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普惠金融中大型商业银行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
| 范文 | 付英俊 李丽丽 摘 ? 要：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是参与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传统金融理论认为中小商业银行长期服务于小微金融领域，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天然优势，而大型商业银行聚焦“高大上”客户，常常把普惠金融客户排除在外。本文结合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纠正当下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构建中功能定位的偏误，并提出进一步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机制创新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2.009 中图分类号：F831.2 ? ? ?文献标识码：A ? ? ? ? ?文章编号：1003-9031（2020）02-0059-07 一、引言 普惠金融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联合国正式提出，并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2016年国务院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发展普惠金融已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无疑是参与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中小商业银行长期在小微金融领域精耕细作，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先天优势。而聚焦“高大上”客户的大型商业银行，常常把“微型客户”排斥在其金融服务领域之外，在普惠金融體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其能否突破传统金融理论认为的业务边界，服务于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等？如何通过内在机制创新以有效应对发展普惠金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关系到当前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有效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前，国内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关于大型商业银行如何参与普惠金融构建没有形成共识。何德旭和苗文龙（2015）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是解决金融排斥问题，而非持久性金融救助和政策补贴。马绍刚和冯丝卉（2018）总结和比较了普惠金融国际实践的主要模式。祝力和华雯君（2017）阐述了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丁杰（2015）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内在耦合性，并探讨了如何引导互联网金融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研究方面，苏伟（2015）剖析了大型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业务现状、存在的问题。孙立刚和马欣（2015）提出了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基本原则。杨丽平（2017）认为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有一定难度，应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优惠、风险补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形成合力，增强大型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内生动力。本文侧重于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大型商业银行应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扩大金融制度边界，从而参与普惠金融构建，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动因及现状 （一）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动因 如果金融资源的配置完全交给市场，势必有一些弱势群体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形成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大企业金融与小微企业金融、富人金融与穷人金融的二元金融结构，进而加剧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种金融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又会影响到社会公平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并不能自动解决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原则。综观全球，目前包括英国、巴西、印度、印尼等在内的全球50多个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国际性组织如G20、世界银行、普惠金融联盟和各区域性发展银行都在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制定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应深刻认识全球金融发展新趋势，树立普惠金融理念，运用变革思维，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我国政府大力倡导发展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消除贫困、促进机会平等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我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普惠金融以金融资源公平配置来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经济和社会包容性增长。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国有属性和在银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大型商业银行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高度，积极践行发展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转型需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是经济增长动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大型基建项目、房地产融资明显减少。二是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银行竞争加剧，存款利率上升和贷款利率下降挤压了银行的盈利空间。三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大型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赖度明显降低，且大型企业的金融资源供给过剩，银行金融资源向其配置的通道收窄。在此背景下，大型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战略调整，推动经营转型，积极转向为蕴含巨大商机的长尾客户服务，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二）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普惠金融，力度不断增大。一是五大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融资规模逐年上升，增速明显。以建设银行为例，2012—2017年，其小微企业贷款占公司类贷款比重分别为15.02%、18.32%、19.84%、22.12%、24.68%、25.60%①。二是五大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在全国银行业小微贷款余额、涉农贷款余额中占比仍较小。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末，银行业机构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31万亿元，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7.44万亿元、占银行业小微贷款余额24%，涉农贷款余额为9.19万亿元、占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29%。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力度虽不断增大，但大量的小微企业贷款、“三农”贷款还依赖于农商行、城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民间非正规金融等。 在运作模式上，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是指大型商业银行直接向小微企业、三农客户等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包括设立专门金融机构、内部微型金融单元和微型金融服务公司。间接模式是指大型商业银行与其他微型金融机构合作，间接地为普惠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向微型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基础设施服务和外包小额信贷业务。在组织架构上，大型商业银行为了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完善了内部组织架构，成立了专职的普惠金事业部。目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总行层级均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在网点建设上，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不断加大资源投入，提高县域和农村地区网点覆盖度，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全面性和可获得性。以农业银行为例，截至2018 年底，农业银行县域物理网点达1.27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县域;在农村地区设置金穗惠农通服务点 60 万个，覆盖全国74%的行政村。建设银行推出“裕农通”服务模式，打通农村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2018年末，建设银行建立“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15.1万个，累计覆盖全国25%的行政村②。 三、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理论阐释 传统的金融理论，无论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还是规模匹配理论，都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并不适合服务微型客户。大型商业银行与微型客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微型客户拥有的大都是“软信息”，大型商业银行在搜寻和处理“软信息”时并不具有优势，筛选微型客户和防范风险的交易成本较高。Stiglitz&Weiss（1981）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是产生均衡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在信贷市场上，必定有一部分企业的贷款申请得不到满足（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申请不到贷款），金融排斥由此产生。Strahan&Weston（1996）提出的规模匹配理论认为银行规模与中小企业贷款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大银行更愿意为大企业贷款，而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规模匹配理论产生的主要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还因为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因为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大型商业银行与微型客户之间存在过高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谈判、缔约、监督履约、处理违约行为成本等），大型商业银行向微型客户提供贷款将难以盈利或盈利很小，因此不愿意为其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一种市场化下自然选择。相反，中小银行在服务微型客户时具有“小银行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中小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的信息优势。Berger&Udell（1998）研究发现，小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率与小微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的比率均高于大銀行，因此提出了关于小微企业融资“小银行优势”假说。 那么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中，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能否突破传统金融理论认为的金融制度边界为微型客户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答案是肯定的，我国大型商业能够有效服务于微型客户关键在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对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至关重要，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推动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有效地缓解了大型商业银行与小微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宽了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交易边界，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Strahan&Weston（1996）研究指出，随着技术进步，银行可以方便快捷地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企业信息，大幅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型商业银行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更具有优势，能够服务好小微企业并实现盈利。如今，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再依赖传统“亲见亲核”交叉验证技术，可以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微型客户的用水、用电、用气、交易、税务、工商、海关、司法等综合信息进行快速搜集，有效缓解与微型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金融交易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仅扩展了交易边界，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即使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只要有智能手机和网络，农民都可以方便快捷的享受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发展普惠金融背景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正加快金融科技的研发与运用。2017年，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分别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四大互联网巨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金融科技上迈出重大一步。建设银行更是将金融科技作为全行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并以金融科技战略支持普惠金融战略。金融科技将有效解决大型商业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中遇到的瓶颈，使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不仅有所作为，而且大有作为。金融科技重塑了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中的角色定位，使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普惠金融的国际实践来看，不乏有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微型客户的成功案例。由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的格莱珉银行是孟加拉也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格莱珉银行现在已经拥有超过2500个分支机构，其“穷人银行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被许多国家复制和模仿;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该银行在全国建立了4000多家村级银行，为300多万农村微型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是目前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家服务微型客户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构;柬埔寨ACLEDA银行是国家一级商业银行，目前是柬埔寨第二大银行，长期服务于农村微型客户，支持柬埔寨农村与农业发展。 四、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路径 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普惠金融天然地存在“商业性”与“政策性”的基本矛盾。侧重政策性使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难以可持续，侧重商业性使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难以实现既“普”又“惠”。如何处理好这对基本矛盾，探寻符合自身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路径，是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科技为化解普惠金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路径。技术终归是手段，金融科技虽能赋能普惠金融，但难以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所有的问题，且金融科技本身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如引起商业银行“使命漂移”问题。发展普惠金融必须依赖科技创新、模式创新、法律保障、政策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综合化的措施与手段，既依赖外部环境，更依赖内生机制。从商业银行层面，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应遵循以下路径。 （一）加强数据平台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 未来，金融科技将引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向更广更深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大数据将成为商业银行的核心资产。大型商业银行应顺应趋势，要重视对客户数据、交易数据等的积累与分析，加强数据平台建设。同时，应注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與创新，重视和科技公司合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二）加强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突破时空限制，加大对普惠金融线上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提高普惠金融的区域覆盖度。根据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研发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对产品满意度。普惠金融强调服务方便、快捷，普惠金融客户群体对金融产品的了解相对较少，因此大型商业银行提供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应当简单且易于理解。 （三）强化普惠金融抵押担保机制创新 缺乏抵押和担保是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城乡弱势群体等从商业银行获得金融服务的一大瓶颈和制约因素。大型商业银行应探索担保机制创新，如探索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等“两权”抵押。创新抵押担保与农业保险联动配套机制。通过抵押担保机制创新，为普惠金融客户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清除障碍，解除约束条件。 （四）加强普惠金融风控体系创新 建立完善健全的风控体系是大型商业银行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普惠金融客户数量多分布广、征信缺失、抵押不足、收入不稳、风险抵御能力弱等原因，使得普惠金融业务风险管控难、风控成本高。大型商业银行应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立起贷前风险识别、计量，贷后风险监测、预警以及风险处置的全流程智能化的风险防控体系，有效提升风控能力。 五、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激励 发展普惠金融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原则，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的介入更多应集中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强制干预。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着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的问题，为了提高大型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政府应对大型商业银行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在存款准备金、风险补偿基金、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参与普惠金融的大型商业银行一定的政策激励，使大型商业银行更主动积极地参与普惠金融。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大型商业银行提供良好的普惠金融环境。 （二）明确角色定位 大型商业银行应清晰认识到，发展普惠金融不仅是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更是在新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必然要求。借助于金融科技的力量和自身机制体制的创新，大型商业银行应有信心发展好普惠金融，在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离不开大、中、小、微各类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各自的定位与功能不同，大型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和禀赋特征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要素整合，提高服务微型客户的绩效与能力。 （三）加强风险防范 虽然国际上已有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成功案例，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发展普惠金融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时间并不长，经验也不多，许多问题还在实践探索当中。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应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不能“运动式”发展普惠金融，应避免“普惠金融热”而引起普惠金融供给过度带来的新的信用风险，警惕尚处于初期阶段的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应用所带来的风险，应注意防范开展普惠金融所隐含的风险，重视风险管理稳健经营。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贝多广.全新认识小微金融[J].中国金融，2014（3）：40-41. [2]丁杰.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及现实悖论[J].财经科学，2015（6）：1-10. [3]何德旭，苗文龙.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中国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J].财贸经济，2015，36（3）：5-16. [4]马绍刚，冯丝卉.普惠金融国际实践的主要模式比较[J].上海金融，2018（1）：43-46. [5]苏伟琦.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研究——基于金融功能观视角[J].当代经济，2015（33）：36-38. [6]孙立刚，马欣.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原则[J].中国金融，2017（22）：23-24. [7]杨丽平.提升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能力[J].中国金融，2017（22）：17-19. [8]祝力，华雯君.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探究[J].现代金融，2017（10）：38-40. [9]N Berger，Allen，F Udell，Gregory.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The Rol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1998，22：613-673. [10]Stiglitz J E，Weiss A.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 [11]Straham，Philip E，Weston，James. Small Business Lending and Bank Consolidation：Is There Cause for Concern？[J].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Finance，1996，2（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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