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理论创新 |
范文 | 国福丽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大学讲堂上陷入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 的尴尬境地,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疲劳症”。[1]究其原因,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体系陈旧、长期缺乏理论创新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重视开创新理论、提出新思想、发表新观点,才能重新焕发该学科的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原则 南京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方向是:坚持实践第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中国社科院程恩富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应有四个方向: 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学派化。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则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不断向前发展,必须不断地为人们理解当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深刻而透彻的分析。[3] 上述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格局。两极化解体,多极化催生,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凸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呈现出来。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必然有了新的取向。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一)国外的理论新发展 国外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大卫·科茨、莱伯曼、柯瑞文、迪劳内、伊藤诚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经济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 1.关于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最先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第一个阶段是发展的低级阶段,受生产力的限制,实行按劳分配,保留货币、价格和工资的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发展的高级阶段,生产力不再受限制,社会产品实行按需分配,商品经济自然消亡。这两个阶段通常被分别称作“社会主义阶段”和“(完全的)共产主义阶段”。这一理论在多数后继研究中被学者们所弱化甚至否定。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美国经济学家莱伯曼在肯定马克思两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论的模式,即前导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以及完全的共产主义。莱伯曼认为苏联时期的传统的中央计划和中国最近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前导社会主义的两种形式。而成熟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多级民主迭代协调(MDIC)经济模式。MDIC模式的关键一点是,“集权化”和“非集权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原则,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莱伯曼还构想了一种从前导社会主义向成熟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组织结构。 2.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将帝国主义简称为“垄断资本主义”,并总结了包括资本集中、金融寡头、资本输出等在内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一个世纪过去了,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经济学家迪劳内将当代资本主义与列宁的分析作了比较,总结了新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其一,列宁所描述的是“莱茵河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性工厂和银行紧密结合。如今,银行仍在发展壮大,但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之间的联系与列宁所描述的特征略有不同,当今盛行的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证券市场股份和股权交易频繁,非银行金融公司广泛参与,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其二,与列宁时代不同,现在的资本输出并非脱离生产过程,而是与生产型阶段相关的。生产资本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将其生产过程定位于全球范围,借助金融市场来融资或扩张。其三,资本主义经济或美国经济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业血液,金融寡头控制着经济和政治命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正面临着货币贬值、美元国际地位岌岌可危、赤字规模庞大、政府债务升级从而政府信用丧失的尴尬境地。 3. 关于当代经济危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生产总过程及其内在矛盾,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作了系统全面地分析,将经济危机的本质界定为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生产相对过剩。2008年至今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危机理论的新的研究热情。美国的科瑞文教授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与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政策建议是分不开的,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衰退或商业周期的又一次重现,而且标志着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正走向衰落,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重新获得认可、声誉以及更大的发展。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文化危机、教育危机、政治制度危机以及阶级制度危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这个政治、文化等因素,只对经济进行孤立地分析,这是该理论致命的错误。日本学者伊藤诚基于与日本经验的比较,分析了2008金融危机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成本。他认为,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低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仍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长期的经济萧条。 (二)国内的理论新发展 在国内,学者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精神,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研讨,先后提出了“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和“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新集体经济策论”等新理论。 1.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 在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实行三十年的今天,老龄化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以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缓解劳动力短缺引起的人工成本上涨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坚持从紧的生育政策。社科院程恩富教授提出了“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认为基于我国人口总量与资源承载能力的矛盾,应严格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将总人口先控制在十五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的适度规模。社科院李小平等也从长期的角度分析了放开二胎的理由的不严谨性,坚持从紧的生育政策,以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4] 2.关于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上,究竟是采取和企业联动的模式,还是独立模式?研究发现,国际趋势是由分立的制度向统一的制度转变。针对2008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推行困难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状,社科院程恩富教授提出目前我国城镇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宜采取“机关、事业和企业三单位联动的方案”,作为最终建立非缴费型城乡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过渡形式。其基本内涵是参照双层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是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缴费,保证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所占工资的比例相同;第二层是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补充养老保险部分可随着基本养老金的逐步提高而相应地减少,直至最终取消。[5] 3.关于金融危机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在外资、外贸、外汇等外部资源方面积累的矛盾开始凸显,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成思危等指出,金融危机的起源是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但对我国冲击最大的还是低端产业和实体经济。未来,我国应健全自己的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完善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结合,提高金融的竞争力,使虚拟经济服从实体经济的需要。卫兴华指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立足于调整我们经济中的需求失衡,包括内需和外需的失衡,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失衡,对外贸易应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6] 4.关于商品房市场的调控 恩格斯早在1872-1873年,就写下了著名的《论住宅问题》一书,提出了资产阶级无法解决住房问题、住房问题要用公有制解决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所分析的当时奥地利住房短缺的情况与我国今天出现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我国房价畸高、而且上涨过快,原因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住房过度市场化、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趋使,也与住房改革政策反复、管理乏力有关。学者们一致认为,住房问题单靠市场是难以解决的,必须有政府的介入。林岗认为,政府的介入主要不是控制价格,而是要建公租房。程恩富认为,商品房预售制度应予取消,未来我国应建立“以公租房为主体、以商品房和私租房为辅”的住房新模式。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何干强主任则提出了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住房租赁制”取代“住房私有体制”的观点。[7] 5.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是发展新生产方式下企业组织的两个过渡形式。中国社科院王中先研究员提出要用上述两个过渡形式理论来指导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构建出资产公有基础上劳动者集体享有主权的现代公有企业制度。衍林研究员从唯物史观审视了当前的国企改革,认为未来国企改革面临三大难题:国企集团的垄断和反垄断问题、行政化与去行政化问题、薪酬激励机制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朱妙宽研究员提出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列宁所说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制度框架设计;程言君教授提出公有制企业应建立人力产权型而非资本产权型的现代企业制度。[8] 6.关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资本论》科学阐明了农业(土地)的“粗放式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概念,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应如何调整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程恩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四类:完全的集体经济、完全的合作经济、过渡形态(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不同的组合形态)、典型的私人股份制。对于过渡形态是否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主要看集体持股比例和经营决策权是否归属于大多数人。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和日本山岸会都是国外发展集体经济的成功案例。许惠源教授认为,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实行“两个联合相结合”是对集体经济的正名,即集体经济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的经济。刘国光科学批判了当前普遍存在的贬损集体经济的错误思潮,论证了集体经济的合理性。[9]学者们主张发展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合作经济,杨承训教授将其概括为“一个制度基础,三种基本形式”,即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发展区域性合作组织、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组织。程恩富和陆夏介绍了上海松江地区的“合作农场”模式,其特点是农户将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再出让给集体,是合作经济的一种创新。[11] 7.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卫兴华指出,中国已出现贫富分化现象,突出表现为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但我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所有制角度看,形成穷困群体的主要方面是由于80%的城镇职工在非公经济中就业。高粱指出,我国偏向出口加工的产业结构,有转向为压低工资的利益格局。我国的工资水平是“职工工资向农民工看齐,高管工资向跨国公司看齐”,内外差距、城乡差距的双重二元结构,形成了资本与劳动地位极不对等的“要素市场”。江时学指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加大。卫兴华认为,市场化改革不可能实现分配公平。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市场价值规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需要政府和国家计划起导向性作用,这样,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双重调节作用思想就凸现出来了。程恩富、胡乐明等则认为,为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在微观领域和初次分配环节,政府也必须介入。[11] 三、创新性理论融入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应当有效地融入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去,但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性理论要以经典理论为基础,强调理论创新不意味着淘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思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应首先将经典作家阐述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阐释清楚,例如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规律和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构想等经典理论,为学生奠定这一学科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基础。创新性理论需要在此基础上介绍讲解,主要目的是开拓学生视野,调动学习积极性。 第二,创新性理论应以“市场社会主义”为主线,有机地融合于经典理论的讲授中,而不是散乱无逻辑地简单堆砌。虽然我们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要注重理论创新,但绝不能为了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不能将学者们的新提法、新主张生搬硬套进课堂,不能停留于肤浅地介绍新理论,而要对新理论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统筹性地安排,让新理论能够逻辑性地有效融合在整个课程理论体系内。 第三,创新性理论进课堂应有所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选择性地导入学生视野。教师需要利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对新理论进行选择性地筛选,将前沿性的、权威性的、成熟的、能够反映社会热点和重大社会问题的新理论融进教学,而不是一股脑地将所有杂七杂八的新理论都不加区分地灌输给学生。由于政治经济学通常的授课对象是大学一年级新生,这些学生尚缺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辨能力,而且新理论的科学性通常是需要实践验证的,所以将新理论导入课程时尤其要慎重。 第四,创新性理论进课堂的方式应区别于经典理论,可以采取专题讲座、课堂讨论、学生自学、演讲辩论等方式。一般来说,创新性理论都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动态紧密相连,有其时效性和观点上的争议性,因此不适宜采取传统的被动的、以“教”为主的课堂讲授方式,而适宜采取以“学”为主的主动性探索研究方式。教师只要抛砖引玉,提出一个相关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在演讲辩论、文献阅读、互动讨论中自己去寻找答案,钻研新理论,关注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 榛.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与出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 [2] 逄锦聚.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兼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J].经济学家,2007(1). [3] 大 卫,科 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未来展望[J].学术月刊,2011(7). [4] 王中保.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7). [5] 黄 娟,胡乐明.新养老保障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2届高层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2). [6] 侯为民,胡乐明.新开放策论:西方金融危机与中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智库第三届高层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7] 钟卫华.构建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中国经济发展智库第4届高层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4). [8] 鄢 杰.关于做强作优国有企业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5届高层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 [9] 龚 云.新集体经济策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6届高层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 [10] 徐惠平.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模式——海派经济论坛第21次研讨会述要[J].海派经济学,2006(13). [11] 孙秋平.财富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7届高层论坛”综述[J].当代经济研究, 2014(4). [责任编辑:金永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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