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约瑟夫·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中的经济思想研究 |
| 范文 | 摘 要? 19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和农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衰退，同时，以金融和航运为代表的无形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复杂的经济环境，为帝國特惠制和报复性关税主张的发展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同一时期，得益于无形贸易的发展，自由贸易理论仍然居于主导地位。1903年5月，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发动了一场意在改变英国自由贸易制度的关税改革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三种经济理论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每一种理论都能从英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找到无数的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就使得面对着同一种经济环境，三种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可以并存，并展开激烈的交锋。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介绍和分析三种不同的经济观点入手，来展示这一时期复杂的经济现象，并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和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关键词? 帝国特惠制，自由贸易，报复性关税，约瑟夫·张伯伦，亚瑟·鲍尔弗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2-0032-07引言 从1903年5月到1905年12月，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试图对英国当时的贸易政策进行部分修正，使其重新回到保护主义的轨道上。①这场改革运动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它挑战了在英国已经牢牢存在了50多年的自由贸易政策，这就使帝国特惠、自由贸易和报复性关税的观点甚嚣尘上，成为这场运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英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部分，这一时期的各种贸易思想在英国的历史和经济理论研究中都得到了重视。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却被长期忽视。②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税问题的出现，重新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帝国特惠主张 1903年5月，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张伯伦发表了《伯明翰宣言》（Birmingham Speech），建议英国民众从巩固和加强母国同自治领之间的关系出发，在双方的商业和贸易交往中给予对方以低于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实行帝国特惠，史称关税改革运动。他指出，虽然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自由贸易政策对于英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现在英国人需要探讨的却是“是否需要对这样一个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一些修改”。①张伯伦认为，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的工业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由于缺乏对于国内市场必要的保护，英国的国内市场就如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村庄，随时面临四面八方的进攻，只有通过和帝国之间建立贸易保护，英国才可能扩大自己的商品销路并为工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农业，制糖业和丝织业已经失去，木材业，钢铁业，毛纺织也困难重重，而不久的将来则将是棉纺织业。作为曾经的工业巨人，英国到底还能支撑多久？”②张伯伦指出，1902年，贸易保护性国家对帝国的贸易顺差高达5200万镑/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的;如果英国能够通过特惠获得其中一半的份额，就能为16.6万个家庭提供每周30先令薪资的工作。③张伯伦希望通过设立关税来扩大英国商品在自治领市场的销售份额，他的言论在当时英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虽然舆论几乎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反对局面，但他的行动也让英国的贸易保护者看到了希望。 最先公开对张伯伦表示支持的是当时伦敦政经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因斯（William Samuel Hewins）。在1903年6月到8月之间，他先后在《泰晤士报》（Times）上匿名发表了16篇，总计5万多字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特惠思想。休因斯指出，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国内和国外市场是被平等对待的，而在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当下，这对于工业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凭借各自政府的各种扶植政策，外国商品来势汹汹，仅仅依靠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是不能保持目前在各个方面的优势的。因此，张伯伦的提议“是维持和加强英国实力的唯一办法，是巩固和加强帝国间联系的唯一方式”。④食品税问题一直都是阻挠帝国特惠得以实施的最主要障碍，大多数英国民众都认为贸易保护和廉价商品是相互冲突的。在《帝国财政改革》中，休因斯指责农业萧条是自由贸易制度在英国产生的最为严重的恶果。虽然英国获得了廉价的农产品，“但什么才是衡量贵贱的标准呢？农业的衰退和农村的衰败都是不争的事实。农民的生活是异常困苦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英国食品的成本是非常高的”。⑤他认为，美国和德国的事实说明，在确保帝国存在的情况下，经济仍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提高关税带来的不一定是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是本国相关领域经济的发展。休因斯指出，理想中的帝国特惠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它不只是简单的英国生产的工业品与自治领生产的原材料和食品之间的交换，而是“英国需要按照整个帝国资源的分布和民众的层次来重新进行全面的布局”。⑥例如，从工业生产的角度看，拥有丰富的矿石和石油资源的加拿大，就比英国更适合发展钢铁、采矿和炼油业;从贸易的角度看，互惠不应仅仅局限于英国—自治领的关系，它更应当被看作是对整个帝国内部商品交流的一种鼓励。休因斯将帝国比喻成一部机器“有些部件已经高度发达，有些非常初级，还有些已经破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扫掉灰尘，重新组合，修理，使其高速运转”，⑦以便“将就业和财富都留在帝国内，而非不断地壮大其他国家的实力，使他们越来越成为英国的对手”。⑧ 在休因斯的引导下，帝国特惠思想不断涌现。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普莱斯认为，关税改革可能带给英国民众在物质上的牺牲是长期的。但即使如果，“英国也必须使经济利益屈从于为帝国事业服务的目标。政治上的影响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⑨社会活动家查理·布思表示，帝国特惠将为英国在同国外的商品谈判中争 取到更大的回旋空间， 因此“由税收带来的食品价格上涨将由更多的工作机会来弥补”。①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坎宁安也认为，从重商主义以来不断地、适时地调整经济政策是英国获胜的法宝，而一个新的调整周期已经来临了。 1904年，威廉·阿什利出版了他的保护主义作品《关税问题》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引起很大的轰动。在两部书中，阿什利详细地解答了食品税和无形贸易前景等问题。他认为，小麦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虽然英国是国际市场上小麦的最大买家，但身处一个产能过剩的时代，“由赋税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将由买家承担其中的绝大部分”。②阿什利还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这一时期有关德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报告。他指出，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跟关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过去的25年中，德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已经缩短到了跟英国工人相近，但他们的工资并未因此下降，“在诸如钢铁等行业中，德国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了同期的英国工人”。③“虽然只能住在公寓里，但他们的居住面积显然比同期的英国工人要大;虽然小麦和牛肉的供应不丰富，但在同等的花费下，他们可以买到更多的黑麦、水果、猪肉和土豆。”④而且德国养老金和疾病险能够覆盖更多的工人。⑤ 19世纪末期，虽然航运业的发展为英国带来了大量财富，但在失去工业最强者的身份后，英国的无形贸易是否会继续繁荣下去呢？在阿什利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航运业和转口港业务的发展是同工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情况下，货物是由生产国或销售国的船只来运送，然而，随着保护主义的延伸和英国工业的相对衰退，英国的航运业面对着严峻的挑战。1890年，由英国船只运送的进出英国港口的货运总量为6200万吨，占该口岸整个进出货运量的72%，到了1902年，虽然运输总量增加到6600万吨，但英国运送货物所占的比重却回落至65%。⑥在那些设立了关税的工业强国里，英国运送份额的下滑则更为明显。工业实力和航运能力的相对下降，也使英国的世界转运港地位变得岌岌可危。随着美国钢铁业的崛起，格拉斯哥的国际转运港的地位已经易手他人。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挑战。美国和德国的崛起，使英国丧失了工业最强者的身份，而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更将整个国家的大多数工业推到了腹背受敌的边缘，使英国商品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都承受了重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特惠思想诞生了。这种思想将工业视为一国的根本，是一国财富的支撑，是航运和金融业的根本保障。从美国和德国崛起的事实中得到启示，帝国特惠的支持者希望以帝国为单位结成一个贸易共同體，通过控制帝国市场来排斥外国商品，帮助英国工业实现复兴。他们相信，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保护后，英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将重新焕发生机，因此，食品税不但不会成为英国民众的负担，相反，还会成为促进帝国联合的契机。二、自由贸易主张 面对张伯伦及其支持者的挑衅，自由贸易者给予了全面的回击。食品税问题首当其冲，斯密认为，对任何商品所征收的赋税都将由消费者承担。对于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英国而言，对来自国外的食品征收关税，将会对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议员罗伯特·曼斯菲尔德指出，由于美国控制着全球最大份额的小麦供应，由食品税所带来的价格上涨中的3/4，要由英国民众承担。然而，在帝国特惠的情况下，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只存在于诸如农业和钢铁业等备受打击的行业。⑧财政大臣图尔明（Toulmin，the Chancellor of Excheque）认为，如果对谷物征收每夸脱1先令的食品税，将使面包的价格至少提高0.5便士，在诸如伦敦之类的大城市，面包价格上涨的幅度将更为明显。⑨当时最著名的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甚至说，每夸脱2先令的关税是无法阻止外国小麦继续进入英国的，如果我们真想给自治领地区在 农业进口方面的优惠，那么，税率要提高到5先令，而这将给工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负担。① 除了食品税问题，自由贸易者还从对外贸易、英国经济状况、帝国联合和航运业等角度来思考帝国特惠。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本杰明·基德指出，欧洲吸收了超过半数的英国出口工业品。如果贸然对来自欧洲国家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征税，很可能会遭到报复，而这必将减少英国的出口份额。相反，帝国将成为英国在未来最有潜力的市场一说则是令人怀疑的。他写道：“虽然在实行了帝国特惠之后，英国对于加拿大的出口增长率接近了100%，然而其绝对数字只是增加了500万英镑。”②1903年10月7日，自由党重要成员，后期担任英国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公开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进行抨击。他说：“我们的贸易并未陷入停滞。在过去的30年，国家的税收翻倍，银行的储蓄率有了2～3倍的增加，银行每年的汇票结算总数从5.3亿英镑增加到8亿，工人的工资在持续增加，而且工资的购买力也在持续上升。1902年100先令的购买力约等于1872年的140先令。”③在一篇发表在《经济学评论》（Journal of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中，作者对特惠表示怀疑：“张伯伦的关税方案真的可以联合整个帝国吗？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小麦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产业是羊毛和金属等，很明显，加拿大会从特惠中得到最大的收益，而这确实不会引起其他自治领的不满，加剧帝国的分裂吗？”④经济学家约翰·戈达德则指出，1899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70亿英镑，其中来自航运业的收入为1亿英镑，利息和其他海外投资为9千万英镑，虽然出口总值高达2.9亿英镑，但其中的利润可能无法超过10%。⑤相对而言，航运和投资为英国创造了更多的利润。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加深，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必然减少，这必将波及航运业。 1903年8月15日，包括英国经济学界泰斗——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内的14名英国顶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署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文章的开篇，14位教授表示，“虽然帝国的关系必须培育并发展。然而，关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这种方法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还会给国家的财富带来极大的伤害”。⑥根据自由贸易理论，经济活动的理想状态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解下自发运行，关税政策虽然使某些受到保护的行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但从总体而言，会造成整个社会资源的错配，并最终使民众深受其苦。 19世纪后期，虽然英国有形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困境，然而，这一时期的无形贸易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伦敦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金融中心。它承接了世界各地大量的投资和票据业务，也吸引着来自各地的闲置资金。“无论是来自南非铁路的投资、中国丝绸、茶叶的贸易、普法战争中的赔款，都需要在伦敦进行周转和兑换，宽松的资金使英国的长期融资成本比法德等国家低将近1%，这些资金不但成为英国对外投资的资本，也为英国国内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资金”。⑦19世纪后期，来自保护主义国家的关税和不断上涨的工资越来越成为制约英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通过自由贸易政策来促进金融、航运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发展英国经济的唯一选择。在1903年的一次公开报告中，马歇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同我们的对手相比，我们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处于劣势。高额的工资早已成为制约英国工业发展的瓶颈，然而，工会的存在导致工资的下降几乎是不可能的。①那么，无形贸易的发展就成为延续英国繁荣的重要手段，而这也成为了自由贸易必须被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理由。三、报复性关税主张 要保护主义还是要自由贸易，20世纪初的英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为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信仰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以首相鲍尔弗为首的折中派，则试图通过对两种主张进行调和来帮助英国的工业发展摆脱困境。 19世纪后期愈演愈烈的关税大战和英国工业生产力所呈现出的相对衰弱，使鲍尔弗等人意识到，自由贸易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这些报复性关税的支持者认为，英国必须对那些设立了高额关税的保护性国家进行报复，对他们进口到英国的工业品征收关税。然而，斯密的论断“税收由消费者来负担”又如同枷锁一般桎梏着鲍尔弗的行动，使他不敢贸然支持张伯伦的帝国特惠主张，对来自国外的农产品征收任何赋税。在1903年5月的首次有关关税问题的议会辩论中，鲍尔弗折中主义的态度就一览无余。他指出：“一直以来，自由贸易理论都被认为是科学的，合理的，是可以用来指导经济生活的。这显然是夸大了自由贸易的作用。”②但帝国的基石是建立在食品税的基础上的说法同样也站不住脚。食品税是不得人心的，无论是对于英国民众和殖民地而言都是如此。因此，“以任何目的作为出发点的征税行为必须首先征得工人的同意，因为对于工人而言，這是一种牺牲”。③ 1903年9月，在民众的督促下，《岛国贸易备忘录》（Economic Notes on Insular Free Trade）和记录这一时期经济和贸易发展状况的“蓝皮书”（Blue Paper）相继出版。这两本书都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的报复性关税思想。《岛国贸易备忘录》是在鲍尔弗的大力倡导下推出的，以鲍尔弗的名字署名，但其最主要的贡献者是英国皇家经济协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的副主席、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珀西·阿什利（Percy Ashley）。④从1903年7月初到9月底，珀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搜罗各种经济数据。德国经济学家对于关税问题的看法，英国贸易数据、倾销、谷物价格和穷人数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该书讨论的重点。同鲍尔弗类似，虽然珀西也认为帝国特惠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他相信食品税对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一种负担。珀西指出，虽然谷物的关税并非完全由卖方承担，但从长期看，食品税确实会使商品的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虽然温和的食品关税几乎不会导致贫穷人口数量的增加，但食品税仍然可能是大多数民众不能接受的。⑤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天气和投资增加等利好因素的叠加，德国的谷物价格甚至在加征关税后还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但如果从更长时间来看，税收的影响是存在的，整个19世纪80年代，法国每夸脱小麦的价格要比英国同等值的售价高7先令6法寻（Farthing）。⑥ 同蓝皮书中所展现的态度类似，珀西暧昧、犹疑的态度在《岛国贸易备忘录》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身处保护主义的包围之中，自由贸易制度真的可以在岛国（Insular）长久地存在下去吗？正如在文章的开头作者提出的：“我们从未怀疑自由贸易的正确性，但身处关税壁垒的世界，我们难道不需要做出改变吗？”⑦根据自由贸易的理论，国家不需要对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保护，因为传统行业的消失和新的行业的崛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资本和劳动力都会自动去寻找最有利可图的场所。然而，保护主义政策改变了上述要素的自然流向，其结果是“大量的资金流入了受到保护的市场，为英国的工业和国家发展创造出一个个强大的对手，留给英国工人和企业的只有倒闭、破产和失业”。⑧自由贸易者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而保护主义对于财富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珀西指出“设立关税其实是个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刨除掉煤炭出口数据后，英国的出口总量是在减少的;然而，煤炭的出口绝非好事，因为它将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使他们可以变本加厉地同英国竞争”。①19世纪中后期，为了能够同英国强大的自由贸易制度相对抗，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自身传统的销售策略。一方面，它们通过关税来确保本国产品对于本国市场销售的垄断权，实现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则通过低价销售的策略，在国际市场上同英国商品展开竞争。对于英国而言，身处保护主义的包围而坚持自由贸易的唯一结果就是“改变现有的生产行业和生产模式，去寻找保护性国家保护中最薄弱的一环”。②19世纪最后的10年，大多数的英国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都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这一时期，在出口总值上增幅最大的10个行业是戏服、麻绳、酸黄瓜等，然而这些行业全年的出口总和也只有区区200万英镑。③英国出口所面临的出口窘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持报复性关税者的主张。报复性关税的支持者希望通过对来自帝国外的工业品征收部分关税来化解上述危机。他们认为，适度的关税能够对国内的工业发展提供一定的保护，还能够使英国在同保护性国家的关税谈判中获得更多回旋的余地。虽然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尽可能地扩大对帝国市场的控制，但这种控制不应该是以牺牲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代价的，因为没有工人的支持，任何的改革倡议都是无法被通过的。 四、总结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经济和贸易状况是异常复杂的，也正因为如此，各种主张和学说都能够找到支撑自身不断发展的土壤。首先，英国的经济增速和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880—1890年的10年中，英国经济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70年，英国工业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31.8%，1900年下降到19.5%。1880年，全世界出口的工业品总额中，40%来自英国，1899年却只剩下32%多一点，同一时期，德国和美国的份额分别从19.3%和2.8%升至22.2%和11.2%。④传统行业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后起的美国和德国。在部分领域，英国的优势甚至被他们超越。以煤炭和钢铁业为例，1900年，美国煤炭和铁的产量分别为240966和27533千吨，英国则为225181千吨和14028千吨;1900年，德国的铁产量也超过英国，为18964千吨。⑤而农业的萧条和衰败更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虽然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和表现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其工业仍然是向前发展的。1851—188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从5.23亿英镑上升到10.51亿英镑，1901年再上升到53亿英镑。⑥工业品的总量增速虽然不及美德，但总产量仍居世界第一。再次，從行业的发展来看，虽然传统行业大多陷入停滞，大多数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也相对迟缓，规模较小，但造船业发展迅猛，采掘业也延续了之前发展的势头，轻工业也正在崛起。最后，得益于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以航运和金融为代表的无形贸易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有形贸易中的逆差不断扩大，然而，不断发展的无形贸易，不但弥补了有形贸易中的逆差，还为英国创造了更多的财富。1851—1855年，英国贸易总额顺差值为800万英镑/年，1871—1875年期间，为7500万英镑/年，到了1891—1895年间，顺差已增至8800万英镑/年。⑦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想要完全了解英国经济的状况是非常困难的。站在不同的角度，选取不同的事例，就会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截然不同的预测。土地阶层、农民和来自英国中部的工业资本家是帝国特惠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从英国的农业问题、工业增速、有形贸易的逆差、传统行业的困境等角度来诊脉英国的工业，最为关注英国的生产能力。农业的凋敝，钢铁和制糖等行业的危机，让这些行业的精英和普通的雇佣工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作为关税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张伯伦本人就是一位来自伯明翰地区的工厂主，而钢铁也恰恰是伯明翰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美国和德国通过国内市场实现经济飞跃的事实使他们相信，保护主义虽然会在短期内使英国人无法从最廉价的市场买入，但在经历一段贸易保护 周期后，英国的经济是能够重新焕发活力的。作为这一时期在特惠领域中最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阿什利和休因斯始终都同德国和美国的经济思想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阿什利本人更是在哈佛大学有着长期的任教经验。他们希望通过帝国市场来同其他国家开展竞争，夺回经济发展中的主动权。 对于自由贸易者而言，英国的工业总体上依然是强大的，金融掌控能力也无人能及。依靠强大的工业力量，英国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确保获得、甚至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财富。对他们而言，帝国特惠不但破坏了英国人高卖低买的权利，保护主义还将使英国资本的流动变得不再自由。英国资本可能无法在最有利可图的市场进行投资，对于英国航运业的种种限制也很可能会接踵而至。银行家、金融界代表、造船主、航运工人、包括兰开夏纺织业在内的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精英和雇佣者，以及国内食品税的反对者都是自由贸易思想的拥趸。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体系中，双方对于两种贸易政策将给英国经济、对外贸易、民众生活和帝国关系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预测。站在保护工业的角度，帝国特惠的支持者相信，在保护主义的大环境下，拥有广阔的市场才能够使经济获得发展，并为航运和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而自由贸易者认为只有在坚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经济和贸易免受伤害，并获取最大的财富。作为两种理论之间的折中派，支持报复性关税主张的经济学家和部分将生产重心放在英国国内的工厂主，则希望对两种学说进行调和，在对英国工业提供必要的保护的同时，尽量避免由税收政策引发的各种反感。 1906年的英国大选，保守党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这也变相地宣告了以张伯伦为代表的帝国特惠思想并未被大多数的英国人所接受。1932年，英帝国通过了《进口关税法》，该法案的内容几乎和张伯伦在1903年关税改革中提出的方案如出一辙。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帝国特惠思想在这一时期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呢？从表面上看，不成熟的时机似乎是最重要的原因。1903—1906年英国的经济状况和1932年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然而，站在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上，我们会提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帝国特惠思想的支持者早在20世纪初就对英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 首先，自由贸易存在的前提是在本国的市场上给予外国商品平等的竞争环境，因此，独步的工业生产力是必需的，这是确保本国市场安全的前提。其次，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是要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因此，自由贸易的成功与否实际上依赖于外国是否接纳这种理论并付诸行动。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以及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的愈演愈烈，上述两个条件都在逐步消失，这就在本质上预示了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完结。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经济现象都会是错综复杂的，只有透过纷乱的表象，透析经济的本质和趋势，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作者简介】孙莹，北京林业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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