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村老年群体在货币安置拆迁中的困境、原因及对策探究 |
| 范文 | 唐伟杰 高洁 刘翠莹 饶炜红 周其达 【摘 要】 本文基于Q区石化工业安控区征迁实例，分析了农村拆迁引发的老人群体租房难、生计困境、精神慰藉丧失等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与对策。要整合现有社会养老资源，鼓励部分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创新性团购商品房小区，以村落为单位建立养老服务中心;政府要转变施政思维，并轨民生逻辑。 【关键词】 农村老年群体;货币安置拆迁;困境;原因;对策 一、引言 近年来，农村留守老人这一弱势群体，因为丧失劳动技能所造成的经济来源断供，落后地区照料护理条件不足，以及依赖子女养老，情感关怀缺失等等一系列现状，都将我国养老问题的难点和短板瞄准了农村地区。而这之中，由于制度保障不足，加之孝文化道德风险频现，“代际剥削”使得一些农村地区老人出现自杀潮的极端案例。 未来，城镇化的步伐将持续迈进，农村拆迁和城市改造，势必对农村基数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状况造成一定的冲击。 二、农村拆迁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问题 1、“先拆迁后安置”——老年群体租房难成过渡安置最大的问题 据Q区补偿方案文件，政府给予拆迁农户临时安置补助费用，以补贴其签订协议、腾空房屋到新房装潢入住期间租房生活。但当这部分上了年纪的村民持币进入房屋租赁市场，却发现绝大部分房屋出租人受制于封建文化思想，忌讳老年人过世于出租屋，而将整个老年群体以及携有老年人的家庭租户拒于市场之外。市场化的群体排斥行径，引发村民集体担忧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成为政府工作开展中所要面对的群众重大心理障碍。 2、“同居养老”——大户型安置两代人矛盾众多 拆迁前，农村地区三代人往往通过楼层分户或邻近自建房屋的方式，使得上一辈与下一代若干小家庭维持亲缘关系并且共享土地和建筑资源。而如今以商品房为居住环境，对于选用大户型住宅作为安置房，采用“同居养老”的家庭而言，相对逼仄的生活环境非但无法亲密代际关系，反而因为两代人生活习惯和处世观念存在差异，在各方面催生家庭矛盾。 3、“生计困境”——尚有劳动技能的中老年群体失业率上升 K村中部分准老年人具备一定的劳动生产能力，多以渔业捕捞或养殖为生，肩负着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责任，而整体搬迁到城镇生活，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这部分中老年群体的经济来源。该部分尚有劳动技能的劳动力转型难，区域性就业渠道狭窄，收入来源稳定性弱等情况扩大了拆迁时期困难户数量上升的可能性，增加了政府和社会救济贫困人群的成本和风险。中老年群体的再就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4、“留不住的乡愁”——老一辈精神生活的痛症衍生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精神文化生活和自身情感依赖的重要性不亚于医食住等其他一些基础物质条件。现代化居住方式产生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特征也有别于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商品套房从空间上阻隔家中老年人与同龄老人情感交流活动的进行，催生了种种空巢老人的不适应症。老人日常爱好聚众唠嗑、棋牌、以及唱大戏、祭祖等与传统宗族文化相关的组织性活动，在市场化、分散化的货币安置手段下，也难以继续开展。而以之为精神填充和信仰寄托的老人群体，在面对传统习俗的消散，更多地表现出落寞无力、伤悲苦痛的心理状态。 三、多层面多因素作用共致困局 1、个体：老年人群自适应能力不足强化弱势特征 农村整体拆迁，势必对老年群体养老生活习惯的各个方面形成冲击。而由于生物机体自身的衰老，老年人群对新生发展事物和时代变迁适应能力下降，表现在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应对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的不足，使其在应对征迁过程中的生活环境改变，生存资料断供，家庭代际关怀缺失，传统乡土情感依托抽离等等情况，都表現出“弱势”的特征。 2、家庭：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变与传统养老主体的单一化 现今以城镇商品房为住所的家庭人口结构，多以二代核心家庭为主，使得家庭代际功能由“尊老”走向“重幼”。从而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催生出许多“空巢老人家庭”，这也使得孝文化的传承和教化失去培植的土壤。以往传统使得老年人的赡养负担和老龄化问题的消化成本被分散到每个家庭单位，而非涉及“个人、家庭、社区、政府”多主体共同承担。而当老龄化趋势加剧，老年人口日益增多，养老负荷溢出单位家庭或基本的孝道文化纽带断裂，便体现为拆迁事件导致代际矛盾增多。同时，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3、组织：老人会等农村基层自组织救济作用微弱 乡村老年协会（俗称老人会），以“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增进老年人社会福利水平”为宗旨。但在此次征迁工作中，老人会对该老年人群正当权利的维护、困难的解决等方面并无发挥实质性作用。K村中拥有强大信息、群众优势的自组织没有扮演好指挥部和群众沟通协商的桥梁角色。利益的分化与抱团非但没有维护老年群体因拆迁受损的权益，弱势的老人们反映渠道阻塞，投诉无门，还间接对其造成情绪和心理未能取得关照的精神打击。 4、政府：官民双方政策逻辑差异鲜明 Q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行时更多遵循商业化的逻辑思维：一味代替民众立场强调拆迁对身份户口的转变，公共服务资源的附加价值，以及房屋法律产权和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流通价值。恰恰相反的是，村民持有“生活伦理”思维：通过政策事件对自身日常基本生活的改变情况，包括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线，继续满足自身精神和情感生活需求。以个体基本生活伦理不被突破为限去评价和配合政策。双方对利益诉求的逻辑路径迥异，注定政府的出发点绕开了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而政策框架的落地实施，也无法额外划拨施政成本去落实底层提出的多样化的工作要求。 四、建议与对策 1、整合现有社会养老资源，鼓励部分老人入住养老机构 在没有产权安置办法下，对于孤寡老人群体，五保户或丧失劳动技能，凭借自身经济基础无法使用房票以及相关补偿款项购房并实现后续基本养老需求，可考虑现金补偿方式，而取代房票形式的补偿。 纵使部分老人不愿长远居住养老院，以“短期租借床位”的形式实现搬迁腾空到新房入住时期过渡，亦能够有效化解老人在过渡期无房可租的困局。有效整合了现有社会化资源，落实政府相关救济补贴政策。在养老机构中，老人们均能接受相对专业化的医养护理，而同龄人的集中化居住能够彼此陪伴，亦能满足其心理需求。 2、创新性团购商品房小区，以村落为单位建立养老服务中心 发挥村两委、村级自治组织的作用，自发组织村民用房票团购市区商品房，基本实现整村集中安置。村中拆迁的集体公共财产赔补资金，可用于小区内店面、架空层的购置、租赁和改造，建立一定面积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一个或若干个村落为单位的社区自主筹建“养老服务中心”，在空间地域的集中化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同村同祖村民的交流，减缓其因拆迁所致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变迁的不适感和阵痛，从而顺利完成传统农村养老状态向现代化养老模式和理念的过渡。 3、政府转变施政思维，并轨民生逻辑 长久以来，我国各地各区农村城市征迁工作中，突出性的矛盾症结众多。不同群体，各家各户，个人的需求不尽相同。政府一方在政策制定与工作开展中遵循的商业化思维与民众应对政策的“生活伦理”原则产生巨大摩擦，加重了征迁工作推进的难度。而在动迁一类的关乎民生项目工程中，针对老年群体不同情况和特殊需求，由于施政成本较高难以实现因人施策施政。 因此，在政策制定前夕，将更多的成本投入充分的民意调研，从群众路线探寻“生活伦理”多样化需求的落脚点，从而制定更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民生征迁制度，寻求分类精准施策的最优解决方案，进而从全过程降低拆迁指挥工作成本，提升和谐民生的效益。 五、结语 农村作为养老短板突出的焦点，整体拆迁往往使得老年群体的生活环境被迫改變，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被剥夺。加上家庭代际关怀缺失，特殊民情民意反映渠道闭塞，对新生发展事物和时代变迁适应能力下降，使得老年群体在拆迁中“弱势”的特征被强化放大。本该是征迁工作的重点对象，却因为主客观上各种因素，动迁相关责任部门未能完善对该群体救济的职能。 城镇化发展还在稳步迈进，留住乡愁与快速发展的矛盾，整体民生建设与小部分特殊群体需求的矛盾，在实践中体现为每一例我们无法避开的命题。对于这一人人终极将迈入的群体，需要做的是整个社会提高重视程度，积极稳妥应对相关矛盾症结，帮助老人在时代与社会的演进中度过幸福晚年。 【参考文献】 [1] 陈春柳，叶菲.以“大拆大整”为契机 建设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J].法制与社会，2018.27. [2] 朱宏.论当代家庭结构变迁对孝道的影响[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6.2. 【作者简介】 唐伟杰（1996—）男，汉族，四川广安人，本科学历，研究方向：乡村治理、闽台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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