法阶段的实现无缝衔接，直到转介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尽量避免单独委托，独立调查，独自参考的部门主义现象出现。国家的社会调查犯罪预防机制应贯穿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审判阶段以及社区矫正阶段始终，真正形成“政法一条龙”的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工作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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