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影响 |
范文 | 马煜菁 袁君刚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安全生产 苹果 作者简介:马煜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袁君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6.181一、问题与背景 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逐渐体现出来。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摆脱了传统公社组织的约束,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农民也成了一个个分散和孤立的个体,村庄一致行动能力降低,增加了农民同外界交往的成本。随着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农民需要合作,需要建立合作组织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由此产生农民的合作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引发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质疑和担忧。农产品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而农户又是农产品生产的主体,只有加强对农户农产品生产行为的管理和监督、做好农业生产源头上的管理,建立可以确保供给安全农产品的供应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基于此,本文希望探讨下列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是否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的安全生产产生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新的启示?二、调查与分析 (一)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情况 L苹果专业合作社2008年成立,当时仅有七户发起者。之后遲迟未能在村里发展出合作社成员。直到2013年,合作社重新运做,吸纳了行政力量的援助,吸收进了接近村里一半的农户。 由调查可知,大多数农户对于合作社的性质、功能一知半解。他们很多并不清楚加入的组织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入社原因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映这个问题。高达28%被访者加入合作社是因为村里大多数人都参与。合作社不连贯的运营,以及缺少实质性的利益使他们很少会有入社的打算。访谈得知,很多人加入合作社实际只是为了一台较便宜的割草机。 (二)合作社市场化程度低 在提问到“您认为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哪一方面还需完善”,村民们的回答几乎全部为“销售”。当地合作社在生产方面给农民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指导和农机农具包括化肥,在组织方面一度有些涣散但近年来也在不断改进,唯有销售方面还没有明显变化。然而,合作社本身成立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当地合作社由于资金等问题无法实现市场化,果农不能及时了解到苹果的安全生产已经从无公害发展到绿色和有机。而不靠近市场,农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握市场的脉搏,对他们的苹果安全生产势必产生负面的影响。 (三)农民观念落后影响合作社发展 问卷调查和访谈中,农户与合作社理事往往各执一词,从割草机的价格到化肥的质量再到最终的收益,两方总有矛盾冲突之处。一位出访国外的果农大户抛开自己曾经的合作社理事身份和农民身份,认为原因终究在于农民的观念太过落后,急于求成、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由于当地的苹果生产颇有名气,农民在生产中太过依赖自己的经验,导致合作社的许多措施无法实施,形成当下这样尴尬的局面。 与果农大户的看法类似,当今许多农村问题研究者也都倾向于将原因归咎于农民观念的落后。然而,宏观地从整个社会的变迁来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容易改变,文化心理却难以改变。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文化的作用是模式维持,文化出现“滞后”,社会的运行势必会出现障碍,合作社同理。 (四)影响苹果安全生产各方面 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农户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苹果安全生产有积极影响。 首先是观念上,当地苹果生产颇有名气,农民的生产观念相对较先进,对安全生产的了解程度普遍不低。再加上技术人员的指导,安全生产观念得到了一定推广。合作社新当选的年轻社长即是种植有机苹果的先锋队。他本人不但积极开发种植有机苹果,也在网上销售有机苹果。推选一位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年轻实干家成为合作社社长,可以看到普通村民观念上的变化和合作社内部力图大力发展合作社的决心。 此外,通过对未加入合作社农户的访谈可知,农户对于安全生产的理解多是出于日常经验。小部分农户表示不了解安全生产,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安全生产”名词的含义。对于合作社社员,苹果的安全生产是技术人员讲解的重要内容,再加上有年轻一代主动学习寻求改变的小群体,“安全生产”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陌生或者一知半解的概念。有极个别的农户依然表示不了解,则是因为受访者是老人和妇女,他们普遍不参与合作社的事务。 其次,是生产方式,这个方面改变的难度较大,但由于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且得到行政力量的支持,最终也得以改进。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洼改”事件。合作社技术人员曾经尝试向全体社员推行“洼改”,通过优化果树种植方式和果园建设来提高苹果质量,但由于操作难度和对最终效果的怀疑态度,这项措施并没有真正实施开来。但在此后不久,果树局的专家也建议“洼改”后,多数农户即在合作社的带领下,开始了果园的整顿。 更为简单操作易于实施的合作社统一分发的割草机和统一购买的反光膜和化肥。苹果的安全生产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果园、土壤到采收、修剪、贮藏再到最易于控制的农药使用和病虫害,每一条生产线都会对农产品的安全生产产生影响。割草机和反光膜与化肥即作用在其中。 实际操作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不少社员在肯定割草机的功效的同时抱怨割草机不好用、不易上手。但是考虑到为此入社的花费,仍然不间断对此的使用,生产上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化肥的问题则更为麻烦一些,使用新化肥而放弃使用之前的“富美砷”化肥等的社员拿出了苹果,通过与非社员农户的苹果对比,可以看到苹果略微小了些,色泽普遍不够好。社员也因此对化肥的不满更大,有一些人还提到了诸如果锈的问题。也正因为化肥的问题,社员对合作社有了不小的不满情绪。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村里一位备受推崇的非合作社成员的种植大户解释道,使用市场上质量不过关的化肥生产出的苹果在个头和色泽上更受欢迎,合作社的化肥本身价格不高。果锈则完全是个人对于果树种植养护的问题。农户的意见虽颇多依然继续使用没有用完的化肥,但长此以往,高质量化肥能否继续使用下去值得担忧。 最后是生产技术,合作社通过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讲解苹果安全生产知识。侧重于农民易于改进,实施较方便且最紧急迫切的内容,传授方式包括课程讲解与试验田实际操作。这一部分是最为社员称赞的地方,易于操作且见效快。尤其是修剪和病虫害防治,更便于运用到实际果树养护之中。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L苹果生产合作社的组织性质和形式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影响,得出结论。 在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行政力量渗透明显,组织的权威不来自于市场利益,并没有使得市场对农产品的生产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没有加快出现农民为节约成本而生产低质量产品的畸形市场;另一方面,农民没有更加合理有效地联合起来规避市场风险,没有摸清市场的脉搏,不了解绿色产品乃至有机产品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的可能性,对安全生产意义仍然不大。但行政力量作用不止如此,当地良好的生产环境为当地带来了上级领导足够重视度,给予合作社精神支持,不间断的技术人员通过合作社这个渠道给农民带来福利。从技术人员这里,农民安全生产观念和技术得到切实提升,从行政力量那里,农民安全生产方式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民从中获利是必然的结果,安全生产受到重视更是明显的趋势。尽管合作社起步较晚,发展不完善,但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积极影响依然存在。 讨论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影响之后,本次研究中有几点启示值得关注。 首先,对于组织,组织目标表明了一个组织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当地合作社之所以會出现发展的困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组织的创立者对组织性质和组织目标含糊不清。2008年成立合作社时,几位大户满心考虑乡亲的互帮互助,以当地地名为合作社命名,不同于其他一些以个人命名。潜意识里没有把合作社作为一个盈利性质企业,而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组织。在农村,非经营性的社会活动可以凝聚人心,获得社会组织成长的社会资本。但对于合作社,它本身具有盈利性,组织者却期待它发挥非盈利性社会组织的作用,无疑是矛盾的。组织者在没有对组织的性质和目标进行很好估量的前提下去做一些事情,只会使组织运行得更加艰难。 其次,行政力量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渗透慎之又慎。在当地合作社,行政力量带来了关注度、技术人员甚至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看起来影响很好。但这些的前提是当地合作社起步晚,周边地区的合作社都没有发展起来,基层政府急需树立起一个典型。当合作社走上正式运行轨道后,行政力量应该仔细思量是否撤出合作社。合作社本身是免税企业,这一点已经引起很大争议,行政介入难免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农民利益。同时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塑造出稳定的“官绅民”三层立体结构。这个结构在当代中国急需重构,基层组织是首选。只有当组织走在目标清晰、正常运营的轨道上,安全生产才能充分得到实现,否则就如当下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只有量的积累达不到质的飞跃,由于经济学意义上柠檬市场的存在,量的积累也会达到一个极点从而走下坡路。可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改善农产品的安全生产,首先需着眼于合作组织的建设,这需要国家,基层政府甚至村民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郝涛.农民原子化的后果及对策[J]. 许昌学院学报,2005(6):122-124. [2]赵建欣,王俊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质量控制机制分析[J].农业经济,2010(3):61-63. [3]杨团.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2(2):4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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