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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制约因素与升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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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梅李晓春

摘?要：对外投资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对外投资起步晚，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发展迅速，并呈现出投资规模扩大、区域分布广泛等特点。本文在梳理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从企业国际化水平、国家政策体系、国际规则变化、东道国的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制约因素。从加强境外合作区的科学规划，优化其功能定位;根據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际合作;提升海外并购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区域特色为导向，实行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加强对外投资风险管理，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等方面提出了升级策略。

关键词：中国;对外投资;制约因素;升级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0）02-0109-16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呈现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转型、各国之间竞争激烈、制度变化改革等多重特征。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相交织。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是近年来表现良好的新兴经济体，都在探寻摆脱危机、促进增长的良方，任何国家都面临着不进则退的考验。中国经济由于前一阶段迅速扩张而导致的产能过剩、区域差距、环境污染、生态压力、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等深层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经济发展面临着不协调、不平衡和不持续的严峻挑战。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我们并没有高筑“防火墙”，把世界经济带来的“惊涛骇浪”拒之“千里以外”，而是迎头而上，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打造更为坚实、从容面对“大风大浪”的经济“大船”。

党的十九大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进入对外投资新时代，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历史性转变。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达21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并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对外投资国”。但为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对外投资方向，推动对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各类风险，2017 年中国政府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对外投资更趋成熟和回归理性。该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呈负增长，但仍以 1582.9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将面临怎样的国际格局，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应如何应对？本文在梳理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分析其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面临着的制约因素，并对其如何规避、化解风险提出对策建议。

一、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于1979年拉开序幕，迄今已经走过40年的发展历程。根据其发展特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5）：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阶段

1949 年至 20世纪 70 年代，新中国忙于恢复国内经济，在亟待解决民众生存之需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双重压力下，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处于空白。虽然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建交的国家逐渐增多，但此阶段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是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对外投资仍是空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了零的突破。1979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规定“允许我国企业到国外创办企业”，这一措施标志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对外投资规模小。1979—1985 年，海外投资企业有 189 家，金额2.98 亿美元，中方投资 1.97 亿美元（表1）。合作的地区以伊拉克、也门、科威特、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为主，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较少。合作方式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为主。投资的行业主要分布在土木建筑、金融保险、资源开发等，机械加工制造业较少。参与海外活动的公司主要是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公司及中国部分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每个项目的授权审批严格，企业投资与否与政府意愿有很大关联。再加上此阶段，中国汇率改革为贸易内部结算价与牌价并存的官方双重汇率体制，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制约了对外投资。

2.第二阶段（1986—1991）：初步发展阶段

1986 年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了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1989 年和 1990 年颁布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于 1991 年颁布了《关于加强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等政策措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是还不够完善。此阶段政府对一些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活动逐渐取消限制，除了国有企业以外，有更多类型的企业能够参与海外投资。截至1991年底，中国批准的海外投资企业有1008 家，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达 31.54亿美元，中方投资13.96 亿美元，是前一阶段的7倍（表2）。在不断巩固老市场的同时，开拓了美国、苏联、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联邦德国、新加坡等新市场，劳务合作开始向东西欧发展。境外非贸易企业逐渐以中小型项目为主，行业以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为重点，中方以技术、设备投资为主，直接投入外汇资金的占比较小。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三方面的转变：首先是投资主体的转变，由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向大中型生产企业以及部分综合金融公司拓展;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但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仍然较低，投资用汇管理相对严格;最后，海外投资流量大幅增长，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由原来的餐饮、贸易、境外工程承包拓展到服务业、工农业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加工等20多个领域

商务部.商务历史http：//history.mofcom.gov.cn/？specialfour=dwzjtzcbfz。

3.第三阶段（1992—2003）：调整发展阶段

1992年至2003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上来看，这一阶段世界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先后进入周期性衰退，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大幅下滑。从国内看，1992 年中国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额度开始不断增加。该年度亦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一年，中方投资规模超过百万美元的项目增多。但紧接着的1993年中国经济就呈现出发展过热、投资结构不合理、物价上涨过快等现象，政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调整结构，紧缩银根，海外投资速度也开始放缓，进入到调整时期，其对外投资从1992年的3.52亿美元大幅缩减至1993年的1.87亿美元。在此阶段，中国加强了国外经济合作业务的协调管理，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并于199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政府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

与此同时，跨国并购作为“走出去”的新形式发展迅速，主要有海尔、浙江万向、中石化、中海油等公司的并购项目。此阶段，中国境外投资扩张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重点逐步从港澳、北美地区，向亚太、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转移，投资领域也进一步拓宽，涉及生产加工、贸易、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承包劳务、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旅游餐饮及咨询等多个领域，多元化发展日趋显著。

4.第四阶段（2004年—2012）：快速增长阶段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谈判建立合作关系，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加宽松有利的环境，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对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不再实行审批制，转变为以管理和监督为主的核准和备案管理，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审批权，开展境外投资意愿取决于企业的自身需要，这一政策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亮点表现在：其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大幅增加，投资区域更加广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的位次跃升至第3名，存量位次上升至第13名。投资区域在21世纪初已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二，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逐步完善，具体体现在审批制度逐步放权、监督力度逐步加大、对对外投资的指导服务更加完善、外汇管制逐步放宽、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并且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

5.第五阶段（2013年以后）：深化发展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后，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过程中，发展分化，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主要发达经济体掀起了“TPP”和“TTIP”等区域贸易安排新浪潮，但基于地缘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难以融入如此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之中，未来如何通过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并开拓自身利益成为中国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同时国内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高依存度等一系列问题涌现，中国迫切需要采取相关举措来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在此背景下，于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日益密切，成为对外投资中的亮点。2018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3 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1万家，涉及国民经济18 个行业大类，当年累计投资178.9 亿美元。近六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986.2亿美元。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老挝、越南、阿联酋、柬埔寨、俄罗斯、泰国等国家。从投资的行业来看，流向制造、电力生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批发零售的投资增幅较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从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状况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承包业务工程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一般建筑、电力工程建设领域。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已累计签订合同额2.1万亿美元，完成營业额1.4万亿美元，自2001年以来实现业务的持续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2017—2018http：//hzs.mofcom.gov.cn/。在国际工程市场项目大型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企业承揽大型项目的能力不断提升，新签约大型项目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积极通过兼并收购和战略投资等手段，布局国际市场，优化业务结构，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成效显著。

不过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下降，主要由于：（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受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全球金融波动加大、英国“英脱欧”、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国际贸易、投资形势趋紧。（2）发达国家投资审查措施趋严。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新出台了18项旨在对投资限制和加强监管的政策措施，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形成诸多压力，如欧洲理事会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后，提议建立欧盟外商投资审核框架。（3）国内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加大。现阶段中国经济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压力加大。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仍维持高位，企业利润下滑制约其对外投资。（4）中国政府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审查。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明确了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加强了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房地产、酒店、影院、娱乐和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受到限制，并要求对外投资项目要和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更加注重高质量与高效益。从而引导中国对外投资回归理性，保持持续有序健康发展，且有利于防范各类风险。

通过对以上发展历程的梳理可见，中国对外投资的飞速发展，从外部因素来看，得益于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WTO 的成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全球投资便利化、近年兴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企业通过绿地投资方式规避贸易壁垒;从内部因素来看，得益于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典型模式和成功应验，尤其是加入WTO后，规则化制度化透明化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旋律，中国修订了多项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近年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被赋予了更多责任，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活跃，地位明显提升，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

1.起步虽晚，但增长快速

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在吸引外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逐渐加快。从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还是存量， 2004年后就进入了快速增长的势态，2005到2014年的十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620.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35.7%，远远高于4.7%的世界水平。截止到2018年末，中国境内2.7万家投资企业共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了4.3万家海外企业，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6万亿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2.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均呈现出分布广泛，但相对集中的特点

早期，中国对外投资主要以非洲国家和中国香港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越来越广泛。1991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分布于105个国家（地区），2018年底，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已扩展到188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80.8%，全球五大洲都有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目前全球234个国家（地区）中中国还有43个国家（地区）未涉足，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投资覆盖率达97.9%，仅剩不丹一个国家未投资。

虽然从总体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广泛，但仍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18年末，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12761.4亿美元，占64.4%。从国家（地区）分布来看，2018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为中国香港、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吸收了中国85.9%的直接投资（见表6）。中国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地区，2018年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868.7亿美元、11003.9亿美元，占亚洲地区的82.3%和86.2%。这一方面源于香港与大陆优越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香港是自由港，没有外汇管制，金融发达，且税负水平低，是理想的投资场所和控股中心。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比重相对较小，但近年增速较快，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2016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额为368.4亿美元，实现同比94%的高速增长;2017年中国对欧盟投资亦创历史新高，为102.7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以色列、新西兰的投资增速高达700.4%和160.3%，投资额相当于2013年的974和5倍。虽然目前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不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分之一，但是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投资新热点。

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之初，以建筑工程和金融保险业为主，目前扩展到能源、矿产、森林等资源开发行业，汽车、电子设备、纺织、食品等加工贸易，以及咨询服务、零售、技术研发等服务行业，呈现出全方位经营、多元化投资的特点。不过行业分布也相对集中，2018年主要分布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5.3%）、金融业（15.2%）、制造业（13.4%）、批发零售业（8.6%），这四个行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4.1%（见图2），其他领域占比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我国吸引外资逐渐接近

我国的利用外资比对外投资起步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外商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加速积累的资本，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基础。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63亿美元，年均增长12.8%，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统计局：2017年全國实际使用外资达1363亿美元成第二大外资流入国[EB/OL].http：//www.sohu.com/a/250894503_114731HYPERLINK"http：//www.sohu.com/a/250894503_114731"，2018?08?30.。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出吸引外资100.6亿美元，2016年更是超出701.45亿美元，2017年超出272.5亿美元，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见图3）。邓宁的国际直接发展阶段理论

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将一国的投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以少量外资流入为主;第二阶段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但流出量少，只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活动，同时外资流入增多;第三阶段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上升阶段，与吸引外资水平相当;第四阶段为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吸引外资阶段。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特点而划分的，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上升，目前已处于邓宁国际直接发展阶段理论第三阶段，正在迈向第四阶段。

4.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效应逐步显现

中国对外合作方式一直在不断创新，随着双边贸易意愿的增加及中国政府的支持，2006年起中国企业开始在境外投资建设经贸合作区，以此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建厂，输出中国企业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企业文化价值等软实力。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优惠政策、东道国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投资决策，以商业运作为基础，围绕企业发展，达成中国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经过十余年与所在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得以顺利推进，并在中国对外投资中获得早期收获。

2006年商务部文件《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公布要建设5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企业正在推进建设并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达99个，遍布亚非拉欧34个国家，累计投资307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4364家，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24.2亿美元，累计创造就业岗位25.8万个，对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和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商务部：2017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合作数据白皮书[EB/OL]. https：//www.sohu.com/a/218445526_505076HYPERLINK"https：//www.sohu.com/a/218445526_505076"，2018?01?23。目前主要是国家级和省市级的合作区，类型上看，有加工制造型、农业产业型、资源利用型、科技产业型、商贸物流型。表现较为突出的园区有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其安全的投资环境、独特的地理优势、较低的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等投资优势吸引了中国超过50家纺织和轻工企业入驻，该区已成为柬埔寨重要的纺织出口基地，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区模式受到当地政府与人民的认可，一方面促进了东道国的就业和税收，扩大出口创汇，深化了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国内企业集群出海、形成产业集聚、维护合法权益，降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的风险。因此，这些经贸合作区是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布局产业的重要平台，并为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产能调整腾出了发展空间，是促进中国和东道国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载体。

5.国际产能合作持续高速发展

201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加快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快速增长。2018年对外投资中流向制造业的金额为191.1 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3.4%。主要流向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金属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等。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114亿美元，占制造业投资的59.7%。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发挥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承揽交通运输建设、电力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工程项目。2019年1?10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达587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4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4.6%。中国企业承揽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合同额1304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73.8%。截止到10月末，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共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83万个

商务部：1?10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稳中有进[EB/OL].http：//economy.gmw.cn/2019?11/15/content_33320362.htmHYPERLINK"http：//economy.gmw.cn/2019?11/15/content_33320362.htm"，2019?11?15.。

6.跨国并购稳步发展，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采取的仍是绿地投资方式，但跨国并购作为企业快速拓展国际市场的方式，在企业实力上升和国际经济动荡时期，都出现快速增长。201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依旧活跃，共实施完成并购433起，涉及63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总额742.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10.9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41.9%，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7%。从实际并购区域看，德国、法国、巴西、智利、百慕大群岛、中国香港、瑞典、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位列前十。从并购产业来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涉及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18 个行业大类。

三、中国对外投资的制约因素

1.企业国际化水平偏低，与国际跨国公司存在相当差距

虽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跨国公司在海外平均资产水平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方面与全球顶尖跨国公司相比还有相当差距。据《2017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显示，世界100强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

联合国贸发会议以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海外员工占员工总数三个值的平均数来编制跨国经营指数，简称跨国指数（TNI），用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为66.1%，中国仅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两家企业入围，其跨国指数平均值为36.8%，与其他国家跨国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再从联合国贸发会议来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最大100家非金融类跨国企业”公布的平均跨国指数来看，其平均为53.1%，中国18家企业入围，其跨国指数平均值为26.1%，仅有联想集团的跨国指数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100强”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而且与发展中国家均存在较大差距。

2.国家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保障机制依然缺乏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在其中主要起服务和指导作用，但目前尚未完全发挥。国家开发银行对合作区的融资服务重点主要在一些中国与东道国共同关注的在建合作项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合函〔2013〕1016号。，而中小民营企业在境外开展项目时遇到的融资难、渠道少等问題难以解决，加之海外投资审批程序复杂，审批过程耗费时间精力，审批结果不尽人意，使得中国民企缺乏“走出去”动力。与此同时，由于对未知、复杂的领域投资是一件高风险的资本运营行为，对投资公司的资产评估、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国际形势判断、是否有能力保障企业正常运行、国际战略匹配与否、人力资源协调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而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对国际市场不同行业或公司的估值不准确，遇见合适的项目下手过快，不如一些顶尖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之前，进行全面的风险考察、评估，从而保证了投资的顺利进行。目前，商务部已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等相关政策来提醒企业提高防范安全措施。但中国对企业的综合保障机制仍然不够完善，缺少一些对外投资保险等金融衍生工具的保障。

3.东道国的资源环境约束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容忽视。环境问题的积累往往会对投资项目的存续、人员的安全带来隐患，甚至会使中国面临人权与政治的挑战。如2011年非洲国家赞比亚候选人萨塔因利用中国投资在当地造成的环境问题赢得了选举

全球环境研究所.走出去——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和援助现状及环境治理[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114.;又如在缅甸投资2200亿元人民币的“密松大坝”项目因破坏当地自然景观而被缅甸政府叫停;紫金矿业旗下15亿美元的Rio Blanco铜矿项目也已由于土地和用水权纠纷导致的社区冲突而陷入停滞状态

沈丽阳.秘鲁将超中国成第2大铜生产国https：//m.hexun.com/forex/2014?08?26/167891735.html，2014?08?26.。一些西方国家、组织和个人，出于种种原因或目的，将中国海外投资所造成环境影响人为地放大、炒作，甚至就此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定性为破坏环境、输出污染的国家计划，恶意歪曲中国国家形象。反观这些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国家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严重不足、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缺乏全面的环境政策约束，一些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感缺乏，再加上监督管理不到位，个别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确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导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面临“环境威胁论”的指责，因环保问题遭到抗议甚至损失的情况频发。

4.国际规则变化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挑战

近年来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逐年减少，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国际投资协定的领域持续扩大，如 “国际投资共同原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目前的国际投资规则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新的投资规则涉及面广，除了货物、服务贸易以外，还包含了知识产权、卫生和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投资规则的谈判与签订内容不再围绕单一方面进行，不再具备过去的独立性;二是偏向东道国和跨国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许多国家在制定国际投资规则时强调明确资产、保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国际收支平衡等措施，以扩大东道国的监管权力和发挥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促进人权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三是强调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15《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改革国际投资制度，其有五个目的：推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障监管权;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确保负责任的投资;加强系统一致性。

国际投资规则呈现的以上趋势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有可能导致隐性准入门槛过高，新的保护主义壁垒等问题，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同时还会面临国内外投资监管体制的改革与调整带来的新挑战。因此，未来我们应制定适合国情的改革措施与路径，系统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如果应对不当，将会面临被新的重构规则排斥的风险。

四、未来中国对外投资转型升级策略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着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政治社会持续稳定、经济开放深入扩大、“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等发展机遇。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优化对外投资：

1. 加强对境外合作区的科学规划，优化其功能定位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一种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点工程。中国正在推进建设9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虽然已经初具规模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区域布局和产业定位方面都还需进一步统筹规划。譬如中国在柬埔寨、越南、泰国等都建立了合作区，但这几个南亚国家地理位置相近、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且合作区的产业定位雷同，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容易导致园区之间恶性竞争。因此，未来政府应进一步发挥在境外合作区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加强对境外合作区的科学规划和统筹安排，做好境外合作区的功能定位和项目配套，优化境外合作区的国别布局，使得合作区的建设功能齐备、产业类型多样，避免出现重复建园。尤其应重点选择区位交通比较优越地区，可逐渐从欠发达地区和贸易友好国向距离较远、政治贸易关系一般的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延伸，最终形成产业链完整、辐射和带动能力强、影响力大的加工区、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域

洪联英，张云.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企业“走出去”战略[J].国际经贸探索，2011（3）：48?54.

。

在产业定位上，既要结合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资源优势、产业特色，也要进一步发挥中国轻纺、家电、通信、电子、工程机械、化学工业等方面的制造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从而既改善东道国产业结构单一，制造业发展薄弱的现状，使其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也为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空间。

引导企业实施当地化策略。境外经贸合作区都主要是由中方建设，入驻企业也是以中方为主，但这种“独来独往”的投资行为方式容易导致与东道国的隔阂。因此，在交通、水、电、电信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的基礎上，应加大当地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以增强所在地的居民对发展合作区的沟通和理解，改善当地居民的态度，建立良好的互信和友谊。

2.根据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推进对外投资，加强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在产能规模、技术水平、人才队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已具备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轻工、家用电器、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行业，电力设备、建筑机械、通信设备、高铁运输的设备制造业，以及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为基础的产能过剩行业，积累了强大的“走出去”实力。再加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为中国主导产业不断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大量的机遇。

但由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乏力，金融市场波动，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再加上不同产业处于不同的生命成长阶段，导致产能合作的市场容量、技术标准、合作条件都不尽相同，我们必须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需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不能盲从。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提升产能合作成效：

一是根据产业特性有选择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譬如，钢铁冶炼、电解铝冶炼、船舶制造等生产资料产业总体上均表现出全球供给过剩，且中国占据了相当高的国际市场，通过海外投资规模性地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压力较大;家电、纺织服装、电信设备等消费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些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可引导企业走出去，以进一步强化品牌效应，提升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还要在政府的引导下，筛选并确定经济社会效益好，发挥两国优势，且与国家行动部署一致的重点项目，引导国内设备、技术、服务“走出去”;尤其要加大装备制造业、施工机械行业、建材工业发展力度，利用国内关联设备带动本国生产设备出口，提高关联生产设备生产产业的产能利用率。

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有选择性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1）钢铁产业：虽然钢铁冶炼全球产能过剩相对严重，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及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其钢铁需求量仍然较大。钢铁企业建立海外基地要选择矿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譬如中非、西非、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巴西、秘鲁等，同时要注重产业链的延伸，适度向中游的冶炼和下游的加工环节发展。（2）水泥产业属市场指向型，其销售半径比较小，故企业选址时要接近销售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对水泥的需求旺盛：譬如印度尼西亚、缅甸正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而催生巨大市场;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水泥消费量大，自身产能难以满足需求;传统市场如沙特、伊拉克等需求稳定;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及巴西、委内瑞拉等南美国家的市场开发已具备一定基础，可鼓励企业加快走出去与这些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同时，还可探索通过并购方式进入被跨国集团一定程度垄断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三是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为契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共同研究编制产能合作规划或指南，积极推动境外工业园区建设。根据中国当前的产能优势和特性，确定对外合作的区域指向、产业指向、资源指向、市场指向，引导由投资方、金融机构、工程施工单位、生产企业、配套厂家等企业抱团“走出去”。在资源条件好、生产要素丰裕、配套能力强、市场前景广阔的国家建设生产基地和加工配送中心，并且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尤其是铁路、电力、通讯、工程机械、汽车、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装备制造业要发挥竞争优势，推动国内设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此同时，还要加大境外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投资力度，完善运营维护服务网络和维修网点，以带动相关装备、技术、管理出口。

3.提升海外并购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企業并购势头良好，但并购的成功率较低，且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能源与矿产行业，未来还需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并购策略。

首先，在适度并购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的同时，应注意风险防范。大宗商品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已占重要地位。当前，全球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原油、矿石、金属、大豆、橡胶等在内的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呈现趋势性震荡下跌走势。中国可通过并购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和物流集散中心，并注意布局的合理性。还应提高资源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延长资源型产品的价值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物流链。与此同时，要加大风险防范意识，尤其是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风险。一方面需要政府与东道国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同时企业还要跟踪评估产品供求、国际形势、地缘政治等因素，做好风险评估，保证中长期收益。同时，企业可通过金融工具对冲风险，减少由于价格震荡带来的损失。

其次，加大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力度，积极主动地配置国际高端产业资源，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欧洲和北美是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地。通过并购，一方面促进国内企业快速地获得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另一方面增加海外生产基地，分散股权风险。例如京西重工通过收购全球著名的汽车零部件厂家——德尔福公司的减振和制动业务而跻身国际高端市场。由此，直接获得了美国、波兰、法国、英国、墨西哥和中国等世界一流的汽车底盘零部件生产加工基地和技术中心，继续服务宝马、奥迪、法拉利和通用汽车等全球顶级的汽车生产厂家，京西重工因而迅速融入了全球汽车巨头供应商体系。未来，中国可以继续通过兼并和收购专有技术、品牌、技能等，使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来看，已进入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减速、人口红利即将终结、能源资源约束加剧、产业结构正在调整升级，并购需求更多地转向对技术、品牌、渠道等领域，因而欧美成为我们并购的首选地。

未来，还需仔细分析自身优劣势，确定投资项目的优缺点，科学评估目标企业项目的资产价值，降低并购成本;并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地更新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实现并购双方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同时利用并购强大而迅速的资源聚集能力，形成一些具有优势的专有能力，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发展;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协调、监督、管理和支持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采用国际化手段，缓解东道国政治阻力，使投资顺利进行;充分利用当地高水平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将他们的利益与并购活动直接挂钩，从而提升海外并购能力，提高并购成功率，促进企业在国内经济中的转型升级。

4.以区域特色为导向，实行差异化的合作策略

亚洲：亚洲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市场，许多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长期的密切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企业应抓住时机，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非洲：非洲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陆地面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对非投资有着良好的基础和前景。可通过建立中非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国有、民营企业联合发展，强化中非合作机制，推动非洲交通和基础设施“三网一化”合作

“三网一化”是指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

拉丁美洲：2015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的召开让中拉合作更进一步台阶。未来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领域合作。

北美洲：可加强中美第三方合作，扩大北美投资领域，除传统资源类行业外，还应加大对高端制造业、互联网领域的合作。

欧洲：欧洲各国正不断走出“欧债危机”的阴霾，经济开始缓慢复苏，投资环境有所好转。未来可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加大在欧洲的投资，但要注意防范欧元区和欧盟内部不均衡带来的风险。

大洋洲：应完善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合作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食品、以及旅游带动的高层次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在新西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应对防范当地对技术标准、职业资格、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要求带来的风险。

此外，在对策上，中国政府应加大服务力度，而并非过分引导;破除不利于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体制障碍，解决制约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制度环境;继续培育跨国企业，增强国际核心竞争力;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尤其注重对环境问题和劳工标准问题的谈判等，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保驾护航。

5.加强对外投资风险管理，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的“走出去”强调的是“互利共赢”、“惠及当地”的原则，企业在东道国开展境外合作项目时要履行好社会责任，树立环保意识，依法履行环保责任，尊重和遵守东道国环保法规，塑造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造福当地人民，实现互利共赢。环境保护将长期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中国亟待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一套适合国情的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机制来应对日渐复杂的国际投资形势。2017年9月5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中国投资协会、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等联合发布了《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鼓励相关企业充分了解、防范和管理对外投资项目所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强化环境信息披露，积极利用绿色融资工具和环境责任保险，推动贸易融资和供应链融资绿色化，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这些意见和倡议有利于中国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推动落实中国绿色发展目标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建议在商务部2017年出台的《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对当地环境的保护，约束其在对外投资中的环境破坏行为。以东道国的环境法规、标准为基础，以国际先进标准为导向，细化环境风险管理目标和措施，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国际形象。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进程中，除了环境风险外，还会面临国家政治风险、投资决策风险、管理风险、外汇风险、技術风险等，企业必须准确的评估投资风险，建立、健全海外风险监管体系。企业应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策、市场、基础设施、交通建设等经济环境，对其国际政局状况、法律法规的完善性、投资地区的财政情况、项目可行性、项目预算以及当地的社会习俗、宗教传统等进行系统动态的整体性评估，找出影响项目实施和完成的关键风险。另外利用避险工具，综合防范风险。

6.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国际资源分配、国际分工以及各国的经济增长，但目前国际投资规则发展明显跟不上国际投资的发展势头。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也是中国对外投资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双边与多边投资协定内容包括投资问题、贸易、服务、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尤其注重对环境问题和劳工标准问题的谈判，其已成为国际投资规则的共同价值取向

李玉梅，桑百川.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1）：176?188.。弄清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立场，明确中国参与国际投资重构的优势，选择能够优先推动的双边和区域性投资协定同时兼顾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把握国际投资规则发展趋势，强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权及政策空间。加速推进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中国?格鲁吉亚、中国?斯里兰卡、中国?智利、中国?加拿大、中日韩等自贸协定磋商谈判以及WTO框架下对欧盟、巴西贸易政策审议等事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双边合作水平，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更好的条件和保护。最后，做好已签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修订、调整工作，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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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rocess， Restricting Factors and Upgrading Strategy

DUAN Xiao?meia， LI Xiao?chunb

（ a.School of Business Planning; b.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going global" strategy. Although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tarted lately，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estment enlargement and extensiv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national policy system， international rules change， the restric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ies and so on. At last， from the point of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targeted mann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dustrial life cycl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oost overseas M&A capabilitie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nterprises， by tak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guide，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cooperation strategies， strengthen the risk management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advocate green development idea and protect the overseas interes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y double?side and multi?side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Key words：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restricting factors; upgrading strategy

CLC number：F125???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674?8131（2020）02-0109-16

（编辑：莫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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