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识时 顺势 坚守 创新 |
| 范文 | 王存刚 【内容提要】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增强的世界局势，以及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外交在识时、顺势、坚守、创新的基础上，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历了艰难险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非凡的历史性成就。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统筹思维，加强战略谋划，着力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懈奋斗。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外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外交思想 【DOI】10.19422/j.cnki.ddsj.2018.12.001 1978年，注定要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政策得以确立，当代中国外交由此开启新征程。40年来，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增强的世界局势，以及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外交在识时、顺势、坚守、创新的基础上，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历了艰难险阻的严峻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非凡的历史性成就。 识 ??时 中国先哲曾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习近平同志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1]就外交领域而言，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并揭示时代本质及特征，是制定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前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承继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观点，即当今世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与此相关联，对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世界大战的危险始终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危险甚至迫在眉睫。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2]对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形势的上述判断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思想基础。 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基于对时代变迁的敏锐观察特别是对其新特点、新趋势的精确把握，邓小平同志开始调整对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3]1985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邓小平同志将和平与发展确立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判断问题，为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为调整对外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后的近30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和平问题尚未解决，但制约战争、防止战争、反对战争的力量在持续增强、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世界总体和平在较长时期内可以维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尽管强烈感受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但坚持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2018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对当今时代主题作出新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5]为此，中国把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積极参与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 顺 ??势 这里讲的“势”，一是指世界格局，即全球主要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结构和战略态势;二是指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状况及发展态势。“势”是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先哲们认为，只有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顺势、造势、任势，方能“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顺势而为，积极造势，从而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是正确认识、准确把握世界格局的现状及走向。1978—1991年间，时值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后期。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6]谨慎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各种纠纷，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大力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秩序。中国外交由此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美国一家独霸但相对实力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步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形成，世界多极化趋势由此加速发展。中国沉着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空前国际压力，稳定和发展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由此推动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二是密切关注、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状及走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益强盛的中国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一引发全球力量结构发生重大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渐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以及“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家秩序的维护者”。 虽然目前中国仍面临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相对缺失、全球利益不断拓展而引发的与外部世界矛盾持续增加等问题，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总体上还是呈现较为良性的状态。双方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总体而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对中国的制约也在不断增大。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7] 坚 ??守 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外交的最大优势、最大特色。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8]中国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中国外交事业就有了前进动力和根本保证。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大政治原则，更是中国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做好外交工作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两大方面。所谓思想领导，就是明确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判断，确立一定时期内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总体布局和基本原则。所谓组织领导，就是构建中国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设置相应机构，协调涉外部门的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强调“外交大权在党中央”的基本原则，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条块的统筹协调，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9] 始终坚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40年来，面对外部环境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外交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進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明确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源于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10]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之一。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就强调把独立自主原则确立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几十年来，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压力多么巨大，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主张要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他郑重宣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11]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反复申明要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2] 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外交领域的一大创造，它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大量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也为诸多多边条约所确认。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被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13] 创 ??新 外交思维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外交思维不断创新。这种创新一是表现在从突出斗争思维向突出合作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两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潜含的都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基础上的斗争思维。这与当时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开展全方位外交的过程中高举合作共赢旗帜，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二是提出统筹思维，包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统筹思维方面的新发展，是以开放统筹两个大局，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合作等各领域工作密切结合，通盘谋划、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三是提出防患未然的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打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底线思维”这一概念，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5]运用底线思维，关键在于划出底线、守住底线、亮明底线。 外交理念持续创新。理念引领行动，创新促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决策者始终高度重视理念创新，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提出外交新理念，用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邓小平同志除了提出前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这一重大创新性判断外，还首次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新主张，首次提出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思路等;江泽民同志做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更为系统地提出中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等;胡锦涛同志提出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倡导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习近平同志则提出如下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上述新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有力地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设计与实施。 外交总体布局不断完善。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果断将中国外交向“全方位”布局方向调整。所谓“全方位”布局，就是包括双边和多边、涵盖大国和周边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关系格局。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初步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事，更加强调外交的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全球层面上，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分享共同发展机遇，开辟共同发展的前景。在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不断深化互利合作和互连互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与大国关系方面，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切实运筹、着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上，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合作。在国家层面上，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外交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完善外交体制机制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体制机制在坚守内核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中国外交体制机制的工作有序推进：进一步强调“外交大权在党中央”的基本原则，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条块的统筹协调，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在强化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的基础上，组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决策和议事的协调机构，以更好地“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与此同时，外交部先后成立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和国际法咨询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以就重大外交问题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 环顾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已然十分清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正在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持续加速推进，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崛起的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新特点和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继续坚持统筹思维，加强战略谋划，着力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不断开拓思想和实践的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页。 [2]《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3]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4]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5]《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91271.shtml。 [6]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5页。 [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45页。 [8]《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 [9]《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 [10] 习近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66页。 [11]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1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13]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29/c1024-25213364.html。 [14] 邓小平：《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 [15]《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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