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
| 范文 | 【摘 要】 文章从经济活动、日常交往和国家政策三个维度，分别阐明城镇化对该地区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与深刻变化。认为经济活动是民族关系变化的基础，主要表现为生计模式转化为民族间的接触提供了机会，市场经济深化了平等观念和合作意识，民族间的经济利益竞争凸显；日常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影响民族关系的走向，呈现出语言交流日趋紧密，多民族混居与“分片居住”并存，日常交往中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具有较大弹性等特点。国家政策在民族关系中具有导向作用，惠民政策的“托底”作用日益显著，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推进。 【关键词】 城镇化；民族关系发展；巴彦岱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新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向前推进，这也深刻影响到民族间的交往和关系。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影响着着民族关系，使其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国家的各项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对民族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影响民族关系的经济、文化以及政策三大因素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彼此渗透、交互影响的状态。 本文选取的调研点巴彦岱村，位于伊宁市城区西郊，距伊宁市中心区域7公里。辖区总面积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20亩，有6个村民生产小组，总人口1286户4934人，由维、汉、回、哈、乌兹别克、东乡6个民族组成。 一、经济活动是民族关系变化的基础 经济活动是人们赖以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经济关系对于建立在其之上的其他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疆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市场经济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围绕着利益的获取与分配，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民族关系，因此，通过对人们经济活动的考察，可以为该地区民族关系的分析提供一个视角。以巴彦岱村为例，由于其位置临近伊宁市，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城镇化进程迅速，经济活动也日益频繁，这为当地民族间的接触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1、生计模式转化为民族间的接触提供了机会 巴彦岱村绝大多数村民传统上的生计模式是务农，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该村有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来修建沟渠、公路、工厂和商品房等设施，村民丧失了土地这一赖以谋生的“命根子”，不得不选择其他的生计模式，纷纷进入城市、工厂来获得就业机会，这就加快了失地村民与传统生产场域、生活场域的切割，也为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提供了机会。在失地这一“推力”和外部城镇化发展“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失地村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加速了融入外部社会的步伐，他们或者经商，或者外出打工，或者进入伊宁市的工厂上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也随之增多。 2、市场经济深化了平等观念和合作意识 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特征，这为民族关系的平等创造了条件，是民族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伴随着新疆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疆地区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同其他民族发生经济联系时，社会分工的要求，都使得他们之间的配合和协作必须更加密切，这种配合和协作本身也就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巴彦岱村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村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的人数减少，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增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或者进入当地小企业工作；第二，巴彦岱村由于自身“民族村落旅游”、“王蒙文化”等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伊宁市西门户”的特殊位置，基于旅游经济的服务业和基于便利交通的物流业发展迅速。这两个变化导致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过去封闭化的、自成一体的状态，逐渐让位于开放的、彼此需要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下，民族间的关系也就具备了建立发展的基础。 3、民族间的经济利益竞争凸显 城镇化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民族间的经济利益竞争。巴彦岱村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中，整体上要滞后于汉族。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巴彦岱村的汉族群众世俗化程度更高，创造财富的渴望更为强烈，并且有储蓄的习惯；第二，在产业结构上，巴彦岱村的少数民族多是从事第一产业即农牧业，或是做小商贩，这些工作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少、利润小；第三，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阻碍，除少数精英外，大部分少数民族很难进入市场充分就业；第四，少数民族家庭普遍人口較多，抚养负担重，财富难以积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很容易造成心态的失衡。另一方面，由于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还不高，导致了经济过程中大量的同质化竞争，比如巴彦岱村的林果业种植、低阶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这些行业的竞争，不仅难以调节矛盾（互相替代而不是互补），而且具有普遍性，同时，经营主体又多是以家族、乡党等同族群成员构成，因而普通的经营竞争很容易上升为民族间经济利益的竞争，从而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日常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影响民族关系的走向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进行，新疆地区的社会文化也正稳步向现代化转变。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现代生活方式广泛而持续的渗透，让各民族在传统文化生活中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通讯技术尤其是电视、广播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外界海量信息涌入新疆社会，文化共享更加便利，观念更新的速度也在加快；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不同民族在语言层面的交流障碍正在减弱。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有它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巴彦岱村，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渐变，主要是通过日常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体现出来。 1、语言交流日趋紧密 语言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也是不同民族成员彼此沟通、交流的媒介。新疆各民族中，除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基本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绝大数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还是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并兼用汉语。虽然不同民族语言之间差别明显，但语言并非是单线发展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中，大家彼此耳濡目染，也或多或少学会他民族的语言，或者受到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这也说明，新疆地区不同民族间语言的交流和融合，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这对于消除不同民族群众间的心理界限、进而深化民族关系是有利的，而且，这个趋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对应，各民族语言的融合也是以汉语为主导的语言间融合。 2、多民族混居与“分片居住”并存 城镇化也带来了居住格局的变化。各民族居住格局的不同、邻里之间距离的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间交往的频率、深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自愿组合的居民社区里，民族间邻里距离的远近，可以反映出该区域民族聚合程度的高低和民族间凝聚力的強弱，在此基础上，也可以预见民族间合作空间的大小。居民社区具体到微观层面，则有城市社区和农村之分。而新疆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社会转变缓慢，人口流动相对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土地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居住格局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一种稳定形态，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社会交往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不同民族居民间也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巴彦岱村的村民很多都是长期居住，一些老人甚至经历了一大队和二大队划分之前的时期，西部实验站片区的住户也经历了从东部居住地向西部搬迁的过程，大部分村民都是老邻居，整体从巴彦岱村搬迁离开的村民很少，而从其他地方搬入的人也不多，即使被称作“新来的邻居”的人家，到巴彦岱村也已有三四年的时间，长期的混居，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较浓厚的感情。 但与多民族混杂居住相对应，新疆各民族“分片居住”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不同民族“分片居住”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群众之间缺乏常态化接触的机会，对于他民族的情况比较陌生，久而久之就会对他民族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和判断；另一方面，在多民族混居的大背景下，形成一个本民族的小范围聚居，会加剧这一聚居群体的封闭，也易以左邻右舍为纽带，形成一个利益关联的社会圈子。除了“分片居住”这种情况外，不同民族相邻居住却很少接触的情况也依然存在。以巴彦岱村为例，14、15、16巷都是晚近形成的多民族混居巷道，但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互动很少，居民们不是与自己的左邻右舍，而是与其他巷道、甚至远在伊宁市的本民族居民展开交往。 3、日常交往中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具有较大弹性 城镇化进程深刻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率与方式。不同民族间关系的建立、连接以及扩展，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不同民族成员在日常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态度和行为，往往也就成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标准。在日常交往中，新疆不同民族个体间的态度和行为，往往具有较大的弹性，而这既来源于其所处环境的差异，也来源于个体自身的选择，如果个体间缺乏相互理解，那么很可能就会引发误解和矛盾，并投射在态度和行为上，如果能够相互理解和尊重，并在生活上相互关怀，则又会大大紧密彼此的关系和情感，进而改变双方的态度和行为，这种个体间的互动，还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对于当地民族关系的和谐融洽，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从改变民族间交往的个体和态度出发，以平等、尊重、理解和包容为前提，开展民族间交往，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三、国家政策在民族关系中具有导向作用 国家政策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贯彻落实国家政策，能够明确民族关系的基本趋势，保障各民族权利的实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巴彦岱村为例，国家政策的落实主要体现在惠民政策和基层组织建设两个方面。 1、惠民政策的“托底”作用日益显著 巴彦岱村的惠民政策，大致可分为政治、经济、教育和医疗四个层面，这些惠民政策基本涉及了巴彦岱村的各个群体以及村民生活的几大板块，使干部、村民深受其利。惠民政策承担的是一种托底功能，本质上是通过增加社会整体的资源供给，来舒缓由资源供给不足或者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由于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资源在整体上有限，惠民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解资源供给和分配上的不均衡问题。惠民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惠民工程，有力促进了巴彦岱村教育、经济、卫生和文化等多方面事业的发展。随着惠民政策的实施，普通村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村民，对于村委会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有了大幅度提升，这也在无形之中强化了其国家认同。 2、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推进 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下，新疆农村社会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基层组织本身的能力却亟待加强，这一是因为基层干部文化素质低、旧思想旧观念严重，自身能力不足，二是因为传统权威（比如宗教权威、家族权威等）根基深厚，容易对基层组织形成掣肘，使得基层组织缺乏权威，工作难以开展，因此，必须要充实基层组织队伍，增强基层组织权威，并提供政策机制保障，使基层组织班子之间既能分工明确，又统筹于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并通过具体政策细节进行控制、引导和考核。只有这样，国家治理才能顺畅地由中枢传达到末梢，从而推动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 [4] 李晓霞.新疆南疆建立各民族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可能与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7（01）. [5] 崔延虎.多元文化场景中的文化互动与多民族族际交往——新疆多民族社会跨文化交际研究之一[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6] 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和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01. 【作者简介】 周佳琦（1992.2—）女，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区域经济发展.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