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异质性与家庭创业活动 |
| 范文 | 吕静 郭沛 程健 摘 要：家庭创业是实现自主就业的关键一环，创业行为取决于创业环境，社会关系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研究风险偏好与家庭创业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1）风险偏好具有异质性，强社会关系中家庭更偏好风险、弱社会关系中家庭风险偏好较弱；（2）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在强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关注创业者家庭具备的社会关系和风险偏好等特征，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在家庭创业决策中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家庭创业；自主就业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10-0022-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10.003 一、引言 城镇家庭的创业活动，不仅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而且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引擎，有助于化解经济下行带来的城市就业压力以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流出问题，对国家全局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当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以上，实现创业和就业的结合，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03万人，城镇就业人员4142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53.4%，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3.2%，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家庭创业作为城鎮化的重要实现方式，对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对国家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已有研究来看，分析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1）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创业环境的一部分，能够有效缓解创业过程中面临的约束，在我国“关系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其所处的社会资本环境与创业行为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家庭整体的创业氛围，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史达，2011；张成刚等，2015）。目前，国外不少学者针对个人社会关系对创业意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创业成功者的榜样作用对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Diankov等，2006；Van等，2006），关于创业意愿的研究多是基于个体特征角度（钟王黎等，2010；石智雷等，2010；朱红根等，2010；汪三贵等，2010），针对社会关系对创业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2）风险偏好。国外现有研究表明，个人风险厌恶程度越低，从事创业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则更倾向于选择就业。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人越偏好风险创业积极性越低。Hans K等（2014）通过对风险偏好程度的划分，分析了风险偏好与创业行为之间表现出的异质性。但是，现有研究的大多数观点认为风险偏好对创业行为具有促进作用，风险偏好者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Gramer，2002；Frijters等，2011）。对风险偏好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认识。 现有研究成果对本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还存在一些改进空间：（1）已有文献主要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创业行为进行研究，但对社会关系中“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关注还不够；（2）现有研究有关风险偏好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尚且存在争议；（3）现有的研究对象多为个人创业，从城镇家庭层面的研究还较少。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数据库（CHFS）2011年调查的数据，分别从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对城镇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实现城镇自主就业、大众创业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 二、研究机理 在Granovetter（1983）提出的“弱关系”假说、LIN NAN（1992）和Yanjie Bian（1997）的“强带修正”理论中，对强弱社会关系进行了统一的概念界定，并对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强社会关系”是指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亲属朋友之间的高交集、高密度的社会关系，“弱社会关系”则是指基于“业缘”关系的熟人之间的低交集、低密度的社会关系。以此为研究基础，本文探究了社会关系强弱作用下，风险偏好特征及其对创业的作用机理。 （一）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 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中的示范效应、“信息桥”作用以及交易成本优势等方面，缓解了家庭创业面临的信息约束，提高了家庭创业的积极性。 1. 示范效应是指感知的强社会关系支持形成的示范效应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创业活动。社会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包括社会结构中的行为规范等特征，有助于社会网络中的群体完成共同的任务、促进集体行动的规范和信任网络，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张克中，2010；Coleman，1988）。具体表现为：社会网络中的强社会关系特别是家人的态度会影响个人对创业态度的评价，来自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及帮助对于创业者克服资源约束具有重要作用（蒋剑勇等，2012；Lex等，2008）。 2.“信息桥”作用是指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具有信息收集和资源获取的功能，使得潜在企业家具有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所需资源和创业相关的隐性知识等优势（Stuart等，2005；郑山水，2017）。Granovetter（1985）将社会网络定义为企业间为了共享信息和解决问题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紧密联系的嵌入性互动关系，基于社会网络“信息桥”建立起来的信任、机会识别等有效降低了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约束和交易成本等制约（Uzzi等，1996）。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信息桥”使得家庭具备获取创业需要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优势，增加了获取各种创业机会和知识的可能性（林南，2004；Slotte，2010）。 3.交易成本优势。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的人际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特征，更有利于人们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达成一致协议，通过社会互动的协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Lin（2010）指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资源，通过关系网络，行动者之间不仅能互通信息，也可以彼此交换资源，从而降低行为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此，社会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交易成本优势提升了家庭选择创业的动机。 （二）强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异质性 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表现出的异质性（Diankov等，2006），具体解释为性格和认知能力。近年来，国外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人的性格和认知能力等心理要素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建立以效用论为基础、心理要素为参数的性格和认知能力的模型（Lex等，2008）。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中表明，人际交往频率低的个体，社会关系更弱，性格更加保守并且缺乏创业主动性；反之，强社会关系下，参与创业的个体具有更强烈的冒险精神，参与创业的积极性更高（陈波，2009）。此外，Hans K等（2014）通过对风险偏好程度进行划分，分析了过度自信导致的风险偏好的异质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差异 。 [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强弱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异质性][家庭创业活动的差异][家庭创业活动][交易成本][信息桥][示范效应][示范效应][信息桥][交易成本][稳定的性格和认知] 图1：对比强弱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的作用机理 综上，尽管较强的社会关系能够更好地发挥“示范效应”和“信息桥”作用，同时家庭拥有的“交易成本优势”可能会对家庭创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如图1左图），但是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家庭创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本文将这一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强弱社会关系中群体相对稳定的 ‘性格和认知使得其风险偏好是异质的”，而家庭风险偏好的异质进一步导致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差异（如图1右图）。 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该调查涵盖了全国25個省（市、自治区）、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样本，包括了家庭人口统计特征、资产与负债等方面的微观信息，全面反映了家庭金融的基本信息。在剔除样本数据缺失值①后，剩余样本6035户，有效样本比例71.5%。 （一）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工商业生产经营衡量家庭创业活动（郝朝艳等，2012；张玲玲，2017）。本文参考现有研究使用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衡量家庭创业活动，作为家庭创业活动的衡量指标。根据CHFS2011问卷相关问题设计，本文将家庭创业活动设置为虚拟变量，记作家庭从事创业活动=1，其他=0。当被解释变量为0—1变量时，可利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或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回归分析。其中，线性概率模型得到的预测值可能出现大于1或小于0的情况，Probit模型要求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与Logit模型一般可互换，而Logit模型在分析0—1受限因变量中更具有普遍性。 因此，本文采取Logit模型估计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并使用LPM和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probCP=1=β0+β1snk+β2risk+βxX+ε] （1） 其中，CP表示家庭是否从事创业活动，snk、risk分别衡量家庭的社会关系和风险偏好，X表示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β1、β2、βx]为对应因素的系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作用下，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分析社会关系与风险偏好的交互作用，得出如下替代模型： [probCP=1=β0+β1snk+β2risk+δsnk×risk+βxX+ε] （2） 其中，[δ]为社会关系和风险偏好的交互项对家庭创业活动影响分析的系数。 （二）变量说明 1. 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测度方面，许承明（2012）使用了人际交往中礼金收支衡量社会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并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测度标准。此外，现有研究以中位数作为划分社会关系强弱的标准，将礼金收支高于中位数的个人归为“高社会网络组”，其余归为“低社会网络组”（陈怡安等，2015）。本文按照社会关系强度对家庭的社会关系进行划分，记作虚拟变量snk，强社会关系=1，弱社会关系=0。其中，选择家庭礼金收支衡量家庭社会关系，经计算得出家庭礼金收支中位数为2500元，当家庭礼金收支金额大于2500元时，记为强社会关系组；当家庭礼金收支金额不大于2500元时，记为弱社会关系组。 2. 风险偏好。陈波（2009）认为，成人在早期形成的认知观念决定了其后期的风险态度，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中。换言之，不同社会关系中认知观念具有的同质性，促使家庭形成了稳定性的风险偏好，但这种风险偏好在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利用家庭风险态度衡量家庭风险偏好，CHFS2011问卷用1—5之间的离散变量表示家庭风险态度，具体表现为风险态度值越大，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风险偏好程度越低。其中，1表示高风险、高回报项目，2表示略高风险、略高回报项目，3表示平均风险、平均回报项目，4表示略低风险、略低回报项目，5表示不愿承担任何风险，记作有限连续变量risk。 3. 其他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家庭收入水平②、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是否为党员、户主婚姻状况、户主年龄和区域等为控制变量。为了减少误差，本文对收入做了对数处理，得到收入平方的对数值 [Y=ln1+y2]，其中[y]为家庭平均收入。由于家庭年平均收入存在非正数，说明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负债，为了剔除通胀及负债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家庭收入平方的对数值衡量家庭收入情况。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通过对社会关系强度进行分类，分为强社会关系组和弱社会关系组，如表2所示可得：在强社会关系群体中，家庭创业比例为18.38%，高于城镇家庭创业活动平均水平3.78%；反之，在弱社会关系中家庭创业比例为11.38%，低于平均水平3.22%，低于强社会关系家庭创业活动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说明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家庭风险态度平均水平为3.1554，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平均水平分别为2.9666、3.4032，说明强社会关系中家庭风险厌恶水平更低、更偏好风险，弱社会关系中家庭风险厌恶水平相比较高、风险偏好较弱。在此基础上，本文第四部分对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 基于式（1）的估计结果表3显示，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家庭的社会关系越强，家庭从事创业活动意愿越高。本文认为，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户主与群体间进行互动，一方面“信息桥”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创业面临的信息约束，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另一方面，网络支持下的示范作用提升了家庭创业活动的意愿。此外，社会关系网络群体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具有交易成本优势，进一步降低了家庭创业的机会成本。在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方面，LPM和Probit模型的参数估计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为正，与Logit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一致。 如表3所示，Logit模型中风险偏好参数估计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风险偏好程度的不断下降，家庭从事创业活动意愿不断降低。也就是说，家庭越偏好风险，越愿意从事创业活动，表现为风险偏好对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同时，LPM和Probit模型中风险偏好参数估计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Logit模型参数估计的稳健性。 户主教育水平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具体解释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促进了受教育者工资性就业或者降低了失业风险概率的原因在于，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边际生产力，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企业更愿意雇佣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舒尔茨（1961）则把人的能力分为学习能力、有效工作能力、比赛能力、创造能力和配置能力等五种形式，认为配置能力是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而配置能力的提升是教育的主要益处之一，因此教育水平高的人更易受雇成功，且能够获得持久的较高回报（Schultz，1975）。因此，本文认为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面临的人力资本约束越小，越有利于获得就业机会，即就业机会上的优势导致了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户主越倾向于选择就业，其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动机越小。 根据表3所示可得，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分别在1%的置信水平上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户主政治身份和户主年龄对家庭进行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的创业活动表现出了一定的区域差异，相对于西部地区，在1%的显著水平下东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更低，中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不显著。具体解释如下：（1）由于采用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衡量家庭创业活动，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政策支持和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创业活动多表现为创办企业等。因此，在1%的显著水平下西部地区的家庭创业活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2）由于国家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定位，集中发展农业、承担粮食安全等农业生产活动，在政策方面存在严重的创业环境约束；同时，中部地区作为传统文化发源地，其家庭生产行为更加传统，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因此，在创业政策和环境的约束下区位对中部地区的家庭创业活动的作用无法得到体现，表现为中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相对于西部地区不显著。 （二） 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基于社会关系对风险偏好的增强作用 根据模型（2）得出表4的分析结果，社会关系强度能够缓解风险厌恶对创业的抑制作用。换言之，社会关系强度通过增强家庭的风险偏好，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活动。如表4所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Logit模型对风险偏好、社会关系与风险偏好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分别为-0.2025和0.0876，说明了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等价于风险偏好对家庭从事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社会关系的强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其中，LPM和Probit模型相应的参数估计在1%置信水平显著，验证了Logit模型参数估计的稳健性。 （三）扩展模型——强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异质性 表5中Log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家庭的风险偏好对家庭从事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强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与家庭创业活动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与创业活动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风险偏好水平越低其从事创业活动积极性越低，与社会关系强度无关。因此，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 在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根据表5中Logit模型的边际效应，强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对家庭从事创业活动边际效应在1%的置信水平上为-0.0279。也就是说在强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程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家庭从事创业活动意愿增强近3个百分点。同样，在弱社会关系中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边际效应在5%的置信水平上为-0.0091，风险偏好对提升家庭创业参与性的作用低于1%。上述分析表明，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的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活动有不同程度上的促进作用。其中，强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平均水平为3.61，低于风险偏好的平均水平3.77；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平均水平为3.91，高于风险偏好平均水平3.77。因此，在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家庭风险偏好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差异。 在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和区域对家庭创业活动未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相应的家庭规模Logit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在1%的置信水平分别为0.0153和0.0222，户主年龄Logit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在1%的置信水平分别为 -0.0047和-0.0021。区域变量对家庭创业活动影响与社会强度无关，在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下中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相对于西部地区创业活动不显著、东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边际效应相对于西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非常接近③。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社会关系对于家庭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风险偏好呈现出异质性及其对家庭创业活动表现出的增长效应。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对于家庭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在社会关系下形成的示范效应、“信息桥”作用和交易成本优势，有助于缓解家庭从事创业的机会、资本、信任和信息等约束，从而缓解了我国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分配不公等制度约束。第二，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下，家庭风险偏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并在不同程度影响了家庭创业的意愿。特别是，社会关系下形成的创业态度对创业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感知的强社会关系对创业活动表现出促进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政府部门除了借助传统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外，通过培育农村创业环境、营造更为积极的创业氛围、增强家庭之间的互动，促使家庭创业意识和观念的转变，提升家庭创业意愿。第二，目前对于社会资本和创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于社会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社会关系的界定各异，此外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对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的，其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仍处于探讨阶段，这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对提升家庭创业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①為了尽可能保留样本信息的完整性，本文只剔除样本缺失值。根据样本的统计特征（户主年龄分布在90—98（包含90）样本量37，80—90（包含80）样本量269，合计（306）占比总样本5%，家庭规模分布在10—18（包含10）有10户）。因此，在大样本的参数估计中，占比极低的极端值不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② CHFS2011的家庭金融数据库中家庭收入是指家庭净收入，包含负债和收入，数据中含有非正数，合计177户。剔除经济指标中包含的价格变化引起的通胀，需要进行对数处理。[Y=ln（（1+y）2）=2Ln|1+y|]，等价于扩大2倍的对数值，保留了数据真实的信息，未对家庭收入在家庭创业活动的数据信息造成干扰。 ③在强社会关系中，东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在10%显著水平下边际效应为-0.0372；在弱社会关系中，东部地区家庭创业活动在5%显著水平下边际效应为-0.0361。因此，在强社会关系和弱社会关系中家庭创业活动不存在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Djankov.S，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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