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精准扶贫视角下政策性农业保险福利效应研究 |
| 范文 | 任石 摘要：文章基于四川省9县市入户调查微观数据，从精准扶贫视角实证研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反贫困福利效应，研究表明30%低收入农户由于陷入“贫困陷阱”，福利效应不显著，而70%高收入农户能够利用农业保险平滑消费，极大提高社会的福利效应。最后，从政府精准补贴、实现自主造血，开发特色农险、提高精准覆盖，普及农保政策、提高农户意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有效促进农保扶贫。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性农业保险；福利效应 一、引言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指导方针，也为农村保险扶贫运行开辟了道路。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十五年聚焦“三农”问题，从2004年提出要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作为改革目标，到2017年再次重申脱贫目标并提出要“要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支持贫困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价格保险，通过中央财政以奖代补等措施有效拓展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费补贴”的战略目标。 四川位于我国的西部地区，虽然近几年农业保险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其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很大，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 的冲刺阶段，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較深，脱贫的难度也就更大。受四川省的地理位置影响，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及流感病毒、农作物病虫害等疾病频发。作为传统的以农作物多样性扬名的农业大省，传统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依然是贫困地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其生活生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增长。2007年4月，财政部率先提出在四川、湖南、内蒙古、新疆、江苏、吉林6省开展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紧随其后，四川省财政厅以及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以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自开展以来，保险试点品种从最开始的小麦、水稻、玉米等少数几个品种，到宜宾的能繁母猪保险，再到养殖业中的奶牛、育肥猪等各大品种的全面覆盖，特别是近年来针对贫困地区量身定制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一是为支持藏区农牧业发展，积极开展“牦牛保”；二是“惠农保”造福彝区；三是“特农保”扶持彝区产业发展。四川保监会提出积极推动“扶贫保”产品在深度贫困县落地扩面增量，针对深度贫困县特点创新保险产品，开展特色农险，引导保险资源向深度贫困县倾斜，加大保险保障广度与深度。这从农业保险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可能性。 虽然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扶贫方面具有特有的机制优势，但是从精准扶贫视角来看，四川乃至我国农业保险扶贫依旧还存在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项目安排不精准、保险补贴不精准与扶贫到户措施不精准等问题。 二、文献综述 针对农业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当前的研究大都是定性研究农业保险扶贫存在的问题以及保险扶贫模式的优缺点。付正等（2017）以保定市为例，从农户、保险公司和政府多角度提出农业保险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农业保险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李鸿敏等（2016）和陈新等（2017）基于河北省“阜平”模式提出农业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几条路径：政府精准扶持、保险公司精准开发、农户精准教育，指出农业保险是精准扶贫的有效工具；黄延信与李伟毅（2013）认为农业保险扶贫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业保险产品设计不合理，产品单一，大多都是实行统一费率和统一保额，农民的可自主选择余地很小；谭正航（2016）研究提出，从精准扶贫视角来看，我国农业保险扶贫还存在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项目安排不精准、保险补贴不精准与扶贫到户措施不精准等问题，法律制度不完善是主要的原因。 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福利意义的研究中，邓维杰（2014）根据其对四川省79位各市（州）县扶贫移民局负责人调查得出，四川省精准识别存在规模排斥、区域排斥和识别排斥，精准帮扶存在需求排斥和市场排斥等各种排斥现象，这极大地减弱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福利效应。姚寿福（2016）利用我国1982～2014年的数据对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具有稳定作用，能够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并对农业资源合理配置有显著作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而从长期来看，保障农业的顺利运行，扩大再生产，最终实现社会效用的增加以及带来社会福利的净增加。这一结论在李军（1996）、俞雅乖（2008）、钟甫宁（2008）等学者的文中也能找到相同点。聂荣等（2013）利用其对辽宁省8个县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提出微观上农业保险有助于实现农户自身福利效用最大化，而在宏观上能够促进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进入良性循环。 国外学术界没有“精准扶贫”这一理念，但是贫困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他们主要从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方面和政府补贴效应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的福利效应进行研究。Richard（1982）利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模型研究得出，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因为这极大降低了农民因灾受损的程度，近似形成了稳定的补贴效应。随后Yamauchi（1986）利用日本农业保险的案例对农业保险的稳定补贴效应进行了验证，得出了相同的结论。Ozaki（2007）利用1993～2004年的数据对美国农业保险研究得出，农业保险能够有效转移风险，而政府较高的补贴可以促进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以及提高对农作物的保障水平，进而增加农民的福利效应，这与Babcoke （2002）得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在另一方面，Chambers（1989）运用帕累托最优约束得出政府过度的补贴会导致多风险作物保险失败，农民会用农业保险代替传统的金融工具进行盈利而不是为了规避风险，从而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就违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设立的初衷。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农业保险补贴制度不仅能够稳定农户收入、减小贫困程度，而且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可以保障农户的基本收入，极大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许多的案例都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很大的存在必要性。 综上所述，农业保险具有消费的正外部性、合理配置资源、稳定农民收入、分散风险和促进农业发展的特点，目前学者主要针对农业保险扶贫模式、财政补贴、政府调节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大部分相关成果缺乏精准扶贫理论指导，研究思维有些单向，对农业保险扶贫福利效应更是鲜有研究。国外学者对农业保险运行福利意义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方面进行的，很少有从微观数据对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本项目的研究主要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反贫困福利效应进行。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对农户户主的入户调查微观数据。综合考虑四川省各贫困地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情况与经济发展状况，选取调研地点，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向选中的农户发放问卷，收集了包括样本农户的基本信息、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信息及消费需求等，收回问卷482份，最后进行数据处理，提出不真实的问卷及删除离群值，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43份，问卷有效收回率为92%。 （二）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业保险反贫困的福利效应，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型变量，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Consume=β0+β1subsidy+β2insurance+β3evaluate+β4Controls+μ（1） 本文利用消费作为反贫困的替代变量，为了探究影响消费的因素，从农业保险、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家庭农业投入四个维度来研究。 （三）描述性统计 在443份有效问卷中，农户投保率为40.2%，说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率偏低，结果还发现有75个农户不知道政策性农业保险，占总数的17%，其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说明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还不够。表1呈现了本文模型中主要变量的说明及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收入越高，家庭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所以家庭的贫困程度可以通过家庭消费行为直接反映。本文利用家庭消费支出作为家庭贫困程度的替代变量，假设越贫困的家庭，家庭消费越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反贫困的福利效应就越显著。 表2回归结果显示，第（1）是全样本下的回归结果，第（2）、（3）列分别是参保农户样本和非参保农户样本的回归结果。政府补贴与消费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全样本中，把未参保农户的政府补贴设定为0，表明农业保险补贴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增加农户的社会福利。教育水平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消费会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与未参保农户对比，参保农户的系数值较大，可以认为教育水平对参保农户的边际影响更大，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会提高认知能力，使农业保险的保障效应得到验证。农业收入占比与消费显著的正相关，且参保农户的边际效应更明显，说明收入能够极大促进参保农户消费，减弱其贫困程度，从而也验证了农业保险的反贫困效应。 为了进一步更准确研究，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以30%为界，再分别对参保和未参保农户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2中第（4）和（5）列分别是低收入农户参保和不参保的结果，可以看出其系数基本都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收入、储蓄、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变化不会明显影响消费，可能是由于低收入者正处于脱贫的初级阶段，没有财富的积累，说明其可能正处于“贫困陷阱”中，这时需要进一步实现脱贫目标。第（6）和（7）列分别是高收入的参保和未参保农户的回归结果，其系数的正负和显著程度与表2大致一致，说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反贫困福利效应在高收入农户得到了验证，其有能力实现消费平滑，这正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9县市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精准扶贫视角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其能够促进农户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反贫困的福利效应。故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政府精准补贴，实现自主造血。政府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品种和范围，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农业基地，要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的带动和组织作用，实现“先脱贫”积极带动“后脱贫”的转变、从“政府输血”到“自主造血”的脱贫目标。 第二、开发特色农险，提高精准覆盖。保险公司应根据贫困地区不同的农业发展情况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的差异来制定因地制宜的特色农业保险，如四川贫困地区的“牦牛保”、“惠农保”、“特农保”等，让每个农户都能选择自己需要的农业保险，有效提高投保率。 第三、普及農保政策，提高农户意识。农户是农业保险的主动方，而每个决策者都是最大化自己的福利效应来制定生产决策的，所有只有农户自己对理赔程序和保费补贴等有了很好的了解之后，他们才会积极参与投保，享受农保扶贫带来的好处。目前贫困地区的农户农保意识不强，需要政府予以引导，加大宣传。 参考文献： [1]付正，宋蔓蔓，徐佳怡. 农业保险实现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以保定市为例[J].河北企业，2017（03）. [2]李鸿敏，杨雪美，冯文丽，等.农业保险精准扶贫路径探索——基于河北省的“阜平模式”[J].时代金融，2016（30）. [3]黄延信，李伟毅.加快制度创新 推进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 2013（02）. [4]谭正航.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我国农业保险扶贫困境与法律保障机制完善[J]. 兰州学刊，2016（09）. [5]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06）. [6]姚寿福，马理瑶，粱晓凤.关于加快农业保险发展的思考——基于我国农业保险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6（01）. [7]李军.农业保险的性质、立法原则及发展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1996（01）. [8]俞雅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及绩效——浙江省“共保体”的实践[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9]孙香玉，钟甫宁.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02）. [10]Just R E， Rausser G C， Zilberman D.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J].Cudare Working Paper，1982. [11]Yamauchi T. Evolution of the crop insurance program in Japan[J].1986. [12]Ozaki V A， Shirota R. The Experience with Crop Insurance in the USA： Evolution and Performance[J].Funenseg.org.br，1970. [13]Chambers R G. Insurability and Moral Hazard i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arket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03）. *基金项目：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精准扶贫视角下农业保险运行模式及福利绩效研究——基于四川省入户调查微观数据证据”（项目号：201710626080）。本研究为四川农业大学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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