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作为政治符号的建筑遗产研究 |
| 范文 | 蓝蓓 【摘 要】建筑遗产作为政治符号，是凝固的历史，是一定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物化。伴随着清末预备立宪，中国大地出现了一批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性质的近代公共建筑，其中就包括湖北咨议局，它不仅是当时立宪派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活动的舞台，而且成为中华民国的发端，是“民国之门”，现武汉人称为“红楼”。目前，该建筑原布局、形制、结构均得以完整保存，以政治符号的角度对其研究，分析其历史沿袭以及价值象征，可以管窥出在中国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政治历程以及它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红楼；政治符号；建筑遗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2-0088-03 湖北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区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武汉爆发，仁人志士们顽强反抗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为了保护和巩固革命成果，革命党人实施了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保卫战，吸引了清军主力，为全国各地反正、脱离清王朝赢得了时间。可以说没有武昌首义就没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拉开了20世纪中国历史巨变的序幕。光辉的辛亥革命历程给湖北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而“红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红楼的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依托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大楼的前身原为清末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场，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面首义广场，因旧址由红砖红瓦砌筑，武汉人称之为“红楼”。 （一）“红楼”的建造缘由 清末，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运动，使得清政府深刻意识到挽救清王朝需要除旧布新，改弦易调。20世纪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为了抵制革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廷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清廷于1907年9月20日在京师以议院为基础设立资政院，随后并命令各省都督速即在各个省会筹建咨议院，作为议员们发表言论的地方。按照清廷规定的全国统一时间，湖北咨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至12月2日在武昌举行了第一次常务会，至此，湖北咨议局正式成立，湖北咨议局筹备处同时裁撤。 议院之建筑，实为议会成立以前所不可少之准备。资政院、咨议局作为中央和省级的常设机构和舆论场所，是清廷粉饰民主的一种门面，是清廷推行“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有一处像样的固定活动场所。资政院设立后，立即在北京内城东隅观象台西北的贡院旧址建立行政大楼，在湖北咨议局的筹备过程中，营建房屋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所以说，“营建红楼是设立湖北咨议局的需要” [1]。于是，湖北咨议局经历了前期的观望阶段、筹备阶段，正式进入建筑阶段，整个建筑耗时一年多，耗银10万余两，于1910年9月初如期竣工，特此修建“红楼”作为其议事场所。 （二）红楼的历史沿革 湖北咨议局建筑作为近代中国建筑的一座丰碑，从其诞生就开始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突出地展现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 1910年9月，经过各相关方的关心和支持，历时一年，湖北咨议局建筑正式落成。1911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第二天，因湖广总督署被战火破坏，一时无法修复，于是在此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这里曾一度代行中央军政府的职权，这有效地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副总统兼鄂军都督黎元洪仍以此作为办公场所。同年4月，孙中山先生受湖北军政府之邀莅临此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武昌起义的历史功勋，会见了湖北军政府的主要成员以及武昌起义的代表成员，黎元洪在议员公所设宴招待孙中山一行。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由汉口迁此，并于1927年1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选举出了新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1927年3月4日至3月22日，湖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毛泽东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会议通过了乡政、武装、工农商学兵联合等35个决议案，湖北省农协正式宣告独立。抗战期间，议会大厅及议员公所被炸毁。1946年，湖北省政府将这里定为省参议会会址。随后，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先后在西南角的两层楼内办公，后者成为省委统战部和湖北省政协的宿舍楼。 （三）“红楼”的现状 1961年3月，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湖北最早被列入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重要史迹。1981年10月10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名，按照她生前夙愿，依托湖北军政府旧址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随后，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及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对旧址进行了多次的修缮和复原。自开馆以来，免费对广大市民进行开放，并开设了《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等基本陈列，以丰富的展品向我们再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地的历史风貌。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红楼”已经成为收集、整理、研究、陈列、宣传辛亥革命历史的专门机构和人民群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 “红楼”历经沧桑而锐气不减，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咨议局旧址，从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新中国，它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它以建筑的形式记录着武昌起义，民国建立的经过，仁人志士们不屈服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顽强反抗的精神。 二、“红楼”的价值象征 建筑作为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是当时生产技术成就和艺术水平的直观表现和标志。湖北咨议局作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渗透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甚至以其外显性成为政治变革的标志”[2]。湖北咨议局刻上了深深的历史印记，历经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最深层次的嬗变，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形态从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转变。 （一）民主的象征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上，同时也反映在文化上。建筑形式是文化特性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湖北咨议局建筑作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渗透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使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建筑形式得以表现。 清政府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企图实行“新政”来寻找出路。湖北咨议局就是清廷实行“新政”的产物，这种行政建筑学习西方建筑形式，基本仿照国外行政、会堂建筑常见的西方古典式外貌，其建筑本身就带有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根据梁华平先生考证：湖北咨议局是日本议院的建筑风格。在引入之初，清廷就明确要求“其新建者则应仿各国议院建筑，取用圆式，以全厅中人能彼此互见共闻为主，所有议长席、演说台，速记席暨列于上层之旁听席等，皆须预备。若改造者，亦应略仿此意办理。至议员席，须照现在该省议员额数加多，以为将来酌增议员之地步”。 但是，从建筑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信息角度来看，它反映了中国在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其本体具有历史、文化等诸多意义，整体而又集中地体现出中国社会生产力、时代精神、民族传统以及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 是中国近代社会演化的最好例证。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商业、工厂城市、铁路的发展，提出了对完全不同的建筑的需要，这些建筑无论在建筑样式与规模上，与家长制时代的旧建筑是不一样的”[3]（P.484）。显然，咨议局这类公共建筑与封建时代的建筑类型相比有了重大的发展，它突破了我国封建社会官式建筑固有的形式和风格，是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建筑上的表象。同时，红楼更是辛亥首义的象征和新的共和国的见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民主革命运动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二）政治体制转变的象征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政治伦理型，“本末”理念是其主导，封建政治体制是万世不变的根“本”。“天不变，祖宗之法亦不变”，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并没有所谓的议会制度。西方议会制度，是清廷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在探寻救国之方的过程中所找寻救国的一剂“良药”。就建筑实际功能本身而言是“末”，建筑是政治制度的载体，以建筑的形式、建筑的风格表现出来。以前的行政建筑都是衙门式的大院，高墙紧闭，是封建等级和专制制度的象征。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折衷主义建筑是欧美一些国家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 这种形式的建筑伴随着西方“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在中国大肆发展，成为中国许多城市建筑的主流，如上海、天津、武汉等，这正好体现了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形过程中，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相吻合。咨议局建筑外观多采用西方古典主义的式样，以湖北咨议局来表现：平面一般作成“山”字形，单体建筑组合成院落的形式。议场无论在平面上还是体积上都占据突出的地位，一般以居中做集会用的大厅为主，并加小会议室、办公室和其它辅助房间构成。 因此，在近代中国以咨议局为表象出现的议会建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打破封建原有的统治基础，代之学习西方宪政的过程，从侧面反映出了民主共和取代封建帝制的一种必然。 （三）封建势力残留的象征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然而清廷还在以“宪政”的外衣掩盖其专制的真面目。 湖北咨议局效仿西式建筑，引入近代建筑表现手法，在建筑形式上摆脱了中国原有的高墙深院，与外界隔绝的旧式衙门的形态，而是以红砖红瓦、低矮的栅栏、宽敞的院落、集会演讲的会堂等形态呈现，这样的建筑形式脱离了封建朝堂威严、尊贵之势。但其，坐北朝南的“衙门口朝南开”，前为议场，后为议员公所“前朝后寝”式的建筑布局，还是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封建衙府的本质。湖北咨议局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规模巨大，建筑面积逾6 000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议场长73.48米，进深34.5米，建筑面积3125平方米，顶高超过20米，是宾阳门内最高的建筑，堪与蛇山“试比高”。整个建筑红墙红瓦，在两侧附楼的陪衬下，显得异常雄伟壮观，直接表现为 “不壮丽无以壮君威”的君主专制主义思想，与现代政治观念背道而驰。 基于此，湖北咨議局作为一种政治措施的产物，深刻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咨议局建筑的目的，就是在“宪政”的外衣的掩饰下继续行专制之政，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咨议局作为清廷的“门面”，并非真正寻求民主之地。因此，从湖北咨议局的建筑选址到建筑布局以及建筑体量，说明了封建思想在当时的民主风潮下，还是有很强的迟滞性，不仅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也体现了清廷借民主之形式来维护封建之统治。 三、“红楼”的当代价值探寻 （一）文物述史实 “红楼”，作为晚清政改实行“新政”的产物，记录着晚清政府寻找出路但又不愿退出封建主义的历史舞台。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红楼的身份由“湖北咨议局”转变成“鄂军都督府”，封建帝制灭亡，建立中华民国。“红楼”以其建筑形式记录着中国的政治变迁，人们可以通过“红楼”旧址来窥视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军政府大门、礼堂，黎元洪的住房和会客室、秘书处等旧址以及陈列在此大量的历史文物资料，都给我们呈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基本史实。 自开馆以来，红楼免费对广大市民进行开放，并开设了《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等基本陈列，我们通过在此展览的大量实物、图像、视频等文物资料，可以很直观形象地了解湖北谘议局的成立及组织结构、活动、建筑格局以及辛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历史背景、历史经过，鄂军都督府成立，阳夏保卫战，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帝退位等历史内容，以文物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的历史事实。 （二）弘扬首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虽然过去将近100多年了，但是它所带给湖北武汉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在20世纪初武昌起义革命中形成的首义精神，是湖北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既是武昌首义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首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义精神的本质就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武昌首义，天下影从，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改写了东方和世界历史的进程。”[4]辛亥首义志士也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衣钵，勇于担负起保护国家民族的责任。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不仅回应了现实的诉求，而且具有很重要的现代价值。武汉的城市精神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这足以体现了历史文化和历史精神在当今人心中的回响，体现了武汉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魅力和精神特质。这种历史精神在当今时代，激励着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博物馆的重要职能是依托历史文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充分发挥辛亥首义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着力挖掘和弘扬以“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活动，如与高校合作，组织大学生节假日义务讲解“红楼”活动；与社区合作，参与首义文化节庆活动；以其它博物馆合作，发起参与“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谊会”等。现如今，“红楼”是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促进了学术研究 湖北省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核心区域，其光辉的辛亥革命历程给湖北省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包含重要机关旧址、纪念建筑、名人故居、历史发生地等，共计60多处辛亥革命历史遗迹，分布于全省9个市州20多个县区。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作为纪念近代重大历史事件而建立的面向大众的专题性博物馆，其研究内容以辛亥革命历史、文物以及人物为重点。自建馆以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就十分注重科学研究工作，聘请了国际知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教授任名誉馆长，并聘请了辛亥革命史专家吴剑杰、刘望龄和严昌洪三位教授任客座研究员，有着强大的科研队伍阵容。据不完全统计，建馆20余年来，本馆已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等书籍20余种，这对促进辛亥革命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纪念馆特别重视辛亥革命纪念活动及其研究，为了加强与社会各群體的互动，发挥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和传播功能，纪念馆经常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来作一些学术讲座，发起参与“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谊会”，举办纪念辛亥革命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作为专门从事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及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机构，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梁华平.红楼的兴建与湖北咨议局[J].武汉文史资 料，1990，（2）. [2]陈晓燕.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文化浅探[J].云南艺 术学院学报，2009，（3）. [3]列宁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黄春华，王强.论首义精神[J].江汉论坛，2001，（3）. [责任编辑：褚永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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