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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幸存者口述实录

范文

李嵱　陈小玮

我是生还者中年纪最小的女孩—到处是尖叫和哭声—地是冰凉的，然后我感觉有风了—你们明白缺失者的痛苦吗？—难道我连一份爱情都不能拥有吗？

你要漂亮还是要活着？要活着！

周围人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个特别的称呼：“12·8”人。

我们的巧遇，发生在离开克拉玛依的火车上。

她和同伴儿坐在窗边聊天，窗外是疾驰而过的大片棉田。猛然看见她的脸，我心头一震—她会是我们在克拉玛依遍寻而不得的幸存者吗？

我们的谈话从一种隐忍、压抑的复杂情绪开始，慢慢转向信任之后，她才向我们敞开心扉。我们跟随她的回忆奔驰—20年来，她咽下所有疼痛与屈辱、悲伤与愤怒；她的成长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带着一种天然的倔强，和赤裸裸的孤独。

“你们见了真的能接受吗？”时隔多日，那个最初的问句饱含的残酷现实和她讲述时的语气和神情，始终让人忘不了—

火难

这么多年，我很少回顾过往。那件事儿，我也只完整地讲过两次，一次是跟警察，一次是跟我妈。

我是生还者中年纪最小的女孩。那年我8岁，上三年级。那天的演出，我们学校一共去了49个人，只有我和一位老师活着跑了出来……

我是从友谊馆废弃的售票房间里逃出来的。这个房间里当时还有谁？况丽！我推开门的时候，她把我搡（推）了出来。（据此前媒体报道，时任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书记况丽当时是躲进女厕所逃生的。记者注）那不是厕所！她是跟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去的。

火是从舞台上着起来的，我坐在第四排，爆炸的时候我站起来了，跑到大门口已经是人踩人了。我往安全门跑。中间被人踩倒过，如果不是压在我身上的姐姐被天花板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到背，疼得翻了起来，我绝对被她压死了。我爬起来，她又压回来，我的脚被压住了，我把鞋带拉开才把脚抽了出来。

但是，安全门是锁住的！

本来我想去后台的，当时舞台上的火已经很大了，根本无法穿越火海。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售票房间。

其实，我也知道那个房间是密闭的，出不去。但是，还能去哪儿呢？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房间的呢？你们也知道，参加这次汇报演出的都是好学生，我从小学习就挺好。在那次演出中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给领导献花！我们是各小学、初中集合起来的一支队伍，个个都是长得漂亮、嘴巴灵光的孩子，胖的不要，歪瓜裂枣的不要，学习不好的不要，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中队长，不然没资格去献花的。

我们被拉到友谊馆排练，中午给我们买了盒饭之后，老师就走了，我们在后台待着休息。我们一帮孩子能干什么？捉迷藏啊！所以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

我推开门的瞬间，浓烟从背后往里窜，况丽一个箭步跳过来，将我推了出去，把门关上。我躺在地下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今天死定了！

结果，门再次打开了，一个哥哥伸出一只手，把我拖进了房子。

房间里大概有9个人，全都是初高中生。女孩们蹲在墙角一直哭，三个男孩开始扒窗户上的板子，扒不开，就把桌子推到窗前，坐在上面用脚踹。踹了很久，终于把里外三层的三合板踹通了。一个男孩把脸凑过去，感觉有气流，特别兴奋，说，“过！”

但没人敢过，都怕从这里过去，又是一个火场！

三个男孩是同学，也是好兄弟。把我拖进来的那个哥哥胆子最大，他对另两个男孩说：“我过去，还是火场的话，你们就待着。”说完，三人拥抱了一下，他就跳出去了。

周围一片嘈杂，就跟火场里听到的一样，都是尖叫声和哭声，还有“砰、砰”的爆炸声。那个大哥哥跳出去以后，里面的男孩趴到窗口去看，什么都看不见，就对着外面喊话。他们一边喊一边听，终于听清楚外面的大哥哥说：“这边有新鲜空气，没有火！”

况丽自己钻出去了。两个男孩将那些边咳边哭的女孩子一个个拖到桌子上，从窗口往外塞。一个哥哥过来也把我抱起来，放在桌子上往外推。我滚到一堆花盆上，又从花盆上滚到了地下。地是冰凉的，跟里面热烫的感觉截然不同。然后，我感觉到有风了，有气流了。

我的天！

治疗

我被火烧得很严重，脸上、手上都是伤，两个小指一个已经没有了，一个只带着一点儿皮。

那时候，克拉玛依油田医院所有科室都接到被送来的孩子，我是在中医科度过危险期的。

我爸爸是司机，出事那天他出远门接车，车坏在半路上。一位从克拉玛依出城的司机停车帮他换轮胎时说：“克拉玛依出大事儿了，友谊馆着火了，学生全在里面。”我爸爸撂下轮胎，就跑到路边挡车。他知道我在里面！

爸爸赶到医院已是晚上12点多，医生让他进去喊我，把我喊醒。那时候医疗技术就是这样，人醒不来就过去了。我经历了五次休克，大概4天后被转移到外科五楼。

外科楼是油田医院最好的一栋楼，二小的一位女老师当时就住在五楼。只要一听到有孩子被送来，她就带着一腿的伤跳出来，护士按都按不住。我被推着往里送时，她趴到跟前，一路走一路问：“你是哪个科来的，有没有见过谁谁谁？”我说没有见过，她就给我看照片—她找她的女儿！每一个孩子都被她问过。

护士将我安顿好之后对我说，“刚才那个是二小的老师，她再问，你就告诉她没见过，她的孩子已经不在了。记住没？你清不清醒？不要告诉她好不好。”

隔壁病床的姐姐是二小五年级的学生，她从小儿科转过来时，我就问她：有没有见过三小的人啊？她听了特惊讶：“你是三小的吗？没见过三小的。”

我问护士：“我们这里有三小的吗？”护士说：“有啊有啊，就在那头病房，你在中间住着。等你们都好了以后，会见到的。”

我一直以为有呢。

我们大家心理崩溃的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四。

一个受轻伤的哥哥特别调皮，竟然从护士室偷到一份生还者统计名单，然后一个病房一个病房传。二小的老师就是那天崩溃的—名单里没有她女儿的名字。

名单传到我这儿，我用包着纱布的手一页一页呲过去，呲到第四页，看到第三小学的名单，只有我和二班老师的名字，我顿时懵了！

那时，我正处在两个大手术之间的恢复期，照理说每天都能清醒几个小时，但医生说，我一直睡了三四天。

此后一年多时间，我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一次醒来，看到对面的护士正给一个哥哥剪眼皮，把我吓坏了，我看到了他的脸—一张被烧坏的可怕的脸！

我能想象到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重生

我家住的那一片，很多父母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孩子们也都是同学。周围邻居，楼上楼下都有死了孩子的家庭。出院后，同学的父母见到我只有两种反应—痛哭和不理。这两种反应有时候是叠加在一起的，是连痛哭带不理你。

我家对门的阿姨就不理我，小时候她多疼爱我呀，我跟她儿子是青梅竹马，她一直让我叫她“婆婆”。那天，我是和她儿子手拉手一块儿去的，可她儿子没有出来。

其实，他的儿子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踩死的，颈骨被踩断，身上有42码的鞋印。

我们科室住过一个跑出来的女领导，她是全背烧伤，每天需要很多大灯烤着。我们能够下地活动的时候，每天都要过去骂她几句。那些姐姐都围着她骂，为啥？让我们全部坐下，把通道让开，让领导走，凭什么呀？“你怎么出来的呀？踩死几个人呀？”“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伤成什么样？”都是小孩子，却拿最脏的话骂她，她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敢睁。她经常哭，哭的比我们多。

我大大小小手术做了六七十次。出事时是三年级，回学校已是六年级。整个初中在北京密集治疗，有两年八个月时间，每个月都有手术，大部分手术都是全麻，对我的记忆力也造成影响。有时候，我把笔用完放在桌子上，从桌子走到病床，然后问我妈：笔呢？我妈就特痛苦。

在北京整形医院，经常有大学生被请到病房给我们辅导功课。有的大学生从我们到医院就开始陪着我们，直到他们自己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还给我们上课。这是一份难得的情谊。通常情况下，来四五个大学生，才能留下一个，大多数都是进来一看转身就走—正常人很少接触烧伤病患，更何况是这么严重的伤。

我的头发是补回来的，从脑袋后面取到不能再取；手指头只有三个能动，为了好看才留下来的。你们知道是怎么留下来的吗？三次打钢针，三次拔钢针啊……打进去的钢针像串羊肉串一样，把骨节连起来，长到一定程度再把它拔掉。拔钢针的时候，医生跪在我的胳膊上，使劲按住我……

女孩子的眉毛可以画，男孩子的胡子却要一根根种。你们明白缺失者的痛苦吗？哪怕能补回来一点点，能跟正常人再接近一点点，就算是受罪，也会一次一次去做。

创伤

那些受伤的哥哥姐姐进入青春期之后，有跟父母打架的，有在外面打架的，医院先后四次给我们做过精神鉴定。

“你是否喜欢一个人待在密闭空间？”—每次面对这类问题，我都会不自在。这样说吧，正常人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狂叫两嗓子，发泄一下。但谁喜欢待在密闭的空间里呢？你回答不是，医护人员对你的眼神是不相信的。

我们确实会有一些精神遗留问题。我家楼后面有个姐姐，她有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她弟弟说话不大注意，老惹她。有一次吃饭，吃着吃着，她掏出一把匕首，一刀戳到弟弟腿上—离生殖器就差两公分，差点毁了弟弟一辈子！

我落下一个什么毛病？逛商场也好，干什么也好，进去先看安全出口在哪儿。很多年，我都无法接受电视上突然出现的爆破场景，看到那些心里会“怵”。家里人都在，你不能表现得太激进，只能自己掐自己大腿。

直到大三，我才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迎新晚会，之前我拒绝参加任何室内活动，我从进去开始，就浑身不舒服！

我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哎呦，太可惜了，好同情你。”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多一分宽容。既然你看到我是这样子，不要去说那些恶毒的话，不要投来过多的目光—哪怕你假装。但是，他们不可能不奇怪呀，毕竟我们不是正常人。

那些哥哥姐姐现在三十多岁，大多已经结婚成家。他们极少是恋爱结婚的，都是通过家人亲戚牵线搭桥。按政策，他们找的对象可以落克拉玛依户口，可以安排工作，享受医保等等。所以，他们一般找的都是外地人。日子也能过，孩子也有，但平时连话都不说。

克拉玛依有一个专门处理与大火事件有关事务的办公室：“12·8”办公室；周围人对我们这个群体也有一个特别的称呼：“12·8”人。

有一天，我到“12·8”办公室办事，碰到一个阿姨，我上高中以后她就没见过我了，见面后挺兴奋的。她女儿过去和我一个科室，住隔壁病房。我问了一句：“姐姐好不好啊？”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她女婿在外面有了女人，渐渐把老人也不放在眼里，对孩子不冷不热，对妻子极尽侮辱。日子过成这样，她女婿也绝不离婚，因为离婚的话，他将失去一切优待。

我谈过两次恋爱，一次是大学期间，一次是刚参加工作时。两次都是自由恋爱，到头来都是对方家庭反对：我好好养大一个儿子，找谁不行啊？亲戚朋友怎么看呀？

但我还是相信爱情是有的，正常人也难免被拆散，不能因此就说那个男孩子跟你之间没有爱情，或者你跟他之间的爱情是假的。

我们有个音乐老师，她过去多漂亮啊，父母已经收了男方压箱底的喜钱了，结果出了事儿。她连危险期都没过，男方家就跑来退礼。她醒来后就拔管子自杀。后来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第三次找的老公经常打她，警察来了，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说，“这是她该受的，她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你们说，我们这些人能好吗？谁能好？哪一个也好不了。

我不愿意过相亲相来的生活。尽管大家都说，爱情到了婚姻的后半段就变成了亲情，每一对恋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但我不想跳过那个阶段。我的人生已经够苦难了，难道连一份爱情都不能拥有吗？

偏见

很多克拉玛依人对我们有一种偏见，包括在单位。

刚上班时，有一次工资里少了300块钱，我跑到劳资科去问。结果出纳说：“哎呦，少不了你的，都是按文件执行，哪敢少你们一分钱？”我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出了门，我听见她还在那里说，“他们还差那300块钱？”

一次，我赶着出门，打了一辆车，是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司机说：“你们‘12·8的就是有钱，出门一步路都不用走。”还转过头来不停地看我。

你心里难受也没用。我不否认我们“12·8”人里面也有一些老鼠坏了一锅汤。我们的治疗费是全额报销的，刚开始管理不是很严，有人跑去开一些比较昂贵的药拿出去卖，慢慢就把“12·8”人的名声弄臭了。

但克拉玛依人对我们的偏见，更多来自一些不明真相的谣传和误解。

实习那年没奖金，有一次我看人家拿奖金挺羡慕的，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又发钱啦，真好。”那个大姐立即顶过来一句：“你们又拿工资又拿补助的你们少啥了？还看上我们这点奖金。”

实际上他们搞错了，我们所有人的工资不是单位负担，是政府负担，是油田管理局负担。油田管理局把我们的工资拨给单位，由单位代发。文件规定工资档次不足补助档次的，差额由管理局支付。如果上不了班，就光拿补助。但是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不知道啊，他们以为我一边拿工资一边拿补助。

去年这个时候，我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被赶了下来，一车人都在骂我！他们认为我们拿到了几百万赔款，再来坐公交车就是一种“作”（虚伪，做给人看的意思）。

几百万赔款，可能吗？

起因是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一直在看我，他妈妈把他的头使劲儿往回扳，两个人动作又大又夸张。车上原本就人多，她硬是横过来挡在孩子面前，嘴里不停嘟囔：“哎呦，看了做噩梦吓死了，啧啧啧啧……”“干啥嘛，把我们娃吓的，好了好了不要看了。”

我实在忍不住，就说：“看就看吧，没必要说这些话。”这句话让她变得歇斯底里：“怎么了，这些话怎么了？”“说你不对吗？大家看看她。”

旁边座位上的男男女女就开始插话：“你看你的脸烧的样子，坐什么公交？要那么多钱‘作什么？”“骂你咋了，你自己脸不知道吗？照镜子去！”“她有的是钱，还要坐公交，就是作。”去年，这个“作”字已经流行了。

越是这种时候，我就越强硬。“我凭什么下车？就因为你们不想看到我这张脸我就得下车吗？”“我不下车！我就想坐到我的站。”

结果，公交车司机不靠站就停车了，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车上的人，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上学，全跟我急眼了。我在全车人的骂声中下了车，脚跟还没站稳，车就开走了！

面对攻击，你可以还击。但面对偏见，你无能为力。

我能理解孩子的反应，但不理解他的母亲。这些伤落在我脸上，但它并不是畸形。我在成都和乌鲁木齐也都逛街，有些人看到你，眼神也许会下意识地闪躲，但不至于跳脚骂你。但在克拉玛依却不是这样。

有一次，我推开一家商店门，“哦呦！”一个女孩一边喊，一边把门摔向我。我再推开的时候，她紧紧抱着男朋友的脖子，脚在地下拨拉着喊叫：“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她男朋友指着我的脸说：“看你难看的，还逛街？你买啥衣服呢！”

他没想到我身后也跟着一个男性朋友—那是我仅剩的一个同学。“12·8”大火之后，我们两个班缩成一个班，他成了我的同学。我们不只是同学，还一起经历了生死，他也失去了他的兄弟。他冲上去拽住那男的脖领子，非要打他。你能想象他那时的愤怒，拉都拉不住。

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选择留在新疆。我当时想，反正将来铁定要回来待一辈子的，考出去试试吧，结果出去反而较少遇到比较恶劣的情况。你们以为克拉玛依人会更包容我们？不是，他们更愤怒。

怎么办？承受呗，过着呗，怎么说我们都活下来了。命就是命，不关乎美丑。你只能自己跟自己说：你是要漂亮还是活着呀？要活着！那别人怎么看你能受得了不？不能也得能。

遗忘

这么多年过去，很多东西我会把它忘记。我们“12·8”烧伤患者相互称作“病友”，我不会用心记他们的名字，也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因为每次面对都是一种不断的提醒，我不喜欢这样。在这件事情上，我属于“选择性遗忘”。

每个人有自我包容和缓解的方式。

对克拉玛依的感情，怎么说呢？这里有我的朋友和亲人，我爱的是他们，不是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带给我这样一件事儿，这个城市的人又是这样子。

很多死难者家庭后来都离开克拉玛依了，只有我们这些伤残者留在这里，因为我们需要克拉玛依的医保和各方面的优待政策。父亲退休后也回乌鲁木齐了，他不愿意在这里待。我不可能走，我要回父亲的原单位工作。

你看我现在跟你们交流无障碍，但我面对自己还是有问题的。越长大，对这个事情的愤怒越重：“干嘛是我呀！”或者会想：“难道就不能晚点儿发生？起码医疗条件好一些，我不至于像现在这么惨！”

我在父母面前尽量表现得很开心，但偶尔还是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所以父亲对我一直不太放心。每次到乌鲁木齐看他，都要被他批好几个小时。我还有个妹妹，是个漂亮姑娘，今年刚考上大学。我俩性格不同，她比较内敛，长大后她照顾我更多，就像我现在所有的朋友一样。

经历过两次恋爱之后，我现在又成了单身公害。朋友们经常打电话过来：“你又两天没打电话，你活着吗你？”我说：“活着呀！”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每年我会过两个生日，一次是我真实的生日，一次是12月8日。通常12月8日会过得更好一点，这个日子好像比我出生的日期还重要，蜡烛是跟着1994年走的，12支、13支、14支……去年是19支。前几天有朋友说，新开了一家KTV，她给我定了最大的包厢—因为今年我20了嘛。

但是，你问我这件事会过去吗？这些疤痕会随时间淡去吗？

我告诉你，不可能。我们的疤不在脸上，在心里面。

那件事儿，是需要一辈子去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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