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发松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徑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唯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摘编自《文史哲》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