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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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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希腊哲学家先生在为其出版的著作《克里格-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理论》的希腊语版作序时，曾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一题做出过如下“预言”：“综上所述，该事件也许将成为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转折点，因其开启了释放这些武装力量，尤其是亚洲地区武装力量的途径，这使得西方势力的处境日渐尴尬，却又不得不敬畏之。”

“如果将1919年甚至是1945年的世界地图与当今的世界地图相比较，任何人都可以立刻领会到，在这个世纪还将会发生比1989年的这次事件更加戏剧性的转变。之前的各种运动，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则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催化剂，不仅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更改变了世界版图，打破了各国的权力均衡。”

“没有共产主义革命，21世纪的中国，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都无法取得如今这样的成就。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衡量事物的思想是浮于表面的。历史的实质并不是凭空得来，而往往形成于全球范围内的新生势力取代旧有势力的过程当中。”

“一带一路”这个提法来源于历史，如今则同时代表着中国和整个亚洲的振兴。历史并不是以直线的趋势发展，而是伴随着各种突然的爆发。当历史的各种能量积蓄到某一个临界点时，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便随之而来。“一带一路”应被视为全球性的工程。本世纪中国和亚洲的新兴，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的财富将被重新划分并形成新的格局。

在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全球化进程之于拥有着发达工业的西方世界来说，本质上其实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美国的外交优势上的。西方将全球化视为“活动领域”的扩张，但也开始意识到由于国际竞争的日渐激烈，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也许在将来，被全球化进程“破除“的国界，会因财富分配斗争而被再度筑起（如因政治竞争造成的经济禁运、难民潮、宗教冲突等）。

二战和1989年的冷战后，美国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唯一霸权。这位霸主认为他们有绝对权去相信历史正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方向发展，这场胜利就是证据。他们还认为，应将自己制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强加于整个世界。在任何一个时代，霸主的意识形态都会被应用于此。霸主会在全球市场和人权方面存在的普世教会主义（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理念）中同样取得胜利。西方这种建立在宗教自由主义和人权之上的社会组织正在受到来自自身的威胁，如人口因素，大国间日趋激烈的财富分配冲突等。比如，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要素之一，自由贸易的方式较之几年前已大有不同（商业和政治壁垒等），因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主义不仅不会获得成功，甚至有可能因激烈的分配冲突（政治危机）而改变宗主国本身的民主特征。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的霸主或持续不断的直线发展。

“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为构建其外交政策框架而提出的战略发展计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会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得以复兴。如同中国的幅员辽阔，一带一路工程规模之庞大令人称奇。对于致力于研究中国发展的学者们来说，仅考虑中国的财政数字，“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着实“出人意料”。对于这种全球性质的战略计划，仅仅片面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应当全面跟进。在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地理和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的相互作用才是重点。

在2013年，中国在拥有了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和文化力量的前提下已经具备了在极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失调、政治环境动荡、国家和地区竞争、美国意识层面霸权危机）推行全球性政策的条件。正如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到的，若非必要或条件充足，或发展所需，社会不会将责任加于自身。

“一带一路”计划本身的某些特点使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该计划没有设定明确的最终目标，也没有给出时间表，一切都会随着未来国际环境的发展因势而动，与时俱进（中国战略）。

事实上，“一带一路”不设立明确可衡量的最终目标这一举动也受到西方声音的诟病。而如此制定是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全球化模式的替代提案并因此涉及到意识形态层次，这本身是不可衡量的，但会在未来通过该计划在实施中东西方社会对其的受用和反应中有所体现。全球化模式及中国提出的其相关特性，会从东方尤其是中国所全面认知的全球化及现状中展现出来。中国渴望一个更加公平而稳定的世界，于是便想要也必须参与到21世纪构建世界秩序的活动中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为全世界，实际上也是倾向于”弱势国家“进行财富分配的全球化模式的另一种提案，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特征，致力于构建双赢的经济合作。

至于该计划的战略和技术实施层面，早在计划提出之初便通过动员各界政府和社会团体并在全世界展开相关论坛并以此蓄力。尽管并没有清晰全面的路线计划，换句话说，并没有明确的经济走廊，“一带一路”计划会在环境、合作关系以及各种事件的不断发生和变化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在仔细研究过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后不难发现，政府已筹备该计划多年，并将其列入重大战略计划之中。

“一带一路”的另一项革新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该项目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定位为中国人民，即将该计划的成果制定为“国民事务”。在对外方面，该计划则直指别国政府，企业界和寻求双赢局面的社会各界，这与之前的殖民统治完全相反。正是这一特点使“一带一路”计划区别于经常被国际学者用来与之相较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并不是普通的单一民族国家，她庞大而复杂，所以在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过程中，会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使其各方更加紧密团结。

“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同意义。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该项战略计划的实施深入到社会各界中去。而社会各界也会为外交计划的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广义的角度上，“一带一路”同样与国家利益的概念相辅相成。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展现的开放姿态为自己创造了更广的利益范围（能源安全，金融投资，参与国际性组织，参与组织新的维护经济和稳定的国际性组织）。

“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现有的生产结构直接相关。中国通过引入“新常态”而改变现有的经济模式，放缓经济建设步伐，在高科技、重创新的基础上从劳动密集型结构向资本密集型结构过度，从而形成高收入经济体。同时，“新常态”指的是改良升级现有各个行业。近年来，中国本土的人工成本在不断升高（而在过去低人工成本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旨在将劳动密集模式植入“一带一路”计划所涉及的拥有大量非技术熟练工的周边国家中去，以此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双赢模式）。另外，中国也同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将自己在必要基础建设中剩余的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流通到有需要的国家中去。

“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中国乃至亚洲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有能力就国际范围内的关键事务提出意见和应对方案，而非仅仅作为受众参与其中。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过程中，政治因素将渗透到经济因素中。

“一带一路”计划也拥有其地理特征。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掌控德国即掌控世界和欧亚大陆的概念自有其道理。而在中国逐步发展的今天，掌控世界的关键点变为了西伯利亚和以亚洲为中心的地区。中国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应与俄罗斯建立结构关系，另外应意识到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一带一路”计划应重点着眼于不同外交国家的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当今世界的发展巨大而迅猛。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欧洲启蒙运动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一般，科技的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与机构能够得以沟通交流。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体制下出现了全新的改变和挑战。人们不仅可以与身边的人沟通，甚至可以通过网络与地球另外一端的人进行实时通讯。信息时代和现代技术发展作为舆论的加速器，使得全民都能参与到政治事件中来。在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正在加强。世界主要问题，如环境、气候、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水平、军事冲突、宗教冲突等，通过现代科技全部展现在人民眼前，而这也更激发了人们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和愤怒。

在地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以及在不均衡的财富分配方面产生的差异，使得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深感发达地区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在“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区需和平共处，平等互惠，否则一旦嫌隙产生便会对计划的实施产生影响。“一带一路”计划同样是一场文化的交流，在实施过程中会与如穆斯林、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发生碰撞。

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先生相信，在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宗教自由主义、统一的全球化市场和人权斗争将不会终结。然而，马列主义中对于全球主要社会矛盾中的一些修辞却已不再被使用，如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等。全球矛盾的重点正在由政治争论向文化价值观（如人权问题）的方向转变，而文化则变成媒介壁垒，避免卷入全球财富分配的竞争中来。至于财富分配的矛盾则会愈演愈烈并被各地的文化差异赋予各自的政治意义。由于拥有其符号价值，文化差异也会变成影响大众的手段之一。南-北或东-西式对比被视作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对比。其中一个关于中东制度环境的实例中，加剧的财富分配矛盾被视作塞缪尔·亨延顿理论中的“文明的冲突”以及冲突双方同属一个政治环境下的“民事冲突”。

“文明的冲突”一词，通常用于形容西方势力与非西方势力在精神层面发生的冲突。PanajotisKondylis先生对此的见解是，世上并不存在文化冲突，冲突往往是缺乏文化的表现。在“民事冲突”（IS、逊尼派、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等）中，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并被用于权利争夺。

“一带一路”计划及其所有组成（国家、企业、社会团体等）将会在其途经的地区与不同的政治实体不期而遇。只有存在异国文化的条件下才会存在挑战，因为其会对各个本土个体所持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只有当“国外”的价值观会带来潜在威胁时才会有冲突出现。因此，创造双赢局面是计划的关键，它将打开与不同文化实体展开对话的通道，建立真实且深入的关系。创造双赢局面也是彻底了解彼此的方式。美好的愿景尽管得来不费功夫，但仅有愿景并不能了解文明的内涵。

海尔（PelagiaKarpathiotaki）希腊中国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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