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清代济宁地区商业文化刍议 |
| 范文 | 吕兰海 吕静茹 谢景雯 【摘 要】 文章通过阐述创建三百年的玉堂酱园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阐释了体现着济宁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商业文化。自元代运河贯通济宁后，济宁地区逐渐发展为南北交通枢纽。明清时期，漕运的发展与外地商人的大量涌入为济宁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济宁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在济宁商人经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清代;济宁地区;商业文化;玉堂酱园 自元代运河贯通济宁后，运河所途经的济宁地区吸纳了大量外地商人带来的新元素，玉堂酱园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济宁地区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玉堂酱园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着济宁的社会变迁及商业文化的变化。目前已出版的关于玉堂酱园的著作主要有：向春的《玉堂春秋》，陈柳德、李司纲著《玉堂酱园》，刘玉平的《玉堂史话》。前两部作品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写成，后一部著作是作者根据现存史料对玉堂酱园发展历史的叙事性著作。对于玉堂酱园研究论文主要有：尹茂祥的《论“玉堂酱园”的历史演变及其新世纪的发展战略》，该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玉堂酱园的发展与演变，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交融，但所用篇幅较小，未能详细展开。刘婷婷的《清代科举家族济宁孙氏的转型研究》将玉堂酱园与其所有者孙氏家族结合进行讨论，论述了玉堂酱园在济宁孙氏家族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学界对于清代济宁玉堂酱园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缺乏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济宁地区商业文化的研究，对于玉堂酱园的研究仍限于玉堂酱园本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将玉堂酱园的发展与济宁地区商业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时间先后顺序为线索，通过对不同时期玉堂酱园的发展状况加以分析，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济宁社会状况变迁及商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以期增进人们对济宁地区地域文化的了解及大运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人们对运河文化的认知。 一、玉堂初创与济宁外地商帮 据玉堂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姑苏一船户姓戴，弃运行商，在济宁南门外运河南岸街开设酱园，店名‘姑苏戴玉堂。”[1]戴氏的具体名字及店铺名字的来源现已不可考。戴氏本为江苏苏州人，且一直在运河上从事贩运，为何身为苏州人的戴氏，在贩运行商多年后，选择放弃自己所熟悉的販运行当，在济宁创建玉堂酱园？结合清代前期济宁地区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增进对该问题的认识。 自元代济州河开通后，济宁成为南北漕运的必经之地。随着交通状况的极大改善，带动了其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明朝初年，济宁已被列入到全国33个大城市之中。[2]到明万历年间，济宁商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济宁州志》记载，这一时期的济宁“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3]入清以后，清朝统治者几乎年年治山东段运河，保证了大运河的畅通，济宁的商业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持续繁荣。据记载，康熙年间济宁州征收商税1300余两，其中向外来客商大宗货物征收的“课程税”就达“一千二百一十八两有奇”。[4]可见清康熙年间济宁有大量的外来客商在此贩运货物，苏州商人戴氏当为其中的一员。外来商人除在济宁进行货物贩运外，还在济宁买房买地、开设店铺，经营买卖。在明代，外地客商在济宁建有许多商人会馆，有明代前期浙江绍兴商人创建的浙绍公仁堂，天启年间安徽商人创建的安徽会馆，苏州锡箔商人建造的同仁公所等。清初至乾隆时期，济宁外来商人会馆的数量进一步扩大，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江宁等地的商人分别成立了商业会馆。[5]从上述可见，清代前期济宁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有着广阔的商机，故大量外来商人在济宁经商。笔者认为戴某常年在运河上从事贩运，对济宁存在的商机及较好的经商环境应当有清楚的认识，再加上济宁地区有着众多南方商人，且苏州有著名的“潘万成酱园”，进货较为方便，故在济宁建一酱园有着很大利润。 二、玉堂易主与济宁商业环境 约在乾隆中后期，戴氏因玉堂酱园生产规模扩大，资金周转困难，且济宁“苛税日增”，自己又年老思乡，故有了出售玉堂的想法。据玉堂档案记载：“戴姓因商事萧条，经营无方，声明将‘姑苏戴玉堂倒卖，此时济宁‘德聚药材栈经理冷长连伙同济宁仕宦世家孙玉庭，各付银两五百两，将它买下。”[6]冷长连是济宁本地著名的药材商，是济宁的实力派人物，而孙玉庭所在的济宁孙氏家族是济宁的官僚世家，孙玉庭本人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冷长连身为济宁本地商人，拥有雄厚的资金，且收购了外来商人所创办的店铺，我们可进而从此一事件中窥探济宁本地商人的经商状况及济宁的商业环境。 前文提到，清初到乾隆时期，有大量外地客商在济宁经商，且建有众多会馆。如此多的外地客商在济宁地区经营买卖，那么济宁本地商人的生存状况又如何？与山东运河区域的其他城市的状况不同，济宁商人精明能干，经商有术，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最强大的商人群体。《安吴四种》记载：“西客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7]西客指山西商人，山西商人经商遍布山东运河流域，但在济宁的势力却不大，与济宁本地商人的兴起有很大关系。济宁地处孔孟故里，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济宁人形成了重农轻商、节俭朴厚的历史传统。但在明清时期济宁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之下，重农抑商的传统受到因大运河的贯穿带来的商品贸易的强烈冲击，历来固守“学而优则仕”、“重义轻利”传统的士人和世代以耕织为生的普通大众纷纷加入到商业经营之中，以至于部分人成为“儒服市心，力求垄断，满口驵侩”的嗜利之徒。[8]可见明清时期济宁“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逐渐被“重商抑农”、“重利轻义”所取代，社会风气发生重要转向，经商之风流行一时。 孙、冷两家收购玉堂酱园后，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经营中，而是雇佣总经理负责玉堂酱园的全部事务，清道光七年（1827年），店员出身的梁圣铭出任玉堂酱园总经理，梁氏上任后确立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使得玉堂酱园得到快速发展。道光末年，玉堂的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总额达到39万吊（约合白银2万两），是孙冷两家当初收购资金的20余倍。玉堂酱园质量优先、诚信无欺的经营理念中也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见济宁儒家文化传统受到商品贸易冲击的同时，也影响着济宁本地商人的经商理念，传统儒家倡导的“恪守信用，诚信为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观念被济宁商人奉为圭臬，他们在经商过程中遵行着儒商观念，并随着他们经商范围的扩大进而传播到其他地区，玉堂酱园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先进的文化促进经济发展，落后的文化则阻碍经济的发展。[9]儒家传统观念在济宁的商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济宁营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促进了济宁经济的繁荣。 三、玉堂独营与孙氏家族转型 据玉堂档案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玉堂酱园因孙、冷两家合资不利，资金困难，到了家徒四壁的处境。股东孙瀞峰主动进店，为了挽救玉堂的残局，增股三百两白银，冷家无力再增股金，并主动提出退股。孙家愿将原股金退回冷家。同时双方商定后，在协议书上签订冷家退股之时，至此即定孙家独资经营之日。”[10]清末，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截断运河，而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无力修治运河，运河漕运被迫停止。沿运河而兴起的临清、张秋、武城等市镇渐渐衰落，济宁玉堂酱园亦受到很大影响，“从光绪二十五（1899年）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5年间，营业额较前25年平均降低50-60%”。[11]但玉堂却并未一直消沉下去，这与孙氏家族的良好经营有很大关系。 济宁孙氏家族是北方有名的科举家族。清代济宁孙氏家族共产生了1个状元、1个榜眼、3个进士、9个举人、22个贡生共36位科举人才。他们中进入仕途者有四十余位，其中包括：1个军机大臣、2个大学士、1个两江总督、2个巡抚、1位按察使、道员以下至府县38位。[12]被《清史稿》誉为“四世并历清要，家门之盛，北方士族无与埒焉”。[13]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济宁孙氏家族的仕宦之路从此断绝，要想维持家族的社会地位，必然要实现家族的转型，而玉堂酱园成为孙氏家族由科举家族转向儒商家族的纽带。清朝末年，由于受到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和内部农民起义冲击，清政府已无力维持其专制统治，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被冲破，传统士人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进行实业救国，如清末状元张謇在其家乡南通创办纱厂，与外国商人争利。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社会对商人的看法发生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而士人的社会地位则大不如前。由上可知，孙氏家族从科举家族转向儒商家族，独资经营玉堂酱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四、结语 作为济宁地区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企业，玉堂酱园三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体现着济宁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商业文化的发展。清代，大量外来客商进入济宁，在济宁买地置房，经营买卖，不同地域的商人汇集在济宁，也把他们各自地区的地域文化带到了济宁。济宁本地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外来的不同地域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济宁运河文化。济宁运河文化中以商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最具代表性，济宁人素无经商传统，世代坚守“重义轻利”传统观念，因运河贯通，外来商人大量涌入，商品贸易盛行，“重义轻利”逐渐被“重利轻义”所取代，济宁人纷纷加入到經商者行列当中，济宁商帮逐渐发展成山东运河区域最强大的商帮。同时，济宁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在济宁商人经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玉堂酱园坚持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店训体现着传统儒家“恪守信用，诚信为本”的经商观念。清末社会变动，运河漕运停止，山东段运河沿岸的诸多城市，如临清、张秋、武城等皆逐步衰落，但济宁却保持着相对较好的经济局面，玉堂酱园也并未因此败落。究其原因，当与济宁本地商人力量强大和济宁独特的商业文化有关。孙氏家族本为科举家族，世代以读书入仕为目标，其家族成员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清末科举被废之后，孙氏家族向商业家族转向，家族成员开始直接经营玉堂，在经营过程中将儒家传统的经商观念与现行的商业经营理念相结合，使得玉堂酱园得以继续保持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6][10] 张长春编.玉堂厂志（1714-1985）[M].济宁：玉堂酱园酿造总厂，1986. [2] 明宣宗实录宣德四年正月乙丑条.转引自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6.146. [3] 康熙济宁州志卷2引“万历旧志文”.转引自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6.110. [4]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6建置.转引自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6.111. [5]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J].聊城大学学报，2008（6）. [7]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闸河日记.转引自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6.169. [8] 康熙济宁州志卷2：风俗引万历州志文.转引自李泉、王云.山东运河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6.292. [9] 杨丽.浅谈儒家文化与商业经营[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6）. [11] 刘玉平.玉堂史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12] 刘婷婷.清代科举家族济宁孙氏的转型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 [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67[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034. 【作者简介】 吕兰海，汉族，山东商河人，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历史学（国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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