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清末民初政治体制转型缘何具有平稳特征 |
| 范文 | 摘 要 清末民初我國政治体制之所以得以平稳转型，原因之一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未在清王朝灭亡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这可以从颇有拔高之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十次起义的人员、经费、区域及影响四个方面看出。原因之二是袁世凯势力集团对革命派议和，对清廷逼宫，这直接导致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规避了军事战争，而呈现出平稳过渡的特征。至于袁世凯选择和平方策的原因，在于他有强烈的去清之心。 关键词 政治体制，清末民初，平稳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6-0015-08 以清帝的和平退位为标志，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了向民主共和制度的华丽转身。清末民初的制度转型所呈现出的平稳过渡特征，其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中国而具有世界意义。不过，目前学术界基于道德制约及现实政治的需要，过多的纠结于政权、党派与集团利益，而对政体形态的和平更迭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本文拟针对清末民初政治体制转型平稳的成因，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袁世凯势力集团两大武装展开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清末从事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力量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最具代表的是孙中山等领导的十次起义和湖北革命派发动的武昌起义，在笔者看来，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具有颠覆意义。 （一）学术界对十次起义影响的拔高 所谓十次起义，包括乙未广州之役（1895年10月）、庚子惠州之役（1900年10月）、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5月）、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丁未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3月）、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1911年4月）。这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列，其主要是要表达：“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① 对于孙中山十次起义十次失败，学术界予以了极高评价，将之与民国建立相联系。如1942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李鼎铭之文《纪念双十节》，文章道：“今天是双十节31周年纪念。回忆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数十年，经过十次的起义，十次的失败，许多革命志士，英勇牺牲，前仆后继，不知掷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热血，才培植成这朵‘双十节灿烂之花。”②2006年，《昭通文学艺术系列丛书》（诗词卷）刊登了题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诗曰：革命先行盖世功，丹心耿耿奋大同。十次起义成大业，开创共和天下公。神州一统山河舞，华夏复兴腾巨龙。“辛亥”精神昭日月，中山浩气贯长虹。③2013年，《广府文化大典》载文称，“孙中山的十次起义，终于一举推翻了千年帝制”。④ 除将民国建立归功于十次起义的观点之外，更多的则是笼统的高度评价。如1986年《孙中山哲学研究》一书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十起十落”，屡屡失败。但给清朝以巨大的打击。①1996年《少年百科题海》称，是孙中山于1895年，在广州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接着他又先后发动了近十次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却一次又一次地震动了全国。②2007年《名人名言》一书道：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一面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一面继续发动武装起义，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以及广州，先后发动了近十次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是大大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③2016年《北洋觉梦录》袁世凯卷评论道：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发动了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等接连十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但大清朝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击之下，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要加上来了。④ 间接高度评价孙中山“十次起义”的观点中，2001年马陕忠之文《论“十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最具代表。文章认为，西南六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六次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使得统治者极为恐慌，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化，把清廷的注意力吸引到西南各省，有利于长江流域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没有“十次起义”和其他起义，便不会有辛亥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枪，1911年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⑤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界也是如此，如1984年《中国近代史概要》就强调，十次起义“都是由国父亲自领导。虽然每次归于失败，可是国父败了再打，倒了再起，充分表现了革命家的革命精神”。⑥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还有一种将武昌起义与十次起义相关联的看法，并对武昌起义冠之以“第十一次起义”。如2005年《时代·生活·随想》一书载：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经过十次起义失败，毫不灰心，第十一次的武昌起义成功，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⑦2012年张沛然著文《辛亥革命百年祭》提出，武昌起义与黄花岗起义相比，乍想起来，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感慨。其实从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十次起义的内涵来分析，证明了武昌起义正是受到了黄花岗等起义的熏染与激发，才形成了民心所向，所以这次胜利也正是以无数革命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胜利。中国历史上共和国的时代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到来了。⑧2014年沈振元之文《关于“张謇再研究”之管见》认为，革命党人从1895年起，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等十次起义，虽屡次失败，但愈挫愈勇，最终于辛亥年的武昌起义获得成功。⑨同年杏林子著《生之歌》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清朝，历经十一次革命。前面十次看似失败了，其实正因那十次起义，点燃了革命火花，方能在第十一次一举成功。⑩ 在中国台湾学界也有类似看法，如1959年《中华民国建国史》一书道：清朝被推翻，民国得成立，就是革命运动达到夺取政权的目标，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便有十次革命起义的经过。经过十次起义的失败，到了十一次的起义才得到成功。？輥？輯？訛 综上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学术界都对孙中山十次起义予以了高度评价，颇有拔高之嫌。 （二）十次起义影响有限 之所以认为学术界评价拔高，主要在于十次起义的规模与影响万不容高估。 首先，就人员规模而言，蒋永敬曾著文《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輥？輰？訛对十次起义的人员情况有专门罗列：第一次，1895年广州之役，参加者300余人，失败被捕60余人，殉难5人。第二次，1900年惠州之役，参加者600余人，后扩至2万余人。第三次，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参加者700余人，战死者77人，殉难者70余人。第四次，1907年惠州七女湖之役，参加者百余人。第五次，1907年防城之役，参加者300余人，后扩至千余人。第六次，1907年镇南关之役，参加者80人，收降兵百余人。第七次，1908年钦廉之役，参加者200余人，战死者4人，伤2人。第八次，1908年河口之役，参加者300余人，收降兵6营，计约3000人。第九次，1910年廣州新军之役，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第十次，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作者认为，“以上十次起义的规模，与清廷方面兵力相比，固属大相悬殊，而其失败亦为意料中的事”。 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惠州之役乌合会党2万余人之外，多为几百人，上千人的也只有防城之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多为会党，正如2016年黄宇和所道：孙文虽然在1904年以及1905年之间年似乎已经清醒了，但是当时以及之后的多次起义，仍然依靠会党，因为只有会党分子才愿意卖命也。1904年之后八次起义的财力人力多来自海外华侨。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举行的黄花岗起义，72位烈士当中有31位是美洲致公堂的成员，其他的大多数是东南亚华侨。这种现象也说明，不少海外洪门是真正卖命的，香港与广州的洪门则在乙未广州起义中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只是名为卖命，实为骗财。无论如何，黄花岗之役是孙文最后一次依靠会党来举义了。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同盟会策动的。它的成功，结束了孙文依靠会党起义的模式。①学术界认为孙中山前期依靠会党，后期依靠新军，不符合事实。②会党比之新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思想，战力都不能相提并论。 其次，从经费看。上引蒋永敬之文有详细的考订，第一次起义获捐款3.1万元，第二次起义14.3万元，第三次至第八次20.9万元，第九次2.9万元，第十次20.9万元，十次起义经费合计约62万元。至于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华侨的捐助，占比高达80%。③ 第三，从区域看。十次起义所波及地区，在广东的有八次，在广西的一次，在云南的一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且以广东为主。 以几万元经费，几百人，以外来输入的方式，局促于广东一带，要想掀起很大的波浪都很难，更不用说推翻清王朝了。 第四，从影响看。以十次起义中最重要的“黄花岗起义”为例，1911年8月1日《申报》载文《粤人又相惊以革党矣·黄花岗之厉鬼为祟》道：“上月二十八日下午三句余钟，粤垣不知何故，谣传忽起，谓是夜三鼓革党攻城，以讹传讹，竟有携老扶幼，星夜出城，或刻日搬迁者，其张皇情景，较之三月二十九前后，尤有过之。政界因此亦即下令戒严，派兵纷出巡守，如临大敌，至二十九日人心始定。闻当二十七八两晚时，所有城外客栈、酒店、紫洞艇、各戏院等，俱人数拥挤，应接不暇，类皆城内避乱者所栖止云。”④谣言的平息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广州尚且如此，广东呢？全国呢？ 在今天看来，我们受孙中山的“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⑤影响，对黄花岗起义的评价过高了。孙中山之所以认为黄花岗起义的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那是因为相对于清廷，黄花岗起义对革命党人的伤害要大得多。李准认为：“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乃是事后所道，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在收录该文时曾加有编者按：“李准清末在广东与革命党人为敌，党人欲得而甘心。武昌起义后，李改变态度，广东反正首先响应。又刊光复粤垣记一书，列举当时与胡汉民等往还文电，无非欲图晚盖。以洗刷此前反革命的罪恶。”⑥这一类的回忆录等评价，受成王败寇影响，⑦加以个人需求，其所进行的马后炮式的评价，可信性要打折扣。 还有论者也认为，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7年安庆之役和绍兴之役、1908年安庆之役四次起义，“综合的影响远大过黄花岗之役”。① 以上四个方面，让我们看出十次起义影响的真实状况。正如有论者所言：孙中山在十六年间（1895—1911年）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而全部失败。这十次起义其实规模都不大，对清政府并不能构成真正的武力威胁。②学术界缺乏理性分析，占据主流的是对孙中山十次起义的拔高立场，此中因由，既有正统论下的自然生成，也有道德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的驱动。至于唐向荣对“孙中山领导十次反清起义”说所进行的重新审视，主旨是认为应该包括“北方辛亥革命”，是为滦州起义发声。③ 孙中山十次起义之外，武昌起义乃至阳夏战役对清王朝的灭亡也不具有颠覆意义，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持久战，包括武昌避免城破，决非革命派单方所能成就。对此笔者有多文专题阐释，④在此就不赘言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未在清王朝灭亡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这是清末民初政治体制平稳过渡的佐证之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外的另一武装是袁世凯势力集团，其对革命势力所选择的和平方策，直接导致清末民初政治体制平稳转型。 （一）袁世凯的和平抉择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初，在对待清廷和革命党的态度上，处于矛盾状态。王锡彤在《抑斋自述》中曾有记载：1911年10月14日，袁世凯说：“余与云台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侍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10月23日，王锡彤“赴彰谒袁公。袁公曰：‘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请公放心”。10月30日，“袁公南行，送至车上，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余曰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⑤一方面袁世凯不愿意站在革命党一边，另一方面又表示决不虐视，“凡事留有余地步”表明他要见机行事，随机应变。 当时袁世凯面临的抉择是，要么站在清政府一边，镇压革命党;要么站在革命党一边，推翻清王朝;要么借助清廷与革命党的对垒，火中取栗，成就黄雀渔翁之巧。 1911年10月26日《申报》曾有报道：“袁宫保近由彰德电致东南各督抚云，世凯现将力疾就道，尚祈遇事指示，以匡不逮，昨奉命节调沿江各军，而各处伏莽颇多，须统筹全局，不敢顾此失彼，尊处军队，想足备，弹压地方之用，祈示复。”“又通电各省督抚云，世凯此次奉命督鄂，正当武昌汉阳失陷，大局震动，时事阽危，何敢以病体固辞，现定日内誓师抵汉，先后承诸公分兵筹饷，共扶大局甚感，特病衰如世凯未悉，能救时艰于万一否耳，还望诸帅远筹荩略，以匡不逮，抵汉后军事如何，容分别电陈以慰荩念。”⑥需要注意的是，该报道的题目是《袁世凯以曾文正自居》。10月29日《申报》又载文称：“夫袁氏之出也，其命意不过二端，一则欲以曾李诸人自命，助政府以平革命军，一则欲逞此时机，愚弄政府，使兵饷之权，既握于手，然后一反掌間，使革命之功早就，此外决无第三义也。”⑦事实并非“决无第三义”，袁世凯选择的恰恰就是黄雀在后，渔翁得利。 清廷决计起用袁世凯之后，袁世凯采取的是拖延之策。10月29日《申报》报道：“此次武汉事起，最不可解者为袁世凯一人，袁氏解职后屡欲起用而不得，其间政府屡欲虚与委蛇之，而袁亦不受，至此次，始则人多决其不肯出山，而袁独慨然自任，然犹迁延两可，谓病未痊，不能遽行，自后又请招集旧部，又请兵饷四百万，又不愿身居荫昌之下，迨政府一一允准，而其行期，始言与荫昌同下，继定初一，又言初四，又言初十，今荫昌已有命返京，是袁氏不愿身居荫昌下之志已达，而袁氏未接手之前，命冯国璋代统北军，则袁氏之尚未视师可知，是则袁世凯之出山与否，至今尚在未定也。”①10月29日在袁世凯出山前夕，当时的舆论竟然对袁世凯出山与否存疑，可知袁世凯的拖延上任昭然。 袁世凯出山之后，尽管他非常明白迁延会使“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地”，“寰宇糜烂，必无完土”，②然而依旧采取了拖延之策，主张“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期将民军“一鼓荡平”。③对此，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袁世凯有许多理由要拖延。他为摄政王所不喜和惧怕，而革命党也同样有理由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改良派。如果他镇压革命成功，他的报酬也许是又一次贬逐。反之，如果他对叛军用了兵而又失败，他也不会得到革命党人的怜悯。”④ 袁世凯的拖延态度还体现在对武昌的攻取方面。其时，康有为说：“适袁有窥神器之心，故荫昌破汉口而讲和，再破汉阳，本可三小时破武昌，乃又讲和，其意专欲藉革力以胁满洲。”⑤冯国璋也说道：“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廖廖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此种情形，我已屡次电告宫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⑥ 袁对于革命党是拖延用兵，对于清廷则是逼宫。一方面，他以内阁全体国务大臣名义上折：“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⑦以威胁的手法，明确要求清帝退位。⑧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贿赂奕劻、那桐、太监小德张等，进行劝说，还唆使北洋将领公开电奏反对帝制，赞成共和。“在袁世凯挥舞北洋军这个杀人锏的同时，北方各省咨议局，驻国外各公使及地方官吏，积极配合，纷纷请求共和，奏电如雪片一般飞到北京。”⑨袁世凯如同老鹰玩小鸡一般无二，置清廷孤儿寡母于股掌中，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终致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⑩ 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的三个多月里，通过拖延与逼宫，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其中的艰难，《申报》曾有专题总结报道。 京函云，此次共和发表，未闻暴动，当时布置者实煞费经营。昨晤个中人，论及此次之手续，并历溯往事，颇有意味可寻，特录之于下。项城前本抱定君主，因闻南人允以第一次大总统为推翻清政府之报酬，不无所动，当时又有所谓宗社党出现，密图狙击，深恐将来功成以后有兔死狗烹之诮，故于克复汉阳时乘英人出而调停，即翻然改计，允派唐代表赴沪议和，不料不旋踵而南京忽组织临时政府，大总统已举孙中山君，项城恐事中变，画虎类狗，遂撤销唐代表而下备战之阁令，且电诘南中何故忽举总统，旋得孙总统电委曲解释临时二字，并极力以大位相让，袁意始解，而和议因之复活矣！不料良弼等复运动亲贵，横出阻挠，拟推翻袁内阁，而以赵、铁代之，复分走蒙古东省，收拾战备，为背城借一之举，事几中变，乃大恐，遂一面示意北方军队联电要求共和，一面复邀张锡銮电告马杰首领冯麟阁等勿助亲贵，又遣人说赵尔巽，劝其承认共和，诸亲贵抵奉后，因之种种失败，而袁则乘诸亲贵离京之时，约人同告亲太后力言共和之利事机之危，又痛言各亲贵之无意识，以帝后生命为孤注，清后意为之夺，遂允予以全权，复恐旗人阻挠，则力联奕劻，并将禁卫军半数调往河南，并没收其武器，又调兵驻京，迨诸事妥贴，始缮退位诏稿进呈，盖用御宝，并由奕劻签字以为亲贵之通过证，始明发矣！当时正值溥伟回京，闻将发表，即往求见清太后，意图力阻，不料清后传谕，须俟诏旨发表，后始许进见，溥伟无法阻止，乃顿足而归，于此亦可见袁氏对于此事之种种为难情形矣！① 袁世凯逼清退位，其艰难确实非同寻常，这还可以从清帝退位之前先有摄政王载沣退位一事看出。“日前诸亲贵开秘密会议，监国痛怀时局，向诸亲贵发论曰：大局糜烂至此，各省土崩瓦解，国民一致希望共和，不如明发诏谕，许全国之请愿，上法尧舜，尤不失皇室尊荣，将来于亚东历史上千载，亦有合誉。吾则此时所倚恃者，为袁世凯一人，一且其羽翼业已布满，揽权跋扈情形，已渐彰著，与甘失神器于篡窃贼臣之手，届时满旗亦同属无幸，何如早为之计？岂料发言夫竟，诸亲贵大肆反对，泽公首先咆哮，群起非难，庆邸遂推监国先去，泽公与众议废监国，自揽大权，实行专制，并不许君主立宪，谓之十九信条系监国恭代谒庙宣誓，既废去之，则易于反汉，当即纠众联词过逼迫太后，立须懿旨，而监国乃知众怒难犯，泣请退位，故有是谕云。”②应该说，学术界轻描淡写，严重低估、漫忽逼迫清廷退位的难度，有失公允。 综上可知，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和平策略之运用，使得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规避了军事战争，而呈现出平稳过渡的特征。 （二）和平抉择的促动因素 袁世凯为何选择和平方策？对此，学术界往往将之归于谋取大位的篡位之心。这一主流看法自有其道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袁世凯确实觊觎大总统宝座，并得到了孙中山等的一再保证：“清帝倘退位，袁世凯将举为总统。”③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袁世凯有强烈的去清之心，此乃解开袁世凯辛亥年出山后所作所为的关键。 袁世凯之所以在1911年力主去清而后快，与三年前险遭杀身大祸直接相关。 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先后驾崩。这一事件在那个封建、闭塞年代的影响之大，决非今天的人们所能感知。特别是对于袁世凯来说，更是危在旦夕间。 主杀袁世凯之促动因素，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两大推动者。外交方面，还有日本的推波助澜。④康梁力促的动力，来自于“十年前戊戌政变时袁出卖光绪皇帝之恨”，⑤据说“光绪的最后一道圣旨就是杀掉袁世凯，为他出卖光绪皇帝和戊戌维新人士复仇”。⑥ 袁世凯在事发后，情急之下，只身逃往天津。“袁由内廷返锡拉胡同寓所，已备悉谴斥经过，异常惊惶，惟恐尚有后命，遂匆遽微服赴津”。⑦袁世凯出逃天津，与庆亲王奕劻有关。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称：“有一天，庆王奕劻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应为英租界，笔者注）利顺德饭店。”⑧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也记载：袁世凯“惊惧万状，当天坐车微服去天津，想通过直督杨世骧逃逸日本避祸”。⑨ 张国淦的记载更为详细：袁世凯到天津后，“暂憩于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杨拜门称受业，故毓瑛称太老师）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觉，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彷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车站（津东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当。袁遂于次晨由西车站仓皇登车，时到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熙、严修及端绪（礼部郎中，端方之弟）、继先（端方之子）数人而已。是日适学部值日，严修抗疏请收回成命，监国面嘱张之洞转告严：‘此旨已属从宽，不必再有渎请。遂未明发谕旨，严旋即奏请开缺，得谕旨即返津云。”① 从险遭杀身到出逃河南省汲县（今天的卫辉市），耿玉儒《袁世凯在卫辉》一文有专门记载：光绪、慈禧去世，溥仪三岁继立皇位。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代行皇帝理朝，载沣是光绪的胞弟，戊戌政变后即怀杀袁替兄报仇之心。宣统登基，袁世凯极为不满，并说：“自古立幼主，必亡国。”载沣闻而落泪，新仇旧恨迸发，取出天予宝剑要立斩袁世凯，军机大臣张之洞（张的女儿和袁的长子袁克定联姻）忙跪下求情说：“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把宝剑收起，说：“死罪可免，贬家为民，不能在朝。”袁世凯坐东洋马车星夜出京，于光緒三十四年10月下旬一天夜里来到卫辉（当时参加欢迎袁世凯的付金生今仍健在，年80岁），居之袁宅。② 1913年出版的《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一书，亦有专载：“袁贼不幸，逆后云亡，慈禧死而世凯之恐慌时代至矣！初慈禧及光绪病笃，皇嗣之议未定，醇王光绪之胞弟也，在理其子当继，而袁世凯因戊戌废立光绪之事，实己所为，恐醇子继位，则醇王必不能遽忘前嫌，而己将不保，且庆王亦窃有立我长孙之志，于是二人相谋排斥醇王之子，然卒不成，既而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或云宜立长君，或云宜择至亲，世凯见阴谋不遂，更思有以媚醇王，一日值亲贵大臣会议之席，突然提议，谓当立醇王，以合长君之义，醇王素称宽厚，至是怒不可遏，厉声叱之曰：何物世凯，如斯放肆，拍案案仆，一座皆股慄，世凯不觉色丧，幸某王为之辞，又以大丧为言，幸免于患。未几，醇王之子溥仪即位，改元宣统，以醇王摄政，王以袁之心险，恐终不利于皇室，适隆裕后（光绪后）检点光绪遗物，得光绪遗书，读至朕悔恨为世凯所卖一段，恸哭不已，自是遂深恨世凯，满人中如泽公、善耆、那桐、铁良等，均不满于袁平日所为，遂乘机进言，谓袁世凯可杀不可留，袁闻之知不能免，服仆从服，仓卒出都，逃至天津，复密进京，袁恳英公使，及某某公使，复得同僚为之解脱，始克保全首领，放还故山，其怯懦有如此者。”③ 此次侥幸保住性命，与其说是袁世凯太幸运，还不如说是载沣等亲贵的衬托。袁世凯一生当中，危难至极的就是这一次。 袁世凯在1909年初“开缺回籍养疴”，先到的是河南新乡市汲县而非安阳市彰德，住在县城西关北马市街路东的一处宅院，住宅里有地道通往外面的护城河，笔者曾亲往察看（今留存的院落无多），这显现出袁世凯当时处于惊弓之鸟的窘境，保命之忧虑重重。④ 据王锡彤回忆，当时“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谈及实业，袁世凯兴趣非常浓厚，还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⑤此前袁世凯在甲午战后穷困落魄之时就曾产生过当买办发家致富的念头，后为王英楷劝说作罢。⑥于此可知，袁世凯此次险些丧命对他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他对清廷由失意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进而转化为深仇痛恨，并埋下了亡清的种子。1910年，袁世凯曾联络孙中山反清，⑦黄兴还称“袁氏当未辞职之先”就曾派人向黄兴表示“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⑧1911年6月，也就是出山前夕，袁世凯还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⑨这里的“他们”，耐人寻味。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借助千载难逢机遇，着手实施其复仇计划。清廷下旨启用袁世凯，“袁接谕后，乃故不动声色，屡经催促不肯来，及庆王招之始出，又不遽入京，以为要挟醇王地步，未几以杀革党气焰为名，请清皇先颁罪己之诏，罪己诏云者，虽为宣统之谢罪状，实不啻摄政王之弹劾案也。罪己诏下，袁世凯大复仇之幕开矣！继又假资政院公论，建亲贵王公不宜入内阁之议，悉置皇族于政治圈外，而朗贝勒之内阁副总理，洵贝勒之海军大臣，涛贝勒之参谋总长，泽公之度支部大臣，肃亲王之理藩部大臣，同时解职，并于其恩人而兼私党之庆王，亦排之使去，于是自内阁以至禁卫军之将校，步军之统领，殆无一非袁之羽党。又见皇族之昏昧怯懦，而中外无复异议也，遂矫太后旨，数摄政王罪，给以五万元干俸而罢之。袁世凯之私怨，于是了矣！”① 综上可知，袁世凯在辛亥年出山后对革命党行和平手法，并逼清退位，乃是其决绝的去清之心所致，绝非偶然。学术界先是漠视袁世凯的决绝去清，既而淡化其逼清退位的艰难，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式分析，是基于否定的认知前提的自然而然，且在所有的问题上一以贯之。戊戌年维新变法，袁世凯与改良派有不少交集，学界讥评之以投机改良;到了辛亥年反清革命，袁世凯与革命派又有不少交集，学界讥评之以投机革命。其实，在今天看来，袁世凯与改良派、革命派的交集是趋利，之后的闪躲是本能避害，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此，用趋利避害来理解可能更为精准。由于袁世凯思想上对维新和革命的认同，所以我们不能将其交集视为虚与委蛇。换言之，袁世凯完全具有联合改良或革命阵营的可能。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顺势而为，终于以议和、逼宫的和平方式实现了体制内革命，从而使清末民初之政治体制转型呈现出平稳特征。 【作者简介】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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