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寺吴越国经幢短柱造像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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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隐寺吴越国经幢短柱造像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

范文

内容摘要：叙录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造像，与经文及其他相关佛教图像的比照，确定经幢主体造像（一级短柱造像）的依据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造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是该经变相的晚期形态。造像性质的揭示亦明确了经幢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的一种载体。

关键词：灵隐寺;吴越国时期;经幢造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序文

中图分类号：K87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3-0066-08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ages on the stone pillars with Buddhist texts inscribed from the Wuyue Kingdom? in the Lingyin Temple. A comparison between relevant Buddhist images and the inscribed sutra confirms that the central images were created based on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translated by Buddhapali. This sequence of images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to be depicted in illustrated form， as well as the latest appearance of this particular text and theme. The nature and date of the images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inscribed pillars are an important instance of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Illustrations and highly significant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depiction of sutra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Lingyin Temple; Wuyue Kingdom period; images on stone pillars with Buddhist texts;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illustration

北宋开宝二年（969），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在都城杭州城西建奉先寺，以荐其父文穆王，寺前“对树法幢，雕琢琅玕，磨砻琬琰，勒随求之梵语，刊佛顶之秘文，直指丹宵，双分八面”[1]。五代吴越国纳土归宋半个多世纪后的北宋景祐二年（1035），灵隐寺住持慧明禅师延珊，将奉先寺废寺基址上的石经幢移建于灵隐寺前[1]。两座经幢阅尽人间千年沧桑，迄今仍屹立于灵隐寺天王殿前，被称为灵隐寺经幢或灵隐寺两经幢。

灵隐寺经幢是现存为数甚少的大型石质经幢建筑，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幢体的保存现状已有详细记录，经幢的形制、结构也有较为全面的阐述[2]。但经幢的核心造像——一级短柱造像——只有极为简单的现状介绍，对尊像身份及其反映的内容没有考察[2]25。经幢造像为佛教图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拟首先叙录短柱造像内容，然后考证造像尊格及其表现的题材内容，以期揭示经幢造像的宗教意涵。

一经幢短柱造像叙录

灵隐寺两经幢平面八边形，具有同样的形制与结构，西幢保存基本完整，高13.20米，东幢二级短柱及其以上部件皆毁，残高9.455米[2]161-179、196-208。经幢八面形磐石基础以上为连续的三级须弥座、幢身、一级、二级与三级短柱。经幢幢身与一级短柱间有华盖、腰檐、山花蕉叶与联珠，短柱之间又有华盖、联珠、伞盖、流云纹磐石等构件（图1）。西幢幢身镌《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吴越国王的建幢记与延珊住持的移幢记，東幢幢身刻《大佛顶陀罗尼经》。一级须弥座鼓形圆柱束腰雕顺时针绕幢的蟠龙4条，向前奔跑姿与回首顾盼姿间隔出现。二级须弥座八面形束腰刻帔帛飘舞、宝缯上扬、姿态各异的供养菩萨坐像16尊，三级须弥座束腰的八面各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一铺造像凡8龛、40尊，二、三级须弥座束腰处造像头部皆毁。一级短柱方形，四隅抹角，高0.75米，正向面各开壸门龛一个，龛高0.50米、宽0.367米，龛内镌像2至3尊不等（图2），四面凡10尊。二级短柱八面，每面壸门龛内皆刻定印坐佛1尊。短柱下方的云纹磐石出檐下表面浮雕散花飞天，现存2身（头、足毁）。三级短柱四个正向面壸门龛内各刻天王像1尊，著甲胄，披帔帛，坐石台。东向龛持国天王双手于胸前合掌，倚坐;南面龛增长天王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按膝，倚坐;西向龛广目天王双手握拳置腿膝处，倚坐;北向龛毗沙门天王右手托塔，左手置平盘之左腿，右腿下探踏地，合为四大天王。三级短柱中，一级短柱造像体量最大，雕制精良，形象神采照人，具有叙事性，成为经幢造像的主体与视觉焦点。

西幢一级短柱造像

东面龛镌一主二仆。三像皆女性，双手合十而立。中央主尊头戴宝冠，缯带于耳旁系花结后垂至肩头，耳坠珰;面形长圆，双颐饱满，眉间毫相，大眼钩鼻薄唇，发缕顺肩臂滑落;著交领博袖衣，项饰短璎珞，帔帛在腹前绕过两重，胸前长璎珞下垂至两足间;像饰素面圆形双重头光，光圈上缘饰火焰纹。两侍女首微颔，略为转向主尊，面目娟秀;头扎双丫髻，著交领博袖衣，披云肩，三像皆足蹬高头履。主尊与右侍从双手有修补，主尊面部表皮有局部剥落（图3）。

南面龛镌俗人装与僧人装像各一，两者相对而立，右侧者{1}身材高大，头戴软脚幞头，著长袍，腰束革带，脚著履，上身微微后倾，腹部略鼓。他脸型略扁，面目清秀，眉毛上扬，双目炯炯有神，美髯垂胸，左手柱拐杖，右手当胸舒头指、食指，手指细长，面带微笑注视着向其施合十礼的僧人，神情怡然。左侧僧人身躯较矮，额际有抬头纹，眼角现鱼尾纹，钩鼻，身躯前倾，表情虔诚，著交领广袖袈裟，著履，袈裟衣褶立体感强烈（图4）。

西面龛镌一主二仆三尊。男性主尊面貌较年轻，脸型长圆，两颐丰雍，口小唇薄，肩微削，双手于胸前合十，目光前视，神态虔诚。头戴通天冠（七梁），博山有损，笄自右向左横贯冠中，宽冠带于笄两端系绕后垂至肩头，著交领博袖衣，披帔帛，项饰短璎珞，Y形长璎珞的下端垂至双足间。主尊头光样式，左右侍童的发髻、服饰及三尊的著履皆与东面龛主仆像雷同，左侍童明显作女相。主尊双袖、双手，左侍童的面部、双手有水泥修补的痕迹（图5）。

北面龛镌坐佛及向其跪拜者两尊。胡跪者居右，体量较小，头戴通天冠（七梁），冠正面有损，下颏微尖，著交领博袖衣，双手合十，抬头仰视佛陀，右膝触地，左膝支起作胡跪姿，满脸笑意。结跏趺坐佛头顶磨光高肉髻，中现髻珠，脸型长圆，眉眼细长，内著右袒僧祇支（束带），外披半披式袈裟，袈裟右上角由软质钩纽系吊于左胸臂，宽大的左袖口垂泻至仰莲。佛陀头部与身体微微右倾，眼帘低垂，俯视右侧俗装跪拜者，右臂屈肘伸向后者，食指、中指舒，余指屈，右手舒五指结定印，坐于正面为三瓣宽大仰莲瓣的莲台上，下置平面呈三瓣形叠涩须弥座。袈裟钩纽下方的衣褶呈鱼尾状，褶襞如行云流水，质感强烈。佛陀身后有缘饰火焰纹的双重素面圆形头光与双重素面椭圆形身光（图6）。

东幢一级短柱造像

短柱东、西两面造像分别与西幢短柱北、南面造像雷同。东面跪拜佛陀者头梳发髻（有簪与束发带），不戴冠，肩披帔帛，大眼蒜鼻。侧身转向跪拜者的佛陀则头顶螺发，无发髻珠，内著僧祇支（无束带），外著贴体半披式袈裟，袒露右胸臂。佛像短颈，面部似较粗俗（图7）。短柱西面施合十礼的僧人头部明显后仰，面相似较西幢短柱僧人年轻（图8）。

短柱南、北两面造像分别与西幢短柱西、东两面造像雷同。但两龛一主二仆三尊中的男、女主尊较西幢主尊清瘦些。南龛中的男性主尊冠式与西幢不同，且未披帔帛（图9）。

灵隐寺两经幢短柱造像基本相同，两者应反映相同的题材内容，雕刻具有明显的吴越国造像风格。东幢的镌像多数不及西幢雕刻得生动、精致，两幢短柱的雕刻似非出自同一批工匠。或因东幢周边树木遮挡，石幢光照不足，东幢短柱雕刻的环境较为潮湿。

二一级短柱造像题材内容考

经幢的盛行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译本直接相关，撰于唐永昌元年（689）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志静序》载述，西域僧（佛陀）波利为睹文殊菩萨圣容来到五台山，遇一老人，老人用婆罗门语告诉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汉地众生一切之恶业，不取来此经，纵然见到文殊亦徒劳无益;若取来经文，将被告知文殊之所在。佛陀波利闻之甚喜，礼敬老人，抬头之际却不见了老人。波利因而倍加虔心，返回西国，至永淳二年（683）携梵本抵达长安[3]。佛陀波利遇见的老人被认作文殊的化身。西幢南与东幢西龛短柱中互动的一僧一俗，即为经序所说的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表现了佛陀波利接受五台山中文殊老人告诫的场景。实际上，浙江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844）与咸通六年（865）的两座唐代经幢上已出现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对话的雕刻[4][5]，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播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序场景出现在经幢上是合乎情理的。

按经幢短柱或石塔四面开龛布局，南北两面和东西两面造像内容应构成关联，其中的一面表现了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志静序》中的内容，另一面亦应与本经或其序文有关。本经中的主要人物帝释天（天帝、帝释）、善住天子皆有跪拜于世尊（释迦佛）前的。帝释为求释迦佛救度善住而跪，善住天子则在第七日释迦佛为他授记时而跪，在这两个场合，释迦佛皆宣说了佛顶尊胜陀罗尼[6]。故西幢短柱北面及东幢短柱东面的坐佛当为世尊（释迦佛），向他跪拜者可能是帝释，也可能是善住天子。

分别镌造了一主二仆三尊的西幢东、西两面及东幢南、北两面亦分别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以西幢为例，西龛带有头光的男性主尊作帝王（天子）装束，东龛有头光、眉间毫相的女性主尊作后妃形象。佛教艺术中类似的伴有侍从的天子、后妃装束的神祇组合见于河北定州静志寺地宫唐大中三年（849）壁画。地宫东壁绘梵天（梵王，色界天天主）西壁绘帝释（欲界三十三天天主）{1}。帝释天头戴花冠，眉间毫相，披帔帛，著博袖衣，手持麈尾，足蹬云头履，长裙曳地，雍容华贵（图10）。身后的榜题墨迹虽有残褪，但仔细辨识，仍能识得“帝释”二字{2}。唐代梵王、帝释像较为流行，两像及其侍从多绘于相对的两个壁面[7]。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9、213窟西壁龛外南北两侧文殊、普贤像下方随从绘梵天、帝释及其侍从，其中第213窟中的帝释已呈面目娟秀的女相，装束亦偏为女性[8]。静志寺地宫与莫高窟第213窟壁画表明，唐代已有帝释天像由天子形象转为后妃（俗称贵妇人）形象。

入宋后，天圣元年（1023）的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出土石函的两个侧面分别雕有帝释、梵天及其侍从，帝释、梵天身后还分别跟随着五位弟子，合为佛的十大弟子[9]。梵天作帝王相、帝释作后妃相，与河北定州静志寺地宫东西壁壁画极为相似[10]。辽宁朝阳北塔辽重熙十三年（1044）的木胎银棺錾刻帝释梵王礼佛图，倚坐说法佛陀右侧的帝释双手合十，头挽双鬟望仙髻，作后妃形象，左侧梵王戴冕旒，双手捧笏作帝王形象，两像向佛陀跪拜，有素面圆形头光（图11）{1}。这种分居佛陀宝座前方左右，没有侍从的帝释、梵天像，在元刊《普寧藏》、河西字《大藏经》与《碛砂藏》扉画佛陀说法图上也有表现。其中的帝释头戴藏式五叶冠，双手合十或捧供盘，梵天戴通天冠，双手捧供盘（图12）{2}。他们身后或侧面为佛的众弟子。此前，扉画中的这两位，或男性人物被识为供养人[11]，或男女装人物皆被识为“供养人”{3}。本经幢短柱对称镌造的天子、后妃状的立像与佛教艺术中的梵天、帝释像十分相似，将之识为梵天、帝释像当不令人意外。

不过，短柱的两面造像已考证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相关，故应充分考虑余下两面与本经的关系。经文载世尊对帝释说“天帝，汝去将我此陀罗尼授予善住天子，满其七日，汝与善住同来见我”[6]352，至第七日帝释、善住奉佛旨来到佛前，是佛经故事的一个重要环节。敦煌莫高窟第55窟西起第一铺宋初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佛说法场景的下层左右分别绘双手合十、伴有侍从、相对而立的帝释与善住天子（图13）{4}。王惠民释读此图像的经典依据为“至第七日帝释与善住天子将诸天众于佛前立，欢喜踊跃……”[12]。灵隐经幢短柱对称镌造双手合十的两组一主二仆三尊，喻示帝释、善住天子拜谒释迦佛，似更合乎情理{5}。

讨论至此，可以确定经幢短柱上一主二仆中的女性主尊为帝释天。如此，前述跪拜释迦佛的男性就只能是善住天子。释迦侧身转向后者、伸出右臂的姿态当为经文所述“尔时世尊舒金色臂摩善住天子顶而为说法，授菩提记。佛言：‘此经名净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汝当受持”[6]352之写照。西幢一主二仆中的男性主尊与同幢中跪拜释迦的善住天子冠式相同（七梁冠），着装相近，两者可视为同一人物，唯相貌刻画不同。在东幢，一主二仆三尊中的男性主尊与同幢中跪拜佛陀的善住天子，在冠式、服装与相貌上皆不相同。类似的情形似也发生在前述莫高窟第55、454窟经变画，王惠民指出第55窟经变画中心佛说法图中跪于佛陀前方的菩萨装束人物为善住天子[12]9，后者与前述同一经变中处于说法图下层，与帝释相对而立的善住天子的装束明显不同，即同一经变中存在两种形式的善住天子像。第454窟中似也有类似情况{1}。与莫高窟陀罗尼经变不同的是，灵隐寺东幢上跪拜佛陀的善住天子着装还算不上菩萨装。

尽管经幢上一主二仆三尊中的男性主尊与同幢上跪拜释迦的善住天子像，在相貌或著装上存在差异，但考虑到载体经幢的特殊性与经幢短柱四面造像的整体性，结合敦煌经变画中相关的人物形象，经幢两组一主二仆组像表现帝释与善住天子及其侍从像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佛教艺术中的帝释、梵天及其侍从像。短柱上镌有释迦佛的相邻（左右）两个造像面分别为善住天子与帝释天（含侍从），帝释、善住天子相当于在佛的两侧拜谒佛陀。这连续的三面造像可视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末尾所述至第七日，帝释、善住及诸天众奉佛旨来到誓多林园于佛前立，释迦宣说本陀罗尼，为善住天子授菩提记，大众闻法欢喜宏大场景的高度提炼。

三余论

通过与经序、经文及其他相关佛教图像的比较，可以确定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一级短柱造像的经典依据为佛陀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序文，而与幢身所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或《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内容无甚关系。这一现象应归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故事性、经序所述梵本东渐的传奇性，以及东南地区晚唐已有的经幢造像的习性[4]28-31[5]31-35。幢身上的两种陀罗尼显然不具备这种优势。因此，灵隐寺经幢造像的设计者选择唐代已经被图像化了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序为其主体雕刻的依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石窟壁画相比，经幢上可资利用的空间较小。同属东南的海宁安国寺咸通六年石幢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造像雕于两级须弥座之上、主幢身之下，雕刻空间较灵隐寺经幢大。八面造像中经序部分占据两面，敦煌石窟同题材壁画中的天宫部分与说法图部分{2}的内容在经幢上有镌造，敦煌壁画中“条幅画”的内容仅表现了“七返恶道”一则[5]33-34。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经幢幢身较细，经变造像镌于主幢身之上的一级八面短柱，空间窄小，七返恶道被取消，天宫部分表现也很少[4]28-31。唐大中十三年（859）松江经幢经变造像短柱的位置接近幢顶，表现形式与海宁寺会昌四年幢接近{3}。宋初吴越国王建造的灵隐寺经幢雕刻省去了天宫与敦煌壁画中的“条幅画”内容，而作为石窟经变画中心的佛说法图也作了极大的压缩，只是巧妙地保存了其基本元素。灵隐寺经幢一级短柱造像可视作《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序变相的终极简化。正因为其简化，佛经中的主要人物被高度突出，无论善住天子、帝释，还是佛陀波利、文殊老人，体量皆较敦煌壁画与晚唐经幢造像中相应人物大，面目、性别、冠式、服装等细节清晰，可补绘画与摩崖石刻之不足{1}。头戴幞头的文殊老人全然汉人面貌，幞头具有纱质的轻薄感，后妃形象的帝释天是现存最早的女性帝释天雕塑之一{2}。由于属吴越国王家寺院建筑，经幢上的多数雕像形神兼备，雕工精湛，为五代宋雕塑中的佼佼者。精到的王、王妃装等人物雕刻亦为古代服饰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灵隐寺两幢短柱造像与笔者先前所揭海宁安国寺晚唐经幢经变雕刻一并说明经幢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的一大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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