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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武先生与敦煌学及其敦煌唐诗研究之成就

范文

郑阿财

内容摘要：黄永武先生是敦煌学界较为特殊的一位学者，既在文学创作上，以独树一格的优雅风貌而称著文坛；又在小学、经学、中国诗学等诸多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尤以中国诗学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学林共称。他在敦煌学方面也是贡献良多，特别是在敦煌文献的编纂与敦煌唐诗的研究上，更是影响深远。文章介绍其学术简历，藉以彰显其学术背景，论述其总体学术成果与特色；说明其对敦煌文献编纂工作的贡献，析论其在敦煌唐诗研究的重要成就，以及其他有关敦煌文献丛考的具体呈现；并附录黄永武先生敦煌学研究论著集目，以供学界完整之参考。

关键词：黄永武；敦煌宝藏；敦煌唐诗；中国诗学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3-00132-09

Abstract： Mr. Huang Yongwu is an exceptional scholar in the circle of Dunhuang Studies who is not only famous in literary circles for his unique writing， but also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nese poetry； of which his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poetry are the most remarkable. He has also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Dunhuang Studi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mpila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and research of Tang dynasty Dunhuang poetr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Mr. Huangs academic career and qualifications，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 expound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ila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analyzes his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ang dynasty Dunhuang poetry， and additionally explores the exact extent of his work with other relevant Dunhuang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is a catalogue of Mr. Huang Yongwus research result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Huang Yongwu； Dunhuang treasures； Dunhuang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research of Chinese poet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前言

浙江虽与敦煌一在东南一在西北，远隔千山万水，遥遥相望，但在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却始终是居于重镇的地位。自1910年以来，以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为首的一大批浙江籍以及在浙江长年工作生活的学者，一直为推动中国敦煌学的形成与研究发展而努力，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为总结浙江学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的成绩，拟编辑出版《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相对于浙江，台湾同处东南，远居海隅，与敦煌的距离更是遥远，但在敦煌学的发展上，学者的孜孜矻矻努力以赴，也是卓越有成就。其中文学家兼学者的黄永武先生，不但情深心细，才气纵横，而且学问渊博，著作丰富。他在文学创作上，笔下厚度与深度，独树一格的优雅风貌，称著文坛。学术研究上，不论小学、经学，还是中国诗学，均面向宽广，尤以中国诗学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学林共称。而在敦煌学方面，他也是贡献良多，特别在敦煌文献的编纂与敦煌唐诗之研究上，更是影响深远。《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编选，黄先生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黄先生现旅居加拿大，专事写作，书系编委会以我长年关注敦煌学研究发展，对台湾敦煌学研究信息较为娴熟，因此要我承担黄先生部分的编务工作。1982年我的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口试时，黄先生是答辩委员，是我的座师，且平时对我鼓励有加，编务自是不敢推辞。如今编选完成，编委希望于书前略作导读，乃谨就黄先生之生平及学术简历略加介绍{1}，并简述其总体学术成果与特色，论其对敦煌文献编纂的贡献，以及敦煌唐诗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佛头著粪，不敢妄言导读，只是略尽弟子之谊，希望能有助本书之阅读。

二黄永武先生的学术简历

黄永武本名淮，字永武，以字行，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人。1936年生，1945年抗战胜利，由屯溪回上海读小学五年级。1950年底，由上海至香港。来年，由香港到台湾，插班入台南一中夜间补校初中三年级就读。1952年考入省立台南师范学校，并开始写作、投稿。1956年师范毕业后，任教于台南师范附属小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呢喃集》[1]，署名“咏武”。1957年发表了《易经蒙卦启示的教育理论与方法》[2]，是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文章。

1958年考入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就读，创办“大学诗社”，任社长；1961年出版《大学诗刊》，为首开台湾大学写作新诗风气之社刊，期间常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创作的新诗。

1962年东吴大学毕业，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班，1964年以论文《形声多兼会意考》{2}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台北第一女子中学任教，后来出版的修辞学专著《字句锻炼法》一书，其初稿开始就是为北一女学生上课用而编写的{3}。1965年进入同校博士班继续深造，期间持续发表多篇与《易经》有关的论文{4}。1969年，书稿《字句锻炼法》正式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70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以《许慎之经学》[3]获文学博士。

1971年7月出版《诗心》[4]，收入剖析唐诗的论文12篇，材料专业，文字通俗，深入浅出，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诗歌鉴赏著作；8月任职国立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兼教务长，筹编《高雄师院学报》并于创刊号发表《怎样欣赏唐诗》长文[5]。1974年创办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并兼任所长，编纂出版专题套书《杜诗丛刊》{1}；10月获第一届金笔奖。1976年《中国诗学：设计篇》《中国诗学：鉴赏篇》{2}出版，并编纂印行《杜甫诗集四十种索引》[6]。1977年出任国立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出版《中国诗学：考据篇》{3}。1979年出版《中国诗学：思想篇》{4}，创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任创会会长并召开第一届大会，出版《古典文学》第1期。1980年7月父亲黄麟书（1899—1980）逝世，开始着手编纂《敦煌宝藏》以资纪念。

1981年，《敦煌宝藏》第1辑10册问世。1983年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任期届满，赴美国康乃尔大学任访问教授；出版与张高评合著之《唐诗三百首鉴赏》{5}，并与张高评开始编纂《全宋诗》。1984年返回中兴大学任教，出版《诗与美》{6}。1985年出任国立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兼所长；出版《载爱飞行》《珍珠船》{7}、《抒情诗叶》等书，并编纂出版《敦煌丛刊初集》，同年《敦煌宝藏》全部140册印成。1986年编印《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及《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出版。

1987年将十多年考订敦煌写卷李白、王昌龄、孟浩然、白居易等诗篇价值之篇章，结集成《敦煌的唐诗》出版，藉以说明敦煌资料对唐诗研究的重要性。又结集相关文章，出版《读书与赏诗》{8}一书。1988年转往市立台北教育大学任教。1989年与施淑婷合撰《敦煌的唐诗续编》。在金山农场置“爱庐”，开始在台湾《中央日报》开辟“爱庐小品”专栏；又在《中华日报》开辟“海角读书”专栏；《新生报》开辟“诗香谷”专栏，进行大量文学创作，出版《诗林散步》。1992年出版《诗香谷》第1集、第2集，《爱庐小品》（《灵性》《生活》《励志》《读书》）4册及《诗香谷》。1993年出版《爱庐谈文学》《爱庐小品》。1995年出版《爱庐谈心事》。

1996年2月从市立台北教育大学退休，8月回母校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1997年出版《生活美学》（分《天趣》《谐趣》《情趣》《理趣》4册）。1998年7月辞去东吴大学教职，移居加拿大，专事写作（图1），出版《爱庐谈谚诗》《诗与情》{9}。

2000年6月出版《我看外星人》。2001年出版《山居功课》。2002年7月新增订本《字句锻炼法》由洪范书店重排问世。2006年增订本《抒情诗叶》问世，并展开《中国诗学》鉴赏篇、思想篇、设计篇、考据篇等的增订工作。2008年新增本《中国诗学：鉴赏篇》《中国诗学：考据篇》出版{1}，并将《林下小记》稿件改名为《黄永武随笔》{2}印行。2009年新增本《中国诗学：设计篇》《中国诗学：思想篇》出版{3}。2011年将《易象类释》扩编并改名为《黄永武解周易》{4}印行。2012年4月出版《好句在天涯——我怎样写散文》，9月《爱庐小品》分开成《灵性》《生活》《励志》《读书》4本由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中国诗学》增订本的简体字版则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发行，更便于大陆读者与学界之阅读与参考。2013年4订《字句锻炼法》（定稿本）{5}。2014年出版《我心万古心——我怎样做学问》{6}。

三总体学术成果与特色

近代学者兼文学家不多，文学家兼学者更是稀少。学术发展，分工专细，学者之中跨领域者有限，能通古今，擅写作者尤为罕见。黄永武先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兼通，且二者皆能卓然有成（图2），为当代文坛之巨擘、学术之大家，更属奇特。

黄先生年轻起即喜好写作，并且养成每天清晨写作的习惯，持续不断，数十年如一日，退休后更是乐此不疲，尤其是写作各类散文。从20岁第1本作品《呢喃集》的出版，至今已经集结成书正式出版的有：《心期》《载爱飞行》，《爱庐小品》灵性、生活、励志、读书4册，《诗香谷》第1集、第2集，《爱庐谈文学》《爱庐谈心事》，《生活美学》天趣、谐趣、情趣、理趣4册，《爱庐谈谚诗》《诗与情》《我看外星人》《山居功课》《黄永武随笔》上下两册等。先后于1980年获第五届国家文艺奖（文艺理论类），1993年获第十八届国家文艺奖（散文类）。

黄先生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能量无限，成就卓越，贡献多方，影响深远。研究与创作二者相互交流，彼此会通，在学术著作创发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文学创作上隽永深刻，余味无穷。

黄先生自述说自己文学之路的确有些特殊。大多数的人，到三十岁时学识已经“大定”，不再有幡然改辙的飞跃进程，而他“至四十岁后编敦煌卷，五十岁后写散文书，几乎每隔十年，仍对陌生领域具有高昂挑战迎战的好奇心。六十岁后写外星人，写域外考古的中华文化，七十岁后又写易经”[7]。可见其研究领域是广泛的，同时既具深厚的小学根柢，又在不同时段中有新开创的不同研究课题，且均能持之以恒，深入钻研，而呈现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加上擅于将其散文特色运用在学术成果的表现上，大大提升了学术成果的可读性、趣味性，更造就了独特的学术风格{1}。其学术著作等身，不论在文字学、经学、诗学、修辞学、文学批评、敦煌学、文献学，以及《周易》学、《诗经》学，皆有独到之见解。

综观其学术研究的著作历程，明显地呈现出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文学的进程。众所皆知，传统中文系的学科可大别为考据、义理、辞章三大领域，每一领域中又有无数学问。黄先生涉略既广，钻研也深。他在《学文的初衷》里说：“文学天地里有考据、义理、辞章的不同路程，每路段使用不同的进行工具：遇到训诂声韵的考据之学，我就得步行，步步踏实，不容蹈虚；遇到群经释道的义理之学，我就得划舟，涵泳江海，不容急躁；遇到写诗作文的辞章之学，我就得飞航，凌空超绝，不容凭借。”[7]3可见他的研究表现宽广，面向多方。总体表现，概而论之，其特色与贡献，大别有三：一是传统小学与经学之研究，主要成果如《形声多兼会意考》《许慎的经学》《黄永武解周易》等。二是研究中国古典诗学与修辞学，主要成果如《字句锻炼法》《中国诗学》（鉴赏篇、思想篇、设计篇、考据篇）、《诗与美》《读书与赏诗》《唐诗三百首鉴赏》等。三是敦煌学方面，既在敦煌文献资料之编辑流布做出贡献，如《敦煌宝藏》140巨册之出版，《敦煌丛刊初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及《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之编辑印行；又能从敦煌文献资料中，关注唐人诗篇，充分发挥中国诗学之广博知识与深厚学养，成就独到之见解，成就卓越，深受肯定{2}。

黄氏治学，从经学、考据入手，而后旁通义理，再落实到文学研究及散文创作上。分析缜密，语必有据，是他的特色﹔用专家的材料，写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他的总体风格与特色。

四敦煌文献编纂的贡献

黄先生从事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开始于1980年，起因是父亲黄麟书老先生逝世。黄老先生晚年潜心修佛，为感念父恩，乃着手编纂《敦煌宝藏》，以资纪念。编纂过程中，念及当时国人参考敦煌学相关书籍资料极其不易，特于编纂《敦煌宝藏》的同时，也将搜辑所得早期出版的敦煌书籍二十几种，汇为16册，于1985年影印出版《敦煌丛刊初集》[8]。其內容如下：第1册《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翟尔斯），附《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敦煌六百无名断片的新标目》（黄永武撰）；第2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等编），附《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黄永武撰）；第3、4册《敦煌劫余录》（陈垣）；第5册《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史岩纂）、《流沙遗珍》（金祖同辑）、《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李证刚纂）；第6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上）（罗振玉辑）；第7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中）（罗振玉辑）；第8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下）（罗振玉辑）；第9册《敦煌杂抄》（常钧）、《敦煌随笔》（常钧）、《巴黎敦煌残卷叙録》（王重民）、《石室秘宝》（存古学会编）；第10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许国霖）；第11、12册《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孟西和夫）；第13册《敦煌遗书》（羽田亨辑）、《敦煌秘籍留真》（神田喜一郎辑）、《敦煌秘籍留真新编》（神田喜一郎辑）；第14册《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第15册《敦煌掇琐》（刘复）；第16册《敦煌莫高窟石窟内容总录》。

同年，《敦煌宝藏》140册完整印成面世（图3），成为敦煌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第1—55册为英藏敦煌卷子部分，根据英国博物馆和日本东洋文库合作于1954年完成拍摄的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缩微胶卷翻印，包含了S.1—6980号，印本P.1—19，及后来陆续补拍的残片S.6981—7599。第56—111册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翻印，自0001号至8738号。第112—135册为法藏敦煌资料，19世纪70年代，法国发行了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89卷，计P.2001—6038，由于法藏敦煌文献基于保护考虑，馆方于文献原件上施以一层透明护膜，可免脆弱纸本的损毁，然却影响拍摄的清晰度，使得法藏微卷质量不佳；出版公司据以翻印，质量效果就更差，造成许多图版的难以辨识。第136—137册则为日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等机构及台湾图书馆散藏收集所得的精华萃要的翻印。第138—140册主要据日本二玄社出版饶宗颐编《敦煌法书丛刊》加以翻印，为敦煌书法欣赏篇，还收入当时所能见到已公布的俄国敦煌文献的部分图版24号、39种。

黄先生自言：“我不是敦煌专家，却着手编《敦煌宝藏》，是反常，别人都替我捏把冷汗，认为最多是剪刀糨糊贴贴而已，哪知道我把数千号难以查明的无名断卷一齐考出了经名，多少专家耗一生在梦想的事竟实现了，就是合道。煌煌一百四十巨册，大功告成在我手上，当然是奇趣一桩。”[7]3这是顺着苏东坡“反常合道生奇趣”的说法来发挥的。其实还有一桩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那就是《敦煌宝藏》的编纂是在“请不起助理下，她（师母）一肩挑起；买不起微卷阅读机，就自己用木箱做一个，木箱上开一个洞放微卷，箱内用灯光照，箱外用放大镜看，煌煌大典，竟是如此克难设备下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数学系毕业的师母徐华美女士会对《敦煌宝藏》编纂的完成发挥极大的襄助之功。她与黄先生“共同读完全部敦煌微卷，并从中归纳出各经卷的特点……找出几千号无名断卷的书名”[9]。这样艰苦克难及同心协力下完成的学术贡献，越显得可贵而令人赞叹。

《敦煌宝藏》将当时可搜辑到的世界各地敦煌文献资料复印件图版集中复印确实是敦煌学界的一桩盛事。有了《敦煌宝藏》，从此学者不必远赴英、法，也不必对着昏暗的阅读机，便可在图书馆书桌上尽情地披阅珍贵的敦煌秘籍，这无疑快速提升了敦煌写卷的阅读环境，大大改善了敦煌学的研究条件，许多大学均购置，使各地所藏敦煌写卷的阅读更为普及而方便，研究风气大开。促使敦煌学研究逐渐跳脱了抓吃式、寻宝式等个别写卷的研究方式，而步入专题式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在《敦煌宝藏》编辑的期间，黄先生还将披览断简残篇、无名缺题之敦煌写卷，一一辨识考定，将其所得，分别撰写《六百号敦煌无名断片的新标目》《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北平所藏敦煌“俟考诸经”的新标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等论文。为英藏S.6980后，缩微胶卷新公布的800多号未标示的断片、碎片，加以辨识，标目。同时就翟里斯、刘铭恕等目录对英藏写卷未定名之残卷，加以探索，给予标目定名。又对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北京藏卷60多則“俟考诸经”，进行检索，加以定名，并补正王重民、刘铭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阙漏，将其成果辑入配合《敦煌宝藏》的检索而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10]一书，并附俄藏简目，提供检索敦煌写卷的简明目录。

五敦煌唐诗研究的成就

黄先生以一己之力，编成煌煌140巨册的《敦煌宝藏》，功在学界，有目共睹。而众所周知，中国诗学研究是黄先生的研究主力，特别在唐诗研究上更是渊博而深邃。当接触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唐人诗篇，自然引发独特的研究兴味，更是多所创发（图4）。1977年起便先后发表一系列有关敦煌唐诗研究的论文篇章，如《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敦煌所见王昌龄诗七首的价值》《敦煌所见孟浩然诗九首的价值》《敦煌所见孟浩然诗十二首的价值》《唐代有具象诗吗》《敦煌情歌》《昔人已乘白云去——敦煌本唐诗的价值》《敦煌本白居易诗研究》《敦煌所见白居易诗二十首的价值》《敦煌本唐诗校勘举例——试校敦煌伯二五五五号卷子中的二十七首唐诗》《千金一字敦煌诗》《敦煌卷本中的唐诗——介绍巴黎所藏伯三六一九号卷中的唐诗》《敦煌本刘希夷诗四首研究》《敦煌斯五五五号背面三十七首唐诗研究》《敦煌本李峤诗研究》等，这些篇章都是他在敦煌唐诗研究的具体表现与成就。后来将这些积累十多年唐诗写本考订撰述的主要篇章收入《敦煌的唐诗》[11]，及与学生施淑婷合撰之《敦煌的唐诗续编》[12]，成为敦煌诗歌研究的代表著作。另小部分选入《珍珠船》[13]、《读书与赏诗》[14]等书中，让一般读者也能对敦煌诗歌的意涵得以尝万鼎之一脔。

从黄先生对敦煌写卷所见李白、王昌龄、孟浩然、白居易等数十位诗人诗篇写本价值的探究，提出其学术之判断，并进行文艺赏析，可充分体会到敦煌写本文献对于唐诗研究的重要性，尤其黄先生还分别从字义、制度、音律、修辞、语汇、辨伪等方面细致地论述敦煌写本的唐诗，同时还每每以最达意的文字再现传统，澄清公案，提供各界读者共赏珍贵唐写本唐人诗歌原貌的机缘。1980年日本开始动员主要的敦煌学家编纂《讲座敦煌》系列套书时，其中《敦煌の文学文献》卷之编者金冈照光特别將其《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请涉谷名誉一郎译成日文，收入韵文体类之第二节中[15]，足见其在敦煌唐詩研究的地位与独特贡献。其研究特色主要在于充分利用原始材料，考镜源流，辨音释义，在以敦煌本为宗的同时，并能兼采今本以附益其义，而非一味迷信敦煌写本，能广博参酌诸家既有的研究成果，评论选择又能严谨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开创多元的校勘方法，推论阐发详尽，论证严密，结论新颖，多所发明，尤其颇能理清唐诗的原始面貌[16]，展现独特的研究风华。

六其他：有关敦煌

文献的丛考

除了敦煌唐诗研究的系列成果外，在1981年至1985年140册《敦煌宝藏》漫长的编印期间，黄先生依循敦煌史料，以及考古出土的石刻、古墓与废墟所发掘的片图只字，撰述清新风趣的学术性散文多篇。这些短篇的学术性散文，笔调感性与理性兼具，处处显露出渊博宽广的学术根柢，而选体多新鲜奇异，趣味十足，形成极具“以专家材料，写通俗文字”特色的学术散文。其内容涉及王昭君、西施等著名美人的历史面貌，八仙过海、三十六禽与十二生肖的解谜，《西游记》人物形象溯源，唐代的具象诗、突厥文与伪诗、怪字，以及汉代特技表演和唐诗中的酒壶等，主题环绕诗歌、小说、戏剧、民俗、艺术等，将古典文献中的“丛考”“类稿”一类文章，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将这些陆续发表于报章杂志之篇章凡25篇，收罗结集成书，其中有关敦煌文献的丛考的有：《沙漠大书坊——敦煌》《榆林壁画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的由来》《唐代的离婚证书》《梦里乾坤》《唐朝的国际球赛》《久已失传的望气术》《新年谈祥瑞》《笑话反应文化》《武则天喜造怪字》《唐代有具象诗吗》《孟浩然集内的伪诗》等。此类文笔，古人每称之为“丛考”或“类稿”，黄先生则以其“一疑偶析，如获珠船”，乃将此书取名为《珍珠船》，个中乐趣，不言而喻，其参考价值与意义，自是不容小觑。

附：黄永武先生敦煌学研究论著集目

1.《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上）》，《幼狮月刊》1977，46（6），第7—14页；《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下）》，《幼狮月刊》1978，47（1），第24—32页

2.《孟浩然集内的伪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05-26；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225—229页

3.《敦煌所见王昌龄诗七首的价值》，《中外文学》1978，6（8），第4—12页

4.《敦煌所见孟浩然诗九首的价值》，《文史学报》1978（8），第13—21页；又《敦煌所见孟浩然诗十二首的价值》，《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5月，第87—108页

5.《唐代的离婚证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1-11-29；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47—157页

6.《梦里乾坤》，《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1-11-14；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73—183页

7.《猪八戒的由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1-11-15；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59—163页

8.《久已失传的望气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2-01-13；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91—199页

9.《武则天喜造怪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2-03-04；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59—163页

10.《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上）》，《汉学研究通讯》，1982，1（2），第41—43页；《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中）》，《汉学研究通讯》1982，1（4），第144—146页

11.《唐代有具象诗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2-05-27；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219—224页

12.《唐朝的国际球赛》，《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2-01-02；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85—189页

13.《笑话反映文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2-02-15；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207—217页

14.《新年谈祥瑞》，《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2-01-26；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201—205页

15.《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文史学报》，1982（12），第1—18页

16.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续）》，《文史学报》，1983（13），第15—40页

17.《六百号敦煌无名断片的新标目》，《汉学研究》1983，1（1=1），第111—132页

18.《榆林壁画中的孙悟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3-12-13；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47—157页

19.《沙漠大书坊——敦煌》，《海潮音》，1984，65（1），第15—17页；又载《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5年，第131—146页

20.《北平所藏敦煌“俟考诸经”的新标目》，《汉学研究通讯》，1985，4（3=15），第149—154页

21.《敦煌情歌》，《联合报副刊》，1986-08-01；又载《读书与赏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37—47页

22.《昔人已乘白云去——敦煌本唐诗的价值》，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86-12-29；收入《读书与赏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49—65页

23.《〈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汉学研究》，1986，4：2=8（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第83—108页

24. 《敦煌伯二五六七号中李昂、荆冬倩、丘为、陶翰常建诗的价值》，《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109—120页

25 .《敦煌本白居易诗研究》，《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12月29日，第12—29页；又另题《敦煌所见白居易诗二十首的价值》，《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121—172页

26.《敦煌本唐诗校勘举例──试校敦煌伯二五五五号卷子中的二十七首唐诗》，《国文天地》，1986（18），第68—76页；又载《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第89—108页；又另题《敦煌伯二五五号卷子中二十七首今存唐诗的价值》，《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173—200页

27.《千金一字敦煌诗》，《中华日报副刊》，1987-02-25

28.《敦煌卷本中的唐诗──介绍巴黎所藏伯三六一九号卷中的唐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7，20（1），第46—51页；又另题《敦煌伯三六一九号卷子中四十一首唐诗的价值》，《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217—249页

29.《敦煌本刘希夷诗四首研究》，《汉学研究》，1987，5（1=9），第547—558页；又另题《敦煌所见刘希夷诗四首的价值》，《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第201—216页

30.《敦煌斯五五五号背面三十七首唐诗研究》，《汉学研究》，1987，5（2=10），第547—557页；又载《敦煌的唐诗续编》，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第19—34页

31.《敦煌本李峤诗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8，21（8=245），第8—15页；又另题《敦煌所见李峤诗十一首的价值》，《敦煌的唐诗续编》，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第1—18页

32.《新发现两首敦煌曲》，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88-08-17；又载《爱庐谈文学》，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第167—174页

33.《敦煌的文学与艺术（上）》，《普门》1989（112），第83—88页；《敦煌的文学与艺术（下）》，《普门》1989（113），第81—83页

34 .《敦煌曲“鬪百草词”试译》，《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第429—442页；又载《爱庐谈文学》，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第183-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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