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中国OFDI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转型的分析 |
范文 | 者贵昌 苏益莉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和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本文试图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中国OFDI对东盟出口贸易转型的影响。从总量分析的基本视角,采用数据指标(OFDI和行业OFDI以及外贸依存度、各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量)的分析判断贸易规模的质量水平;从结构分析的基本视角,运用2003-2015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OFDI存量和3位SITC Rev.3编码的产品贸易数据,在Lall(2000)对各技术含量出口产品分类的基础上,采用hausman(2007)的方法测算了出口贸易复杂度指标;最后利用pooled EGLS方法分析论证OFDI对东盟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中国对东盟的OFDI在总量和结构上均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较好地实现了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OFDI;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1-0015-08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OFDI's transformation of asean countries export trade Zhe GuiChang,Su Yi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Abstract:In the background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brought b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aper analyse the impact of China's OFDI on the export trade transition for ASEAN from two aspects of total amount and structure. Firstly, analyzing status of export trade with index. Secondly, with the China's OFDI data of period 2003 to 2015 and Product trade data of 3 SITC Rev.3, On the basis of Lall (2000) classification of export products of technical content, the complexity index of export trade was calculated by Hausman (2007) method. Finally, using the pooled EGLS metho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OFDI on ASEAN export trad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result show that China's OFDI to ASEAN obviously promotes export structure optimized and reaches a goal of export structur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OFDI; export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一、引言 2013年我國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使我国站在全球和谐发展的高度去思考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东盟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日益凸显,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对东盟10+3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随着中国OFDI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表现为投资对象的增加,投资范围的延伸、投资总规模的扩大等等。因此,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契机,剖析中国OFDI对东盟出口贸易转型的影响,首先,国内外研究报告显示,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复苏而逐步得到改善,该地区主要经济动力来自内需驱动,而中国又是东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石。其次,“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亚投行的有效运行,为东盟国家走向全球价值链中心地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为建立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协定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难得的发展机遇带动了东盟与中国建立了互惠互通和产能合作平台,中国的OFDI对东盟地区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笔者试图就中国对东盟国际的OFDI对其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进行实证分析。 二、相关文献评述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OFDI和出口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也做出了大量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 卢洪雨,张建兵(2013年)利用2003-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使用GMM估计方法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并通过对全世界的样本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得出相关结论。 朱智洺,丁海燕等(2015年)运用C-D生产函数构建FGLS模型,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构建FGLS模型,就中国OFDI对中亚5国的经济增长影响程度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的影响程度在中亚五国中有一定差异,但是总体上对中亚五国的经济增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建议。 董琴(2016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外合作格局的重构,对中国OFDI结构布局的重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她根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统计数据,提出了中国OFDI格局重构的基本思路以及相互建立实现利益机制的具体措施。 张茉楠(2016年)以“全球价值链”的基本视角,提出了未来着眼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的基本路径,这不仅是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提供的新机遇,而且将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和繁荣。 秦玉兰(2016年)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背景,运用“资源导向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获取型”三个维度,剖析了OFDI对中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运行机制,并运用统计数据就“三型”条件下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三型”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许小平等(2016年)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基本思路,利用2003-2012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 )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效率强于发达国家。IBIT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入。 胡惟璇(2016年)以VAR价值理论,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就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杨成玉等(2016年)以综合分析为基本路径,以中国对中东欧十六国的OFDI投入为研究对象,运用2003-2014年以及3位SITC编码的200多种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样本,采用Haussmann(2007)的方法,以合作双方的“人均GDP、贸易距离、出口总值”等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就中国对中东欧16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度分析,实证检验了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国际竞争条件下,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谢俊瑶(2016年)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利用2004-2013 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商品进出口额数据与 2014 年12 月至 2015 年 5 月中国对东盟十国进出口额月度数据进行了对比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得出相关分析结论。就我国把握好“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利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 邱峰(2016年)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构建固定效应分析模型,以我国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探讨0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0FDI对产业結构优化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方正等(2017年)以“循序渐进”基本视角,分析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状况,通过战略支点国家比较和选取,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应走循序渐进之路的建议。 通过以上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对中国OFDI的研究,大部分同全球价值链的问题相联系,提出了一些关于OFDI格局的构建问题,以及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相关机制,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从中国OFDI总量方面和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启示,结合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论文基本思路是着重就“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中国OFDI对东盟地区的出口贸易转型升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对于有关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主要选择出口贸易的总量和出口贸易的结构两个视角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析论证,总量分析采用数据指标,结构分析采用“面板数据的Pooled EGLS方法”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的实证结论。 三、中国OFDI对东盟出口贸易的总量分析 “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速,在区域分布上与东盟地区接壤的中国西南部也逐渐成为经济链接的重要地带,中国对外投资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加深。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契机,客观上促使中国必须站在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提升中国OFDI对东盟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用数据指标来量化分析目前中国OFDI以及对东盟出口贸易的现状。 (一)中国OFDI对东盟国家出口的总量状况 ■ 从总量情况看,近年来,全球政治危机此起彼伏、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复杂多变,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环境条件下,中国OFDI的总体规模正在加大,加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给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契机,中国对东盟地区的OFDI流量也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势(见图1)。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不仅OFDI流量较少,而且整体的增长率也是急速下降,但在危机过后,OFDI流量增加的同时增长率也逐渐回升,直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二年(2014年),中国OFDI流量迅速增加,可见时代发展的契机,对中国和东盟来说都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助力。 (二)中国OFDI对东盟国家出口的行业流量状况 由于笔者的研究着力点是基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因此,笔者采用中国对东盟地区各行业的OFDI流量数据(见图2)。 ■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和代表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国OFDI流量波动较大,并且在2012年后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而代表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金融、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以及住宿餐饮和服务业都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14年之后上升趋势迅猛。以上分析表明在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OFDI流量整体上保持着正向态势,但从流入结构方面审视,中国对东盟的OFDI正逐渐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也即正在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转向技术型行业。 (三)中国OFDI对东盟国家出口的贸易价值状况 从理论上说,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状况存在出口总量和出口总值两个维度,最终体现在外贸出口依存度。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和策略转变不仅体现在OFDI方面,也反映在出口贸易总结价值上,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总值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见图3)。 ■ 从图3可以看出,2013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出口总值达到最高点,约为829.60亿美元,展现出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的强劲动力。但从2013年至今,出口总值有所回落,另外,外贸出口依存度近十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正是笔者重点分析的部分——出口貿易结构的转型升级问题。 (四)中国OFDI对东盟国家出口的技术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创新、动力转换的重要条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技术含量是决定其出口水平高低的关键性要素。基于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考虑,论文基于出口产品要素禀赋以及技术含量的基本特征,根据Lall(2000)的贸易产品分类方法(见表1),论文得到了中国对东盟各国历年各种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出口总量的分布状况(见图4)。 ■ ■ 从图4可以看出,在2002-2016年期间,初级产品(PP)和资源型制成品(RB)保持平稳的缓慢增长态势,其变化幅度较小。而低、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值分别从2002年的36.26 、48.19、 123.24亿美元上升到560.37 、567.55 、977.82亿美元。其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最为明显,可见,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产品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出口量所占比重加大,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已经由最初的靠加工制造的第二产业转向技术型产业。这也充分证明外贸出口依存度的下降,并不能说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下降和对外开放度的缩小。同目前日本、美国和巴西等发达国家30%左右的依存度相比,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处于一种偏高状态,这一点足以说明了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本状况(见图4),中国各种技术含量产品对东盟各国出口量的增加,进一步表明外贸出口依存度的下降,是中国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对东盟出口贸易结构的一种调整策略。 四、中国OFDI对东盟出口贸易的结构分析 在以上各种技术含量产品分类的基础上,本文选用可以保证小国出口被赋予足够权重的Haussmann(2007)测度方法计算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TSI),该指数考虑t时刻出口产品j对i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量占所有产品出口量的份额作为权重,得到ETSIi(t)为t时刻i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本文ETSI指数的测度参照杨晨雨和陈虹(2016)的研究,将权数设置为中国对东盟各类出口产品与东盟出口总值的占比。另外该指标的贸易数据来源均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由于数据的有限性,本文选用2003-2015年的东盟国家(除越南外)的初步贸易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各个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其作为衡量出口结构的因变量,将中国对东盟各国的OFDI存量作为因变量,另外还考虑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GDP,在忽略人口结构差异假设条件下,采用人均GDP作为自变量,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贸易距离也是影响出口结构的因素,由Tinbergen(1962)提出的引力模型可知双边贸易和贸易距离之间有直接的反向关系,而双边贸易对出口结构又会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故贸易距离和出口结构上也会呈现出反向的关系。但贸易距离为固定数值,在面板数据的计量中可能会存在失真情况,故本文重点将2003-2015年的10个东盟国家的OFDI、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一阶滞后项和投资国和被投资国的人均GDP来衡量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此,初步设定的分析模型如下: ETSIi(t)=α0+β1ETSIi(t-1)+β2lnOFDIi(t) +β3lnperGDPi(t)+β4lnperGDPci(t)+εi(t) 式中:ETSIi(t)表示在t时间内,中国对东盟i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也即用于衡量出口贸易转型的升级程度;ETSIi(t-1)为其一阶滞后项;OFDIi(t)表示在t时间中国对东盟i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本文重点衡量的变量;perGDPi(t)和perGDPci(t)分别表示在t时间东盟i国的人均GDP和我国的人均GDP;εi(t)是残差项。 首先,采用ADF单位根的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中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检验。四个时间序列的ADF检验结构总结(见表2)。 ■ 以上ADF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ETSI、ESTI(t-1)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条件,即是属于平稳序列,而lnOFDI、lnperGDPi和lnperGDPci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条件,说明此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对该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利用协整检验分析方法,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进行检验(见表3)。 由以上检验结果的Group ADF-Statistic的P值为0.0199<0.05,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最后我们确定变量之间的分析模型。本文先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为固定效应分析模型或随机效应分析模型,提出原假设条件可建立随机效应分析模型,检验结果(见表4)。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P值远小于0.05,即表明拒绝了原假设条件,接受备用选择假设。因此应建立固定效应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利用F值的计算来确定模型形式。 原假设: H1:β1=β2=β3=β4 H2:α1=α2=α3=α4 β1=β2=β3=β4 现将三种模型形式估计的残差平方和汇总如下: ■ 由F2>F0.05(40,72)且F1 由回歸结果的中R2和F值以及DW值均表明该模型的整体解释程度很高,且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但由各变量估计的P值发现,中国的人均GDP对因变量ETSI的解释程度通不过T检验,即表明该变量的设置不具有合理性。因此,去掉该变量后重新进行Pooled EGL回归,得到结果如下(见表7)。 在上述回归模型的基础上,R2值和F值均变大,表明该模型比上述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即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提高,且DW值更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在去掉中国的人均GDP这一指标后,其他各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也提高,显然,该回归模型的设定更具有合理性,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ETSIi(t)=α0+β1ETSIi(t-1)+β2lnOFDIi(t) +β3lnperGDPi(t)+εi(t)即 ETSIi(t)=11.099+0.8968ETSIi(t-1)+ 0.6433lnOFDIi(t)+12.4057lnperGDPi(t)+εi(t) 五、分析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分析结论 根据前面的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口技术的复杂程度影响贸易伙伴国家产业结构;OFDI与出口的技术复杂程度密切相关;投资国OFDI的技术复杂程度与东道国的GDP增长水平存在一个有效的吸纳问题;国家之间的贸易距离是制约OFDI技术复杂程度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模型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一阶滞后项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符合假定,满足计量上合理性的同时也能充分表明,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是一个渐进完善和累积的过程。前面出口的技术复杂度直接影响后期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程度。也就是该年度的出口结构会随着上年度出口更多高技术含量产品而得到相对优化,也可能会因为上年度一个国家生产商品的结构调整而导致出口更多的低技术含量产品而衰落,但是我们从一般的逻辑关系分析和推理,就一个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一般不存在逆转现象,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螺旋式”的优化累积过程。因此上年度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本年度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正向影响。 第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明显正向影响。显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对该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连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走廊会拉近两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对两地而言,是相互打开贸易与投资市场的良好契机,中国的OFDI能够直接带来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对出口商品无疑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渐进过程,必将直接促进中国出口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实现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 第三,东盟各国的人均GDP的增长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具有正向影响,对于东道国而言,其对他国的出口产品中技术程度的要求是同本国的GDP呈上升趋势密切相关,当一国的GDP总量越高,该国对他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要求也就越高,为促进本国和他国的投资和贸易增长创造条件。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中,中国作为出口大国,也会不断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商品类型,转变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其他国家生产的转型升级。 第四,除了以上模型中测度指标,前面我们提到的贸易距离也是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国际通用的引力模型直接表明贸易距离和双边贸易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并且双边的贸易关系又会正向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因此,在贸易距离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反向的关系,这也就表明两地区或国家之间距离越远,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因考虑到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等增加的复杂因素,相关国家可能会做出一些贸易或投资规模缩减、转向等调整策略,必然会影响国家之间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进程。 (二)对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对东盟的OFDI是否促进了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在以上指标衡量和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了明确的答案。同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必须以出口贸易“转型→优化→升级”的基本视角,制定中国OFDI的调整战略。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出口贸易结构与OFDI的相互关系分析,我们不能否认,OFDI的优化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水平,二者表现为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中国必须不断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水平,跳出“相对优势陷阱”,打造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行业优势。实现传统的低技术产品出口的行业优势向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行业优势转化。通过实施中国OFDI的内涵优化战略,带动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就东盟国家的现实情况考量,它们之间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制定的OFDI调整战略,必须选择差异化的决策方式,充分考虑东盟国家的适应能力,更好发挥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投资效率。中国在努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被投资国的人均GDP、贸易量以及各种技术含量产品的比较优势,从整体上完善出口贸易结构,既要实现中国出口贸易转型的升级目标,也要对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三,探索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的“双赢”模式。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的进程中,考虑到东盟国家对中国OFDI投资的承接吸收和消化能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应达成国家不分大小的基本共识,遵循“责任共担、同向相行”的基本原则,共同探索OFDI投资跨国并购模式,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企业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努力提高合作双方的改革红利。不仅能有效提高中国出口产品、中间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化提升速度,而且也能较好解决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进程中短板问题。 第四,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7年5月14日),与会国家首脑就“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的五通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从地理区位来看,东盟成员国是“一带一路”路线图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具有“近水楼台”的天然优势。但是,优势归优势,欲使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还需要合作多方的共同努力,我们从东盟各国的现实情况看,无论从海、陆、空等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来看,还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因此,加大双边合作力度,努力改善海、陆、空等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有效解决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距离问题,为推进双边合作打造良好的基础保障条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卢洪雨, 张建兵.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影响的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 国际商务研究,2013(34):P16-24. [2] 朱智洺,丁海燕,陈效林.“一带一路”下中国OFDI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测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5(5):67-72. [3] 董 琴.“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OFDI格局重构问题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6(39)第5版:88-96. [4] 张茉楠.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改变国际贸易结构(J/O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7-13/. [5] 秦玉兰.基于不同动因的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证据[D].湘潭:湘潭大学,2016. [6] 许小平,陆 靖,李 江.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6(5):P85-97. [7] 胡惟璇.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6(1):44-50. [8] 楊成玉,陈 虹.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中东欧16国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6(6):83-96. [9] 谢俊瑶.“一带一路”战略下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以东盟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6(9):172-173. [10] 邱 峰.中国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6. [11] 方 正, 翁静雅.双边贸易结构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J].民营科技, 2017(1):206-206. [责任编辑:金永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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