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刍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事业的发展 |
| 范文 | 【摘 要】 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1941年开始食盐运输事业的背景，分析了食盐运输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概述了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及意义。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实现自给自足提供了硬件支持，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经济发展 一、食盐是边区发展运输的动力和中心任务 食盐是边区最大的资源之一，对于边区财政的收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作用甚为重要，是发展边区经济、均衡出入口贸易、稳定金融物价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边区政府积极组织食盐的生产，发展盐业，供销至边区内外。1938年，边区外销食盐7万驮（每驮150斤），1939年增至19万驮，1940年达到23万驮。1940年下半年，边区政府提出对食盐实行督运政策，并成立了盐务区，负责对食盐的运输和管理。西北局在1941年5月18日公布了《西北局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高岗同志在会议上发言强调“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8月10日，西北局公布了《西北局关于运盐工作的紧急指示》，强调运盐虽然已经取得初步成绩，但还存在着如：党和政府的不少干部对群众缺乏正确的解释工作，一味强调运盐只是上级的命令；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没有起到足够的模范作用，没有解决老百姓运盐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忽视了运盐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的地方存在强迫命令、绑人、没收牲口这样的工作方式，造成了小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不满甚至对立的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西北局发出紧急指示强调：在运盐中要坚持贩盐与生产兼顾的原则，政治上组织上动员与自愿营业性质相配合的原则，以及必须具体解决百姓运盐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原则。最终，在改变工作作风，对边区的老百姓进行充分的动员宣传，以及切实保障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和切实解决了人民在运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后，1941年的食盐运输由1940年的二十三万驮突增至二十九万九千余驮。1942年底召开的边区高干会，确定了积极发展盐业的方针，使干部对于食盐的督运、督产以及统销政策，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也就有了之后党政军各方面对盐业的共同努力工作。在食盐的督运督产中，进一步结合具体实际创造出许多新的方式方法。由此，边区的盐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最终驮运食盐三十八万七千六百零三驮。 二、边区食盐运输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大规模有组织的发动运盐是从1941年的夏季开始的，其目的一方面为了发展边区国民经济，增加出口以换回边区必需品，打破顽固分子对于边区的围困封锁，并解决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为了供给友区人民食盐。这一年全边区运盐任务原定六十万驮，内中六万驮为公盐，旋以任务过大，改为从六月起至年底共运三十二万二千驮，公盐数目依旧。由于督运的关系，加以外边需盐又急，这一年原计划仅在下半年便运盐三十二万驮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是运了二十九万九千零六十八驮，比之1940年的二十三万驮，增多了将近七万驮，这是很大的进步。 这一年的运盐工作不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若干干部对于党的运盐政策缺乏认识，因而执行不坚决，甚至变成落后群众的尾巴，反对运盐，因此各地运盐到秋收时候多已停止。第二，就是在动员的方式上有许多毛病，由于一些干部没有经验，以及缺乏调查研究和细密的工作作风，于是不少地方发生强迫动员普遍发动的工作方式，不深入宣传运盐的意义即运盐能够赚钱，不管牲口强弱，不计农事的忙闲，一律令其驮盐，加之边区周围的特务分子利用在运输食盐中所遇到的困难，在群众中散布谣言，破坏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之间的团结，甚至一时欺骗了少数的群众，使之对党和政府不满。由此在一些运盐较差的地方，群众不配合边区政府的工作，督运工作难以取得实效，发生了群众运盐贴钱和损失牲口的情况。第三，是只着重了发动农户牲口，只图一时间的完成运盐任务，还缺乏进一步逐渐发展长脚、组织长脚的计划和办法，以作长远之计。虽然运输食盐在人民方面是有利可图的副业，但没有组织上的安排与动员也是难以发展的。第四，是运盐的任务起初提出六十万驮，太高了，以后改为半年运盐三十二万驮，仍然嫌高，而且在许多离盐池路远，又没有放青运盐习惯的县份也提出了大量发动运盐的要求，也是不恰当的。虽然如此，1941年大量发动运盐的政策是正确的，有成績的，无可非议的。督运政策显然是取得成效的。 1941年食盐运输的数字上涨到二十九万九千余驮，1942年却又降低至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一驮，其客观原因是外面需盐不若1941年之急，在主观上则由于放松了督运政策。这一年运盐任务原定三十万驮，其中公盐十二万七千五百驮，私盐十八万驮。由于私盐的部分政策上允许自由运输，因此存在着民众运输又部分恢复到以前自流状态的情况。甚至导致当时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一些运输组织也由此解散。政府仅在修路、增设脚店、解决草料饮水方面做了些工作。公盐原规定七万七千五百余驮由群众运交食盐，绥德分区和延川、延长、固临等县运盐不便，其应负担的五万驮公盐则改征代金。公盐这样半运半代、近运远代的规定原是正确的，而且在1941年冬季还发动了群众利用农闲运回一批食盐，不过公盐督运交实的政策也未能坚决执行，五月以后也都改成代金了，到年底统计，仅收到食盐约一万六千驮。公盐交实政策放弃的原因，表面上由于春季农忙，夏季时局紧张，财政上需款紧急，实际上则由于执行者还没有认识运盐出口对于发展边区经济、平衡出入口贸易、稳定金融物价的重大意义。 三、边区食盐运输事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 1942年底边区高干会检讨了历年边区的盐业政策，确定了实行食盐的督产、督运和统销，毛主席在其名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对于发展盐业，无论在原则上或办法上又都给了明确的指示，于是1943年边区的盐业走上了一个新的更加蓬勃发展的阶段。1943年运盐工作成绩的主要表现：一是运盐驮数的增加，一是参加运盐牲口数目的扩大。在运盐驮数方面，到年底共运了三十八万七千六百零三驮，出口的占大多数，内中子洲县小盐运输量为一万七千八百驮，友区盐过境者约四万驮，余为盐池销出数。比之1942年运盐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同时工作进行的情况比之1941年也有极大的进步。在参加运盐的牲口方面，大约为五万五千头，其中民众的牲口，一种是长短脚及农户牲口，参加数为四万九千二百三十七头，这是运盐的主力；一种是各种新式的合作运输牲口，为数三千七百零六头；机关部队的牲口，1942年约有两千头参加了运盐；此外则为外来脚户。1943年运盐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成绩，基本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督运的恢复，以及许多具体办法的实行。其中首先就是各级干部大多数对于运盐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进行了运输的调查研究，对于发动牲口运盐，更多的采取了劝说和算账的方式。许多下级干部党员亲自出发领导运盐，许多负责同志用相当大的精力领导检查了运盐工作，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于运盐工作多次的指示、检查，尤其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就是把边区的运输力相当广泛地发动起来了。群众参加运盐绝大多数是自愿的，获利的，而且是按照群众自愿和他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使他们都参加一定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但提高了运输的力量和改进了参加者的意识，使得运盐获利更有保障，而且更便利了党政的帮助和领导。 【参考文献】 [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和陕西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和陕西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 陕西省档案馆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4]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四辑[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5] 田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运输[J].西北大学学报，1993.2. [6] 黄正林，阎庆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运输业 [J].甘肃高师学报，2001.6.6. [7] 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 [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5. 【作者简介】 李晓宇（1993—）男，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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