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成都市发展动力研究 |
| 范文 | 程润华 马鸣远 卢阳春
摘要：2016年，成都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基础成功入选“国家中心城市”，但成都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有一定的距离。研究成都市的发展动力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很有必要。文章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以及构建发展动力评价模型对成都市发展动力进行纵向变化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并得出金融服务、文化实力和社会保障因子是正向影响因素，而国际贸易、能源效率和绿色发展因子是反向影响因素以及成都市发展动力在15个城市中处于中游水平的结论。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市；发展动力 一、引言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在2005年由住建部提出。2007年，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明确指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不仅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发挥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重要的门户作用。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数量和范围的报道纷至沓来。除京津沪渝穗等五个城市率先被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外，成都、武汉、郑州先后在《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被明确批复。虽然国家层面上对国家中心城市名单并未形成定论，但沈阳、南京、杭州、西安、深圳、青岛和厦门七个城市也在积极竞逐这个头衔。城市发展动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对城市发展的方向和未来起到决定性作用。城市发展动力具有多重内涵，涵括创新、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文化和交通等多个方面，具有系统性、多元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近年来，成都市作为西部中心城市之一，持续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尤其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天府新区建设等重大发展契机推动下，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辐射带动作用增强，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但同时，成都市与北上广深等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离真正的国家中心城市还有一段距离。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对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动力研究很少，而且关于城市发展动力的文献研究较为陈旧，大部分文献集中于对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如汪伟（2006），邓翔、李建平（2004），杨建芳等（2006）和Hsieh（2002）等人对经济增长动力进行测算；武鹏（2013），张同斌（2016），Bloom等（2001）以及Yang Du和Cuifen Yang（2014）等人对区域发展动力提升的要素保障进行了研究；李随成（2003）和宋思曼（2013）则构建了承诺城市发展动力指标体系。 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分析成都市发展动力的影响因子的纵向变化以及将成都市发展动力与其他14个城市进行横向比较，找出成都市发展动力影响因子的变化以及与14个城市的差距不仅对于成都市认清发展现状和差距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备完善城市发展动力指标体系和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选择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客观性、全面性、真实性”的原则以“发展动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创新系数、经济拉动力、社会保障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交通通达力和政策系数七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七个解释变量中，创新系数和政策系数单独作为乘数；经济拉动力选取GDP、第三产业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行衡量，社会保障力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医院和卫生院个数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进行衡量，环境承载力选取全年优良天数达标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单位GDP能耗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进行衡量，文化软实力选取年旅游总收入、文化创意产业GDP、办展数量、公共文化硬件数量和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进行衡量，交通通达力则选取航空港客货运吞吐量、铁路客货运输量和公路客货运输量进行衡量。本研究从各省市2010～2016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以及公开资料中选取15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这些样本数据包括26个子样本数据。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发展动力评价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三、成都市发展动力纵向变化分析 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金融服务因子、文化实力因子和社会保障因子三个趋势向上因子以及国际贸易因子、能源效率因子和绿色发展因子三个趋势向下因子。 （一） 趋势向上因子 1. 金融服务因子 由图1可见，在2010～2013年金融服务因子得分较低，说明在此期间，金融服务业对成都市发展动力提升的作用有限，这是源于该时间段内成都市金融业发展面临平台融资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压力较大及金融创新和金融维稳难度加大等问题，从而导致其与“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定位之间存在不小差距。但在2013年之后金融服务因子得分逐年上升，上升的幅度不断扩大，说明近3年来成都市金融服务业发展正在经历“蜜月期”，具体表现为金融业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金融外向度明显增强和金融创新积极活跃等方面，进而对成都市发展动力的提升发挥了较大的助推作用。 2. 文化实力因子 由图1可见，近五年来，除了社会保障因子，相比其他因子而言，成都市文化实力因子得分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该趋势表明文化实力的提高对成都市发展动力提升的作用日益增强。究其原因，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省级政策以及推动绿色发展的市级意见相叠加的机遇下，成都市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打造“文化之都”方面不断取得积极成就，即产业基础日益增强、文化节和博览会等重要平台逐渐建立、重点文化业态日益凸显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3. 社會保障因子 由图1可见，社会保障因子得分和文化实力因子一样均保持稳定的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表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断促进成都市发展动力的提升。究其原因，这与成都市在“十二五”期间不断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所取得的积极成效紧密相关，具体成效有：全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就业促进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以及基本建成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并且获得多项国家称号和积极评价。显而易见，这些积极成效主导了社会保障因子得分的平稳增长势头。 （二）趋势向下因子 1. 国际贸易因子 由图1可见，国际贸易因子得分以2013年为时间节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表明国际贸易发展对促进成都市发展动力提升的作用由渐强变为渐弱。经过研究分析，这种作用的转变离不开全球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从全球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于“不温不火”的发展阶段，但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发展动力不足状态将长期存在。这种增长疲软的外需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从中国来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改革创新和促进消费升级成为催生新的发展动力的主要途径。全球发展环境的“平淡无奇”和中国发展环境的“良态趋劣”使得成都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质量和效益提高为核心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助推了国际贸易作用的转变。 2. 能源效率因子 由图1可见，能源效率因子得分在2013年达到峰值以后，2014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从成都市单位GDP能耗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这两项数据来看，2014年相较于2013年均出现变差的情况。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位居当年全省倒数第二，节能减排进度不足90%，位居全省倒数，说明成都市节能减排的努力不够，进一步导致能源效率因子得分的下滑。同时，成都市2014年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同比下降，对能源效率因子得分的下降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3. 绿色发展因子 由图1可见，绿色发展因子得分变化波动较为明显，2013年之前波动较小，2013年之后波动较大。其中，2014年得分出现明显上升，这与当年成都市实施连续有效的治理措施带来的空气质量和水质改善明显有关。但2015年得分急剧下降，其原因在于秸秆焚烧影响的加剧以及气象条件、工业生产和尾气排放联合作用产生的臭氧污染的加剧。 四、成都市发展动力的横向比较分析 （一）创新系数的横向比较 创新型城市是开展国家创新活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引擎，是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方创琳，2014）。从表1来看，成都市创新系数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7，但与北京、深圳和上海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与身后的武汉、重庆、南京和西安竞争激烈。 （二）经济拉动力的横向比较 从表1来看，成都市经济拉动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8，处于中游位置，虽然排在北上广深津渝之后在“情理之中”，但与这些城市相比差距明显。另外，位于成都之后的南京、武汉、青岛和西安的得分与成都之间存在微弱差距。在国家中心城市竞争过程中，成都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并不具备很大优势。 （三）社会保障力的横向比较 从表1来看，成都市社会保障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9，处于中下游位置，比经济拉动力排名低一位，表明成都市社会保障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拉动力位居榜单前二甲的上海和北京依然表现很“抢眼”，居于社会保障力得分前二位，表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较好，而成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要弱于京沪。南京和青岛的经济拉动力排名低于成都，但社会保障力排名却高于成都，表明成都市的社会保障建设落后于南京和青岛等东部城市。 （四）环境承载力的横向比较 环境承载力描述了环境系统对人类活动支持能力的阈值，是环境系统功能的外在表现，是包含时间、空间和经济行为等自变量的函数（唐剑武，1998）。环境承载力的高低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根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环境污染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表1来看，成都市环境承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1，处于下游位置，印证了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时环境承载力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规律。 （五）文化软实力的横向比较 文化软实力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感染力、凝聚力、吸纳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罗能生，2010）。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区域或城市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衡量区域或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从表1来看，成都市文化软实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8，与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表明成都市在文化软实力塑造和提升方面存在较大不足。 （六）交通通达力的横向比较 交通通达力是衡量某个区域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达的难易程度的指标。研究表明，交通通达性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西部城市的影响尤为明显（殷江滨，2016）。从表1来看，成都市交通通达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6，但与北京、西安和青岛的得分接近，而且随着西部地区对交通投资的力度加大，西安、成都和重庆西部中心城市的综合性交通枢纽的地位相继得到确立。交通通达力已然不是成都市的发展动力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之間存在差距的主要因素。 （七）政策系数的横向比较 政策系数是根据15个城市的不同行政等级而主观赋予的定性指标，如表1所示，四个直辖市政策系数最高为1，最低是0.5（郑州），其他城市均为0.75。本研究将政策系数作为发展动力的乘数之一，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魏后凯，2014）。”成都虽为副省级城市，但与直辖市相比，在行政权力和管理权限的获取，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尤其是创新性制度安排的试点上存在差距。因此，在目前政府仍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的环境中，行政等级有别导致的“差别待遇”自然成为成都市发展动力与直辖市之间存在差距的重要因素。 （八）成都市发展动力的横向比较 根据表1，成都市2015年发展动力总得分处于“比上大不足比下小有余”的中游水平。成都市发展动力“比上大不足”表现为：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成都市发展动力得分较低，仅为20.64分，与重庆相比有近25分的差距，与“领头羊”上海的90.19分相比，有将近70分的差距。社会保障建设滞后、环境承载力排名靠后是产生差距的“罪魁祸首”。这些差距表明成都市发展存在后续动力不足的问题。成都市发展动力“比下小有余”表现为：虽然青岛、杭州、厦门和南京等东部城市发展动力得分排名低于成都，但这些城市与成都市得分之间的差距较小，从具体指标构成来看，在创新系数、经济拉动力、文化软实力和交通通达力方面的微弱差距表明这些城市与成都市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方面竞争激烈。因此，缩小与“北上广深”之间的差距、扩大自己的优势成为成都市在“千舟竞渡”格局中不断完善国家中心城市具备的功能，实现从当前的“准国家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转变的必然选择。 五、结论 本研究在利用因子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以及构建发展动力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先后对成都市发展动力的纵向变化和横向比较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成都市发展动力的六个因子按照变化趋势可分为趋势向上因子和趋势向下因子两类，每一类各有三个因子。金融服务因子、文化实力因子和社会保障因子属于趋势向上因子，对成都市发展动力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贸易因子、能源效率因子和绿色发展因子属于趋势向下因子，对成都市发展动力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掣肘。 从创新系数来看，成都市排名第7，与北京、深圳和上海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与身后的武汉、重庆、南京和西安竞争激烈。从经济拉动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8，处于中游位置，既与北京、上海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又与南京、武汉等城市相比优势微弱。从社会保障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9，与北京、上海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存在一定差距。从环境承载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11，处于下游位置，表明成都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成效不明显。从文化软实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8，处于中游位置，且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相比差距较大，表明成都市在文化挖掘和塑造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做得不够。从交通通达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6，虽然属于交通枢纽，但随着其他城市交通投资规模的加大，交通的优劣势会逐渐缩小。从政策系数来看，成都市属于副省级城市，与直辖市相比，在管理权限、资源获取、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比较弱势地位是成都市与直辖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汪伟.对我国20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學版），2006（03）. [2]邓翔，李建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J].管理世界，2004（11）. [3]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05）. [4]Hsieh and Chang-Tai. What Explain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ast Asia？Evidence from Factor Marke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03）. [5]武鹏.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J].中国工业经济，2013（02）. [6]张同斌.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兼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J].经济科学，2016（05）. [7]Bloom， Canning and Sevill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R]. The NBER Working Paper， 2001（01）. [8]Yang Du and Cuifen Ya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Labor Market Change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4（04）. [9]李随成，蒲国利，梁工谦.城市发展动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11）. [10]宋思曼.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D].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2013. [11]成都市金融工作局.成都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R].成都市金融工作局，2017. [12]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广局.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R].成都市委宣传部，2017. [13]方创琳，马海涛.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综合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J].地理学报，2014（04）. [14]唐剑武，叶文虎.环境承载力的本质及其定量化初步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1998（03）. [15]罗能生，郭更臣，谢里.我国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10（09）. [16]殷江滨，黄晓燕等.交通通达性对中国城市增长趋同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J].地理学报，2016（10）. [17]魏后凯.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4（01）.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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