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及应对 |
| 范文 | 丁宝根 许一涌 彭永樟 摘 要：通信产业被认为是可能引领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伴随着中国境外投资热潮，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正成为中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之一。文章阐述了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现及根源，介绍了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现状，深入分析了“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风险和挑战，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促进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逆全球化;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 目前，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投资流量已持续多年保持全球前三位。伴随中国境外投资热潮，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所涉领域包括通信运营、互联网服务、通信设备制造、光纤光缆制造等，区域范围已扩展至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6年至今，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流量连续下滑，已由2016的1961.5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298.3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发达国家安全审查日益严苛、东道国政治风险呈现上升趋势以及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据此，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降低或化解风险，对促进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逆全球化”的表现及根源 （一）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现 “逆全球化”是一种重新赋权于地方或国家层面的思潮，即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的“逆全球化”和政治意义上的“逆全球化”。新一轮“逆全球化”在经济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迷。根据IMF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产出增速;2008年至2018年世界产出年均增速约为3.5%，而这期间世界商品贸易增速仅为2.5%，全球贸易增速远落后于世界产出增速。②国际跨境资本流动激烈下降。据IMF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约12.4万亿美元，达当年全球GDP的12%;此后，国际跨境资本激烈下降，到2017年已跌至5.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7%。③全球直接投资连续下滑。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9）报告，2018年全球直接投资（FDI）总额下跌了19%，即从2017年的1.47万亿美元下滑至2018年的1.2万亿美元左右，这也是全球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滑，跌回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與经济上的“逆全球化”相呼应的是政治意义上的“逆全球化”，主要体现为民粹主义复兴和孤立主义盛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经济动荡不安，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严重，主张“买本国货”、“雇佣国内工人”、“拿回工作”和“守卫国界”等“逆全球化”的本土保护主义。此外，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霸权衰落和新兴国家崛起等各种因素的触动下，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孤立主义浪潮，即成为政治上“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二）新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呈现诸多不稳定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步入持续低迷状态，引发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思。新一轮“逆全球化”已不是某单一问题或现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民粹主义复兴都仅是其中一侧面，从根本上讲，每一个侧面都呈现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所诱发的严重危机。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有失“公平”，加剧了社会结构性危机，此危机扩散至全球，致使不满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变为反对全球化，从而引发新一轮“逆全球化”问题;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所推进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总体发展，但却持续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这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公然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的重要原因;此外，欧美国家试图通过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来强化民族和种族认同，趋向于认同民族性、本土化以及保守的决策，惶恐、怨愤移民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及价值观念，从而进一步助推了新一轮“逆全球化”。 二、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电信运营企业境外投资能力增强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通信运营企业积极构建支持国际化业务发展的信息、通讯和技术等基础设施，其与全球110多家通信运营商建立了互联。截止2017年，中国移动海外网络建设投资累计达56亿港元，海外建有34个POP，设有分支机构达21个，业务范围覆盖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电信已与14个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建有陆缆直联，共建设有53个跨境陆缆系统，并在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拥有39条国际海缆资源和参与建设了11条海缆;中国联通海外直接投资业务收入达72.2亿元，境外自有POP数量49个和VPOP数量73个，连接东亚、东南亚、北美、欧洲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互联网企业境外投资取得积极成效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资金、技术等实力雄厚的大型互利网企业正成为中国通信行业“走出去”的重要生力军。近年来，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知名互联网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增加海外直接投资，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业务范围已扩展至全球。腾讯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广微信产品;百度在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搜索引擎产品国际化;阿里巴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全球电子商务平台（EWTP）的实现，以支持全球80%以上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促进普惠贸易发展。 （三）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境外投资成绩显著 作为全球领先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其IT设备、通信设备、智能终端以及解决方案已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应用，海外收入比重超50%。目前，华为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全球设有16个研发中心，其手机品牌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已超过苹果公司;中兴通讯已在法国、美国、印度、瑞典和日本等设有20个全球研发中心;中国惠天信息产业在境外设有10余家机构，其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和相关业务遍布欧洲、东南亚、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光纤光缆制造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强劲 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以及“一带一路”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光纤光缆制造企业正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目前，长飞、亨通、中天、峰火、富通已成为中国光纤光缆制造境外投资的主力军。长飞于2016年成立了非洲公司，接着2017年投资3600万美元成立了印尼光通信公司;中天科技2017年投资印尼工厂4000万美元、投资摩洛哥工厂2200万美元、增资印度工厂8000万美元用于光纤光缆的制造;富通集团在东南亚、非洲、中亚和欧美等地区直接投资额已超过1亿美元;亨通在东南亚、南亚、南非、南美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设有6个海外研发基地，在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营销技术服务公司。 三、“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一）发达国家投资安全审查日益严苛 近几年，中国通信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怀疑和猜忌。美国亚洲研究局专家Nadege Rolland认为，中国通信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的行为，不仅是个经济计划，更是个政治计划，且十分具有战略性。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Steve Bannon认为，应减少外国直接投资涉入美国的通信行业，并扩大和加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对通信行业外资的审查力度。受此怀疑和猜忌的影响，中资支持的坎宁布里奇资本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思半导体的计划被特朗普叫停。特朗普认为，此项收购计划可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涉嫌向外国投资者转移知识产权，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2018年初，华为已初步和美国通信运营商AT&T达成投资合作协议，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仍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此项投资合作。因美国民众大多数通过电信运营商购买手机，若无法与美国通信运营商建立合作关系，华为将失去开拓美国市场的机会。2018年以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诸多发达国家以网络安全为由抵制华为的5G投资。此外，美国还通过立法手段扩大和加强对中资通信企业的审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制定一项计划，旨在阻断中国通讯设备被安装到美国数据网络中;按该计划中的相关新条例规定，美国通信运营商不能购买“对美国通信网络的完整性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境外企业”的网络硬件或服务。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紧跟美国步伐，对通信领域的外资进行严格安全审查制度。据此，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面临着日益严苛的投资安全审查风险。 （二）東道国政治风险呈现上升趋势 所谓政治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或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给外商投资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波动或不确定性。在新一轮“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呈现上升趋势。MARSH发布的《2018年全球政治风险地图》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由此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风险。例如，北美地区，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强硬，中美贸易投资摩擦持续升级，中美关系不断恶化;拉丁美洲地区，委内瑞拉国内局势持续动荡，且与美国关系集聚恶化;欧洲地区，英国的退欧成为该区域的主要政治风险，英国无协议退欧的可能性变大;非洲地区，肯尼亚、加蓬、科特迪瓦、刚果等国家和地区政治斗争升温、暴力事件频发;中东地区，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暴力冲突不断，伊朗与美国关系持续恶化;亚太地区，朝美关系不确定性，中国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议依然紧张;与此同时，中国通信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大量的投资和业务，这些国家或区域政治风险的上升将损害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经济利益，也将影响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 （三）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 在新一轮“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投资者-东道国纠纷频发，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相关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年底，全球已知的投资者-东道国纠纷案件数量达855件，其中2017年全年新增65件，且涉及通信设备、软件及服务领域的投资纠纷较多。目前，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主要包括多边ISDS、区域ISDS、双边ISDS，其具体运行平台有ICSID、国际商会、UNCITRAL特设法庭、开罗国际商会仲裁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等。现行ISDS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的诸多问题逐渐显现。比如，在东道国政策变动和体制变革的情况下，ISDS将投资者利益保护与东道国政府的合理应对、民众的合理诉求对立起来，对投资者的利益诉求接受程度非常低;ISDS在自由裁量权、仲裁员资格、连贯性和透明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其合法性常遭到质疑;即使在ISDS仲裁下投资者诉讼可能取得胜利，但一些东道国因无法承受巨额经济理赔而可能选择退出ISDS平台，仲裁结果的执行便成为空谈。此外，截止2018年底，中国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但70多个投资协定已不能适应当前投资纠纷解决的需要。由此，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增加。 （四）中国通信企业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近年来，中国通信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强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但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通信企业相比，中国通信企业融入国际化进程的时间相对较短，其在境外直接投资时存在经验单一、风险管理意识不足等局限性。其一，中国通信企业普遍缺乏对东道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和安全等相关信息的全面了解，缺乏对境外投资合理分工和统筹协调，存在恶性竞争的问题;其二，中国通信企业面对东道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风险时，更多关注经济效益和短期收益，缺乏可持续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其三，中国通信企业是在稳定繁荣的国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境外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风险认识不足或准备不够充分，在境外拓展项目时缺乏详尽的前期风险评估，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预警机制及应对措施，当风险发生时缺乏预案，不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境外市场波动与境外政治经济社会风险。 四、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应对 （一）积极应对外资安全审查 “逆全球化”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资安全审查日益严苛，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中國通信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难度和投资风险。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是加强对东道国投资安全审查相关政策和法案的评估与理解，确定出东道国外资安全审查涉及的敏感主体和产业清单，尽可能的绕开监管雷区，避免直接接触东道国敏感产业核心部分，以减少境外投资阻力和风险;二是积极借鉴他国相关经验，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双边投资谈判，推动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本土化，达到双赢效果，以应对境外投资安全审查“歧视性”待遇;三是应减少政府对通信企业的行政干预，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淡化政府色彩，更多采取中外合资或合作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四是主动开展公关，调动道东国社会关系资源，对东道国政府和媒体全方位公关，营造有利的公众舆论氛围。 （二）加强境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呈现上升趋势。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一是投资前中国通信企业应主动与东道国政府沟通和谈判，并签订特许协定，同时办理投资保险或投资担保;二是投资后重托通信企业应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和战略来适应东道国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雇佣更多的当地劳工，与所在国企业进行合作;三是政治风险发生后中国通信企业应积极提出索赔，运用行之有效的战术进行合理谈判，向母国、东道国或国际机构寻求法律保护。据此，通过以上措施，中国通信企业可有效防范或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 （三）不断完善现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中国通信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重要保障或最后一道防线，而现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其一，中国应积极促成现行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参与其中，制定新规则，使之适应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能更有效解决中国与“走出去”目标国家的投资争端;其二，加快推进中国与境外投资目标国家双边投资解决机制的重新谈判，争取签署特别投资保护协定，以保障境外中国通信企业的经济利益;其三，积极推动区域性的独立的国际仲裁机构，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确定更加有效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更好解决中国通信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纠纷问题。 （四）强化企业自身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 中国通信企业境外投资经验单一、风险意识不强等局限性将导致风险发生概率的增加。对此，应不断强化企业自身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具体措施如下：一是中国通信企业必须强化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意识，重视对风险相关信息的采集与分析，鉴别和确定主要风险来源;二是采取不同的评估方法对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进行有效风险评估，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三是中国通信企业应改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体系，建立一个信息通畅、效率第一、反应迅速的风险防范应急体系;此外，政府应对通信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意识与风险管理的培训，以提升中国通信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综合管理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董琴.“逆全球化”及其新发展对国际经贸的影响与中国策略研究[J].经济学家，2018（12）：91-98. [2]刘斌，潘彤.美国对华投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最新进展与应对策略[J].亚太经济，2019（02）：101-111+ 151-152. [3]张宇燕.全球投资安全审查趋紧，国际投资格局面临重构[J].国际金融研究，2019（01）：8. [4]刘瑛.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海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18（06）：13-24. [5]王娜.逆全球化背景下国产手机产品出口如何“逆”势突围——基于美国商务部向中兴通讯发出出口权限禁止令的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18（07）：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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