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 |
| 范文 | 冯尔康 一、从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 在我国传统社会晚期,有“三大节”的礼俗,这就是元旦、冬至和“圣诞”,节期君民同乐,普天同庆。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和习惯?原来大有思想文化上的讲究。元旦是一年之始,皇上颁布的新年历开始实行,凡为臣民者均应遵奉执行,如果那个人胆敢不奉正朔,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冬至过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日比一日短,是阴、阳交争结束之时,从此阳气上升,而阳气表示君道,所以这时国君以最隆重的礼节祭天,并且只有他具有这种权力———以示君权、天道相通,而臣民则是隆礼祭祖,于是君民共同报答天恩祖德;圣诞是正在坐龙椅的皇帝的诞日,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沐浴皇恩的臣民理当庆贺。这些习俗到20世纪仍有所延续,如民国初期依旧有法定的祭天仪礼,国家元首的生辰百姓也要过,如台湾出版“仁寿版”“二十六史”为蒋介石庆寿,“文革”期间大陆人民在12月26日吃面条给毛泽东祝寿,至于用什么纪年,仍然是政治态度问题。三大节是社会政治权威的体现,或者说是政治权威的象征,过三大节就标志政治权威的权威的存在。过三大节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均有着丰富的文化成分,是行为与文化的结合物。社会行为与社会文化本身有着内在的联系,是统一体,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将文化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作统一的考察,是事物内在因素所要求的,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本文所说的文化,是将思想、意识、信仰、观念、精神都包含在内。下面将介绍学术界对“文化与社会”的研究状况,以及开展“文化与社会”研究对史学发展的意义。 二、近年中外史家对文化史、社会史及两者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文化史与社会史有“荣枯与共”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史研究兴起,跟着社会史研究开展起来,前者似有后劲不足之势,而后者却以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作为特征之一,弥补前者的缺憾,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国外,学术研究的思潮变化多端,流派纷呈,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从年鉴派到年鉴-新史学,到后现代主义史学,到政治史、事件史、叙事史、传记的回归,特别是新文化史的流行,与本文主题最有关系,下面就将中外学者业已关注的“文化与社会”研究内容缕叙一二:心态史学研究。心态史家认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观念所构成。心态,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心态史研究个人、群体行为的意识,决定其行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所寻觅的意识,就是那种不易把握的概念模糊的思维活动,隐藏的潜意识,因其同人们的行为有更直接的关系,利用它研究社会历史,便有非同寻常的认识价值。心态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联,心态史成为社会史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文化的意味增多,出现“文化-心态史”,给予人的行为更多的文化意义的解释。比如明末至晚清的某些战争中,指挥官将裸体女人驱赶到阵前以抵挡敌军,是所谓的“阴门阵”。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女阴是秽物,摆阴门阵是实行厌胜术,以瓦解对方,这是将心理中的污秽观用于战争。 物质文化史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食物、服饰、器皿、建筑等有形的实物,任务是找出其中的礼仪制度,尤其是文化的涵义。学术界研讨服饰史,透过服饰时尚,看到人们追求艳、新、异的文化观;从美学的角度分清服饰中的雅、俗之别以及各色人等自身所塑造的形象;从对所谓“服妖”的态度观察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观念及其间的矛盾,当社会下层服色违制,与社会上层服色无别时,社会上层出于优越感一面会反对、禁止服色逾制,一面会别创新装,以区别于社会下层,达到心理的平衡。 历史人类学研究。现在学者趋向于将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看作一回事,都成为历史人类学。历史家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考察历史现象,通过婚姻、家庭、家族、宗教、信仰、语言作出观察,就中关注于人们的观念、心态、欲望、感情、知觉、风俗、习惯和行为,以明了行为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大众文化史研究。大众文化内容多种多样,如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民众意识、民间故事,甚至可以将社区文化,也即所谓“小传统”包括进来。关于民间宗教(秘密宗教、秘密教门、秘密社会)向为史家所留意,但过去多侧重在其源流、组织、事件诸方面,目前趋向于对其核心成分的信仰问题进行探讨。精英文化、统治者文化的文化霸权问题,民间文化对它有无抗争,有无自主性,有无对霸权文化的反影响?是大众文化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表象史研究。表象是被人们感知的行为,是物体呈现在精神中的方式,包含形象、象征物、感知或感觉、代表性等。它是心态史的延伸。它研究对现实世界感知的历史,认为外界条件与人的反映不是一回事(不是有什么外界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反映),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人们对客观条件的感受,取决于他们的表象体系(如人们的智慧程度、个人性格、关注中心和目标)。表象史家注意历史上人们自己塑造的形象,通过人们的举手投足,对气味、声音等感觉的研讨,找出人们的心理活动,作出社会的和文化的说明。 政治文化史。政治史原来是被社会史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现在恢复对它的研究,不过不是简单的复旧,而是赋予新的研究内容,如开辟政治舆论史,如留意于人们对政治的态度,显然这是文化方面的内涵。 集体记忆史。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传统”。记忆是具体的,主观的,带有感情色彩的,集体记忆总是和一些特定的集体和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常常通过仪式、信仰、庆祝和纪念活动、对一些事件的态度表现出来,同时集体记忆往往与现实联系密切,形成民族的记忆,是史家帮助发掘深藏在民族心灵深处的传统遗产和民族认同。 身体史(社会医疗史)研究。身体史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领域,如性别、政治、劳工、农民、技术、艺术、医学、科学、宗教等历史中,是20世纪晚期的产物,目前只提出地方性的知识,能够指出文化多样性、特殊性及地方色彩。如中国“割股疗亲”史的研究中,获知“血气观念”、“同类相补”观念在这种行为中的思想上的指导作用。 上面所列的各种历史研究,有的是学科研究的领域,如历史人类学、政治文化史等,有的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研究的视野,一种视角,或者说一种方法,如心态史、表象史等。就中有属于社会史研究范围的,也有属于文化史研究序列的,不过我们从这些不同门类的研究中,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文化因素情有独钟,都想揭示文化因素对人们的历史行为的作用。可见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寻找行为与思想、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深化历史研究。 三、“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对历史学的价值 1鄙缁崾贰⑽幕史互借资源,深化各自领域的研究及互动研究。 强调“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使史家在作专题研究时,自觉地进行与其相关联事物的考察,从而取得多学科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就我所意识到的,社会史研究从文化史研究中借助资源,提高了理论水平和综合能力,而文化史研究则从社会史研究中增强了对社会大背景的理解,即社会脉络的把握。这里主要从社会史研究方面来看其收获。 新文化史研究者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那些抽象的力量;这是针对社会经济决定论、长时段决定论等注定论而发的,为的是理解历史当事人,站在他们的地位观察事物。新文化史家追求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认为文化影响甚至决定政治和经济的行为。他们突出文化作用的观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则有助于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比如表象史家对传统的阶级与生俱来、是客观条件必然产物的理论发出挑战,他们注意到只有由社会组织推动的社会斗争才促进阶级意识的形成,最终巩固阶级和社会集团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认同感,而社会集团只有在他们的代言人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他们讲话时阶级才得以存在。也就是说,没有代言人的活动,没有阶级意识的牢固树立,阶级因素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阶级却没有形成,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活动的积极作用、主体作用。再如“国族”(民族主义)的形成,新的见解是,它是被有意识的建构起来的(往往同民族革命、民族战争有关),并非民族、语言、领土等客观条件自然成立的。这些研究无疑地会为社会史家所借鉴,同时会促使社会史家进一步作理论的思考,提高认识水平,进行综合的研究。再说思想文化的研究,与表面现象的研究相比,是深层次的研究,是为揭示事物本质的,这种研究性质也决定了社会史研究应从文化史研究中学习它的理论成分。文化史与社会史都是眼睛向下的,特别关心下层社会的历史,自然有共同语言。总起来说,社会史研究借助文化史研究资源,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而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含有整合文化史的内容,并进而试图把握社会运动的轨迹,作出总体史的说明。 2薄拔幕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促进跨学科研究。 所谓跨学科研究,是指研究对象、领域之间的交融,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有交叉点(重叠部分),这个交叉点常常是学术研究的生长点,新学科、新观点由此产生;同时还指各学科研究法的借鉴。跨学科研究,要求它的从业者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 文化学与历史学是不同的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才能使具有多科学内容的事物,得到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单一学科研究的片面性。新文化史的研究,除了运用历史学的知识,还要有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医药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文学、哲学等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如心态史的研究,得力于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而心理学家有兴趣于人脑科学及儿童智力发展的研究,未能与心态史家作进一步的合作,致使心态史研究受到限制。表象史研究得以开发,也是上述学科共同努力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团体、政治体制、人物传记、节庆生活等方面的研究中获得新成果。新文化史强调对作为史料的文本研究,令史学家体会到文学技巧对分析文本的用处,当然对文学家来讲则可明了对作品加强历史背景认识的必要。跨学科研究正在对历史研究起着积极的作用。跨学科研究,对史学研究而言,是志在对历史作出全面的理解,这就引出下面的话题。 3薄拔幕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推动整体史的研究。 社会史、文化史的跨学科研究,有如一架桥梁,沟通了若干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大大开拓了研究范围和发掘了研究资料,为对历史的全面研究创造了某些必要的条件,虽然还远不完善。试想,过往谁曾正式提出将人们的心态、表象、身体作为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呢?没有!只有跨学科的心态史、表象史、身体史才提出来。跨学科研究还使历史学家大开眼界,别开生面地关注非文本史料,开展田野调查,并且由于领域的拓宽,视角的变化,对原有文献资料会产生新的理解和说明。 加强“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必将推动历史学的总体研究和研究的整体水平。看来,我们需要继续提高这方面的认识,有意识地朝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责任编辑:倪金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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