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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亚洲和非洲各国的交往，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多体现在文化交往上，其中也包含着麒麟（长颈鹿）等动物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可分为第一至第三次和第四至第七次两个阶段，活动地区由第一阶段在东南亚和南亚，拓展到第二阶段的西亚和东非地区。与郑和七下西洋直接有关的海上“麒麟贡”约有七次，均出现在第二阶段，之后出现的“麒麟贡”，也与下西洋有着紧密的关联。或以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与“麒麟贡”直接有关。永乐大帝在总结了历朝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将自己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施行于南海西洋。郑和下西洋起初有为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和打击流亡的反朱棣的残余势力之目的，但之后渐渐演变为搜寻奇兽异物、保护南中国海的航道安全、在南洋宣扬国威和与非属国施行外交的需要。明初通过“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礼仪，深化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麒麟外交”仪式不仅仅为了演示给本土成员，同时也有吸引周边国家及南洋和东非国家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以确立明朝的中华朝贡体系中心的地位。
（摘編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作者：邹振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