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探析 |
| 范文 |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便一直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同盟关系，然而以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为标志，中苏同盟开始破裂直至恶化。究其原因，一是两国交往中混淆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夸大社会主义共识；二是两个国家都存在着党政不分，混淆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三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国家间关系还可能受到领袖个人意志的左右。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斯大林 赫鲁晓夫 毛泽东 作者简介：吴令欣，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06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向世界宣告成立。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政权一经成立便宣告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中去。而投桃报李，仅过一天，苏联政府便以塔斯社公告的形式宣布承认新中国政权，3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冷战的帷幕已经拉下的时代，中苏的建交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基础上，中苏两党、两国很快就形成了“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在国内建设上，一个慷慨解囊、一个亦步亦趋；在国际事务上，一个冲锋陷阵、一个摇旗呐喊。然而，这种革命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过了九年，这种亲密关系便出现了裂缝，甚至恶化到屯兵边境、剑拔弩张的地步。这种巨大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本文试图以中苏关系为例进行探索，求教于方家。 一、混淆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夸大社会主义共识 “一切政治，不论国内或国际，均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基本表现往往与其实质——争夺权力的斗争——不相吻合”，换言之，“政策的本质被掩藏在意识形态的辩护和开脱中”。 权力斗争是亨廷顿的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对于无力于争夺国际权力的弱国和小国来说，亨氏的理论依然有效。只不过“权力的斗争”下降成为“利益的争夺”，利益是目的，权力不过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已。权力对于弱国和小国来说是奢望，但是维护国家利益确实任何国家——不论大小——的外交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不论国内还是國际，政治又是虚伪的，坦言对利益的追求固然直爽，但是却会让盟友尴尬、对手反感，同时还会引起民众的不信任。这个时候，国家就必须要一块道德的遮羞布了。 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块遮羞布，其掩盖的就是国家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家交往的游戏规则，不会因为任何形态而改变，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交往。 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已经形成了超乎近代民族国家的“同志加兄弟”般的关系，然而在“同志加兄弟”勾肩搭背的依然掩盖不住国家利益的追求，极端点的如铁托的南斯拉夫，能和苏联分庭抗礼，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小心翼翼的在苏联的控制下尽可能地维护着本国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后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中去，其中国家利益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主义的呼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过程中，中方多次试图在外蒙问题上向社会主义老大哥发起挑战，而斯大林则在这个问题上表里不一。 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述求，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双方都做了妥协让步，而力量弱小的中国有选择的放弃更多。 对于国家利益的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打算，只有苏联还没意识到这点。当然这不是说苏联没有国家意识观念，而是其不断侵犯他国而不自知。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以一国政党的身份遥控他国执政党本身就是对他国主权和他国利益的侵犯，但是苏共却习以为常。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威慑于他的权威和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双重作用下，各国共产党（南共早已反抗）尚能接受。而等到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其资历和人格魅力尚且不能一统苏联，更谈何去统领阵营中其他国家。当赫鲁晓夫还想用斯大林时期阵营国家和政党交往模式来领导兄弟国家和政党的时候，矛盾必然会发生。 这种背景下，中苏“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发生便不是偶然。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迫切希望由中苏共同出资在中国内陆修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以便指挥苏联的太平洋舰队。修建长波电台符合中苏双方的共同利益，毛泽东同志随后作出批示，同意建设这样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但是中苏分歧在于长波电台的所有权上，苏方希望中苏共同出资建设，长波电台建成之后中苏共同所有、共同使用；而中方则希望由中国出资建设，苏联提供人才、技术帮助，电台建成之后归中方所有，中苏共同使用。 在长波电台的争执尚未解决前，中苏又在联合舰队问题上发生冲突。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向毛泽东汇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情况。其中特别谈到了海军问题，尤金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了赫鲁晓夫关于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提议。 在苏联人看来，由于苏联的自然劣势，太平洋上无法有效遏制美帝国主义的野心。长波电台还是联合舰队的建设，无疑能够加强苏联在太平洋上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这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绝对是一件利好的事情。因此苏联人认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令苏联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此做出了异常激烈的反应，“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对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中国官方与学界长期持有的观点是俄国人有意侵犯中国的主权。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沈志华引用了赫鲁晓夫对其儿子的口信和其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 严格意义上讲，个人回忆录不能成为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的最终仲裁。也许从苏联人的角度，他们也许无意于冒犯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家利益。但事实是，苏联海军设立长波电台的方案有两个，除了建立中苏长波电台以控制太平洋舰队外，还有在印度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控制印度洋的苏联舰队，然而后者被赫鲁晓夫毫不犹豫的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 苏联人的区别对待已经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混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所带来的弊端。其实，在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同样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着利益的冲突，但是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国家交往体系。遗憾的是，年轻的共产主义阵营尚在成长中，混淆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区别，给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带来了不必要的隐患，再在冷战氛围的刺激下，社会主义国家间便由兄弟变成了仇雠。 二、混淆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 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延续和再申。 按照萨托利的观点，在政党制度完善的国家当中，政党只是部分，就算是执政党也只是“有整体性”的部分 。因此在成熟政党体系的国家间交往过程中，跨国政党间的交往不会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由于选举制度的完善，即便是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束缚国家间的关系。 然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交往似乎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后所确立的国家交往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具体采取何种政党制度，各国共产党都在其政党体制中占据了超然地位，政党关系跨越了国家，或者说“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 。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中国的领导党。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这种领导是对国家社会全方位的领导。虽然我们不能说“党即国家”，但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至少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国家关系就是党际关系。一旦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关系恶化，就直接影响两个国家关系的恶化，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爆发后，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来解释，事情看似圆满解决。但包括随后炮击金门事件表面，中苏两党分歧已经出现。不过此时两党的分歧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却没想到在看似和中苏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印边界问题上暴露给全世界。 59年8月25日，中印军队在中印边境郎久地区发生第一次武装交火。按照马克斯韦尔的说法，这本是“一次偶然的冲突” ，却不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在印度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渲染下，郎久事件成为中国政府侵略他国的铁证。为了反击印度和西方势力的污蔑，中国不仅在这次武装冲突中保持了克制，而且向世界澄清事实真相。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自然不会无视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己的盟友——苏联。9月6日中国便向苏联驻华使馆通报了事实的真相和中国的态度。然而出乎中国人意料的是，苏联人不仅在这次事件中宣布中立，宣称中印边境冲突是“可悲的”；甚至偏袒印度而指责自己的盟友，12日，同印度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向印度提供巨额贷款，将中苏的分歧暴露给全世界。 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后，直接導致了两国关系迅速恶化。60年政党关系方面，苏共同中国开始了论战，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动员兄弟党批评中国共产党；国家层面，苏联直接背信弃义，单方面召回在华苏联专家，直接撕毁两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 有学者认为，“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而作为中苏这样的执政党几乎统领全社会的国家，执政党的交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恶。 三、领袖个人的因素 沃尔兹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体系的三个层次：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其中个人层次是指那些能够在国家间政治中产生非凡影响的人物。而在社会主义世界当中领袖个人的因素可能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里，不仅党等同于国家，而且党的领袖也可能等同于党。 在中苏关系的演变中，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毛泽东同志这类党和国家领袖的个人因素自然就起到无法忽视的影响。 斯大林逝世于1953年，似乎不应该对五年后中苏关系恶化负责。但事实上，无论是中苏关系恶化还是稍前在东欧发生一系列事件，恰恰就是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生前埋下的祸根。这位伟大的领袖有着铁一样的意志，同时也像铁一般无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并最终独立自主的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不像东欧国家那样对苏联有太多的依附。也正因如此，斯大林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轻视与不信任。虽然也有学者引用资料，证实建国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曾向中国诚恳地道过歉，“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干扰了你们”，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 斯大林的道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他给中国领导人带来的被轻视感也是真实的。 赫鲁晓夫公然在国际舞台用皮鞋敲桌子，轻率地处理斯大林问题，在势力不够的时候却妄图和美国分庭抗礼。种种举措不仅让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并且在国内也难以服众、被大批党内元老所反对。先后爆发的波匈事件和苏共党内的“六月事件”，赫鲁晓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失意时能够沉潜力量、等待时机；得意时懂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给对手和敌人以喘息之机，最终成为中国的红太阳。在同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同样将自己的个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在面对强势的斯大林，毛泽东同志也有情绪，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同志没有马上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恰恰相反，波匈事件和“六月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同志第一时间选择了对赫鲁晓夫施之以援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使得此时的毛泽东同志已经受到了东欧各国的关注。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时候，“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也成为了不少人的共识。 在社会主义阵营声望日益升高的毛泽东同志非但没有马上挑战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反而认为社会主义阵营需要领导，中国经济还是个小国，“是为不了首的”，“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 。 注释：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24. 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2）.39-43，60.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40，643.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390，391，392.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5）.32-43.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56. 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6）.5-27. 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4）.14-33. 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2）.119-143. 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6）.82-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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